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策论文对科技创新的理解

科技创新战略行动计划的指导思想是：(1)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加强原始性科学创新，加强战略性技术创新；(2)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坚持顶层设计、自上而下，上下结合，以明确的战略目标为导向，加强宏观组织和系统集成，充分发挥全院综合优势；(3)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相结合，以科技创新带动体制创新，以体制创新保证科技创新；(4)坚持开放、联合，广泛吸收社会创新要素，有效整合院内外力量和资源。

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为人不断探求新知识的历程。尊重知识是人类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拉丁语称知识为scientia，由此而来的科学（science）一词便成为现代最受敬重的那一部分知识的名称。在西方犹太——基督文化的创世神话中，曾有这样一段传说：“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在没有光之前我们一无所知，在有了光之后我们仍然一无所知，不过我们能看到一无所知了。为了摆脱一无所知的尴尬局面，人类便说，“要有科学，就有了科学”（Let there be science， and there was science）。现代人类已经充分认识到，只有借助科学的手段才能有效地提高、扩展自己的生存能力，社会历史必然会向更有保障、更安逸、更有生存主动性的阶段发展。但是，仅仅认为知识就是力量是不够的，这会使知识成为一种对人封闭的客观力量，反过来窒息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妨碍社会继续进步。当科学发展越来越快时，对于科学发展历程的理解就变得更为必要，同时也变得更为复杂。随着科学成果的激增和知识的爆炸，事实和理论互为影响，仅仅是总结现有的成果，就已成为一项可怕的任务。然而，对于历史性的思考来说，如何看待科学本身也正显得越来越重要。 在395年前的一个夜晚，伽利略使用一架望远镜观看月亮。这是人类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它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的开端。现代科学是建立在观测和实验的基础之上，它已历经四个世纪了。近代中国的西学东渐是从明末开始的。代表人物之一徐光启在翻译西方书籍时，把science译成“格物穷理之学”，后来简称为格致、格物或格致学。明末清初从欧洲传入中国的学问主要是天文学与数学，“格致之学”的含义很笼统。到清代后期，传入的西方学问迅速增多，有声学、光学、电学、化学、地学、动物学、植物学等等，名目繁多。1895年，严复特别使用了“西学格致”一词表达science。到这个时候，在汉语中还没有“科学”这个词。1897年，维新派人士在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组织翻译日文书籍。开局不久后出版的一批书中，有康有为编订的《日本书目志》第二卷“理学门”。其中，首次出现了《科学入门》、《科学之原理》这样的书名。虽然汉语和日语中，“科学”写法相同，但汉语中从前没有此词，这个译名是康有为从日语中引入的。1912年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通令全国在学校机构设置和课程设置中一律取消了“格致科”。自此之后，“格致”基本上属于被弃用的旧词。1915年，留学归国学生在上海创办刊物《科学》，从此“科学”一词在中国就大行其道了。 在汉语中，“科学”这个名词，是与“玄学”相对应而存在的。“玄者，幽�万类而不见形者也。”（杨雄《太玄?玄�》）玄是指精神性的宇宙本体。至于为何用“科学”作为science的译名，动机是值得揣摩的。隋唐以来废除为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分科考试选拔官吏，见于史者凡五十余科。由于西方之学与东方儒学相比，门类各异，故此日本首先以“分科之学”称之，这就是“科学”一词的来历。“科学”与科举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至今尚有余绪。20世纪50年代，流行全国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延续。早期西方传教士的著作也为上述说法提供一些佐证，他们写道：“世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重视科学，使科学与政府事务发生关系。然而，中国人只是在一些与公德有关的范围里才对科学发生兴趣。他们对于一切与公德关系较少，甚或对其无所裨益的科学，则很少加以注意，但同时也不嗤之以鼻。”（这段文字见诸由在北京的传教士所撰写的《关于中国人的历史、科学、艺术、道德、习俗的回忆录》，该书于1776年在巴黎出版。） 为了应付西方的入侵，在备尝了西方的船坚炮利之后，一批务实的清代官员开始注视现代科学。他们发起一场所谓的洋务运动，试图通过从西方国家引进先进的工艺和军事技能来增强国力。为了培养洋务运动急需的技术人才，他们创建了各种学校：首先是1862年北京的同文馆，然后是上海和广州的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上海机器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和湖北自强学堂等等。洋务派官员建立这些学校仅仅是为了培养翻译、机械工程和军事学方面的专门人才，并不是为了培养学术研究特别是科学研究人才。与此同时，一些最好的民间书院已开始引入现代科学，例如创建于1884年的江苏省江阴市的南菁书院设立了一所天文台。近代中国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走的是条曲折道路，这种重技术轻研究的传统更是影响久远。当人类考虑未来的科学进步时，很容易犯理想化的错误，即认为所有能做的事情都可以做到。事实上，许多原则上能完成的事情，实际上是无法完成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要获得信息就需要做功。利用这一普遍的科学定律，可以量化任何科学研究的耗费。在任何人类活动领域里，仅仅具有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是不够的，我们还应当知道完成它的代价，这一代价最终可以用能量或计算能力来衡量。在20世纪之前的科学进步讨论中，获取知识的经费问题几乎不在考虑之列。而到了今天，这似乎已成为首要问题了。以国际合作为标志的“大科学”的诞生，使经费成了研究计划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这与当年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探险很相似，原则上，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派船队去探索大海，但实际上，这些航行需要发起人，而明朝永乐帝和西班牙伊莎贝拉（Isabella）女王都希望自己的投资能得到回报。 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竞争异常激烈而残酷，创新已成了一个十分流行的名词。因循守旧，重复前人的工作（无论是低水准重复，还是高水准重复），是无法创新的。不能争朝夕，捷足先登，就会坐失良机，居人之后，成果的优先权就会失之交臂，胜券旁落。有人说，创新的关键在于勇气和动力，勇气来源于动力，而动力又来源于事业心和责任感；又有人说，创新的关键在于能力和方法，当今科学迅速发展，如果知识面过于狭窄和陈旧，是无法达到创新需要的；还有人说，创新的关键在于创新者的素养和品格，如此等等。事实上，科技创新的关键在于一个真正的科学研究氛围，正如文学、艺术伟大作品的诞生需要良好的氛围一样。如果仅将科学、文学、艺术都看成是一种手段，并且像儒学家那样着手将手段转变为目的，手段的价值将会成为绝对的价值。由此而产生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实利超越于真、善、美之上而统辖一切。我们不能奢求被实利占据一切的人具备大胆、热忱、廉洁和崇高的品格，更不用说责任感和事业心了。因为这些品格，只有在一个不为实利所束缚的人，向往未来，力图超越所有现存条件时，才会表现出来。人们把自己的翅膀剪短，然后叹息为何不能振翅翱翔。人们把自己囚禁在实利之中，然后惊异自己视界太窄，如井底之蛙，无法创新。 人啊！让未来对你开启吧，你就不会再徘徊在眼前。你就会像先辈那样说：“Let there be science， and there was 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