读书杂志是谁写的

沈昌文是《读书》杂志的主编，他延续了他们那一代人，甚至下一代人的精神和文化追求。他编写的《读书》对学术文化进行了深度的思考，又不失大众轻松的风格，影响了一大批中国的粉丝读者。

早在1970年，被打成“陈范集团”的陈翰伯、陈原和范用在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谈起办刊物，设想待日后海晏河清，要办一本读书杂志。八年后，他们的理想初现曙光。书禁初开，“二陈一范”也分别从干校回来，入主出版界几大机构。其中陈翰伯任文化部新闻出版局代局长，陈原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范用则是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范用提出由他任总经理的三联书店主办《读书》杂志。1979年4月，《读书》创刊号面市。第一篇就是李洪林的文章，原名为“打破读书的禁区”，后由范用改为“读书无禁区”，简洁、坚定，像发刊词一样，举起了一面读书人的旗帜。《读书》创刊号印刷5万册，几天内就发完了，马上加印5万册也销光。开篇宏文“读书无禁区”激起无数回响。《读书》编辑部接到大量反对的来信。反对的言论大致分为两种:一是担忧没人把关，思想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将会被垃圾文学污染；二是担忧是禁门大开，封资修将从此占领我们的文化舞台。类似的论辩也在党的思想中枢中宣部内进行。李洪林后来被胡耀邦调入中宣部，任理论局副局长。有同事当着他的面争论：小学生能看《金瓶梅》吗？1980年，沈昌文任《读书》主编，“读书无禁区”激起的波澜仍未平息。“我几乎天天要同这一件事打交道，这也才知道它真正的份量。”沈昌文曾多次代表《读书》杂志就“读书无禁区”一文做检讨。1981年4月，《读书》两周年，沈昌文向陈翰伯报告了“读书无禁区”发表后的反应，希望他能就此文表个态。于是， 陈翰伯在亲自撰写的社论“两周年告读者”中，对这篇文章给予很大支持。文中写道：“我们重申我们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在我们的当代史中，人人尽知，确实发生过史无前例的禁书狂飙。‘四人帮’垮台后，风沙虽然已过，不敢重开书禁的还大有人在。当时我们针对时弊，喊出‘读书无禁区’，深受读者欢迎，我们非常感激。”此文归纳了读者的反映，一是《读书》不怕顶头逆风，不信歪门邪道，坚持解放思想。二是不登打棍子的文章，不同意见平等讨论。三是《读书》博采中外，掇拾古今，提供知识。四是文风可喜，一般没有废话、空话，八股文那套起承转合，不知所云的东西也比较少。

《读书》这本杂志，曾是中国读书类杂志的范例。在他的贡献下，《读书》笼络了一批时下中国文化界最忠实的读者，这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