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报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是谁

曾参予百日维新后来成为改良派领袖的康有为在海外发表了《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止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阐述了他反对革命排满、主张立宪保皇的立场。康有为写这封信，是因为南北美洲华侨中的保皇会会员曾对康谈到他们向往革命。他们认为，保皇会一向忠心保皇，但清王朝却缉捕保皇会员，对其或杀或监，既然这样，不如“以铁血行之，仿效华盛顿革命自立，或可以保国民。”于是康有为写了这封复信加以反对。他在复信中说，要把慈禧、荣禄之流与光绪皇帝区别开来，慈禧等人虽然昏暴，欺国虐民，但光绪却是个圣明皇帝。他并且说，后党秉政的局势不久就会改变。康有为在这封信中以庸俗进化论为依据，博引旁征、洋洋万言地论述了他的保皇理论。他强烈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的作法，并罗列了中国不能进行革命的四个理由：一曰革命残酷，二曰国情特殊，三曰革命必然招致外国干涉，四曰皇帝圣仁。他又攻击革命派的反满口号是无的放矢，“大怪不可解”，因为他觉得满汉早已平等。因此他作出结论说：立宪容易，革命困难，立宪有利，革命有害；只可以立宪，而不可革命。由于康有为在海内外名气很大，他的这些保皇言论具有很大的欺性。他的门生信徒又把这些言论编印成册，广为散发。这封信在思想舆论战线上严重混淆了人们的视听，阻碍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为了驳斥康有为的谬论，澄清人们的思想，同时宣传革命主张，章太炎在光绪二十九年上半年写了一封致康有为的公开信，即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封公开信写好之后，章太炎曾请人带到香港转交康有为，结果未能带到。六月，《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邹容的《革命军》“同时刊行，不及一月，数千册销行殆尽”，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当时上海倡议革命的进步报纸《苏报》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的评介文章，为之声扬。《苏报》原是一家很平庸的小报，创办于光绪二十二年。光绪二十五年，该报的所有权被湖南举人陈范购买后，面貌略有起色。但陈范本是一名变法改良派，他利用报纸来宣传变法，虽然刊登了一些政论性文章，但社会影响并不大。直到南洋公学大风潮发生，《苏报》开辟“学界风潮”栏目，及时反映学潮，以此为契机，《苏报》才柳暗花明，逐渐成为爱国学社的喉舌，并组织起了一支以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章士钊等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为核心的作者和编辑队伍。于是报纸显得锐气英发，为全国学界所注目，俨然成为号召学潮的旗手。从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903年）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后，《苏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在国内众多的报刊中独树一职，首先吹响了革命排满的号角。这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苏报》排满革命的议论，如同潮水般宣泄而出，其中反响最为强烈的，莫过于关于邹容所著《革命军》的评价和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摘录。早在五月二十五日，《苏报》即刊出书介一则，向读者推荐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说：“康有为最近《政见书》力主立宪，议论荒谬。余杭章炳麟移书驳之，持矛刺盾，义正词严。凡我汉种，允置家置一编，以作警钟棒喝。”六月二十九日，《苏报》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标题，摘录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文中点名直斥当朝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不辨菽麦。”这八个字石破天惊，中外震动。清政府气急败坏，恼羞成怒，欲把章太炎、邹容等人置之死地而后快。五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魏光焘即向清廷报告：“有《苏报》刊布谬说，而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为之序，尤肆无忌惮”，经外交部呈慈禧太后阅览，命魏光焘立即严密查办，逮捕人犯。闰五月六日，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应两江总督魏光焘、江苏巡抚恩寿之请，逮捕了章太炎。次日，邹容主动投案。接着《苏报》很快被查封。这样就引发了清朝的最后一桩文字狱案——《苏报案》。自文网苛密的乾隆朝以后，文字狱案寥若晨星。道光、咸丰、同治各朝均无文字狱记载，《苏报》案可说是有清一代文字狱的最后一幕。在案发之前，慈禧太后还梦想着仿效康熙、乾隆朝文字狱案的处理方法，计划着迅速扑杀革命火种，“一日逮上海，二日发苏州，三日解南京，四日槛京师”，而后凌迟处死，杀一儆百。但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清廷的意料。由于西方各国领事馆的阻力，清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由于《苏报》报馆设在英租界内，清政府入租界捕人，必须事先征得外国领事的同意。因此当逮捕《苏报》馆主、主笔及章太炎、邹容的谕旨下达江苏督抚之时，他们不得不与上海的外国领事团交涉，请求签发拘票捕人，但各国领事为了维护租界治权，坚持不允。后来经过双方谈判，此案定为“租界之案”，清政府无权将有关案犯解出租界独立审判，只能由设在租界的“会审公廨”来审理此案。清政府委托洋人律师指控《苏报》“污蔑今上，挑诋政府”，指控章太炎、邹容“大逆不道，谋为不轨。”十月十五日，该案移至“额外公堂”，由上海县会同会审委员、英陪审官审讯。这期间清政府一面聘请洋律师作为诉讼一方与章、邹等人打官司，一面又与外国领事团暗中交涉“移送人犯”，但未能成功。“额外公堂”开审后，上海县企图不顾英国防审官的反对，独立作出判决，将章、邹二人俱科以永远监禁之罪。一时之间社会舆论哗然。上海的外国领事团亦不承认该判决，并且照会上海县，要求再审一次，否则将该二犯释放。清廷不敢违拗洋人旨意，只好委曲求全地下令上海县按照洋人意思从宽办结。这样在经过清政府与外国领事团长达半年的“讨价还价”之后，“额外公堂”于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五月作出最后判决：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二年，罚作苦工，从上年到案三日起算，限满释放，驱逐出境。这样，沸沸扬扬、枝节横生的《苏报》案才告终结。在这起清末最大的文字狱中，清政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威风扫地，终未能实现自己企图将章、邹迅速斩决的如意算盘，而革命党的声势和影响在这次审判后却越来越大。可见血腥的文字狱伴同专制的清朝一起在走向它们的末日，民主的曙光已经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苏报案》判决之后，章太炎和邹容被正式监禁，身陷囹圄。但二人仍然胸怀斗志，心忧天下。但邹容终因不堪狱中折磨，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二月病逝狱中。邹容死后，租界迫于舆论压力，章太炎的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五月，章太炎三年监禁期满，出狱当晚即乘坐一艘日本邮船，东渡日本。五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一篇脍炙人口、传颂不衰的反清革命檄文。在这篇气势磅礴、笔锋犀利的长文中，章太炎站在鲜明的民主主义立场上，逐条驳斥了康有为的改良谬说。章太炎首先列举了满清王朝压迫汉族的历史，指出从清初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屡兴不废的文字狱，直到清末戊戌政变，残杀维新党人，这一系列压迫汉人的罪行都表明满为主，汉为奴，并不存在什么康有为所说的“满汉平等”。其次，章太炎又驳斥了康有为称颂光绪“圣仁英武”的观点。他说，“载湉小丑，不辨菽麦”，因为害怕慈禧太后废置自己，才铤而走险，赞助变法。即使光绪在西太后死后，做起名副其实的皇帝，到那时他也必定是个残杀维新党人的独裁暴君。此外，章太炎还痛斥了光绪皇帝享有“天命”的无稽之谈，他严正指出：“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才之难易”。同时，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又正面回答了革命必须流血的问题。他批驳了康有为等保皇党人所谓的立宪可以避免流血，通过“清”来实现的天真梦想，指出革命是免不了要流血的，但“立宪”更要流血。最后，章太炎针对康有为信中所谓中国国情特殊，“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不能革命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义正辞严地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清末一篇歌颂反满革命的奇文。章太炎在这篇文章中，旁征博引、观点鲜明地进行论述，因而整篇文章显得条理缜密，内容丰富。同时，这篇文章又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作者在字里行间注入了自己充沛的感情。总之，《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以前革命思想发展的理论总结，同时它又吹响了鼓舞革命志士继续前进的号角，对以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理论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