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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秦文学 先秦文学包含着原始社会和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早期)的三个阶段。远古时期的歌谣和神话是中国文学的源头。先秦文学以诗歌、散文等为主要文体。诗歌又以《诗经》、《楚辞》为代表。《诗经》以风、雅、颂、赋、比、兴之“六义”传播影响后世。散文以《左传》、《国语》、《战国策》、和诸子散文等为最佳。 2、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始,开创的是历史的崭新的一页,但因思想钳制严酷,秦文学却是空白。只有秦统一前吕不韦召集门客编写的《吕氏春秋》和李斯的散文外,再无佳作可言。汉代文学以散文、汉赋和乐府民歌为代表。代表作家有贾谊、晁错、司马迁等。司马迁的《史记》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记述了我国上自传说中的皇帝,下至汉武帝时代的三千年间的历史。《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一部《史记》,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都很高。汉乐府诗以民间创作和叙事诗形式给诗坛带来新鲜血液,为文人诗歌创作提供可资借鉴的范例和推动力。汉乐府民歌,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第三个重要发展阶段。酝酿了五言诗的产生。东汉的文人五言诗,是在东汉乐府民歌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今存无名氏《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作品。它以高度的艺术造诣,开创了我国抒情诗的新风格。两汉文学在散文和诗歌上取得的成就为建安文学准备了条件。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在玄学这种思辨哲学的影响下形成的。但文学走向自觉的时代。文人在作品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苦闷情感和自我意识。主要文学成就是诗歌,以“三曹”为代表的建安文学所取得的成绩。他们以悲凉慷慨、刚健有力的创作风格,被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或“建安风力”。3、唐代文学 隋唐五代文学以唐代文学为代表。隋代时间短,文学成就不大。五代文学主要新的文学体裁“词”得到发展,以香而软为特色的“花间词”派,占据整个词坛。“南唐二主”李璟、李煜成就较高。尤其是李煜后期词哀婉深沉,抒发了他痛失故国的悲哀。唐代是古代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唐诗是我国文学的骄傲。流传下来的诗歌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涌现的世界级伟大的诗人有李白、杜甫等。他们的创作是后人创作的范本,并把中国古代诗歌推到了历史的最高峰。唐代文学文体齐备,诗歌、散文、唐传奇、词、变文、话本等共同构成唐代文学的繁荣。“初唐四杰”首开新路,突破“宫体”的内容,开拓了诗歌新境界,使诗歌题材由宫廷延伸到塞外。有沈佺期、宋之问在律诗形式上的确立。陈子昂痛斥齐梁诗风,高唱建安风骨,为唐诗发展开辟了健康之路。盛唐诗人以蓬勃热烈的感情,激昂慷慨的诗句,反映出积极浪漫的盛唐之音。4、宋代文学 宋代文学以诗歌、词、散文和话本小说为主要形式。内容与时代息息相关。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诗歌有“西昆体”风靡一时,他们以粉饰现实、歌颂太平为主旋律,思想空虚。但晏姝、欧阳修的小令已开始摆脱花间词的影响,表现出清丽的词风。范仲淹词较有气魄,别具一格。柳永、苏轼使词走上革新道路。北宋后期,周邦彦注重格律,以典雅工丽之词为没落王朝点缀升平,使词又回到脱离现实的道路上。5、元明清文学元代思想尊崇佛道,儒理之学也有提倡,但地位和影响大不如前。文学出现俗雅之变。戏曲、散曲等俗文学受到广大市民的喜爱。元代文学主要成就是曲。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杂剧是戏曲,散曲属诗歌,两者均以曲辞为主,因而总称为曲。明代文学主要成就是小说和戏曲。明代小说无论长篇还是短篇都呈现了空前的繁荣。产生于元末明初的长篇历史小说的《三国演义》开辟了章回小说的先河。与英雄传奇小说《水浒传》一道总结历史,反映深刻现实。清代文学是中国封建社会总结时期的文学。样式繁多,各具特色,以小说成就最大。作者着意对社会现实、人生命运及其走向等作了周密而又全面的剖析和反思,有着强烈的社会影响力。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的总结,反映社会生活深刻而又全面。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通过对士林群丑的细致描写和深入剖析,把古代讽刺小说推向了高峰,并影响了近现代作家的创作。扩展资料中国文学,除了因为汉文字语言具有自己的特征以外,还具有它自己的独特文学观念体系。这种观念体系受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所支配,其思想渊源在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影响中国的民族性格和文化思想。其一,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为核心的入世思想;其二,是以“仁、义、礼、智、信”为标准的道德观念;其三,是以“天、地、君、亲、师”为次序的伦理观念;其四,是以“允执其中”(《论语》)为规范的中庸哲学。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诗文以教化为功用的中国文学在内容上偏重于政治主题和伦理道德主题。将文学视为政治的附庸和说教的倾向一直被当作一种无可非议的倾向。君臣的遇合、民生的苦乐 、宦海的浮沉、战争的胜败、国家的兴亡、人生的聚散、纲常的序乱、伦理的向背等,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旋律,无论是诗歌、散文、小说还是戏曲,概莫能外。儒家的入世哲学和教化观念,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政治热情、进取精神和社会使命感,但同时也抑制了自我情欲的释放,自由个性的迸发和自我意识的开掘 ,尤其是“ 存天理 、灭人欲 ”的理学观念,使文学蒙上了理性主义的烟霭 。上述内容 特 点并行的是“中庸”美学追求 。中国文学讲求中和之美 ,“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一般不把情感表达得过分热烈。中国旧体诗大都感情节制,思想含蓄,言有尽而意无穷,同样表现出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文学史
木雨大大雯
中国文学期刊现状报告中国文学期刊现状报告本报记者 术术 12月5日,《人民文学》、《当代》、《十月》、《钟山》、《天涯》、《萌芽》等全国近60家文学期刊负责人在河南省郑州市参加的“文学期刊改革与发展研讨会”结束。本次会议中激烈的辩争集中于“如何推进文学期刊体制机制创新、推进文化产业化进程”、“文学报刊如何更贴近生活、贴近读者、走向市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定位和管理体制”等焦点议题。同时,会议话题涉关文学期刊如何突出自身特色、增强品牌意识及经营机制、经营理念、网罗人才和编辑思路等。 据悉,目前我国期刊有9000多家,其中文学报刊、文学期刊占了10%左右,即800至900家。但目前生存状态比较好的不到100家。这些令人痛心的数字表明文学期刊生存状况的举步维艰。 文学期刊面临的问题本次研讨会上,许多负责人对于文学期刊的运行机制提出了尖锐批评。《散文百家》主编贾兴安指出,目前文学刊物的用人机制存在问题,如主编都是主管部门或领导任命,大多是论资排辈,这样会出现许多“官员式的主编”,由不懂文学规律的人来办刊。此外一些作家有了一定知名度之后任主编,综合能力差,偏执一己之好,容易形成“小圈子”。此外许多主编挂名,署名不出力,法人代表与实际负责人不符、责任权利不明等。 《通俗小说报》主编王爱英提出,长期以来,原创文学期刊的权益遭到漠视和侵害,各式各样的选刊无节制地出现。选刊站在原创期刊的肩膀上,事半功倍地摘到树上的桃子。他认为选刊应该“计划生育”,原创刊物是花圃,选刊是花店,原创作品与选刊的关系应该是“产品与精品”的关系。 另外,会议上还指出了制约文学期刊生存和发展的其他问题,比如一些文学刊物的定位左右摇摆,最终老读者和新读者一起失去。比如,文学期刊是面向大众与市场的,体制仍是计划经济的体制,必然会形成矛盾。有文学期刊的主编指出:目前国家对文学期刊的政策渐次明朗,但文学期刊的性质定位尚不明确。同时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文学期刊的编辑多年不能外出约稿,或很难约到一流的稿子。编辑不得不花力气拉广告和赞助等等。 文学期刊发展之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作家出版社社长张胜友介绍说,目前老牌文学刊物有北京的《十月》、《当代》、《小说选刊》等,天津的《小说月报》有30多万份的发行量,上海的《收获》发行量维持在10万份以上。它们是中国文学界举足轻重的文学期刊,发表过非常多的优秀作品,影响过一个时代。它们还继续重要的先导与经典作用。同时,在中国现行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有一些新兴文学期刊浮出水面,形成了新的品牌,如河南的《小小说选刊》发行量55万份,比如上海的《萌芽》发行量达到40多万份,《佛山文艺》月发行量接近100万。这些刊物市场的成功是由于适应市场运作的规律,进行了市场细化。 发行量高居55万份的《小小说选刊》目前有“中国的小小说中心”之称。主编杨晓敏认为,在办文学刊物的人眼里,作品只是原材料,刊物只是加工厂——刊物的操作流程是文学产品的加工、分拣、重组、打磨的过程,这个过程要符合市场的游戏规则。他指出,文学期刊与读者之间有一个“半拍理论”。即,文学期刊引导读者应当“品味适宜,适度超前”。文化品味既不能低于读者的审美情趣,也不能过于曲高和寡。这样文学刊物才能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同时,形成强大的文化影响力。 针对文学刊物的生存危机,许多文学期刊负责人从不同角度提出建议。《天涯》杂志副主编王雁翎说,《天涯》从1996年开始探索市场改革。他们始终提倡恢复中国传统的“杂文学”、“泛文学”,将《天涯》真正办成一本“杂”志。如他们设置“民间语文”栏目,将人们收藏于箱底的日记、书信、检讨书、揭发信、总结稿等登上文学的大雅之堂。还有多家期刊的发言人指出,品牌是期刊的代言人,纯文学期刊必须注重品牌效应。也有人提出文学刊物可实行“集体参股制”或跨行业、跨地区的“联合经营制”等。 文学期刊改革之路最近,江苏省决定取消《钟山》、《雨花》等所有刊物的财政补贴,是在国内文学期刊界开始的第一刀。中国期刊协会的会长张伯海说:“我觉得目前撤资不是时候,文化产业化改革刚刚开始,哪些刊物是要作为产品打到市场上去的,哪些刊物是要作为社会公益性事业扶持的,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标准。”而有出版界改革家之称的张胜友说:“会有两种情况出现,一种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另外一种情况是因循守旧,像有些国企一样,没有贷款就没法生存,所以只能是消亡,看你怎么面对这个挑战。” 张伯海认为让文学期刊走向市场是对的,但要做具体分析,有优势的名刊、大刊,跟群众比较贴近的刊物走向市场的可能性很大。有可能到了市场反而会如虎添翼。有的刊物的主要使命是扶持一个地区的青年作家人才和文学传统的传承,发行不可能大。走进市场的机会少,国家就应该从生存上给予扶持和支持。两种情况很不一样,从整体上考虑,严肃的文学期刊,要激励它探讨市场,但财政上都要保护,这样比较符合实际。 目前,中国文学期刊如果停止财政拨款,要想生存下去一般来说有三条道路可以走,找到新的投资方;改变刊物定位迎合市场需要;还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入报业集团或者出版集团。张胜友说:“停止补贴是一种大趋势,最后文学期刊怎么进行规范,有待下一步的文化体制改革的结果,现在各种办法都不妨可以探索。但我觉得不管你是公益性的文化事业,还是开始市场化运作,内部的三项体制改革以及向读者靠拢都应该是不变的。”稿件来源:新京报
笑之典典
1949年7月2日~1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揭开了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第一页。这次大会确定了我国文艺运动的方针和任务,促进了文艺队伍的团结和统一。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文艺界就在酝酿和讨论着革命文艺的新使命这个问题了。1949年3月22日,华北文化艺术委员会和华北文协举行茶会,招待文艺界人士,由郭沫若提出了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成立新的全国性文学艺术界组织的会议,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7月2日,第一次文代大会正式召开,会议代表824人,郭沫若为大会总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这次大会得到了党中央的关怀和支持。在开幕式上,朱德总司令代表中共中央祝贺大会的召开,并对文艺工作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和宝贵的意见。朱德说,“我们的国家,在经历重重困难以后,将要达到一个光明的兴旺的时代。我们相信我们的文学艺术,在经历困难时期并且克服自己的缺点以后,一定也要达到一个光明的兴旺的时代。人民是要兴旺起来的,真正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文学艺术也一定是要兴旺起来的。”这就是党在新时代到来之时对文艺大军的期望。在大会进行期间,毛泽东主席也亲临会场,向代表们发表了热情的讲话:“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无论是朱德总司令的讲话,还是毛泽东主席的讲话,都包含着一个中心思想,即新中国的文学艺术家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新中国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也是文艺事业得以繁荣的首要前提。第一次文代大会就是围绕着这个中心议题来讨论文学艺术工作的。会议听取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政治报告、郭沫若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以及茅盾、周扬分别总结国统区和解放区革命文艺运动的报告,着重强调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文艺队伍的团结和发展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问题,一个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经过充分讨论,大会作出决议:“一致认为他们所指出的在毛泽东主席的文艺方针之下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今后努力的方向和任务,是完全正确的。”此外,还在“大会宣言”中指出:“文艺工作者和劳动人民结合的结果,使中国的文学艺术的面貌焕然一新”,“今后我们要继续贯彻这个方针,更进一步地与广大人民、与工农兵相结合。”最后,大会产生了全国文艺界的组织——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以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会后,紧接着又成立了全国文联下属的各个协会,如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等。第一次文代大会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良好开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首先,这次大会根据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确定了文学艺术的总方针,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周恩来在政治报告中指出,文艺工作者应该大力歌颂在革命战争中作出巨大贡献的工人、农民、解放军。郭沫若在开幕词中明确主张,“创造为人民服务的文艺”。他从分析“五四”以来新文艺运动的性质及其历史经验入手,说明了文艺必须和人民大众相结合,这是文艺得以兴旺的必由之路。其次,这次文代会促进了我国各路文艺队伍的大会师、大团结,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健全文艺界的民主作风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这是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重要保证。郭沫若的总报告也着重强调了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的重要性。他说:“现在,伟大的中国革命的胜利震动了一切过去没有卷入革命的人们。这就使文艺统一战线也可能取得比过去更广泛的基础。”他特别指出了统一战线内部团结和批评的关系:“文艺上和政治上一样,统一战线里面有着不同的阶级,就自然有着不同的艺术观点。这些不同的观点不可能一下子就归于一致。因此,我们容忍这些不同观点的存在,但是我们除了首先在政治上团结之外,还希望在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团结。希望经过文艺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经过文学艺术工作者本身的努力,能够完全达到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共同目标。……只有团结,没有批评,统一战线是不能巩固的。文艺界应该有一种健全的民主作风。”后来的实践证明,为全体代表所一致拥护的这些基本精神,对以后文艺运动的开展,发挥了积极的影响;没有这种“健全的民主作风”,我们的文艺事业就要受到损害。第一次文代会是“当代文学”的起点。它在思想斗争与思想改造的基础上有原则地吸收了“五四”革命文艺传统的战斗力量,它在对40年代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和创作的总结和检讨的基础上,把延安文学所代表的文学方向,指定为当代文学的方向,并对这一性质的文学的创作、理论批评、文艺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展开方式,制订规范性的纲要和具体的细则。它预示着中国文学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这次会议上,周扬总结解放区文艺工作经验时提出,“除了思想领导之外,还必须加强对文艺工作的组织领导”。第一次文代会成立的全国性的文艺界组织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它是国家和执政党对作家、艺术家进行组织领导的机构。全国文联下属的各协会,也都先后成立。这些机构的性质、形式、功能,既承接了30年代“左联”的经验,也直接向苏联作家协会学习。作为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对文学界进行思想领导的重要刊物《文艺报》和《人民文学》,也在文代会后陆续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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