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经济增长因素研究现状论文

国际经济形势的现状与未来经济全球化经过调整后，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持续深入发展，全球经济依存性不断上升。全球资本与生产技术要素的全球化重新配置，带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有七个特点。（一）世界经济迅速增长，美国、欧元区国家、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使世界经济得以继续维持较高增速，发展中国家经济呈相互带动、梯次发展的态势。2007年世界经济仍将保持近4％的增速。美国经济稳中有落，2006年美出口额被德超越，信息化指标不及北欧，次贷危机使美经济优势不断被侵蚀和分解，其负面影响还在扩大。主要西方国家面临工业化以来最强烈的外部竞争。欧亚大陆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舞台。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欧亚大陆经济总量占全球的62％，累积财富总量是美国的一倍，2006年“新欧洲”国家国内生产总值较2003年增加近一倍。同时，占世界人口80％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进入较快增长期，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得到加强，对世界经济影响力进一步增大，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格局。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的20％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到30％。（二）随着金融创新，特别是金融衍生工具的开发和推广，金融一体化程度提高，全球金融业呈“爆炸式增长”。巨额国际资本的无序流动和投机，不仅给发展中国家经济造成很大损害，发达国家也难独善其身。据美国麦肯锡公司的最新报告，全球金融业的核心资产总额已达140万亿美元。资本市场进一步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主体。银行资产占全球金融资产总额的比重由1980年的42％下降到2005年的27％，金融资产进一步向发达国家集中。发达国家的金融资产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目前已平均跃升至330％。“经济金融化”趋势一方面促进了全球资源有效配置，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投机性和风险性。（三）国际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流动性增强，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形成全球市场。国际资本市场更加成熟，资本流动形式也在增多。全球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日益提高。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未来10年，发展中国家将有7亿人口进入全球劳工市场。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和资源配置中合理及不合理的部分进一步显现，不均衡的全球增长模式正在塑造新全球经济格局。从总体看，国际贸易、投资金融市场的自由化进程使生产要素流动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最佳配置”。从国别看，全球化的收益分配和社会成本分布严重失衡，穷国与富国的差距在扩大，输家与赢家的两极分化加剧。资本回报连创新高，劳动回报则越来越低，导致国家间不平等。发达国家主导当前的国际贸易、投资、金融和国际分工体系，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3／4，经济总量只占1／4。黑非洲至少要到2047年才能成功脱贫。在北方阵营，美欧日是国际经济三大支柱，但由于美国奉行经济单边主义，企图垄断国际经济决策，三方经济利益摩擦时有发生。南方阵营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拉大，对经济发展问题的基本诉求和利益关注点发生重大分化，多元化现象明显，南南合作呈现高度复杂性。（四）新兴市场经济体日益具体，加快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活力。一大批新兴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体系日趋成熟，东亚、拉美、独联体国家经济全面提速，非洲、中东地区国家经济开始起飞，这些国家的国内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对外资的依赖明显下降，对自身能源、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意识强化，一些出口导向型发展中国家逐步实现贸易结构多元化。“金砖四国”、“新钻11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继续引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成为未来最为强劲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影响全球化的发展。按汇率计算，今年，印度、俄罗斯、巴西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均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晋升世界经济12强。2001年～2007年，中、俄、印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出口、引资、外汇储备和股市总值排行榜上的名次平均跃升四个位次。亚洲国家对美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已从1993年的25．5％减少到目前的16．5％。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持续增大。发展中国家相互投资迅速增长，主要表现在亚洲内部以及亚洲对非洲的投资。目前，世界外汇储备总额高达5．4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掌握在发展中国家手中。近来，发展中国家开始将部分外汇储备以“主权财富基金”的形式对外投资，金额可能高达1．5万亿美元，投资的主要方向是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和跨国并购，有关动向将对国际资本市场产生重要影响。（五）南北国家有关发展模式的交融与交叉增多，经济领域多边协调渐成趋势，新兴大国加速崛起，经济力量加速“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互利用，南北关系呈繁芜交织的状态。俄罗斯迅速复兴和印度加快振兴，打破了冷战后中国一枝独秀的局面，初步形成了新兴大国崛起的第一梯队。一批发展中国家迈入或走近经济次大国行列，对维护世界经济体系的稳定及贸易自由化的需要不断增强，与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有所增多，双方相互依存有所加深，在经济、金融等领域开展对话与合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日增。“G8（八国集团）＋5”成为促进南北对话的重要高端平台。G20（20国集团）涵盖当前世界上最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较强的“南北”代表性，近年来在协调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应对金融危机、促进世界经济金融稳定发展等的立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加拿大倡议在G20框架内成立“全球首脑论坛”，进一步反映出国际社会加强多边对话协调的趋势。（六）各种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安排发展迅速，国际贸易、跨国投资重趋活跃，自贸区谈判方兴未艾，通过自贸协定等形式，新兴力量与传统大国结成经济联盟成为时尚。区域经济合作既是各国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产物，也是有关国家以区域发展为依托，为减缓经济全球化无序冲击而采取的合理选择。区域经济合作、区域集团化趋势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并行不悖。这种总体上良性的经贸互动推动了政治上的良性发展，大国重启战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东亚、拉美、非洲等地区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区域合作蓬勃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之间区域合作势头加强，成为联系不同地区之间合作网络的重要纽带。巴西、印度、南非已建立三国合作框架，亚洲与非洲，亚洲与拉美，拉美与中东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各国均试图通过强强联合、强弱互补的模式加快区域集团建设，实现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谋求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优势地位。美国全面推动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欧盟借东扩之机加快区内金融、服务一体化进程，拉美两大经济组织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共同体宣布加快自由贸易谈判，东亚10＋3和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亚洲两个支柱性机制深入发展。未来国际经济关系将逐渐由国家之间的较量和竞争转向区域经济集团之间的角逐，围绕全球经贸政策、金融体制的斗争与协调将主要在经济集团之间展开。（七）国际能源、资源价格大幅上涨，国际能源格局调整步伐加快，对能源等战略资源的争夺成为影响国际经济关系的最大不确定因素。一些资源大国特别是油气资源富集的国家把握了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的良机，不仅从中获取巨额收益，同时提升了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近年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伊朗、委内瑞拉和阿联酋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序中平均前移了三个位次。一些石油生产国加强了对国内石油资源的控制，减少了发达国家对其石油资源的掌控。伊朗、委内瑞拉等产油国将能源作为国际斗争的主要筹码，公开向美“叫板”。美国目前控制着中亚、中东、西非和北美的世界近70％的石油资源。全球能源战略格局明显向美倾斜，但在世界能源市场格局方面，俄罗斯影响举足轻重，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战略影响不可低估。日本努力稳定传统石油来源，并积极拓展新渠道。欧盟等国积极增加石油战略储备，并寻求能源合作。随着世界经济的强劲复苏和繁荣，各方对能源的依赖将与日俱增。围绕油气资源、运输管道和市场价格等，美、欧、日等大国还将展开激烈的国际能源争夺战。同时，随着新兴发展中大国对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及对能源安全的追求，相关能源企业迅速发展壮大，打破了发达国家企业在国际能源产业中的垄断地位一、世界经济的复苏迹象近来随着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呈现不同程度的复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世界经济衰退结束迹象初显。从统计数据看,2009年第二季度,德国、法国和日本经济环比均已恢复正增长,美国和英国经济的下滑速度也明显放缓(见表1)。其中,美国房地产销售连续上涨、二季度私有部门投资以及实际货物和服务出口的规模下降幅度显著收窄,净出口和投资已对GDP做出积极贡献。德国2009年8月份服务业信心指数创出2006年1月以来最高,投资者信心指数也创三年多来最佳。日本二季度GDP环比增长0·9%,按年率计算增长3·7%,为5个季度以来首次呈现正增长,在发达国家中增长最快。另外,日本采购经理人指数、商业环境指数和消费者信心指数均已止跌回升。在资本市场方面,自2009年3月主要发达国家二季度GDP增长6·1%。巴西二季度出现自2003年以来的最强反弹, GDP增长6%;而二季度经济创纪录萎缩10·9%的俄罗斯, 8月份制造业也出现止跌回升的信号。面对经济逐步向好和金融市场形势继续好转的局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近来纷纷调整之前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悲观预测,就连北欧联合银行的经济预测报告也认为全球经济衰退已经结束,世界经济将开始复苏。各主要国家政要也发表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乐观预期。IMF 2009年10月1日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预计, 2009年世界经济萎缩1·1% (见表2),下降幅度将低于之前的预计, 2010年全球经济可反弹至3·1%,较7月份预计的2·5%明显提高。二、世界经济复苏的脆弱性尽管世界经济呈现明显复苏迹象,但主要国家贸易大幅回升的局面尚未显现。这一方面说明,尽管发达经济体经济有所恢复,但受制于政策性引领复苏的局限、金融市场信心修复尚需时日、失业率居高不下对需求恢复形成的障碍、不断加重的政府巨额财政预算赤字给再融资带来的困难以及新一轮经济复苏中的通胀压力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全球经济即使复苏,未来增长速度也将是缓慢的,同时不排除中间有所反复。IMF预计, 2010—2014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仅略高于4·7%,低于危机前几年的平均水平。(一)政策性复苏的局限性面对这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主要发达国家政府大多采取了财政刺激手段,且效果明显。这种依靠政府政策手段挽救危机,或刺激未来复苏的做法带有明显的政策性复苏特征。政策性复苏的后果就是政府脱身时机难以把握,而企业和市场对政府政策产生依赖,长此以往,市场扭曲,的市场秩序较难恢复。而政府如何、怎样退市成为未来经济走向一个重要因素。政府介入加深、过晚退出,可能导致恶性通胀;政府过早退出,前期刺激计划的实施出现折扣,又会影响经济复苏。如何在促进经济复苏和遏制恶性通胀方面取得平衡,这意味着政府有效的退出将成为未来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主要经济体对是否继续对市场给予支持暂时达成共识,但并不意味着未来没有矛盾,或某一方单独退市的可能。(二)金融业修复的复杂性本次经济衰退源于金融危机,因此,金融业受到的打击最大,一是泡沫破灭、财富减少;二是金融领域的去杠杆化,资金相对减少,未来修补非常困难,也需要时间;三是金融业破产、利润下降、投资和就业下降趋势尚未逆转。即便考虑到部分金融机构开始偿还政府的救助资金,但金融机构的“疗伤过程”仍需时日。因此,当前刺激经济的主要资金来源仍然来自政府的扩大支出,金融部门惜贷现象依然严重,并且可能要持续一定的时间。目前贸易融资困难已成为抑制贸易增长的障碍之一。(三)解决高失业的困难性金融危机给各国就业形势蒙上巨大阴影,自2008年失业人数迅速上升以来, 2009年以来全球就业形势日趋恶化(见表7)。历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在经济开始复苏后,通常还需要4~5年的时间失业率才能逐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联合国报告预计, 2009—2010年全球失业人数将达5000万。发达经济体到2010年的失业率会高于10%。鉴于全球国际经济形势最乐观估计也将在2010年才开始好转,而大部分国家只有在2011—2015年间实现经济加速增长,才可能缓解金融危机导致的失业状况。国际劳工组织预计,就业率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估计要花4~5年的时间。这意味着全世界可能要迎来一场持续6~8年之久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危机。大规模就业增长如果无法恢复,消费的真正增长就只是一个愿望,经济增长的动力明显受到掣肘。(四)政府再融资的艰巨性自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使经济尽快摆脱衰退恢复增长,各主要国家均出台了一系列的救助计划,其中包括不断加大力度的政府财政安排,这使得政府开支迅速增加,财政赤字水涨船高。据美国政府的预计,未来10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总规模将达到7·1万亿美元。未来几年,欧元区和欧盟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将从2008年的69·3%和61·5%分别升至77·7%和72·6%,远超60%的上限。日本的国家债务已经高居发达国家之首,经济危机导致的税收减少以及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预计未来几年日本财政状况将进一步趋于恶化。继续融资的难度相当大。(五)新一轮全球性通货膨胀的长期性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央行大幅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印钞票,放松信贷。这无疑为新一轮通货膨胀埋下祸根。美联储已释放和承诺了12万亿美元来拯救金融系统,约占美国GDP的83%。这一大笔货币供给如果不能及时退出,将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另一方面,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刺激经济,无疑使流动性泛滥,也为新一轮全球性通货膨胀奠定基础。正如大量研究机构所预测的那样,世界经济将在短期出现增长回落和通胀抬头的现象。但是,这种增长的回落和通胀的抬头并不是一种临时的短期现表而是一种十分深刻的周期性调整。2009年之后世界经济核心特征很有可能是,经济增长缓慢复苏而通货膨胀开始抬头。三、国际贸易竞争的严峻性鉴于经济恢复步伐不会太快,进口需求的增长也不会非常明显。与此同时,目前不但新兴市场希望通过尽快恢复出口保证本国经济增长,发达经济体也试图利用增加对于外部市场出口,扩大或保持经济复苏的局面,因此,目前国际贸易环境较过往更加严峻,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贸易逆差国,还是传统的贸易顺差大国,都依然寄希望于将贸易作为经济增长的突破口。资料来源:各国海关统计暖势头,但下降幅度仍保持两位数。WTO预计, 2009年全年全球贸易(剔除价格和汇率影响后)将萎缩10%,其中发达国家减少14%,发展中国家减少7%。IMF预计, 2009年世界贸易将下降11·9%,其中,发达国家实际进口、出口将分别下降13·7%和13·6%,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将分别下降9·5%和7·2%。2010年均将恢复增长,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四、贸易保护主义是最大祸害值得关注的是,与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的IT革命和21世纪初的房地产繁荣的带动下较快摆脱衰退迅速反弹的愿望一样,目前奥巴马政府也提出了将以新能源、环保等新兴产业带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主张。目前许多国家都开始重视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优先发展新能源和环保产业等,似乎把新能源当成了救命稻草。但研究和现实表明,目前新能源技术,还处在发展阶段,新兴产业完全走向市场化仍显遥远。在“保增长”仍然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主题压力下,各国的政策基本上仍属于急功近利型的,并没有彻底建立新经济增长模式的决心和动作。而目前最能显现政策效果的首要任务是抓住复苏的机会,扩大出口,把东西卖给别人。当每个国家都如法炮制,只想把东西卖出去,而当市场新增需求依旧有限、经济复苏缓慢且非常脆弱时,守住自己的市场又成为本能,近来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手段的出现,无不表明贸易保护主义的猖獗。五、中国挑战依旧严峻中国作为持续的顺差国, 2009年以来出口贸易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多年来我国对外贸易没有经历过的最大降幅。与此同时,尽管世界经济呈现复苏迹象,但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市场的消费仍在萎缩、储蓄率仍在上涨,显示消费领域的“去杠杆化”仍然在持续,这意味着中国出口好转的势头是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全球经济的复苏将使得流动性更加活跃,过剩流动性将推高国际商品价格,这不仅会使得中国的贸易条件恶化,也将加大国内制造业的成本压力。IMF数据表明, 2009年以来,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在改善,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贸易条件逐渐恶化。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期。今后5年～10年，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将快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的先后崛起，将加速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与格局演进，多极化趋势将日趋明显。美国经济“双赤字”，使世界经济发展失衡。美元贬值、油价飙升，使全球经济风险加大，但世界经济整体趋势依然向好。? 去年，世界经济增长5％，为近30年来最好。今年，受欧元区和日本经济疲软的影响，全球产出增幅将放缓。? 美国经济依然是世界经济的引擎。国际机构和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美国经济将持续稳健扩张。虽然受到高油价冲击，又面临财政和贸易“双赤字”，但美国经济的内生性强，增长势头不会改变。原因是：1．企业投资强劲复苏，居民消费持续增长。2．低利率时代虽然结束，但宏观环境依然宽松。3．“新经济”虽然缺乏新动力，但活力再现。加之布什政府的持续减税、弱势美元和油价适度回落等等，均有利于美国经济持续扩张。? 日本经济意外衰退复苏步履维艰。去年，国际机构普遍看好日本经济。今年上半年日本经济将处于停止状态，下半年可能恢复增长。然而，日本经济复苏依靠的不是内需而是外贸。因为，目前仅靠内需尚难支撑日本经济复苏。可见，当前日本经济基础依然脆弱。一是油价飙升对经济影响开始显现；二是国内需求依然不旺；三是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出口。? 欧元区经济增长缓慢，但复苏势头尚能维持。欧元区经济在连续两年低迷后,去年增长2％，虽低于IMF估计的2．2％但仍是近4年来最好的欧元的被动持续升值。油价居高难下，开始影响欧元区经济复苏? 亚洲经济增长触顶回落，但仍是全球最快的地区。该地区宏观经济基本稳定，区内合作效应凸显，互利共赢格局正在形成，发展趋势是：东亚地区将持续较快增长，“四小龙”则适度扩张；东南亚经济将稳步复苏，越南和泰国成为佼佼者；南亚经济增长势头不弱，印度成为地区领头羊；中亚经济恢复性高增长，但资源型经济风险将增大。在未来数年中，亚洲将在全球经济中保持较高增长，依然是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心。? 发展中国家经济将进入稳定增长期。国际机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中长期前景普遍乐观。目前，发展中国家具备空前良好的发展机遇：1．宏观经济环境普遍改善。2．国际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3．南南经贸合作明显加强。亚洲与拉美、亚洲与非洲，亚、非、拉区域合作步伐加快，带动发展中国家间的泛区域、区域和双边合作蓬勃发展。4．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等发展中大国经济加速发展，在区域经济中起着空前的示范效应和领头作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以及对我国的影响?1、世界经济保持增长，我国外贸市场空间仍较大2、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对我加工贸易影响显著，一般贸易保持高速增长。。3、主要经济体失业率高企加剧了世界经济摩擦的风险，欧美等国对我发起的贸易摩擦多由失业部门发起。4、油价高企加剧了我国的进口成本，可能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5、顺应世界FDI大潮，调整引资政策重点。将重点转向有针对性地发展部分服务行业，优先发展为生产服务的服务贸易以及重点发展与货物贸易相关的运输和商业分销服务业等出口导向性服务业。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五个突出问题——粮食进一步增产、农民进一步增收的制约因素仍然较多。粮食收购价格继续上升的空间有限。化肥等农资价格居高不下。洪涝灾害偏重发生。——固定资产投资新开工项目仍然较多，投资结构仍不合理。由于产生投资膨胀的体制性原因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一些地方投资增长仍然过快。——工业企业利润增幅有所回落。行业效益出现明显分化，煤炭、石油开采、黑色和有色金属等采掘业利润增长较快，建材、石油加工、交通运输设备、化纤行业利润下降较多。?——煤电油运总体形势仍然偏紧。由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改变，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能源、资源约束的矛盾仍然突出。——安全生产形势仍比较严峻。顶风违规生产的现象依然存在，重特大事故频繁发生，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等事故多发。节能是解决我国能源问题的根本途径我国人口众多，能源资源相对不足，人均拥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煤炭、石油、天然气人均剩余可采储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58．6％、7．69％和7．05％。目前，我国又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能源资源的消耗强度高，消费规模不断扩大，能源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今后，随着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能源需求还会持续较快增加。? 因此，能源是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瓶颈，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节能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我国富煤少油。在替代石油的化石资源中，煤炭在近中期内可以满足与千万吨数量级的油品缺口相匹配的需要，即通过煤液化合成油实现我国油品基本自给，是目前最现实可行的途径之一。煤可经直接或间接液化两种方法转化成汽柴油。煤直接液化的操作条件苛刻，对煤种的依赖性强。煤间接液化是将煤首先经过气化制成合成气，合成气再经催化合成转化成汽柴油。煤间接液化的操作条件温和，几乎不依赖于煤种。? 核裂变能源的使用越来越广泛，相关技术日臻完善，是未来百年内解决能源紧缺问题可行、且可靠的方案。建设、运行、维护核裂变电站及对核材料的开采和核废料的处理等将在未来百年内形成巨大的产业链。核裂变能源的利用受制于地球上有限的核材料蕴藏量和人类对核废料处理的艰难和危险。利用核聚变能可能是人类最终解决能源问题的一种最重要途径。太阳光即是太阳中的氢核聚变释放出来的能量。核聚变的主要原料是浩淼的海水中所蕴藏的用之不竭的氘，其产物是惰性气体氦，因此，核聚变既无原料短缺问题亦无核废料或核泄漏等污染问题。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和平与发展是主流，但是影响和平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例如：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地区冲突，核武器扩散，自然灾害，跨国犯罪，疾病，走私贩毒等。因此要加强国际合作。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做出判断，应酬好与大国的关系，对我国的外交有重大的意义。当前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各国之间呈现出合作与竞争，依赖与牵制等关系。国际局势的总体稳定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但是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依然存在，我国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我国要处理好与大国的关系，尤其是与美、俄、欧盟、日的关系。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受挫，正在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但是美国称霸世界的战略并未改变。我国一方面要扩大合作，增加两国外交中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要坚持原则，维护我国利益。?? 北约不断东扩，严重影响了俄在欧洲的扩展，俄把目光更多的投向了亚洲。同时俄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在能源供应与边境问题上对我国有重要的意义。????欧盟在积极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合作，加强与中国的对话，在大国问题上谋求与中国的协作，同时也看到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得巨大市场。???由于日本不能正确面对历史问题，同时在积极扩展和建立其大国地位，积极配合美国牵制中国。中日抗衡比较明显，处理好中日关系决非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中日关系的长期僵硬将不利于我国的发展。???与此同时，要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战后日本高速增长的经济文化解释及对中国的启示刘春勇北京大学日语系99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60到90年代间，东亚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谓是群星璀璨，其中最为耀眼的恐怕就是从一片废墟到现代化经济大国的日本了。尽管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开始滑坡，以至于现在的日元大幅贬值经济发展前景却仍不容乐观，然而它持续了四十年的经济繁荣的确是任何人也无法忽视的，它的经验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创造了又一个世界奇迹。近年来世界经济整体滑坡，而中国却一枝独秀，仍保持了较大的增长。尽管如此，我们的改革进入了“瓶颈”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何顺利通过“瓶颈”保持快速的经济发展是现在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日本的经验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关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何以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达到赶超发达经济的目标，学术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一种观点认为，奇迹的背后有深刻的文化根源，即儒家文化的影响。显然我们无法完全接受这种说法，因为发达经济中更多的是不懂儒家思想的欧美国家。马克斯·韦伯甚至极端地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根本无法在缺乏新教伦理的中国、日本乃至整个东亚取得很大的发展。（1）当然这是不足信的，因为东亚的奇迹已经做了最好的证明，但需要指出的是，那种“《论语》加算盘”的文化解释似乎正是为了反驳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而产生的，因此不免偏激，所以我们不能企盼从文化中找到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源，经济问题还需要用经济观点来解释。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战后日本的思想文化对高速前进的经济列车所起的润滑剂的作用。于是就引出了本文所要说明的两个问题，关于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解释以及当时的思想文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研究是为了借鉴经验吸取教训，因此论文的第三部分从前面的分析中提出了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对中国发展的几点启示。一、比较优势战略关于战后日本高速增长的经济解释同样有很多，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把它们归纳成三种类型。（2）第一种是以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为代表，他们认为高速增长的原因是因为实行了自由市场经济，价格扭曲比较少，资源配置得当且效率高。然而从日本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我们显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尤其是从战后到6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的“统制”特征是相当明显的，因为在恢复时期日本工业极其薄弱，没有政府的扶持会很快崩溃，显然这种解释把现实经济过于理想化了。第二种解释与此恰恰相反，以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Alice Amsolen和英国经济学家Robert Wade为代表，他们认为日本乃至亚洲四小龙经济的成功恰恰是政府有力地干预市场，有意识地扭曲价格限制市场作用，利用产业政策扶持某些关键性战略产业的结果。然而我们所知道的是，现实中有更多统制经济发展受阻的例子。要素价格扭曲的市场显然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尤其是对一个政府很难完全控制的大市场来说，而日本真正的高速增长期也是从六十年代逐步减少了政府对市场直接干预后开始的。第三种解释把日本的成功归结为实行了外向型发展政策。的确，外向型是日本经济的一大特征，同时也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是得益于对外开放。然而并不是只要开放就能发展，正如中国开放的同时还要改革一样，日本内部的战略和政策的选择也是同样甚至是更加重要的。单纯的开放不仅不会带来发展反而往往会使本国经济一溃千里，可见外向型也远非经济发展的充要条件。以上三种假说都解释了日本经济增长中的一些问题，但又都不能完美地说明全部，所以这里要引入另一种发展战略——比较优势战略来作出更加符合逻辑解释。（3）比较优势战略并没有否定前面三种假说，而是融三者于一体指出了三者背后更为本质地东西——比较优势，它把这三种假说作为实现比较优势的条件从而作出了一种并非全新但更加深刻合理的解释。这种比较优势战略是建立在国际分工理论的基础之上的。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一书出版是西方传统国际分工理论的开端。他认为判断一国某种商品是否便宜的标准决定于一国在某种商品的生产成本方面是否具有绝对优势，“只要甲国有此优势，乙国无此优势，乙国向甲国购买总是比自己制造有利”，（4）因此生产具有绝对优势的商品，进口处于劣势的商品所形成的国际分工能使各个贸易主体都得到更多的利益。当然，这样的分工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然而斯密忽视了一个国家所有生产都处于绝对劣势却仍可以参加国家贸易的情形，因而无法作为国际贸易中的基本理论。于是大卫·李嘉图在他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提出了更为科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即一国不必只生产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而只要生产自己产品结构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经过国家贸易就能使各贸易主体的利益都得到改进。这构成了西方传统国际分工理论的核心。100年后，瑞典经济学家厄里·赫克歇尔和伯尔蒂尔·俄林又提出了要素禀赋学说，这种理论放弃了古典的劳动价值论，而把国际贸易发生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导致的价格差异。它强调“不顾不同需求条件的影响，地区之间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有时会如此之大而决定了贸易的基本性质”，（5）从而“进口那些含有较大比例生产要素便宜的商品”。（6）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劳动力资源相对丰裕而资本相对缺乏，那么它的生产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它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因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更好的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降低成本，从而在国际贸易中更具竞争力。遵循比较优势发展优势产业的经济发展道路即是比较优势战略。而发展比较优势战略首先要求对外开放，参与国际贸易；其次还要鼓励自由竞争，让市场发挥作用从而使价格准确地反映出本国的比较优势所在，这样才能更好的遵循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再次，由于企业自身无法全面了解比较优势，所以政府就要采取适当政策提供完全信息引导企业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且适时促进产业升级。由此可见，前面所提到的三种假说正是发展比较优势战略的条件，他们都部分地反映了战后日本经济的特点，从而我们也可以想象日本战后经济正是遵循着比较优势战略快速发展的。战争刚刚结束时的日本的经济和社会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民用财富的40%丧失了，尚存的机器设备也老朽不堪，1946年工业生产仅为战前的6.6%。损失最大的是船舶，从630万吨减至153万吨，只残存24%。1945年大米产量也降至平均产量的60%。（7）战后初期日本的生产要素禀赋状态是：资本存量水平低，技术水平落后，土地面积狭小，国内资源贫乏，原料资金不足，只有劳动力过剩。日本经济学家鹤田俊正指出：“在这种生产要素禀赋状态下，只要坚持以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等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为基础的工业化，日本就必然选择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道路”。（8）然而这似乎和当时日本的选择有所不同，日本确立了“贸易立国”的思想之后，又经过“静态国际分工论”和“动态国际分工论”的争论，最终选择了规模经济利益大，吸收就业人口能力强，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学工业化道路，并对钢铁、机械、石油精炼、石油化工、汽车等弱小的基础产业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扶持措施。（9）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别于比较优势战略的选择主要是由战后日本面临的特殊的国际环境造成的。战后美国处于政治考虑对日本大力援助，日本正是利用了这些援助资金和设备再加上廉价的劳动力才得以施行当时的“倾斜生产”政策。1949年美国停止了援助，日本经济马上陷入困境，这也正体现出了美国援助对日本“倾斜生产”的作用之大。不过对日本来说幸运的是，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所带来的“特需”又给了日本巨大的发展机遇，使得日本得以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回报率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从而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资本而无需大幅地扭曲价格，避免了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倾斜生产”的危害和成本。当然特殊的国际环境并不能解释一切。事实上，50年代日本提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美国的1/4以上，（10）而且在从二战结束到50年代的经济恢复时期，甚至在实行“倾斜生产”的同时，日本也没有放弃过劳动密集型产业，纺织、服装等轻工业以及日本最为成功的大量使用劳动力的造船业也为日本迅速积累资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见战后初期日本的政策选择并不能构成比较优势战略的反例。日本高速发展中最重要的经验不仅在于遵循比较优势而且在于按照动态的比较优势理论适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任何一国的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都是变化的，因为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包括生产要素禀赋在内的一切经济因素都会发生变化，这种生产要素禀赋的变化意味着一国某些产业产品的比较优势或比较劣势的消长替代，这样后进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就使得它能具有动态的比较优势从而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外向发展和国际分工模式。（11）进入60年代以后，日本已经完全恢复了经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美国的1/3以上，要素禀赋结构也与战争刚刚结束时有了很大的不同，资本存量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同时劳动力价格即工人工资也有了明显的增长，比较优势由劳动力转移到了资本。在这样的要素禀赋结构下，政府适时干预经济，推动了产业结构向能源密集型和材料密集型的产业发展，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加大社会资本投资发展规模经济，从而开启了经济高速增长之门。一种外生的经济发展战略需要一定内生的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因此在日本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下，一旦确定了比较优势战略也就由发展比较优势战略的三个条件确定了一定的经济体制，即在政府宏观指导下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体制。在宏观政策环境上尽量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让市场价格反映生产要素的稀缺程度，从而为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创造条件；在资源配置制度上主要由市场自行配置生产要素，从而使资源被合理分配到各个产业；在微观经营机制上鼓励企业间进行公平竞争，从而使企业不得不改进技术降低成本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五、六十年代尽管通产省限制新企业进入重化学工业和同类产品进口，但同时也要求原有企业间相互竞争。在理论上，由发展战略和要素禀赋结构可以确定不移的决定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内生的经济体制。经济效益直接取决于发展战略是否符合要素禀赋结构，宏观经济中所谓的内在稳定器（built-in stabilizers），即现代经济中财政制度的自动调节性能，和微观经济中生产者之间经营者之间的激烈竞争所构成的内在调节机制会做好其他工作。然而在实际中这两种调节机制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内在稳定器的作用在于减少经济制度的任何波动的一部分,它不能百分之百地消除波动，消除它所留下来的波动的是斟酌使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任务”，（12）微观经济中的竞争机制也同样远非完美，完全自由的竞争往往会导致混乱。另外，宏观和微观之间的“衔接”和沟通更是单靠自动调节难以解决的，因此政府在基本确定了的内生经济体制的中的协调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产业政策发挥其协调作用必须以完善的市场机制为前提，其对经济的影响必须通过市场机制才能实现。战后初期日本政府曾实行统制经济制度，直接控制物资、资金和价格及外贸，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同时也抑制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使企业生产效率难以提高，缺乏活力。到1952年4月，日本政府废除了《临时物资供求调整法》，结束了对工业制品及其生产的严格限制。同年7月还撤销了统制经济的最高管理机构“经济安定本部”，代之以经济企划厅。至此，日本完成了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政府职能也转变为协调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发展，弥补市场缺陷。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也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是在价格机制的作用框架内执行的，政府一般并不直接干预企业决策而是用非正式的劝说指导企业界。（13）而“政府多方面进行直接干预的产业部门，是运输通信部门、服务产业部门、金融部门”这些对国民经济发展有特殊意义的中间产品产业部门和最终产品基础产业部门，因此，日本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范围也是有选择的，并未因直接干预而窒息市场机制的作用，而且在市场价格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协调。到这里我们已经基本可以明确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源在于选择了正确的发展战略并且较好地协调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关系。我们当然还可以提出促进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其它因素。比如，教育的发展，日本的大学数量几乎相当于西欧各国大学数量之和；科技进步，日本人虽不善长或无心从事理论上的突破创新，但他们在吸收和改进外国先进技术方面似乎的确有某种天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也得益于搭上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列车；高储蓄率，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促进了资本的迅速积累，等等。然而无论如何，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发展战略符合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发挥了比较优势，这也是本文所要说明的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