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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王德威曾论及：“悲悯意味着对‘他者’无所不予的包容。”从这句话来看，悲悯似乎是一种描述对他人态度的概念。用悲悯的态度对待身边的人，即是给予他人无条件的尊重及谅解。悲悯，是一种友善的态度、对他人的诚心接纳，通过悲悯，人能够达到自我与世界的和解，温暖每一个遇到的人，并且也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感激，从而实现自我人格的通达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在莫言的长篇小说《红树林》中，以采珍珠为生的陈珍珠和小海家庭横遭不幸，然而他们并没有因命运的不公而愤怒控诉，而是在变换的时代中始终坚持着家族的采珠手艺，并坚守着自己做人的准则。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用自己的坚韧，承受着命运的折磨，挺过难关。在坚守自己的同时，陈珍珠甚至用精神力量感化了自己身边的人，换得了三陪女许燕的转身和冷漠残忍的小虎的些许柔软。陈珍珠姐弟用自己的坚持，彰显了人性的尊严，他们用悲悯的态度对待人生，从而收获了黑暗中的星星光芒。 然而，不是每段苦难都能得到缓冲，也不是每个选择都有可能换来收获。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一次又一次地承受着苦难的洗礼，渴望用自己的挣扎获得一丝丝救赎。但由于人的有限性与其追求宇宙终极实在的意图相冲突，人的苦难可以说是一种必然。它不是突如其来降临在人身上的天灾、人祸，而是由于人本质的“邪恶、丑陋、龌龊、必死、软弱、无能，由此注定了人是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的。因此，我们永远只能缅怀过去的苦难，但却对现存的苦难浑然不觉，“带着为人的劣性和打不破的坚韧”。 由此，笔者想到了谍战剧《麻雀》。《麻雀》的剧情发生在人类冲突集中爆发的时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背景下，中国正经历着民族矛盾和民族内部矛盾同时爆发的局面。陈深是日伪军上海区特务总部行动处一组组长，但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共产党派来潜伏在特务总部内部的卧底, 他与同样潜伏在行动处的国民党特务唐山海和徐碧城一样，企图窃取事关民族存亡的归零计划。 故事起初似乎非常没有“立场”。陈深同行动处处长毕忠良是昔日一同在抗战战场上结下过生死交情的好哥们。两人在行动处关系紧密，如影随形。并不见陈深私下对毕忠良有道德上的谴责之意。陈深在行动处的表现半点不像是心狠手辣的特务，反而像是个心地善良的活菩萨，每次都要靠毕忠良的保护蒙混过关，不禁让人怀疑他作为党员的思想素质和意志力。而他与内心知晓是国民党的唐徐二人明知是将来的对手却仍毫无芥蒂，多次相救。 陈深一次次面对着道德和情感上的双重考验。他既不能表现出心慈手软、被特务总部的人发现是特务，又不能为了保护身份，而不对组织的危险施以能力内的帮助，而他内心又十分恐惧直接去夺取善良的人、甚至是不那么邪恶的人的生命。他最常说的一句话便是：“我只想去当个剃头匠。”在由他亲自押送他组织的上线，同时也是他的嫂子的宰相赴死的途中，他曾经试图营救宰相，即使要以他自己的死为代价。而宰相此时对他说了一番话，而其中笔者认为最有概括性的一句是：“你是我们大家的希望。” 然而陈深对此回答是：“我做不到。” 陈深与嫂子的这两种态度对比，引起了笔者对悲悯究竟应该如何的思考。对于陈深而言，目睹亲人在眼前被害而无能为力是痛苦的，他深深地体会到嫂子失去生命的不舍，物伤其类，感到放弃嫂子似乎佐证了世间事确是超越人的意志的悲哀，那种努力便能得到回报的愿景被击得粉碎。而嫂子则说：“你是我们大家的希望。” 她知道苦难是普遍存在于人类之中的，但是生而为人她不得不面对，也不得不选择。即使无法预见到战争的结局，更无法预料到战争结束后的一切，在当下，她仍然选择承担起自己的命运，承担起自己的选择可能给其他人的命运带来的改变。在此她的意志转化为实践托起了自己对整个世间苦难的理解和救赎。 至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对开头这句话重新阐释： “他者”，不仅意味着他人，它是一种旁观性的指引，意味着我们站在旁观的角度上，客观地，不带感情色彩的关照客体，“他者”也可以是自己，也可以是整个人类； “无所不予”，意味着对“他者”的这种包容是无条件的，不因客体的属性不同而对之加以个人好恶以及价值判断的区分，也不因条件不同而改变自己的态度； “包容”是一种不干预的态度，由于对苦难根本性的理解，尊重才是真正理解的态度。 悲悯并不是单纯对困境的怜悯。 由苦难出发，以苦难作为行动的动机，企图用行动的成果来解救即时的苦难，不是悲悯。 只有在明了了苦难是普遍存在于整个人类命运中的固有属性，却义无反顾的承受下去，由爱出发作出生命的选择，才是真正的悲悯。正如潘知常所言，“人生有意义，固然值得一过，人生没有意义，同样值得一过。“  “人的生命力量不仅表现在能够征服挑战，而且尤其表现在能够承受挑战。“ 虽然我们无法把握选择的意义，但坚持内心的选择并选择承担其发生后的一切意义，也是一种悲悯。选择以信念作为选择的标准，我们便不再孤单，而通过信念在人们头脑中的不断流传，成为构成人类历史的一个单元，真正在有限中连接无限。 参考文献：  1：陈丽萍、李圣民《浅议莫言笔下的悲悯》，萍乡学院学报，第32卷第5期。 2：胡伟希《论悲悯与共通感——兼论基督教和佛教中的悲悯意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4期。 3：潘知常,《生命的悲悯：奥斯维辛之后不写诗是野蛮的——拙著〈生命美学论稿〉序言》，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4：何宇轩、周春英《关于人的苦难与悲悯——由莫言〈生死疲劳〉说起》，名作欣赏，20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