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月刊文章

个人并不觉得中国诗歌比西方诗歌差，各个文化都有其本身的内涵与特色，都是世界文化中瑰丽的宝藏。中国诗歌源远流长，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尤其是古诗词华美隽秀，读之令人口齿留香。但是如果你真的需要论证所谓的差在哪里，百度搜索可以找到这么一种说法。我复制一下。诗歌生态环境的差距（接上文）提到诗歌生态环境的差距，很多人会提到德里达的“文本之外，一无所有”，认为诗歌的生态环境并不能左右优秀诗人的创作，更构不成中西文化的差距所在，事实上这只是场美妙的幻觉，诗人的创作当然可独立于各种外在制约因素之外，但传播却不能独立于社会之外，因为传播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行为。试想，当你的文本被社会屏蔽的时候，读者又怎么知道你呢？又拿什么去为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代言呢？因此，当一个时代优秀诗人的创作和传播产生暌乖时候，那么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留给世界的只能是“假象”，比如当我们把文革时期的“歌德体”当作民族精英跟西方世界交流的时候，难免不给世界留下这个民族的文化是落后的、浅薄的、低级趣味的等等印象。而且，诗歌创作的生态环境所影响的不仅仅是一个时代，还直接影响到民族文化的传承，因为文学史就是在这种制约下生成的产物，就拿《诗经》和《易经》来说吧，众所周知，《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本诗歌总集，但若跟比之更早年代诞生的《易经》相比，象征隐喻技巧就跟个小孩子一样，充其量只能算一本大众文化的合集，那么真正有能力跟《易经》并驾齐驱的那本精英文化的《诗经》哪去了呢？若根本没有，那《易经》中博大精深的象征隐喻技巧又从哪里来呢？难道那个时代的文化精英都不写诗专门写卦辞？难道《易经》是外星人所写？因此，假如另外一本“学院派”《诗经》能传世的话，中国诗歌的成就绝对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可能今天的所谓“诺奖”可能就是中国的庄子奖、屈原奖了，这从自屈原、庄子后中国诗人越来越倾向“小文人化”“个人化”写作现象，便是最好的明证，可见诗歌的生态环境对诗歌艺术的健康成长是多么重要。批评家缺失，诗人写作沦为“存在即合理”自古以来批评家和诗人便是一对矛盾统一体，我们常说的“死人死在批评家手里”，也是基于这种矛盾对应关系而言的。在这组矛盾对应关系中，批评家强调理性和一般性，诗人强调感性和个别性，这种对峙如同风筝和风筝线的对峙一样，批评家既规约限制了诗人，又成全了诗人，不至于让诗人成为绝对自由的风筝在撒了几个欢之后一头栽下来，因为那根线的另一头是受众牵着，批评家只是为受众和诗歌艺术体系服务的“质检员”。但在中国的今天这种对峙已然不存在了，因为批评家身份已被“吹捧家”取代了，那么所谓的“批评效果”自然可有可无了。 批评家正在丧失独立人格 批评家放弃批评义务便意味着他已经“失业”了，若再沦为无原则的吹捧家，更是走向了批评的反面，但当前这样的反面典型却不是个别现象，甚至已成为司空见惯，几乎每一个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三五流诗人都可轻而易举笼络到一大堆知名吹捧家。比如，前不久方方曝出的的“中央体”事件，参与吹捧的竟然是类似谢冕、屠岸、杨匡汉、吴思敬、陈定家、夏可君、祁人......等等业内德高望重的行业“领英”，名单中的博士、教授竟然排不上号。再如“啸天体”获鲁奖事件，带头“吹箫”的竟然是挂着部长、主席等一堆响亮头衔的大人物王蒙......，那么,“中央体”“啸天体”当真杰出伟大到空前绝后千古绝唱地步了吗？恐怕街头那些摆地摊卖大力丸的都不相信。 批评家的从业资格也值得怀疑 批评家究竟为哪些诗人服务？毫无疑问自然是那些在文本思想和艺术形式上取得双重突破的优秀诗人，以奖励他们对诗歌艺术发展史所作的贡献，并将他的新发现第一时间传导给整个诗歌界。但中国的评论家却大都是为那些随机化的感性诗服务的，几乎每一个青春期美女诗人的背后都站着一大堆著名评论家，让人纳闷，你在学校里学习的西方那些专业化理论对这些感觉诗能用得上吗？感觉性的东西本就是即时性的过眼云烟，根本无法与诗歌批评构成一个矛盾统一体，让一个批评家去为它服务，等于“使出杀谭嗣同的力气，杀了一只鸡”（陈先发语）。很显然这些所谓的批评家的从业资格很是值得怀疑，按理批评家首先应是优秀的诗歌鉴赏家，才谈得上诗歌批评的问题，但中国批评家的身份是用文凭来堆积的，并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似乎多读了几本文学批评理论就能当批评家，这便失去了与诗歌这种性灵之物（并不等于前面的感性）对峙的资格，试问你根本没有鉴赏诗歌的天分你又如何敢对人家品头论足呢？因此，中国所谓的理论文章都有如下特征： 不敢举例 对于文学批评而言，论据例证的有效性是排在第一位的，因为没有例证便不是诗论而是“诗话”，诗话根本不需要评论家来写，诗人的诗话比之高了n个档次不止，因为一线诗人对诗歌所说出的直接经验远胜于道听途说。批评家“不敢举例”的原因无非两点，其一，怕得罪人，干脆不举。其二，无底气，吃不准，只好举证人所共知的极端例子。这两点都是批评家的大忌，试问，仅仅靠现象的归纳与罗列，如何证明你文章的原创性呢？因为这些现象本就来自社会的集体观察。比如，德明博士刊载于《星星理论月刊》的头条文章《口语诗的十宗罪》，十条罪名竟然抓不住一个“罪犯”，那么，阅读者除了收获一个“口语诗有罪”的概念之外，还有什么用处呢？明天再有人发一篇《书面语二十宗罪》，好了，中国诗人就干脆别写诗了，写口语诗有罪，写书面化诗也有罪，这不起了反作用吗？至于那些现象，地球人早都知道n年了，你现在说出来不晚了三秋吗？而专举那些极端脏乱差例子的文章更是差劲，与其说是在批判假丑恶，倒不如说是“助纣为虐”，比如，本来沈浩波的”一把好乳”，尹丽川的“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根本不够纸媒的发表资格，仅仅在小范围危害诗歌生态环境，结果因为评论家的论证反而被重复发表了千万次，由网络又波及到了传统大众媒体，这些平庸诗人反而混成了名人。因此，针对这种网络兴起的极端现象还是在网络消化比较好，纸媒的传播除了增加危害性和大众对诗人以偏概全的敌视外，没有任何正面作用。 不敢有观点 在近些年名家文章的阅读中，除了见到郑敏先生几篇有真正具备独立见解的理论文章外，大部分文章都很难上升到原创理论的高度，甚至很多知名理论家都是在引用外来语过程中根本没能力消化便拿去忽悠人了，比如谢冕整天挂在嘴边的“诗人的创作是贵族化的，但传播是大众化的”，人家这句话是对诗歌创作行为的本质所做的哲学化命名，但他所用的地方却是回答诗歌是贵族的还是大众的。这类似说，“所有的母亲都是伟大的，所有的孩子都是领袖”，一个是“行为”，一个是行为结出的“果实”，两个截然不同的命题怎么能混在一块呢？前者当然是伟大的，因为都要经历十月怀胎之苦，但不能因此说，所有的孩子都成了一种孩子。同理，尽管诗人的创作过程都有着“替天传道”般的高贵，但诗人毕竟首先是社会人，终究将服务于人性，因此，他们的作品既有《离骚》、《天问》、《秋兴八首》这样的贵族文化，也自然有“锄禾日当午”、“床前明月光”、“春眠不觉晓”这样的大众文化，但二者都是诗，省略掉任何一种都不是诗歌艺术的存在本质。正是因为中国批评家没能力与诗人成为一个矛盾统一体，这导致诗歌批评与诗人的创作距离越来越远，目前甚至已经远到“看不见”的地步，几乎每一个中国理论家的简历上都写着发表了xx、xxx、xxxx等等名目众多的诗歌理论刊物，但这些刊物大部分诗人却连听都未听说过，更不用说受益了，即便刊载到网络，也是基本无人问津。这对中国诗歌来说不得不说是灾难，一方面，少了批评家这层过滤网的经典、名作，严密性都值得怀疑，另一方面也造成翻译家的困扰，影响中国诗的传播。比如，冯至的《蛇》，我的寂寞是条蛇，这条叫“寂寞”的蛇还会相思，岂不等于说，寂寞会相思？若按原文翻译，西方读者会不会把责任全推到翻译家身上？总不能说那个诗人是脑残吧。 编辑评委的差距 中国的编辑和评委都不是诗坛自我选择的结果，和那些官方批评家一样，大部分都是诗歌平庸、观点平庸、性格和蔼的老好人（11评委仅有2人不投“啸天体”便是明证），而且这种“老好人”的近亲繁殖现象还在继续中，那么，在体制不需要诗歌作为吹鼓手的和平年代，中国所谓大奖诗、名家诗都成了和他们一样的“掐头去尾留中间”，便不奇怪了。但他们自己却感觉不到平庸（要是知道平庸，他们也不会那样写），反而认为那就是是中国最好的诗。比如，针对读者对“羊羔体”“啸天体”铺天盖地的指责，评委们反而泰然自若振振有词，丝毫也感觉不到内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自己写的就是那种不痛不痒的温吞水，自然对这种中产阶级饱嗝熟视无睹了，这类似那个捉不住妖精的猪八戒，只承认自己是天蓬元帅，却从不承认自己是猪。当你指责他们平庸的时候，他们偶尔也会把些少男少女的卖萌诗拿出来当先锋，诸如看见父母做爱、洗澡摸到私处等等，他们大概以为，中国诗歌的读者也跟那些明星身后的“追腥族”一样，嗅到点鱼腥味便飘飘欲仙了。针对当前编辑评委诗歌鉴赏力的差距，我们是强求不了的，毕竟诗歌技艺直接来自水滴石穿的写作训练，我们不能强求他们去发现比他们写作水准更高者的技术漏洞，但我们可以对他们这种“战术”上的低能容忍，但却不能容忍他们“战略”上的目盲，因为他们毕竟掌握着诗歌界纸质媒体的话语权，能左右千万初学者的写作方向。何谓诗歌鉴赏的“战略”？当然是对当前世界整个发展局势的宏观把握以及对世界诗坛的总体发展态势把握，前者决定着诗歌创作的精神方向，后者决定着诗歌发展的艺术方向。 对诗歌精神引领上的差距 所谓“诗歌精神”就是诗人的担当精神与使命感，尽管我并不主张诗人的写作离政治太近沦为政治炮灰，但也不希望成为不问世事的“缩头乌龟”，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怪现象是，在大众报纸、电视、电台等等都能公开报道的事件，诗人反而失去了介入资格，似乎诗人要比报刊评论员、杂文作者低上一等，这些编辑的“公民意识”实在让人怀疑。那么好吧，具体的社会现实你可以不介入，诗人追寻终极价值、普世价值、永恒真理的写作你总该提倡吧，遗憾的是，这种有格局、有体量、有深度的诗歌也被他们封杀掉了，似乎中国诗人都成了些胸无大志的酒囊饭袋，总不能等到那些诗人获取了诺奖，你再返回头找人家发表吧？！ 对艺术方向引领上的差距 作为一个编辑，最起码应该知道当前国际诗坛的总体发展格局是怎样的，最起码能分清什么是现代主义什么是后现代主义，我们毕竟不能关起门随便捏造一种体例来妄自尊大，因为对于新诗我们毕竟是世界诗坛的后来者，但当前这种通过“二次发明独轮车”而冒充“电动车”的现象在官刊已是司空见惯，如果因此说当前这些官刊编辑就是拖中国诗歌后腿的人，恐怕半点也不为过。如《诗刊》近期每月诗星栏目沈浩波的诗：《那些疲惫的脸》 【沈浩波】那些疲惫的脸那些疲惫的水蛭吸够了鲜血慢慢浮肿的脸那些浮肿的脸那些浮肿的黄昏沉浸在恍惚中慢慢晦暗的脸那些晦暗的脸那些晦暗的灵魂填入磨盘慢慢模糊的脸那些模糊的脸那些模糊的眼神吐出气泡慢慢幻灭的脸那些幻灭的脸那些幻灭的乌云被光线驱逐慢慢苍白的脸那些苍白的脸那些苍白的人生被巨锤击中慢慢粉碎的脸那些粉碎的脸那些粉碎的绝望被时间舔平慢慢麻木的脸那些麻木的脸那些麻木的记忆泛起涟漪慢慢忧伤的脸那些忧伤的脸那些忧伤的水汽蒸发到空中慢慢湿润的脸那些湿润的脸那些湿润的土地长出青草慢慢温柔的脸假如沈浩波从西方搬来的上世纪早已淘汰的下半身概念，算是“二次发明自行车”的话，那么这首所谓“诗星”作品充其量就是“二次发明独轮车”，因为这种老掉牙的主观化浪漫主义象征早已被诗坛淘汰一百多年了，假如这种有句无篇的主观化抒情在西方还能存在点微乎其微（西方有宗教传承）的传播效果，在中国却丝毫没有用处，因为其有两大先天缺陷：其二，缺少明确的客观对应物，让批判效果近乎零，比较类似我们常说的“保健品写作”，什么病都能治，又什么病也治不好。其二，受一种歇斯底里的情绪驾驭，作为抒情主体的“我”极易成为释迦牟尼、耶稣基督的化身，令读者成为其个人的被动崇拜者。我们回头看看几十年前艾略特对这种淘汰诗所作的评价吧：“浪漫主义的错误不仅在于天真地相信人性本善，而且过于沉溺于自我，如同“邪魔附身”，导致诗人在骄傲的孤绝状态中扮演了上帝替身的角色，夸大了个人见解的真理价值，虚构出一个被相对性统治的道德宇宙，越来越与存在的现实脱节，因而是一种异端。”。我们再看看著名诗人雷平阳与之写的评语：沈浩波的“我”，从来没冒充耶稣释迦牟尼，也不是诗歌界满眼都是的伪道士中的一个。这一个“我”，血性、邪念、悲悯、讨巧、装佯、焦灼、无奈、反讽、自虐、尖酸、决死、冷漠、悲怆……什么样的现代性的羊杂碎都掺杂在一起，仿佛就是为了对应轰轰烈烈地高速运转的时代的搅肉机。这个“我”不怕粉身碎骨，常常又能借尸还魂；这个“我”是其反对者的时代性同谋又是反对者原则上的掘墓人。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沈浩波谲诡殊甚，像戏剧中的潜伏者，他深谙对手的花招、软肋和强势，并能与之周旋，然后再用对方的言辞，呈现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恶之花，预支我们共同的末日景象。假如沈浩波这首诗算是对上世纪浪漫主义象征诗的“二次发明独轮车”，这段评语就类似赵高时代的指鹿为马，因为这段评语对这首诗而言纯粹就是一百八十度相反的胡诌八扯，这首诗的写作主体所扮演的正是释迦牟尼、耶稣基督身份，此刻“他”正居高临下地端坐在云彩里，看着众生在受苦受难忧心忡忡，仿佛马上就按落云头，开始普度众生救苦救难......，这样的胡诌评语配上这样老套的诗，还他妈的“诗星”，这个《诗刊》编辑的智商的确值得怀疑，你说这算哪门子的引导潮流，不典型的误人子弟吗？！“福利”差距 如果诗人的稿费、出场费、授课费等也算一种“福利”的话，如果社会对诗人这一身份的尊重也算一种“软福利”的话，便令我想起诗人西川说过的一句话：“诗人生在中国真是太不幸了”，关于这点我不想重复说，因为一篇以西川这句“名言”为题的文章在网上已流传很久，大家不妨搜搜看看。在此我只想说说因此造成的对诗歌的伤害： 1， 青春期写作成了“中国诗”的代言人 尽管写诗并不是一种职业，尽管任何一个时代也不需要专业诗人，但不可否认的是，一旦一个行业（尽管业余行当）内让大多数参与者都感到索然寡味的时候，必然影响到这个行当的健康发展与成就。我们回顾一下百年新诗的发展史便可轻易发现，凡是中国官方搞得任何一次所谓诗歌排名活动，几乎都是清一色的青春期排名史，无论建国前的徐志摩、戴望舒、还是近三十年来的北岛、舒婷、顾城、海子、席慕蓉、汪国真等等莫不如是。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除了一部分英年早逝意外成名原因外，大多数人都改换门庭拜倒在了更实惠的小说、随笔、散文甚至书法、绘画门下，这样便将写作高峰留在了青春期，拿这种清汤寡水的青春期幼稚作品代表中国跟西方老而弥坚的大师写作去pk，不就是典型的鸡蛋碰石头吗？这不得不说是新诗的灾难，因为若西方诗人写出代表作的平均年龄应该在35—45岁之间的话，那么，当前中国诗人写出代表作的平均年龄45—55岁才是合理的，因为我们至少要比人家多出十年来修复古诗与新诗之间的传承断裂。 2，大学生读不懂现代诗 任何一种艺术都是基于社会需要而存在而发展，诗歌艺术更是基于社会需要的核心部分——灵魂救赎，但由于我们的教材几十年不变化，都是些老掉牙的非现代诗坐庄，而在网络催动下现代诗更新换代的进化速度又太快，在大众媒体又基本拒绝诗歌的前提下，便令诗歌与中国大众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今甚至连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也很读懂一首现代诗了。这能不是诗歌的灾难吗？拿上世纪的“中国经典”参与国际竞争，人家能不说中国诗差吗？拿老掉牙的世界观去对新一代人完成灵魂救赎，人家能不反感吗？所以当前的”娱乐致死“的社会风气，与一脉承传的“诗教”功能丧失有着直接的关系。瞻望 毫无疑问，在网络出现之后，体制的影响明显在弱化下去，那种“歌德体”现象即使再出现，也已经左右不了诗歌精英文化部分发展趋势的大局，至于文联、作协、诗歌学会等等体制内诗人自娱自乐的“同性恋评奖”、按资排辈的研讨会、交流会、采风会等活动，其“成果”也将逐渐归入诗歌即时消散的大众文化范畴，甚至沦为娱乐事件。至于真正的民间精英诗人可能开始阶段被迫陷于网络、民刊流传，但随着博客、微博、微信的大众化普及，最终也会被大众所接受，因为一切的精英文化都在向大众文化嬗变是一条铁的规律，一个时代想再埋没一本精英文化的《诗经》办不到了。因此，对以上的显在差距我还是很乐观的，但对隐藏在这些显在现象背后的另一个潜在差距反而是我更担忧的——现行的体制是很难允许超过马xx的大思想家出现的，思想家出现不了，将使整个文化领域受到制约，即便出现侥幸获得诺奖的诗人，也不会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力。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是列宁为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而写的文章。刊载于布尔什维克的合法理论月刊《启蒙》杂志1913年第3期（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专号），中译文收入《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论民族自决权》列宁论述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民族问题上的理论、纲领和政策的著作 。写于1914年2～5月，同年4～6月载于《启蒙》杂志第4、5、6期。中译文收入《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论民族自决权》一文对俄国的民族问题作了深刻的理论分析，批判了R.卢森堡无视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错误和党内机会主义者反对民族自决的言论，揭露了维护大俄罗斯资产阶级国家特权的民族自由主义。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 列宁著作有《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卡尔·马克思》。

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的，明显的后殖民主义特色。中国诗歌有4000多年的历史，全唐诗共有30，000多首。西方诗歌规模远不如中国。中国诗歌怎么比西方诗歌差了？自己学的不精

《列宁全集》全集共60卷 ，共2600万字 ，收载列宁文献9000多篇 ，全集分三大部分，即著作卷、书信卷和笔记卷。著作卷(第1～43卷 )，收载列宁的著作、文章、报告、决议草案、批示、指示、命令、一些具有独立著述性质或涉及重大方针政策的书信形式的文献 。书信卷(第44～53卷) ， 收辑了列宁各个时期的书信 ，与《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相比，这一部分文献增加数量最多。著作卷和书信卷的附录，还包括某些正式文献的提纲 、草稿、有关的笔记和批语等。笔记卷(第54～60卷)，收辑了列宁为研究某些题所作的文献资料的摘录、提要和批注等。该版各卷有编者写的前言，介绍该卷所收文献的写作背景和主要内容。书后附有资料性的注释、简介、人物和人名索引、列宁引用和提到的文献资料的索引、记述列宁主要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的年表。《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中国人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和研究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