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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无声2015
中国古代文学史讲的是从上古一直到1919年五运动以前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历史悠久,其起源,约略同中华文明的起源同步。漫长的历史上曾经产生出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作家和数不清的优秀作品,出现了多姿多彩的体裁、题材、风格、流派,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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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神话中的谬斯,兼职诗神,他的本职工作则是酒神,由此可见,那个文化深远的民族认为,酒之于诗是一种因果关系:因为酒,所以诗。而中国古代文人与酒的关系,同样是密不可分的。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酒在魏晋文人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竹林七贤” 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王羲之与朋友们徜徉于会稽的名山秀水之间,诗酒风流,逍遥度日;陶渊明在“桃花源”中饮酒种菊,怡然自乐……为什么饮酒之风在魏晋文人之间如此盛行呢?有一种说法,是与服药有关。在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提到,曹操的女婿、魏晋名士何晏首倡服药,他那时既有权又有钱,开始服用一种叫“五石散”的补药,“人吃了能转弱为强”,有着使人神清气爽、延年益寿的效果。服“五石散”不但极贵而且极麻烦,特别要紧的是服药之后必须饮热酒,不然便会有性命之忧。由于何晏带头,当时的才子王弼和大将军曹爽的外甥夏侯玄参与推波助澜,在统治阶级的社会名流中便服药成风,与之同时,纵酒也成为一种风气,一些寒门文人极普通老百姓虽然服不起药,却也喜欢打着这个旗号饮酒,乐得自由。 然而,各位文人饮酒的原因却也不尽相同。曹孟德曾曰:“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曹操喝酒,是为了解忧。他忧的是什么?曹操当时最大的愿望是在他自己这一生中结束战乱,统一中国,他所忧愁的便是得不到众多的贤士人才来同他一道建功立业。因此,曹操喝酒,表面看似“以酒浇愁”的消极行为,实则表达了他阔达的政治家胸襟,求贤若渴的心情,建功立业的信心和积极乐观的精神。“竹林七贤”都喜饮酒,尤其以阮籍和刘伶最甚。当时正是司马氏正积极准备篡位的时候,这些人都是司马氏注意的人物,但他们都不买司马氏的账;他们在一起饮酒自然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他们的对策是不拘形迹地饮酒,平时言谈举止也异于常人。比如刘伶喜在家中赤身裸体饮酒,有人说他的不是,他反而说我把天地当做房屋,房屋当做衣裤,你们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里面来了?阮籍则是以醉酒来搪塞司马氏的拉拢,他的名气很大,司马昭打算和他结儿女亲家。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使得司马昭没有提亲的机会,只好作罢算了。由此可见,他们饮酒是以买醉逃避不满的现实,是对魏晋政权交替中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是一种消极的反抗。但这实实在在的纵酒却也正合乎人民当时在动荡生活得需要,并为破除礼教中一些限制饮酒的规律找到了依据。王羲之是东晋著名文士,为人率直、洒脱。他虽出身高门、却淡薄宦情,好隐居,与清淡名士交游,以山水吟咏为乐。王羲之与友人们寄情山水,“放浪形骸之外”,“引以为流觞曲水”,“一觞一咏”,尽情享受着饮酒创作的乐趣。王羲之能够创造出享有盛名的书法奇作《兰亭集序》,酒无疑成了助其形神相亲的妙剂。王羲之饮酒,是因为酒是其艺术创作的助推剂。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诗中总是有酒,他专门写有《饮酒》一组诗,酒已成为他的象征。古代文人爱酒的不少,能识酒中之深味的,从饮酒中体悟人生真谛的,陶渊明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酒和陶渊明的生活及其文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却指出:“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为迹焉。”他认为陶渊明诗文醉翁之意不在酒,借酒以寄意。陶渊明饮酒,是追求酒所助成的物我两忘的境界。饮酒之风在魏晋文人之中如此盛行,尽管原因不尽相同,酒都扮演了精神寄托的角色。如果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称作乱世,也许并不过分。汉末的战乱,三国的纷争,西晋统一不久发生的“八王之乱”,西晋的灭亡与晋室的东迁,接下来北方十六国的混战,南方东晋王敦、桓玄等人的作乱,北方北齐、北魏、北周等朝代的一次次更迭带来的斗争,南方宋、齐、梁、陈几个朝代的更迭带来的争斗,以及梁末的侯景之乱,再加上东晋、南朝的北伐,北朝的南攻,在三百多年里,几乎没有多少安宁的时候。战乱和分裂是这个时期的特征。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敏感的文人们感受到了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因此,酒及时地成为了魏晋文人所寄托的精神食粮。酒可以让他们暂时地摆脱形体桎梏,忘记乱世的烦恼,让精神得到一丝解脱,聊以慰藉遍体鳞伤的心灵。曹操“对酒当歌”,寄以求贤之渴,由此召集天下贤士,建功立业,终结束了天下三分的局面,统一了中原;“竹林七贤”买醉以逃现实之祸,纵使虚无、随便,放荡不羁,故作旷达,也只能将所有的不满和抑郁寄于一杯杯闷酒灌入腹中;王羲之与友人聚游,修祓禊之礼,曲水流觞,饮酒赋诗,寄以山水之乐;陶渊明更是“无酒不成诗”,真正把酒和诗浑然连成一气,将酒大量入诗,筑就士大夫的精神家园。魏晋文人与酒注定有着不解之缘,它们之间也就互相产生了深厚的影响。在曹操之前,没有几位文人墨客对酒加以青眼。孔子好酒,但他老人家那“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生理想却与美酒没有丝毫的联系;庄周好酒,但梦迷蝴蝶、遨游九虚的他却没有把酒乘风的醉意;司马相如好酒,但子虚上林的瑰丽华美中却闻不到沁人心脾的酒香。或许在他们的眼中,酒与文化、与诗情画意是完全不沾边的。但曹操,正是曹操,将美酒倒入了中国文化之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饱含真气的诗句一出来,就有如茫茫黑夜中骤然亮起的一座巍峨的灯塔。给所有正在迷茫中的航行者照亮了道路,所有的文人贤士都顿悟了酒的妙处。他将酒带入了中国文化,酒也成就了他那“天下英雄,舍我其谁”的霸气。这种霸气,是青梅煮酒时的睥睨众生;这种霸气,是横槊赋诗时的踌躇满志;这种霸气,是自比周公的求贤若渴。正如曹操自己所言:“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种霸气,让后世之人从心底产生深深的敬畏之情。由于他们不羁的外表,疯癫的行为,“竹林七贤”也被人们称作“竹林狂人,他们用酒把自己从世界孤立出来,封锁起来,洁癖一般地守卫着他们清净透明的灵魂,他们的任何变态的行为,都是他们对黑暗的愤怒与对良知的守卫的耻辱者宣言。竹林之中,醉倒了一群疯狂的圣者,一群叛逆的天使。酒,同时也给他们造就了一个完美的精神世界,一个纯精神的存在空间,与绝望、黑暗、愤懑的现实世界完全隔离开来。王羲之适逢酒酣,乘兴挥笔,意气飞扬,潇洒自如,写下了号称“天下第一行书” 《兰亭集序》。酒醒之后,“更书数十百本,终不及之”。美酒的刺激,使他写出了后世书法家所难以企求的艺术珍品,博得一代名君唐太宗的异常珍爱,推为王书第一。而王羲之与友人们的“兰亭流觞”也成为脍炙人口的酒典和风雅之事。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他对酒的偏爱不言而喻,他将酒用优美的文字淋漓尽致地记录下来,流芳百世;“而酒,则是其人生艺术化的一种媒介”, 酒通过他的口喉,穿过他的肠胃,深入到了他的骨髓,融入到了他的灵魂,塑造了一个清高洒脱、怡然自得的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田园诗人”。 魏晋文人与酒,永远诉说不完的话题,一个纷乱的时代限定了诸多文人特定的历史命运,而酒,正是酒赋予了各位文人缤纷的精神寄托;同时文人也将酒提升到了更高的地位,将其带入了中国文化,它们是特定历史下的完美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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