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对编辑基础知识题目

校对工作程序 校对工作的基本操作工序包括：初校、二校、三校、通读、誊样、核红、文字技术整理等各环节。 1．一校（作者、责任编辑各校一次）：侧重对原稿校对，力求校样与原稿的一致，纠正版式错误，对有疑问处作出标示。校后通读一遍。要求作者不能对原稿作大的改动。 2．二校（责任编辑、执行编辑各校一次）：校对时要确定一校校出错误已改正，纠正版式错误，并对文稿中的疑问予以处理，填补遗缺，统一体例。可以使用黑马校对软件的严格校对模式替代人工二校。 3．三校（执行编辑校一次）：校对时要确定二校校出错误已改正，对校样进行综合检查，清理差错，确定版面格式。 4．点校：对三校校出错误予以核对，并对文章、版式作最后通校，确保清样无差错。 5．校对签名。校对者应在每次校样上签名，并标明校次，以防差错。 6．责任编辑甩开原稿和三校样，对清样进行阅读，寻找差错。在读样后，进行总体扫描，检查有无错字、漏字、表格与插图是否合乎规范，字体、字号使用是否正确等。 现在国内大多数出版社和报刊社均已使用黑马校对软件，基本都采用人机结合校对程序。 纸质稿件的人机结合的校对流程如下： 人工初校＋技术整理→誊样→退厂改样→核红→计算机二校→人工三校→人工通读→退厂改样→清样核红→付印 人工初校可核对原稿及进行全书的技术性整理工作；计算机二校可以节省大量人工校对时间，确保准确率；人工三校和通读则可以起到最后把关的作用。 电子原稿的人机结合校对模式： 计算机一校（主要校文字性差错）→人工二校（主要校是非） ＋技术整理→退厂（或退责任编辑）改样→核红→计算机三校（主要校改动后的差错）→人工通读→退厂（或退责任编辑）改样→清样核红→付印编辑本段校对工作方法对校法 陈垣：“对校者，即以同书之祖本与别本对读”，“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 点校：将原稿放在校样上方或左方。先看原稿，后看校样，逐字逐句进行校对。 平行点校：将原稿折叠后，覆在校样需校对的文字或图表上进行点校。 折校：把校样放在桌子上，再将一页原稿夹在两手的手指间压在校样上，并把原稿上的字句对准校样相应位置的字句逐字逐句进行校对。 读校：两人以上合作的校对方法，即一人朗读原稿，另一人（或两人）对照校样并改正校样上的错误。本校法 陈垣：本校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 现代校对的通读检查采用的便是本校法。 校对人员在无原稿（或脱离原稿）的情况下，集中注意力辨别校样上文字的形态，理解文句的含义，通过比较、前后互证来发现错误。 运用本校法进行的通读检查，更能体现‘校对是编辑工作的延续’这一特性。” 在电子原稿大量涌现的今天，充分发挥本校法的长处，可以在互补的基础上弥补作者的失误或者编辑在加工编辑上的不足，保证和提高出版物质量。他校法 陈垣：他校者，以他书校本书。 使用与所校对的稿件内容相关的比较权威的其他图书（包括工具书），来进行具体的校对工作。 他校法常与本校法交叉运用。 他校法的功能在于释疑，通常用于解决引文、数据、习语、术语、公式、日期之类的异同问题。理校法 陈垣说：所谓理校者，遇无古本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 理，即推理判断。 理校，即通过推理分析作出是非判断。 在本校发现矛盾而又无他书可供参照时，便只能通过推理分析来判断是非，并提出疑问，由编辑部门解决。 理校也常与本校结合使用。 理校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必须是学有所长，知识面较广的校对人员才可运用，负责容易出现“以不误为误”或“以误改误”的差错。 校对的话，应该对版本、图书及中文，尤其是古文有相当的见地

给你推荐一篇文章吧，希望对您有帮助。我怎么成了“校对专家” 周 奇 出版界的许多人称我为“校对专家”，而且加了诸如“顶级”、“权威”之类的溢美之词。对于这个称号，我自愧名不副实，因为我实在不是什么“校对专家”，更无从谈起“顶级”和“权威”。但是，在“校对是简单劳动”观点颇为流行的当今，我还是乐意接受“校对专家”这个称号。我23岁进入出版社，从助理编辑干起，先后担任编辑、编辑室副主任、期刊主编、出版社副总编和总编辑，一直干到退休，整整做了40年编辑工作，称得上“老编辑”。从80年代到90年代，在编辑工作之余，做过一些编辑理论研究，写过《图书编辑工作的本质》、《编辑主体在审读加工过程中的创造性作用》、《期刊定位与总体编辑构思》、《西方出版社的编辑工作》、《试论编辑职业道德》等十余篇编辑专业论文，还参与我国第一部编辑学论著《实用编辑学》和第一部研究西方出版的论著《外国出版概况》的编写，勉强算得上“编辑理论研究者”。然而，现在出版界却给了我一顶“校对专家”的桂冠。 我怎么成了“校对专家”？这得讲讲“我与中国版协”的故事。还是在1989年，中国版协成立了“教育工作委员会”，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时的老领导王业康同志，时任中国版协秘书长，邀我参加“教育工作委员会”。那时，我还在总编辑任上，作为“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只是参与教育工作规划的研究，没有承担实际任务。1990年8月，委员会内部开始分工，我和副主任孙培镜同志分管校对员的教育培训。10月，我们举办“在京出版社青年校对竞赛”，企图通过竞赛摸清校对人员的业务素质。通过竞赛活动，我们发现了校对队伍建设方面的不少问题：校对队伍整体素质偏低，校对人员的语言文字水平亟待提高，相当部分的校对人员缺乏与校对工作相适应的知识结构。中国版协的领导，迅即决定开展校对专业培训，提高校对队伍的整体素质。在这个背景下，我受版协委托，主持筹办“全国优秀校对培训竞赛”。1992年9月，首届“全国优秀校对(社科、文学)培训竞赛”在京举行，一年后接着主办了第二届“全国优秀校对(科技、教育)培训竞赛”。我们试图通过“先培训、后竞赛”的形式，激发广大校对员提高自身素质的积极性，同时摸索校对专业培训的方法。 参加两次培训竞赛活动的，都是地方版协和中央部门出版社选拔的优秀校对员。每次活动均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用9天时间进行强化培训，培训的内容很广泛，除校对知识和技能外，还讲授汉字规范、语法、修辞、逻辑等语言文字知识，以及心理学、管理学、系统论、高新科技知识。授课老师都是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如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公、北京大学教授苏培成、清华大学教授魏宏森、中国科协研究员王洪、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王铁琨和厉兵等。第二阶段用5天时间备赛和竞赛，消化讲授的知识，检验培训的效果。两次培训竞赛活动，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轰动效应，推动了校对队伍建设。把培训与竞赛结合起来的做法，得到王子野、宋木文、叶至善等版协领导的首肯。叶至善说：“把培训和竞赛结合起来，是个创造，是提高校对人员素质、发现优秀人才的有效形式。” 1994年，中国版协领导决定召开“全国校对工作研讨会”，进一步推动校对队伍建设。这年6月，我退休，于是全力参与研讨会的筹备工作。“全国校对工作研讨会”于9月在西安召开。全国的校对精英齐聚一堂研究校对工作，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是破天荒的。正是这次研讨会，把我推进校对学问的殿堂。 由于出版界普遍轻视校对工作，“校对是简单劳动”、“校对不创造财富”之类的论调颇为流行，校对工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校对工作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校对工作者长期积累的内心压抑在研讨会上爆发了。天津的一位校对科长，1米8的汉子，走上主席台竟然泣不成声。但是，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虽然一肚子的委屈，却十分热爱校对工作，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不计名利。谈起校对工作的乐趣来，艰辛和委屈便烟消云散。陕西人民出版社校对科长程浩，在校对岗位上苦干了24年，眼睛己经熬成深度近视。但是，她的第一篇校对论文题目却是《校对美》。她在论文中这样描述自己在校对过程的内心体验：“客体上的一个错字、错符，对主体感官的刺激，会引发主体的一丝窃喜；又一个刺激，又引发一丝窃喜。”“无数个小喜悦如一朵朵浪花，不停地、无序地冲击着校对者的心扉，组合成伴随着校对过程始终的愉悦感。”校对工作孤独而寂寞，她却把校对工作戏称为“关起门来指点江山，自我称雄”。这令我十分震惊和感动。 在研讨会上，与会校对工作者不约而同地要求中国版协成立校对专门委员会，组织全国校对工作者学习业务，交流经验，研究理论，同时维护校对工作者的权益。主持研讨会的中国版协常务副主席卢玉忆，当即拍板成立“校对研究委员会”。随即，研讨会变成了“全国校对工作者代表大会”，拟制委员会章程，推选委员和主任。我就这样被推上“校对研究委员会”主任坐位，开始研究校对理论与实务的生涯，并且一干就是14年。 在这14年里，我一头扎进现代校对理论和实务的研究中，主持了两次全国校对队伍状况调查，主持召开了6次全国校对理论研讨会和4次校对专题研讨会，主持开办了1期校对师资培训班、11期校对科长培训班、9期校对员培训班，制订了《图书编校质量差错认定细则》和《图书校对工作基本规程》，主编了《校对培训教程》、《现代新闻出版编校实用手册》、《现代书刊校对技能手册》和4本校对论文选集，还编写了《现代校对学概论》。 于友先主席还是在署长任上，在一次编辑理论研讨会上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校对是一门大学问。我当然赞成他的观点，也在各种场合引用这句话，但当时对这句话的真切内涵并无深切的理解。感谢中国版协学术委员会主任吴道弘先生的点拨，他要我做一番“校对阅读与编辑阅读之比较研究”。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研究学问的重要方式。阅读是编辑工作的基本方式，也是校对工作的基本方式，但是，两种阅读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从两种阅读之比较入手，请教了许多资深校对，阅读了许多校对论文，将两种阅读的对象、目的、方式、方法以及与阅读关系密切的思维方式、心理素质等等，进行深入的比较，终于明白了校对学问之所在。2007年8月，我把比较研究得到的认识，写成一篇10万字的文章，题目就叫做《校对阅读与编辑阅读之比较研究》。我先做校对工作者的学生，又把学来的东西加以梳理、归纳、提升，再去做校对工作者的“先生”。我就是这样成了“校对专家”的。 2008年，我已经77岁了，力不从心了，便把“主任”让给比我年轻的同志。我在辞职报告中这样写道：“这14年，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更学到了许多知识，对人生也有了别样的感悟。”这是从心底里发出的真心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