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散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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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之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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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文献问题，是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研究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些问题缺少深入的研究，存在着很多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现象，比如，通常把中国历史文献的毁灭归罪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20世纪20年代，又有“古史辨”派，对古代文献进行了质疑，认为“东周以上无信史”，对以往的古史系统进行了重要的摧毁。这些都涉及到古史文献问题。要真正清理这些问题，确实繁难，难就难在材料的缺乏和历史时期的漫长上。在这里，我主要就已有的材料，对已有的结论进行反思，提出自己的想法。 （一）上古文献概况根据中国远古的传说，伏羲时代已经创造出复杂的符号体系（八卦符号），黄帝时代已经创造出完整的文字体系（苍颉造字）。对于中国来说，在先夏时期（一般来说即早于4200年前）已经出现了相当多的文字符号或类似文字的图画、图案、符号，它们通常被保存在陶器、骨器、岩石等耐久性的载体上。在中国古代文字中，有“典”、“册”字，它们又连称为“典册”；从其文字的象形结构可知，它们是用绳子将若干个长方条形的木版或竹版串起来，其用途则是在上面刻写或书写文字。根据古人的记忆，殷商先人“有册有典”，也就是说，那时已有图书。可是，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典册实物，最早的只是战国时代的竹简。根据《尚书序》记载，上古帝王遗书有《三坟》（记述三皇事迹，“坟”可能指泥版图书）、《五典》（记述五帝事迹，“典”为木简或竹简图书）、《八索》（即易经八卦的原版，“索”为结绳纪事符号体系）和《九丘》。《尚书序》解释《九丘》为：“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显然，《九丘》可谓当时的“国土资源白皮书”。中国的图书档案文献馆，至少夏代已经出现。《吕氏春秋·先识》记有：“夏太史终古见桀迷惑，载其图法奔商；商内史向挚见纣迷惑，载其图法奔周；晋太史屠黍见晋公骄无德义，以其图法归周。”这表明，夏代已有图书典籍，商代当然也有典籍图书，而且这些图书最终又都被收入周王室图书档案里。西周平王东迁、王室衰微，春秋争霸、战国争雄，历时五百年之久，社会动荡不已，诸侯之间的争战就是毁坏文献的主要原因。因此，至少从春秋初期已经开始大规模地毁坏中国上古文献，历经战国而不休止，致使文化典籍遭到严重毁坏，散佚殆尽。（二）春秋战国时期的毁书运动据研究，早在2500年前，周朝的图书、档案、文献典籍神秘地失踪了（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是占卜后被遗弃的殷商和周朝的甲骨文），它们记载的中国上古历史文明与文化信息也随之消失。据古籍记载，原因是这样的：公元前520年周景王去世，嫡长子不久亦去世，周王室在继位问题上发生内乱，嫡次子王子丐被立为周敬王，庶长子王子朝将王子丐驱逐出王城（今日洛阳）并自立为王；公元前516年秋冬之际，晋国出兵支持周敬王复位，王子朝见大势已去，遂携带周室典籍投奔楚国。此事件有《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曰：“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公元前505年，周敬王派人入楚刺杀了王子朝，《左传》在记录此事时没有再提及周室典籍。从此，这批图书文献便消失无踪。事实上，除了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之外，我们没有见到任何春秋战国以前的图书档案文献资料的实物。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此之后的2500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文人学者去追寻周室典籍的下落，这批人类文明史上的无价之宝就这样被国人遗忘了。（见王红旗：《人类文化史的巨大损失，我们今天仍然有希望找到》，引文有变动）同时，诸侯内部为了放弃自己对王室的责任和义务，也自动销毁图书。《孟子·万章下》中记载：“北宫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经过这段时期，中国上古文献已经毁坏无几。（三）战国时期的所谓造伪运动新辨这种情况发展到战国晚期，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已经丧失殆尽。于是，当时的有心之士（诸子）积极奔走，拯救文化典籍，他们凭着对曾经阅读和研究的古代典籍的记忆，进行补写追记。这就是战国时期“曰若稽古”式的抢救运动，因此，战国晚期涌现了关于古史的新著作和新说法。这些图书虽出自当时的人之手，但要署上原来作者的名字，即上古圣贤的名字。可这种现象被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古史辨派”错误地称作“伪造古书”，而署上古代圣贤名字的现象反被当作古书作伪的证据，实在是对当时这场文化抢救运动的真正意图的歪曲。至于很多新书署名黄帝等，并非假托先圣之名来抬高身价，树立权威，而是“曰若稽古”，补写出来只有依旧要写上古人的名字，以明确作者的真实归属。因此，战国晚期的所谓“造伪运动”是一场重要的文化抢救和拯救运动，很多濒临绝迹的古代历史和文化思想，由此得以保存。至于这些为抢救古代典籍而形成的新著作，内容存在着矛盾、抵牾之处，也在所难免，合情合理。本来。诸子之学就是“道术为天下裂”的产物。古代王官之学衰落之后，文献流散到民间，现实的种种弊端也促使人探索拯救的方法，于是，私学兴起，诸子各得一隅，各执一偏。我们只有抱着一致而百虑的态度，才能将诸子百家整合起来，从中看到上古王官之学的整体面貌，以及诸子的继承和发扬。同样，我们只有从总体上来认识它的合理性，才能从纷纭复杂的抢救运动中，看到同归而殊途的历史潮流和卓越贡献。对古史古书的质疑本无可厚非，但20世纪初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中国历史的怀疑，是基于一种根本错误的观念之上。因此，它在学术怀疑的过程中，实际上是虚设了历史的真相以及文化发展的规律。实际上，经过春秋战国五百年之久的战乱动荡，燃眉之急是希图社会恢复秩序，根本无暇顾及文化传承，因此，中国文化经过春秋战国的动荡时期，根本没有“层垒地造成”的历史条件，只有灭绝之虞和补救之急。（四）秦朝的 “焚书”和“坑儒”后世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评价夸大失实。秦朝的焚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甚至都不是主要的部分。秦朝当时明令：“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可从后来传下的图书看，秦记、博士官所职之书并没有流传下来，而百家之书倒流传下来得非常多，而上古文献之“诗、书”则寥寥无几，这是为什么？这只能说明，上古文献在秦朝推行焚书令前已经被长期的战乱毁灭殆尽，否则，就会和百家之书一样多地流传下来。另外，造成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恰恰是诸如淳于越之流的儒生。他们迂腐无知，脱离当时天下尚定、百废待兴的形势，以古非今，求全要求现实，与整个社会迫切渴望安定、改弦更张的现实要求发生严重的错位。同时，他们又受当时功臣阶层的鼓惑和怂恿，主张推行分封制度，这样，那些新朝功臣就能裂土称王。这与秦朝认为封建制度是造成春秋战国动荡局面的根本原因，从而提倡加强集权的认识完全背离，从而酿成了“焚书”之祸。“坑儒”的原因也与此基本一样。一批儒生（方士）投机钻营，以知晓长生不老之术蒙秦始皇，后来被揭穿，受到 “坑儒”的惩罚。至于“坑儒”也只是杀了460名方术之士，要说这460名的方士正好就是中华上古文化的载体，那只会贻笑大方！相反，列国长期相互征发，杀人盈野。一个长平之战，秦国就坑杀了赵国40多万的俘虏。与此相比，“坑儒”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可后世却没有“坑民”、“坑俘”的频繁声讨，这只是说明“坑儒”是被后人过分歪曲和放大而已。（其中细节，此处不作详言，笔者另有专文论述）还有一个证明，战国中晚期，在中国的东西方，出现了两大学术中心，这就是西方以秦国吕不韦为首的“咸阳派”和东方以齐国首都临淄为中心的稷下学宫派。双方都聚集了数量庞大的学术队伍。可我们从他们留下的学术著述中，看不到稷下学宫派对上古文化的研究、引述和总结，而“咸阳派”也只是保留下来上古文献的依稀的影子。这主要见于《吕氏春秋》。《吕氏春秋》由秦国丞相吕不韦召集门客集体写成，成书于秦国统一六国和焚书之前。而且，秦国占有西周的故地，应该保留西周大量的文献乃至上古文献，可我们从《吕氏春秋》中只能看到，主要则是整合诸子百家的企图。这就说明在当时，古代文献不待秦国统一六国之后，就已经毁坏散佚殆尽。真正保留下来的，只是后来成为“六经”的几部文献中的部分内容。即使是这些文献，作为上古文献的残留，也只是沧海一粟，何况其中还有非上古的文献夹杂其中。到了秦末战争，项羽一把大火烧了咸阳宫，焚毁了多少上古文献已不得而知了。这自然是中国古代文献的又一次浩劫。因此，西汉初期，经过民间多方搜求，能够找到的中国上古文献实在稀少，而其中被奉为“六经”的书中，真正属于古代文献的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保留下来的上古文献，实在是劫灰之余。司马迁写《史记》时，可依赖的文献更是稀少，这大概是他四处寻访，探听民间遗闻作为辅助史料的主要原因。而上古的历史影子，其实主要保存在战国诸子的书中，虽然零散并相互之间有抵牾，可毕竟是各家努力贡献各自记忆的成果。因此，慎重对待和梳理诸子著作中的古史记载，是探求古代历史和古代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五）刘歆的古文经、王莽改革的问题西汉的建立，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动荡，出现了和平安定的局面。这样，藏匿在民间的残存的古代文献典籍逐渐浮出。而西汉时期，尤其是武帝时期，由于长期的战乱和始皇的焚书，古代文献典籍不但残剩无几，也难于搜求，可谓有献无文，即只有当年专治某经的学者博士，而难以找到完整的典籍，文化浩劫之惨重，于此可见一斑。因此，当时对古代文化的抢救、整理和保存工作，首先就是派人到民间寻找尚在的学者，让他们口授古代的经典，加以笔录整理。晁错寻找伏生的记载就很典型。这些笔录下来的典籍，使用的书写文字既不是秦朝以前的大篆，也不是秦朝统一文字是确定的小篆，而是当时流行于民间的书写方便的隶书，即“今文”。这样保留下来的古代典籍，首先被新朝政府确定为王官之学的经书。后来，又发现了古文书写的典籍。为示区别，就把此前用当时的文字抄写整理的经书称作“今文经书”或“经今文”，而把后来发现的用古文书写的典籍叫作“古文经书”或“经古文”。西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质上是一场复古更化运动，就是尊崇今文经。可到了西汉末年，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改革势在必行。王莽应运而出，担负改革的重任。王莽分析造成社会危机的思想文化原因，认为以今文经为代表的儒术不能实现真正的复古，这是造成现实危机的主要文化原因。这样，改革的指导思想就要转用古文经，用古文经才能实现真正的复古。而当时的古文经学者刘歆影响最大，加上他身份特殊，因此，古文经学的倡导任务就历史地落在刘歆的肩上。因此，古文经学的兴起并非由刘歆为王莽篡汉而作，而是当时改革者分析时弊的学术反映。古文经学更不是如廖平、康有为、顾颉刚等人所谓的是出自刘歆的伪造。因此，晚清的疑古派和现代的古史辨派的认为刘歆伪造古经的结论毫无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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