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盈科研究论文

公安派，明末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是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因三袁籍贯在湖北公安，故称公安派。 公安派重要成员尚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该派主张文章不可尽复古，也就是反对后七子王世贞、李攀龙等人之拟古、复古说法，主张是“学其意，不必拘泥字句”。 另，该派亦主张文学重性灵、贵独创，所作清新清俊、情趣盎然。目录 [隐藏] 1 形成背景 1.1 政治与社会背景 1.2 哲学思想背景 1.3 文学背景 2 发展历史 2.1 形成期 2.2 发展期 2.3 衰微期 3 文学理论 3.1 论诗 3.2 论文 3.3 论俗文学 4 影响 4.1 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5 参见 6 参考资料[编辑] 形成背景 公安派产生于文学思想蓬勃发展的晚明时代，其兴起的背景，和政治社会、哲学与文学三方面的背景皆有所关连[1]:2-3。分述如下： [编辑] 政治与社会背景 明神宗初期，在大学士张居正的辅弼下，朝政稳定；不过在张居正去世后，万历皇帝开始出现怠政的倾向。不上朝、不批奏章以及缺官不补，让朝政陷入混乱、国库空虚。1592年（万历二十年）援朝鲜征伐日本，财政益加枯竭，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起，朝廷开始采矿、收矿税，试图借此解决困境；但由于吏治不修，派出的矿税监四处搜括民间财产，增加的赋税也多中饱私囊，国家收入反而更少。富豪、官员趁此时大肆兼并土地，许多农民丧失工作，四处奔逃，造成土地基础动摇，有些流民甚至被迫成匪，使社会更加动乱。在此一环境之下，小说、戏剧吸引了不少民众的喜爱[1]:3-11。 [编辑] 哲学思想背景 1508年，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开始其心性论的思路[2]:401-405，阳明学绍阐陆象山之学，并称陆王，对程朱理学学派在中国思想界的长期统治产生了动摇[3]:918。到了嘉靖以后，民间社会的市民生活逐潮多样化、官方控制力减弱，伦理的束缚渐小。加上城市、商业、交通和印刷、造纸计术的发达，创造了相对自由的思想表达和知识传播渠道。许多学者脱离官方学校进行私人讲学。1584年（万历十二年），面对这种民间士绅的思想力量，朝廷不得不将王阳明、陈白沙、胡居仁等人并祀于孔庙。获得官方认可后，王学也在社会中迅速散布开来[4]:300-302。 王学后期，发展出由王畿、王心斋以至于何心隐、罗汝芳、李贽等人为主的泰州学派，肯定了日常生活与世俗情欲的合理性，对传统秩序提出挑战，其“非圣无法”、大胆而激进的理想主义和自然主义，特别吸引一些拥有文学气质的文人[4]:317-318。其中李贽正是公安三袁之师，在其所著的《童心说》中，主张有价值的文学是有真情实感的，对于以摹拟为尚的作品则予以讥讽，甚至批判圣人经典[3]:919-920。从他质疑“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更要求为文应“蓄极积久，不能自遏”、“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已可见到公安派主张的前驱[5]:378-379。 [编辑] 文学背景 从明代初期开始，“复古”就是文学思想的主流。先有杨维槇、林鸿、高棅等人支配了诗坛；而后有李东阳的茶陵诗派继起，[1]:15[5]:312-313。接下来，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喊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拟古主义口号，后有王世贞、李攀龙等后七子的兴起，其间虽有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与茅坤等唐宋派文人的反抗，但影响不大[3]:898-918。 不过，由于拟古主义的庸俗引起了反感，加上晚明的学术思想有了变化，反拟古主义的声势日隆。除了有前述的李贽之外，焦竑、徐渭与汤显祖等人，都有反拟古主义的观点，为公安派的理论起了先行的作用[3]:918-920。 [编辑] 发展历史 公安派是以袁氏三兄弟为核心，其中袁宗道在万历十四年以会试解元，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复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成为东宫讲官，在士林中赢得很大的声望。袁宗道不但带领宏道、中道二人得以结识李贽、汤显祖，为公安派的思想形成做了准备。而他在朝中结识的太史黄辉、陶望龄等人，也早在袁宏道入仕前，就开始反对拟古主义，为公安派的成形奠定了基础的共识[6]:49-50。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2月，袁宏道任吴县知县，与当地有影响力的文墨之士开始交往，为他日后主张的传播建立了管道；而其中江盈科、陶望龄、丘长儒与方子公等人，更与其相互唱和交游，对宏道的文学主张日益认同，为公安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6]:50-54。 [编辑] 形成期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指出其弟中道的诗作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已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景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 首次树立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理论旗帜。此说一出，立刻得到江盈科、袁中道等人为文支持呼应。同时其兄袁宗道，则在北京写成《论文上》与《论文下》二篇作品，以严密的逻辑攻击拟古主义，为宏道的“性灵说”提供了理论基础[6]:55-60。 在1595年到1597年间，公安派诸人为文致书，交相呼应，攻击拟古主义思潮的荒谬，对前、后七子的文坛统治地位形成冲击；而同时，宏道的《解脱集》，中道的《南游稿》、《塞游记》，丘长孺的《北游稿》，江盈科的《雪涛小说》，陶望龄的〈洞庭山记〉等大量清新的创作产出，在理论与实践都有坚实基础的情况下，公安派一形成即成爆发之势[6]:60-62。 发展期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袁宏道任顺天府学教授，北上京师；袁中道也通过乡贡成为太学生而到北京就学。次年，江盈科因改任大理寺廷尉入京，与黄慎轩、陶望龄也来到北京。袁氏三兄弟于是在城西的崇国寺葡桃林中结社论学，往来者除三袁外，还包括尚宝潘士藻、刘日升；太史黄辉、陶望龄、顾天峻、李腾芳；仪部吴用先、中舍苏惟霖；以及江盈科、丘长孺、方子公诸人。这些参与者虽并非全部都支持公安派的理论，但葡桃社已俨然成为公安派活动中心。其间众人不但作诗唱和，更因为时常郊游往来，形成一波游记创作的高峰[6]:62-65。 在此时期，袁宏道的文学理论仍有进一步的发展，他在〈雪涛阁集序〉中揭诸“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的理论，盛赞江盈科作品“言今人之所不能言，与其所不敢言”的创造精神，形成公安派的重要文献[6]:65。 不过，1600年袁宗道去世，葡桃社众的情绪大受打击；1602年，李贽被捕自杀，陶望龄、黄辉等人恐遭牵连而先后离开燕京，宏道、中道因兄长丧事回到公安，流派重心遂南移公安。1605年，江盈科的病逝，对公安派来说又是一大损失。然而，此时袁家兄弟除与原公安派诸人保有书信往来外，又结交了一批楚地文人形成新的群体，其中陶孝若、曾退如是重要代表。袁宏道的此时期诗风转以山水田园诗为主，宗陶潜为典范[6]:65-68。1606年到1608年间，袁宏道再赴帝都，流派成员也在北京再次小聚，陶孝若、丘长孺、方子公、曾退如等人皆有参与。这段时间袁家兄弟的创作又有所开拓，袁宏道因公事曾赴陕西一趟，作品也因此行视野大开而更为精致；而袁中道的《游居杮录》融日记与随笔于一体，产生了小品文的另一样式[6]:68-69。 衰微期1607年，陶望龄、方子公去世；1608年，袁宏道去世；次年黄辉又卒于四川。核心成员陆续辞世，后继者又鲜有能达到三袁成就者，于是公安派渐入末流。另一方面，公安派所高举的“独抒性灵”大旗，又局限在个人情感的领域，明万历年间正是内外交迫时期，东北有满族努尔哈赤的崛起，朝中有官僚集团倾轧日深，而民间反抗朝廷压迫的怒火也逐渐升高，公安派的成员虽然不乏有关怀民间疾苦的作品，但理论无法处理文学与时代、社会之间的问题。在创作与理论的衰退下，公安派迅速衰落，到袁中道辞世后，便完全成为历史。[6]:69-72 文学理论公安派的文学理论基本上是反复古、反模拟的。虽然公安三袁仍有崇古之言，但是他们认为“学古”不应拘泥于字句的模拟。如袁宏道就说：“法李唐者，岂谓其机格与字句哉？…取古人一、二浮滥之语，句规而字矩之，谬谓复古，是迹其法，不迹其胜者也，败之道也。”宗道也指出：“学达即所谓学古也，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都主张学古应师法的是古人达意的精神，而不是字句间的相似[7]:10-13。 论诗公安派将明代以前的诗，分为诗经、汉魏、六朝、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及宋元各期。其中对于汉魏的风格并无分析、对六朝之诗也并未作细分。而针对唐诗分为四期的说法，公安派也仅应用于谈论明代时文的发展状况，实际上在论唐朝诗风时，多以“三唐”取代之，但也未细说三唐的分界为何[8]:33-34。 在公安派之前，复古派提出“诗必盛唐”的口号，为了打破这个局面，公安派对诗的探诗集中在宋元一期。然而实际上在论述中几乎未提及元代诗人，可以说是以宋诗做为评论的重点。袁宏道认为，宋元诗人能尝试各种不同的题材与写作方法，无所不写的特色让他们虽然在整体成就上无法与唐代匹敌，但是精采之处已足以与唐诗并存。袁宏道特别标举出欧阳修、苏轼，认为他们堪与李白、杜甫并比[8]:34-37，甚至在与李贽的信中，称苏轼为“有天地来，一人而已”。不过，由于袁宏道在提高苏诗地位以抗衡唐诗时，始终未有提出具体的评判标准做为依据，因此亦有难以服人之弊，就连其弟中道都在《宋元诗序》中以“诗莫盛于唐”，直接表示了不同的诗史观[7]:41-42。 至于明诗方面，袁宏道以苏州的诗风转变为例，将明诗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明初至弘治年间，即前七子活跃以前，此时吴地文风鼎盛。第二期为弘治以后到庆历以前，即前七子之后、后七子之前，此时文风已经靡弱；到了第三期即庆历以后，后七子中徐桢卿、王世贞等南方诗人投入复古阵营，吴地文风便从“人各为诗”变成“众口一诗”了[8]:71-72。在明代诗人中，袁宏道特别推崇徐渭。徐渭之诗不同于复古派末流的句模字拟，而能从丰富的生活经验中写出他人写不出的东西，于是被宏道誉为“我朝第一诗人”、“今之李杜也”[8]:38-39。 论文 论俗文学 宋元以来俗文学逐渐流行，由于其不受复古风潮的影响，也没有形式、格律的束缚，能真实地表达创作者的情感。从李贽开始就对俗文学大加推崇，并借由评点《水浒传》、《西厢记》等俗文学作品的的方式，宣传他的观点。受到李贽影响颇深的公安派，也对俗文学加以肯定，袁宏道就曾将罗贯中、关汉卿两位俗文学作家与司马迁并列，认为他们都是识见极高之人；又称《水浒传》与《金瓶梅》为嗜酒之人必读之书[9]:161-163。 不过，相较于小说与戏曲，袁宏道对俗文学中的民间歌谣有更大的关注。他曾说：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劈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 甚至学习民歌的手法进行创作，视之为求真的门径，并认为这样的做法使他自己“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9]:163-164。 影响 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日本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是日本文学史上汉文学兴盛的三个时期之一。在江户中期，荻生徂徕的萱园学派追随明代复古运动，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古文辞学。到了江户后期，古文辞学也如同复古运动般进入千篇一律的窘境，此时包括菅茶山、市川宽斋以及山本北山等人，便借用了公安派的理论，攻击古文辞学之弊。尤其是山本北山《作文志彀》、《作诗志彀》两本著作，借用公安派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术语，不仅主导了江户末期的汉文学走向，同时也对当时知识份子的心态与人生观造成影响[10]。

章培恒先生主要学术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历年发表的一百余篇论文，大多已收入《献疑集》（岳麓书社，1993）、《灾枣集》（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和《不京不海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三书中；二是以专著形式发表的《洪升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中国文学史》（主编之一兼作者，复旦大学出版杜，1996）和《中国文学史（新著）》（第一主编兼主要作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三是由他单独主持或与其他专家共同主持的大型集体项目如《辞海》的中国古代文学分科、《新编明人年谱丛刊》等。 1979年出版专著《洪升研究》，对清初戏剧家洪升的生平作了系统的考订和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该书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和中国戏剧家协会理论著作奖。章培恒教授与骆玉明教授共同主编了《中国文学史》，1996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学术界和读书界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响，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一种突破。 后又编成《中国文学史新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从人性发展的视角对中国文学史进行描述，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突破，具有广泛影响。1985年编纂《全明诗》（集体科研项目），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1979年修订《辞海》他担任分科主编（负责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和编委。合编大型丛书《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和 《近代小说大系》（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主编《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巴蜀书社出版），《中国禁书大观》（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其中的《中国禁书简史》 （己由日本新潮社出版日译单行本），《新编明人年谱丛刊》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论文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考证性的，其所提出的看法大都与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见解有相当大的距离，如关于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作者，解放后的中国研究学者都已肯定为吴承恩，他却认为吴承恩所作《西游记》为游记性质的作品而非通俗小说，发表了《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等几篇论文加以论证。中国现已有部分研究者接受他的观点。此类论文中的大部分收入其论文集《献疑集》，于1993年由岳麓书社出版。该书曾先后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和国家教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另一类论文是对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重新加以剖析（上起先秦，下迄近代）。其所得出的结论，或为以前的研究者所未尝言及，或与流行的见解相歧异。前者如《金圣叹的文学批评》、《中华文史论丛》 第三辑，与人合作），联系金圣叹的哲学思想以研究其文学批评，为前人所未及；后者如《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日本《古田敬一教授退官纪念中国语言文学论集》），将李梦阳作为晚明文学新思潮的先驱，与通常把李梦阳仅仅视为晚明文学新思潮的批判对象的观点大相径庭。这些也都为同行所重视。论《红楼梦》的思想内容（《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4年01期）论晚清谴责小说的思想倾向（《学术月刊》1964年12期）论黄遵宪的诗歌创作（《学术月刊》1966年04期）再论李贺诗歌与形象思维——答王文生同志（《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04期）关于洪升生平的几个问题——读《洪升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03期）关于屈原生平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81年10期）李梦阳的一个侧面——古文辞的平民性（吉川幸次郎、章培恒，《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02期）《儒林外史》原书应为五十卷（《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04期）施彦端是否施耐庵（《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06期）《儒林外史》原貌初探（《学术月刊》1982年07期）论《金瓶梅词话》（《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04期）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04期）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展望（《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05期）关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注的作者（《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03期）再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01期）再谈《金瓶梅词话》的写作时代（《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02期）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6年03期）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01期）再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问题——兼答刘世南君（《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02期）明代的文学与哲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01期）从《诗经》、《楚辞》看我国南北文学的差别（《中国文化》1989年01期）关于《水浒》的郭勋本与袁无涯本（《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03期）被妻子所弃的诗人——《南陵别儿童入京》与李白的婚姻生活（《中国典籍与文化》1992年01期）研究近代文学 首先须研究近代诗（《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02期）《封神演义》作者补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04期）神圣忧思录:杂谈中国戏曲的前景——以昆曲、京剧为中心（《上海戏剧》1994年01期）从游侠到武侠──中国侠文化的历史考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03期）说“冲冠一怒为红颜”（《上海文学》1995年06期）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01期）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思考（章培恒、骆玉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03期）论五四新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04期）中国诗歌里的酒（《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年02期）关于李陵《与苏武诗》及《答苏武书》的真伪问题（章培恒、刘骏，《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02期）20年来的巨大成就——中国文学学科的回顾与瞻望（《思想理论教育导刊》1998年Z2期）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01期）人性、美感及文学的发展（章培恒、骆玉明，《文学报》2000年6月1日）从“论”说“史”……（《文学报》2000年7月6日）今天仍在受凌辱的伟大逝者（《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12期）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02期）传统与现代：且说《玉梨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02期）关于《三国演义》的黄正甫本（《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5期）关于五卷本《东坡志林》的真伪问题——兼谈十二卷本《东坡先生志林》的可信性（章培恒、徐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04期）《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文学评论》2004年02期，第5～17页）关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形成过程与写作年代（《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01期）必须重视汉语言文字的发展特点——谈一种关于写作的无理要求和批评（《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01期）从《红楼梦》看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03期）余秋雨何曾剽窃我的著作——一场闹剧及其背后（《艺术评论》2005年09期）再谈《玉台新咏》的撰录者问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01期）关于《大招》的写作时代和背景（《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02期）从《红楼梦》看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6年02期）经济与文学之关系（《学术月刊》2006年05期）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意义和效应（《河北学刊》2006年05期）《玉台新咏》的编者与梁陈文学思想的实际（《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02期） 《明代徽州文学研究》——一部地域性文学研究中的优秀之作（《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8月4日）不尚空论，言必有据——读谈蓓芳《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论考》（《文学报》2006年12月28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古籍整理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04期）独立思考与细心求证（《光明日报》2000年8月10日）不能欣赏昆曲是知识分子素养上的缺憾——关于保存和复兴昆曲的几点设想（《文汇报》2001年8月18日）规范文科学术刻不容缓（《中国高等教育》2001年12期）关于建立学术规范的两点建议（《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01期） 《三国演义辞典》前言（《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02期）《三国演义辞典》序（《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02期）对武侠小说的再认识（代序）（《武侠世界的怪才——古龙小说艺术谈》，曹正文著，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年）《全明诗》前言（《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05期）《江盈科集》序（《书屋》1997年04期）人性的解放与形式的演进——《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序（《文汇报》2007年7月17日）评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古籍整理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04期）独立思考与细心求证（《光明日报》2000年8月10日）不能欣赏昆曲是知识分子素养上的缺憾——关于保存和复兴昆曲的几点设想（《文汇报》2001年8月18日）规范文科学术刻不容缓（《中国高等教育》2001年12期）关于建立学术规范的两点建议（《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01期） 美好的中文（章培恒、陈村，《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05期）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古今贯通——章培恒教授访谈录（章培恒、宋荣，《语文教学与研究》2004年22期）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章培恒先生学术访谈录（章培恒、马世年《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