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论文1000字

这是我的古代文学史的课后作业仅供参考与苏东坡有关的四个女人苏东坡一生颇有女人缘，除去母亲和几位当朝太后外，还有四位女人在他生命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苏东坡毕生念念不忘的情人就是他的堂妹，因为同姓而无望联姻，苏东坡也只能将这情谊深埋心底。苏东坡旅途中曾在堂妹家居住三个月，期间他写下两首诗可供细细品味。“羞归应为负花期，已是成阴结子时”最为露骨。堂妹去世后，苏东坡“此心如割”，写下一往情深的祭文。在他年老体衰之际还特意到靖江堂妹坟前悼念，并写下第二次祭文，情辞真切，悲伤不已以至第二天竟面壁哽咽卧床不起。堂妹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美好，是远在天边的星星，是倒映在苏东坡心里的一个梦，泛起一生的涟漪。苏东坡十八岁时娶了王弗小姐为妻，王弗二十六岁去世，著名的《江城子》就是苏东坡为了纪念她离世十周年而写。王弗深知嫁的是一位才华横溢天真直率的诗人，但并不一味崇拜，而是了解他的性格弱点并时时提醒使他免受其害。这位苏太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她有知人之明，常告诉丈夫什么人应结好什么人需远离，也就是广为人知的“幕后听言”。她务实且明晓利害，可以算得上苏东坡年轻时的一位老师了。年轻狂躁的苏轼也正需要这样一位精明的贤妻来辅佐。闰之是前妻堂妹，从小就对苏东坡心存敬佩赞赏。闰之不论丈夫沉浮穷达，始终心满意足，从未怨尤。在杭州时期，苏东坡身边官妓成群，被佳人簇拥，苏夫人心中自是不自在。但她深知自己丈夫是连皇帝都管不住的，只有信任了解才是为妻之道。她秉性柔和，遇事顺遂聪明解事，办事圆通，为苏东坡做家乡菜，养孩子，一心要做个贤妻良母。这样一个女人，她有一个天才丈夫，出得厅堂入得厨房，终能拴住丈夫的心，有点儿像《人在囧途》里的李成功的妻子。苏东坡一生的几个女人中，朝云最称知己。有一次，苏东坡问家中几个女人他便便大腹里装有何物，别人都答诗书学问墨水之类，只有朝云一句“你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博得东坡舒心一笑。他们相差二十六岁，但情爱不减甚至浓化成一种共同追寻仙道生活的友谊，或可称作知音之爱。苏东坡把朝云称作天女维摩，以示朝云在自己心中的纯洁地位，情爱中渗透着浓郁的宗教情绪。朝云患疟疾去世后，苏东坡更深以朝云幼子夭折为恨，此后鳏居。苏东坡是官场的落魄人，但在爱情里他又何等幸运地遇到了这么四位女人。在青年时，他遇到了得力助手王弗；在中年时，闰之陪他走过坎坷的二十五年，不离不弃；在老年时，红颜知己朝云为他营造一份心灵的宁静；而在其整个人生，苏姓堂妹成了他最隐秘的心事和难以割舍的情怀。贾宝玉也颇受女人青睐，对照一下，不难发现，王弗就像宝钗有经世致用之才，可匡助夫君成就官宦伟业；闰之像袭人是个办事圆融的贤妻；朝云像黛玉是夫君的知音，最是可贵。至于痛失堂妹的心情则与宝玉悼怀晴雯的情景相似。这样四位女人使得苏东坡的人生添了几分圆满，使得其命途不至于太孤独多舛。歌德说，伟大的女性引导人类飞升。作为天才诗人背后的女人，她们不该被掩在苏东坡的美学价值里而被逐渐忘却。 另附我写的关于苏轼论文的提纲 也算是给你提供一下思路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绪论 一、苏轼生平及诗词创作中所体现的人格魅力 （一）超然自适——为官者的退隐之心 （二）旷达清淡——文艺家的人生态度 （三）耿介豪迈——士大夫的政治性格 （四）仁政爱民——父母官的民生关怀 （五）悌友孝亲——普通人的伦常之道 （六）傲骨柔情——大丈夫的脉脉温情 二、苏轼人格魅力形成的原因 （一）仕途的升迁起伏 （二）文化思想的承传 （三）良好的家庭环境 三、对苏轼人格魅力的评说 结论 参考文献

关于苏轼的1000字的小论文 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4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隋，即喝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 书香世家 苏轼，字子瞻，又宇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即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母程氏是大里氏木(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苏轼很幸运有这样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受到良好的家教。祖父苏洵等人对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已。三年后其弟苏辙也诞生了。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记载，苏家的祖先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然而真相难以确定，但可证实苏轼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苏斩。 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己经年过而立，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苏轼和其后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垫先生的褒奖。当时中国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传授学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垫则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场所。在私垫里就读的孩童都是商人和农民子弟，苏拭在私垫里度过了童年，这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日后的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处。 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垫里读了三年，十岁时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傍传》时，他感慨很深。不自觉地就叹息起来，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谤，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谤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谤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的非常快。漂泊流离 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便把他捉拿进京，原来是一群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便指称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人狱中，这就是著名的 "乌台诗案"。 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但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己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 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一百多天，苏轼的政敌李定等人，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他们的卑鄙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除湖州、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苏轼祈福外，前太子少师(太子的老师)张方平、前吏部侍郎范镇 替他上疏求情，于是情势缓和下来。再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又有生病的曹太后(神宗祖母)为他说情，最后只定了苏轼 "讥讽政事"之罪。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判他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苏轼终于免于一死。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刚到黄州，生活困难、没有薪傣，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后来，只好暂居定惠院里，天天和僧人一起吃饭，一家大小靠仅剩的钱节俭过活。老友马正卿实在看不过去，替他请得可城东营防废地数十亩，让他耕种、造屋。他汗流陕背地在东坡上辛勤耕作，妻子王氏则在一旁打下手，夫妻二人同甘共苦。 由于苏轼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所以便对这个曾经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赞扬这东坡如同山石般坎坷坚硬的道路，要自己也必须不避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行。他把东坡看做是自己个性的象征。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其名为 "东坡雪堂"，从此自号 "东坡居士"。 苏轼在经过了此次的文字狱冲击后，胸中郁积着无数要说的话，他虽然一直压抑自己的激情，不想再写诗惹祸，但创作的激情岂是能压抑住的?他一面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冤屈与不平，一面又在张罗日常茶饭的生活中寻找淡泊自得的喜悦，以保持心理平衡。一有空，他就到处寻幽访胜，悠闲度日。这段期间对苏轼而言，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 原因有二:一、在这些年中，他刻苦读书，因而在知识方面有了新的拓展。二、由于 "乌台诗案"给他打击很大，从而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做人方面有些欠缺，因而写了不少与修养有关的文章，如 《前赤壁赋》，即在探讨人生的变与不变的道理。除上述《前赤壁赋》外，他还作了如 《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作品，来阐发自己旷达的人生态度。此时的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做人的原则上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苏轼的文章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邑、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有天真烂漫之趣。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当年政敌王安石，两人谈得很投机，这时的东坡对王安石仍不客气，亲切地责备王安石不该连年在西方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而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多了，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别人说:"真不晓得再过儿百年，才能出现像东坡这样的人物!" 政事艰难 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时，宋神宗为他恢复名誉，任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仅十余日，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大力推行新法的神宗在位十九年后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拨旧派人物，东坡奉召还朝，太后命坐赐茶，又撒御前金莲烛台送他回院。由于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执政。后世史家称之为 "元枯更化"，旧法派继续当权执政。 第二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苏轼迸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人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他认为新政中的 "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 这年九月，旧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去世，使得旧法派四分五裂，陷人了丑陋的派阀之争。集宋朝理学之大成的程颐领导的洛党相苏轼等人的蜀党势不两立，朔党夹杂其间，也纠缠不清，派阀之争愈演愈烈，甚至涉及到对私事的诽谤。 元枯四年，苏轼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请调转任杭州叶知事，上任时，杭州人焚香列队欢迎，不料苏轼刚到任就遇到严重的天灾和病害。后来，他在此地修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医院。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与白居易的白堤齐名的西湖苏堤。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是遭到作风激进的朔党的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而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知事。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