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退税筹划论文参考文献

生产企业出口的退税原理税收筹划论文

摘要 ：生产企业免抵退税的计算及操作方法较为复杂和抽象，很多财税人员误读其政策实质。该文对免抵退税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深入剖析及详尽阐述，并指出了税收筹划关键因素是进项税额转出额的大小。本文以案例形式，例举了生产企业间接出口方式及外贸企业进料加工复出口方式两种税收筹划方法，强调了生产企业在不同贸易背景下对税收筹划方法的选择。

关键词 ：生产企业;出口退税;免抵退;外贸企业

我国现行出口货物或劳务的增值税退（免）税，操作方法上有两种：一是生产企业的免抵退税办法；二是不具有生产能力的外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免退税办法。生产企业免抵退税是指免征货物或劳务出口环节销项税，退还采购环节的进项税，并以该退还的进项税先行抵顶内销货物或劳务的应纳税额，未抵顶完的部分予以退税。外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免退税，由于不存在内销行为，所以仅须在免征出口环节销项税的同时，退还采购环节进项税，不存在应退税额抵税的问题。因此，本文重点分析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免抵退税基本原理及税收筹划。

一、生产企业免抵退税原理

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免抵退税基本原理，可从税务处理及会计处理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其税务处理依据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39号，会计处理依据是财政部2016年12月发布的《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

（一）未完全实现零税率

生产企业免抵退税，若完全实现零税率，采购环节应退的进项税额，计算基础应为不含税的采购成本，退税率应为征税率。实际上，由于生产企业外销货物与内销货物对应的进项税额难以分开核算，采购价格不一，计算出口退税时不可能调取每批出口货物消耗的采购成本据以计算应退税额。因此，出口退税的计算基础统一采用了出口货物离岸价，而免抵退税不得免征与抵扣税额为减除免税购入原材料的出口货物离岸价与征退税率之差的乘积。生产企业出口货物是否接近零税率，取决于两个幅度：一是减除了免税购入原材料的出口货物离岸价高出出口货物对应采购成本的幅度；二是退税率低于征税率的幅度。两个幅度越小，越有利于接近零税率。免抵退方法下，应退税额低于出口货物消耗的进项税额的差额，即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计入主营业务成本。由于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的存在，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并未完全实现零税率。

（二）应退税额仅反映资金流入

生产企业免抵退税，所退税额取决于两个金额的比较：一是应纳税额；二是免抵退税额。根据财税［2012］39号文件，当期应纳税额实际上是当期内销货物的应纳税额与外销货物应退税额的差额。当期应纳税额=当期内销货物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内销+外销］-（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牌价-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出口货物征税率-出口货物退税率）］（1）按免抵退税基本原理，调整上述公式各要素顺序可得式（2）：当期应纳税额=（当期内销货物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内销））-［当期进项税额（外销）-（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牌价-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出口货物征税率-出口货物退税率）］（2）而免抵退税额计算方法为：免抵退税额=（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年牌价-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出口货物退税率（3）由式（1）及式（2）不难得出结论，生产企业当期外销货物应退税额的计算存在两种方法：一是直接法，即直接用减除免税购进材料价格的出口货物离岸价作为计算基础乘以出口货物退税率；二是间接法，即以外销货物对应的进项税额减除不能退税的部分。但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并不相同，原因是当期外销货物对应的不含税采购成本与出口货物离岸价格的错位。尽管如此，该方法并不影响退税操作。如前所述，将减除免税购进材料价格的出口货物离岸价与征退税率之差的乘积作为不得免征与抵扣税额计入主营业务成本，无论退税方法如何操作，外销货物对应的进项税额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不能抵顶不能退税的进项税额转出部分；二是实际退税的部分；三是未转出未退税，直接抵顶内销货物销项税额的`部分。即除进入成本的进项税额，其余部分非退即抵，只是退税表现为资金的回流，而抵税直接在内销的销项税额中扣减。

（三）会税处理的统一具体操作中，税务处理须计算

当期应退回的资金，会计处理反映账务平衡。本文以案例形式分析两种处理的具体操作及统一性。（1）税务处理。当期应纳税额大于零，说明外销货物应退税额已全部抵顶内销货物应纳税额，抵税后仍须交税。若当期应纳税额小于零，当期实际所退税额取决于当期留抵税额与免抵退税额的比较，选择小者作为退税的金额。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小于当期免抵退税额，退税金额为留抵税额，二者的差额为免抵税额。

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大于当期免抵退税额，退税金额为免抵退税额，二者的差额为期末留抵税额。留底税额留待下期继续抵扣，免抵税额是当期不予退税的部分。该部分免抵税额的出现是由于当期外销货物消耗了前期购入原材料对应的进项税额，本期的采购金额较小所致。如前所述，从长期看，外销货物耗用的进项税额减去转入成本的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其余部分非退即抵。所以，免抵税额虽然当期未退税，但反映在其他期间的留抵税额中。案例：某自营出口生产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出口货物征税率与退税率分别为17%及13%，2017年2月留抵税额6万元。2017年3月，购入原材料一批，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价款200万元，外购货物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34万元通过认证；内销货物不含税销售额100万元，收款117万元存入银行；出口货物销售额折合人民币200万元；进料加工保税进口料件的组成计税价格50万元。该生产企业3月所退税额须计算两个金额进行比较。

一是应纳税额。具体计算方法：17-［34-（200-50）×（17%-13%）］-6=-17万元，即当期留抵税额17万元。其中，不得免征与抵扣税额为：（200-50）×（17%-13%）=6万元；二是免抵退税额。具体计算方法：（200-50）×13%=19.5（万元）。3月份应退税额为17万元，退税的17万元不再作为留抵税额，本期留抵税额为零。（2）会计处理。该项出口退税业务的会计分录应借记应收出口退税款17万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2.5万元，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19.5万元。另外，购入原材料时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34万元；货物内销时贷记销项税额17万元；不得免征与抵扣税额应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6万元。因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借方尚有2月份留底税额6万元，根据以上账务处理，该生产企业3月份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所有三级明细科目的借方余额合计为42.5（2.5+34+6）万元，贷方余额合计为42.5（19.5+17+6）万元，本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贷方余额合计与借方余额合计之差为零，无留抵税额。由此，体现了税务与会计处理的协调一致。假设生产企业3月份外购原材料300万元，进项税额51万元，其他条件不变。则3月份应纳税额：17-［51-（200-50）×（17%-13%）］-6=-34万元，免抵退税额仍为19.5（万元）。3月份应退税额19.5万元，本期留抵税额为14.5万元。

会计处理上，出口退税业务的会计分录应借记应收出口退税款19.5万元，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19.5万元。购入原材料时借记进项税额51万元。其他分录不变。该生产企业3月份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所有三级明细科目的借方余额合计为57（51+6）万元，贷方余额合计为42.5（19.5+17+6）万元，本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借方余额合计与贷方余额合计差额在借方，金额为14.5，作为本期留抵税额在4月份继续抵扣。

二、生产企业免税抵押税收筹划分析

生产企业出口货物，扣除进入成本的进项税额，其余部分非退即抵，退税金额直接表现为资金的收回，从当期留抵税额中减去，未退税的部分在下期继续留抵。但实际工作中，很多企业误以为收到出口退税款才获得了真正的利益，盲目追求退税资金，进行了豪无意义的退税筹划。其实，生产企业出口货物税收筹划的实质，是减少当期的不得免征与抵扣税额，即减少进项税额转出额。影响进项税额转出额的要素有：一是征退税率之差；二是出口货物离岸价与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之差。两个要素越小，退抵税的效果越好。针对两个影响因素，税收筹划方法如下。

（一）生产企业间接出口方式

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存在自营出口及委托出口两种方式。本文的直接出口等同于自营出口，但间接出口不同于委托出口。委托出口中，作为代理方的外贸企业须与作为委托方的生产企业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以生产企业的名义，依据出口货物免抵退方法办理出口退税。而本文的间接出口，是由外贸企业买断生产企业的出口货物，以自己的名义，依据外贸企业的免税退方法办理出口退税。

（1）适用条件。免抵退方法下，生产企业免抵退税额及不得免征与抵扣税额的计算基础为减除了免税购进材料价格的出口货物离岸价；免退税方法下，外贸企业退税额及不得退税额的计算基础是购进货物的不含税成本。由于两类企业的计算基础不同，在征退税率不一致情况下，生产企业可设立一家外贸企业，将自己直接出口改为通过外贸企业间接出口方式进行税收规避。但这种方法的适用条件，是外销货物所耗用原材料不存在免税购入情况，或虽有免税购入情况，出口货物离岸价与免税购入原材料价格之差须大于生产企业与外贸企业的内部交易价格。

（2）具体计算及成因分析。沿用前述案例的第一种情况，生产企业3月份不得免征与抵扣税额6万元。若该生产企业设立一家独立的外贸法人企业，将产品以16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外贸企业，由外贸企业再以200万元的价格出口，其他条件不变。因前述案例免税进口料件的组价为50万元，所以转内销须补缴增值税的计税价格为50万元，生产企业补缴进口环节增值税8.5（50*17%）万元，但该进项税额可以从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中抵扣。如表1所示，生产企业3月份销项税额为44.2（17+160*17%）万元，进项税额为42.5（34+8.5）万元，应纳税额为-4.3（44.2-42.5-6）万元。外贸企业承担进项税额为27.2（160*17%）万元；应退税额为20.8（160*13%）万元，不退税额为6.4（27.2-20.8）万元。所以，生产企业及外贸企业的综合税负为-25.1（-20.8-4.3）万元，生产企业间接出口相对于直接出口，从表面上看，退税额及留抵税额合计增加了8.1（-25.1+17）万元。其实该种情况并未达到节税效果。

8.1万元税额有两个成因：一是由于生产企业与外贸企业不得免征与抵扣税额的计算基础不同。生产企业按照出口货物离岸价扣减免税进口料件价格的余额与征退税率之差的乘积计算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而外贸企业是按购进价格与征退税率之差的乘积计算。两种计算方法下，该部分差额为：（17%-13%)*(200-50-160）=-0.4万元。由于存在免税进口料件，间接出口比直接出口方式，其进项税额转出额增加了0.4万元。

二是由于进料加工转内销部分的进项税额退税。如前所述，生产企业间接出口，补缴进口环节免征的增值税进项税额8.5万元，该部分进项税额的退税额反映在外贸企业的出口退税金额中。该项业务中，因补缴进项税额而多退税额8.5万元，与增加的进项税额转出额0.4万元，两因素合计影响金额8.1（8.5-0.4）万元。由于8.5万元退税额与补缴的进项税额相抵，与直接出口方式相比，实质上是增加了0.4万元的成本。因此，采用进料加工转内销方式间接出口货物，若生产企业与外贸企业的内部交易价格高于不得免征与抵扣税额的计算基础，达不到节税效果，反而增加成本。若该案例采用一般贸易进口或国内购入原材料，其他条件不变。产品直接出口方式下，由于不存在免税购入原材料，不得免征与抵扣税额为：200*（17%-13%）=8万元。若将直接出口改为间接出口，不得免征与抵扣税额为：160*（17%-13%）=6.4万元，进项税额转出额减少1.6（8-6.4）万元，达到节税效果。

（二）外贸企业进料加工复出口方式

外贸企业可采用自营出口，一般贸易委托加工出口，进料加工复出口的方式出口货物。若生产企业进料加工贸易中的免税进口料件改由另行设立的外贸公司负责购入，外贸公司再委托生产企业加工，并收购生产企业的最终产品复出口，则将生产企业的进料加工复出口业务转化为外贸企业的进料加工复出口业务。（1）适用条件。该种操作方法可适用于所有的进料加工贸易。外贸企业的进料加工存在作价加工及委托加工两种形式。财税［2012］39号文件出台后，原出口企业作价销售保税进口料件的应征增值税暂不入库，待收回的货物出口后抵减应退的出口退税款的政策已取消。根据该文件，作价加工须按内销征税，进口料件补税，作价加工复出口货物的退税按一般贸易退税规则处理。因此，为便于操作，外贸企业应选择委托加工方式。

财税［2012］39号第四条第五项规定，外贸企业出口委托加工修理修配货物增值税退（免）税的计算基础，为加工修理修配费用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金额。外贸企业应将进料加工海关保税进口料件除外的原材料作价销售给受托加工的生产企业，生产企业应将原材料成本并入加工修理修配费用并开具发票。（2）具体计算及成因分析。仍沿用上例，外贸企业以进料加工方式进口免税料件，进口后以委托加工方式通过生产企业加工成品，向生产企业销售新增的国内其他材料不含税价格40万元，向生产企业支付加工费不含税价格70万元，其他条件不变。根据财税［2012］39号文件，外贸企业出口委托加工修理修配货物，应退税额的计算基础为加工费及材料费两部分金额合计。外贸企业国内销售时销项税额6.8（40*17%）万元，回购时进项税额：（70+40）*17%=18.7万元，退（免）税额：（70+40）*13%=14.3万元，不予退税而计入成本的税额：（70+40）*（17%-13%）=4.4万元，应纳税额：6.8-（18.7-4.4）=-7.5万元。生产企业购入环节进项税额40.8（34+6.8）万元，销项税额35.7（18.7+17）万元，应纳税额-11.1（35.7-40.8-6）万元。外贸企业进料加工复出口方式，较生产企业进料加工直接出口方式节税1.6万元。该部分差额是直接出口方式与外贸企业进料加工复出口方式下进项税额转出额的差额。

三、结论

增值税属于价外税，只要增值税抵扣链条正常，无论应纳税额大小，与企业成本无关。但若出现进项税额不予抵扣的情形，或销售环节免征销项税额，但相应进项税额不能完全退税的情形，则须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从而增加企业成本。出口退税中，退税率一定的前提下，降低进项税额转出额的计算基础，是税收筹划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39号）2012年5月25日。

［2］财政部：《关于印发<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财会［2016］22号）2016年12月3日。

［3］杨雪：《浅析生产企业出口退税免抵退税收筹划》，《经济》2016年第10期。

［4］劳知渊：《生产企业出口退税税收筹划的研究与分析》，《中国商论》2016年第27期。

论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内容摘要：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途径。然而，目前我国激励自主创新税收政策存在立法层次不高、优惠方式欠科学、优惠力度偏小、功能缺陷等方面的问题。为此，必须从税收政策体系着手，规范自主创新税收立法，完善所得税制，建立鼓励风险投资、自主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等措施，进一步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关键词：自主创新，税收优惠，政策分析 自主创新的内涵 自主创新是指通过研究与开发，创造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它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模仿创新。原始创新是指通过完全自主的研究与开发，创造出从未有过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集成创新是指通过对已有的技术的集成(组合)，创造出一种新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模仿创新是指在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新，创造出新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技术创新成功的标志是技术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实现。 技术创新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更需要一定的技术基础。三种不同类型的技术创新形式，适宜于具有不同经济基础和技术基础的创新主体。一般地说，与技术基础与目标技术的差距愈大，实现原始创新的难度愈大，所需要投入资金愈大，而获得引进技术相对容易(因技术输出阻力小)，进而实现模仿创新的可能性愈大，资金投入量也较小。因此，对科技政策的制定者来说，必须对其所辖地区总体技术水平有一个准确把握，明确创新激励导向，以制定合理的技术创新激励政策。具体要做到以下两个方面： 合理选择技术创新策略。企业技术创新策略的选择必须符合企业实际。技术创新通常有率先型策略、追随型策略、吸纳型策略、合作型策略、创新孵化型策略、能力移植型策略、产业协作型策略等。以上不同类型的策略对原始创新、集成创新、模仿创新三种自主创新类型的适用程度也是不尽相同的。 重视技术扩散的效用。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企业的技术进步绝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的关联就是技术扩散。社会总体技术进步必须依靠技术扩散。技术扩散是技术的传播过程，是创新技术采用者通过各种途径从扩散源处获得创新技术，同时获得技术能量补充，然后通过消化吸收进而再创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有创新技术的采用都会获得技术进步，技术扩散面愈广，社会总体技术进步程度愈高。因此，技术扩散必定促使社会总体技术进步。 加强对自主创新税收政策研究的必要性 税收政策是指税收主权国为实现一定的社会、政治或经济目的，通过制定倾斜性的税收政策法规来豁免或减少经济行为或经济结果的税收负担措施。 当前，世界呈多极化发展的新格局，世界各国都不断谋求在高技术、尤其在高端产业方面的领先优势。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这些国家带动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而运用税收经济杠杆调整产业，促进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创新，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谋求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已成为各国共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进步、高新技术产业在我国“十一五”以及更长时间内都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国家刚刚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年至2020年)》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中，都明确提到运用税收政策激励自主创新。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在税收政策功能作用深刻的认识，预示着税收政策将在更多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然而，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到，运用税收政策促进自主创新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必须科学地设计政策措施、实施范围和实施步骤，使政策切实可行，并落到实处。 我国运用税收政策激励自主创新的现状及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自主创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针对自主创新中的实际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对推动高科技产业化，特别是外资和民营企业的科技创新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纵观整体税制结构和我国自主创新税收政策，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激励自主创新税收政策制订的立法层次不高 激励自主创新税收政策在各种税的税法、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中的规定都不是很多，且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更多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依据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变化以通知、规定等形式下达的，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况且，这种通知、规定由于不能广泛、有效的进行宣传，而有些税收政策的条款规定过于简单，弹性甚大，给税收政策的操作实施带来一定的难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效用的发挥。 (二)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方式欠科学 1.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单一。目前，我国激励自主创新能力的税收政策主要是采用税收直接减免，优惠方式单一。税收直接减免固然有操作简便，易为纳税双方把握等优点，但它属于短期行为，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缺乏有效持续的激励。况且，税收直接减免作为一种投资后的鼓励，引导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效用不显著，且容易引发税收流失。 2.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力度偏小，且有失公平。尤其是鼓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促进企业科技创新和高科技产业方面支持力度不够。例如，我国为了鼓励企业加强研发活动，对盈利的工业企业当年发生的技术开发费比上年实际发生数增长达到10%(含)以上，其当年实际发生的费用除按规定据实在税前扣除外，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后，可再按其实际发生额的50%直接抵扣当年应税所得额。我们认为，为了鼓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规定研究开发费用的增长幅度是必要的，也符合多数国家的做法。然而，这种优惠只限于盈利在一定规模的企业，大大缩小了优惠范围，对于非盈利企业或盈利但研究开发费用的增长未比上年超过10%的企业，显然是有失公平，容易引发人们误解为税收歧视，并可能会导致其陷入“亏损—不能得到税收优惠—缺乏资金投入、技术投入—亏损加剧”的恶性循环。 3.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对象针对性不强。按照现行税法的规定，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是以企业为主而不是以具体的项目为对象。这种税收优惠规定使得一些企业的非技术性收入也享受了税收优惠待遇，造成税收优惠泛滥，而且使得一些经济主体的有利于技术进步的项目或行为不能享受到税收优惠，造成税收优惠政策缺位，最终降低了税收优惠政策的效应。 (三)现行增值税制中的税额抵扣不彻底 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制，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高新技术产业比一般加工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高，其无形资产和开发过程中的智力投入占高新技术产品成本的绝大部份，但这些投入，以及购进固定资产所含税款不能抵扣，这就导致了高新技术企业税收负担偏重。显然，这种生产型增值税不利于高新技术企业适时进行固定资产更新改造，妨碍企业技术装备进步。更重要的是，它还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高新技术产品的重复征税。况且，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时，不能实行彻底退税，从而削弱了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挫伤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积极性。 (四)现行企业所得税制存在功能缺陷 现行企业所得税制都实行33%的比例税率(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率为30%，地方所得税税率3%)，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税收优惠条款多，实际执行差异甚大，造成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负不尽公平合理。例如，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年度起，第一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至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但对新办内资高科技企业，自投产之日起，只能二年内减免企业所得税。事实上，许多高科技企业是难以享受到这项税收优惠。因为高科技项目从研究开发、批量生产，到开辟市场，其周期一般较长，大多要超过二年。另一方面，我国执行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也存在着一定的功能缺陷。具体表现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经济特区，区内企业和区外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不尽相同，其弊病越来越为明显。在区内有些企业，并不是高新技术企业但也能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而某些区外的高新技术企业却不能享受到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五)需要税收政策扶持的领域存在着政策真空 1.税收政策设计没有考虑到高新技术产业的研发风险。高新技术产业的特点是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然而，在税收政策设计上却忽略了其风险性。事实上，高新技术产业在自主创新中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风险、开发风险和技术流失风险等，而目前我国的税收政策只是对企业技术开发的新产品所带来的利润予以一定的税收减免，对企业用于科研开发的投资以及开发过程中可能的失败，在税收政策上没有给予更多的考虑。 2.激励自主创新税收政策缺位，高技术开发资金投入不足，人才流失严重。近年来，我国的投资规模是有所减缓，但总量还是在不断的加大。相对来说，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明显不足，自我发展资金积累能力低，在技术密集程度方面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巨大差距。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OECD成员因高技术产业研发投资强度超过20%，而2001年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仅为5.1%，各个领域均比发达国家落后很多。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2002年我国在电子信息产业领域投入研发资金约为137亿元(16.5亿美元)，不及一家跨国公司。 运用税收政策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建议 在国家刚刚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纲要(2006年至2020年)》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中，都明确提到运用税收政策激励自主创新。这充分说明党和国家对税收政策功能作用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预示着税收政策将在更多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然而，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到，运用税收政策促进自主创新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必须科学地设计政策措施，实施范围和实施步骤，使政策切实可行，并落在实处。 (一)加快税收法制建设 我国现行的促进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都是通过对一些税收法规的某些条款进行修订、补充形成的，散见于各类税收单行法规或税收文件之中，且很多的税收优惠政策缺乏长期稳定性。为此，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国家应制定《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法》，从总体上考虑高技术产业发展战略以及相关的财税政策，制定专门的《财政激励自主创新政策法规》、《税收激励自主创新政策法规》。其主要内容应包括：研究和判定予以鼓励的自主创新及产业标准；明确财税优惠政策的目标和具体受益对象以及相应的政策支持方式；加强对自主创新税收优惠的管理与分析评估。 (二)完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1.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对从事自主创新的企业给予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即不应按所有制性质，也不应按企业的经营状况来确定优惠标准。即不论内外资企业，也不论企业是否有盈利，对符合自主创新企业条件的研究与开发，在初始年度都实行据实税前列支。 2.加大企业对自主创新投入的税收优惠。为了激励企业对自主创新投入的长期稳定增长，可以考虑按近几年来的平均数计算增长基数，从激励企业对自主创新投入持续增长的目的出发，只要近5年的平均投入比为每年增长10%以上，均可按150%的比例扣除，当年不能全部扣除的余额结转下年抵扣，办法可参照企业所得税亏损弥补的做法。 3.实行加速折旧办法。明确规定用于自主创新活动的新设备、新工具可以实行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等加速折旧办法；还可考虑对技术先进的环保设备、国产软件的购置和风险资本的投资实行“期初扣除”的折旧方式，允许在投资当年能扣除50%-100%，以利于提高投资回收速度，促进自主创新产品的市场形式。 4.建立健全自主创新企业的税收政策体系。为了与世贸组织规划相适应，需注意实现税收优惠范围内特定高新技术产业向高新技术企业转变，从支持产品向支持竞争前技术研究转变，使高新技术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并重，改变过去以区域为标准确定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范围的做法。 (三)对高新技术产业实行增值税转型 我国已在东北地区试行增值税转型并取得一定成就与经验，可以考虑在高新技术产业试行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型。即在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中，可对购进固定资产支出额进行抵扣，也可充分考虑高新技术研究投入巨大而原材料消耗少的行业特点，同时允许抵扣外购的专利权和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和技术设备的固定资产进项税金，以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促进企业加入科技研究与开发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同时，企业研制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重点开发的高技术含量、高市场占有率、高附加值、高创汇且对本省乃至全国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新产品，其缴纳的增值税可依据不同情况给予一定“先征后退”的照顾。 (四)建立规避投资风险的税收政策体系 高风险是制约企业扩大自主创新投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认为，应在税收法规中制订一些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风险投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1.建立科技开发准备金制度并允许费用列支。即允许企业特别是有科技发展前景、自主创新能力强的中小企业，按其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科技开发基金，以弥补科技开发可能造成的损失，并规定科技开发准备金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用于研究开发、技术更新和技术培训等，对逾期不用或挪作他用的，应补缴税款并给予一定的处罚。 2.制订有关风险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风险投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对风险投资公司将资金投入高新技术企业的风险投资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并对其实行较低的所得税税率；对法人将资金投入风险投资公司获得的利润减半征收所得税，对居民将资金投入风险投资公司获得的收入免征或减征个人所得税；对企业将资金投入高新技术获得的利润若再用于高新技术投资的，不论其经济性质和所有制形式，都退还其用于投资部分利润所对应的企业所得税。 (五)健全税收优惠体制 众所周知，市场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说到底也是人才与技术的竞争。因此，税收政策应推动包括学校教育、成人教育和员工培训等多种形式教育的发展，制定鼓励民间办学、社会捐资办学的税收政策，对社会各界向教育培训机构和科研机构的捐赠准许不受最高捐赠限额的限制。提高职工教育经费提取比例，鼓励企业加大教育培训力度的税收政策。同时，税收优惠政策适度向个人倾斜，进一步修订个人所得税政策。在基础扣除方面，充分考虑现代家庭对教育的投入因素，科技人员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等，鼓励个人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和多种途径进行科技成果转化。 (六)依靠关税政策支持企业自主创新 运用进出口税收政策支持企业建立技术研发中心，逐步从对进口整机设备的优惠，转变到对国内企业开发具有自己知识产权产品、装备所需的重要原材料、关键零部件的优惠上来；积极落实国务院关于发展国内制造业的有关进口税收政策，研究提出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相关进口税收优惠政策；逐步缩小内外资企业在进口税收优惠政策上的差距，利用进口税收政策引导外商投资企业将资金投入到高新技术、现代农业、环境保护等符合科学发展观的领域中去；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加大对国家鼓励产业的核心零部件制造领域的投资；鼓励外商投资的加工贸易企业，将技术水平高、增值含量大的生产环节转移到我国并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崔文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投资风险.财经问题研究，2004 2.王国锋.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状、问题及其发展思路.中国科技论坛，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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