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门法哲学论文题目

学术堂整理了一篇5000字法律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范文，希望你从中有所收获：范文题目：试析习惯对法制建设的影响摘要: 本文在习惯这一词语的基础上，仔细阅读了英、德、日、传统中国法制度建设的相关内容，分析习惯在对各国法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试提出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启示。习惯对于中国法制建设是良好的，有传统基础的；习惯汇编是实现习惯对中国法制建设影响的重要条件之一。关键词习惯法制建设影响启示造成一国之拙本，形成一国之国风，即习惯也。故此如有无视该民族之习惯，而规定各种法令，则不能期待于行政之完全者明矣。习惯是无论何种法律文化背景下都存在的一种法的渊源，法律中有不少规则就直接来自于习惯。一、习惯对英国法制建设的影响（一）习惯对属人主义产生影响的背景属人主义指的是法律适用于一个族群，民族，而这个民族中的每一个人也都拥有了该法律，无论身处何处，均适用这法律。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中》分析了日耳曼法属人主义产生的原因，他认为环境的因素影响日耳曼人的居住方式，他们喜欢分开居住，分开居住造成了各个群体产生各自的生活习惯和各自处理问题的方法，当日耳曼的各个群体相聚一起时，他们自然的按照各自已有的习惯去处理问题，这就是孟德斯鸠所理解的属人主义的由来。（二）属人主义对英格兰及其殖民地的影响日耳曼人的这种属人主义思想深刻影响着世界法学的发展方向，英格兰王国威廉一世原来是法国诺曼底公爵，他在征服英格兰后，并没有把自己领地原有的一套法律体系灌输于英格兰，而是在尊重当地英格兰民众原有的习惯习俗来进行断案，这样有效地缓和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矛盾，巩固他在英格兰的统治。后来的亨利二世继续在英格兰的实施属人主义，进行了一系列司法改革，他定期派巡回审判的专员到各地，这些专员在办案时，除依据国王诏书敕令外，主要是依据日耳曼人的习惯法和地方习惯。凡是他们认为正确、合理，并与国王的立法不相抵触的习惯和惯例，便被确认为判决的依据。他们经常聚集在中央所在地威斯敏斯特交换意见，彼此认可各自的判决。这样，一些被引为依据的习惯便成了以判例法形式出现的普通法。总之，英国的“普通法大部分是以接受和一般化全国的或广泛流行的习惯为基础的；英国的普通的，一般的习惯变成了普通法”。通过该措施，中央的司法权力得到统一，地方领主的司法权力得到削弱。这一习惯很好的贯彻到后来英国的殖民地统治当中，当时英国人统治香港时，也并没有将英国的法律直接适用于华人群体中去，只是当双方或者单方是英国人是才适用英国法，由此得出英国人在殖民地中的统治实施属人主义。当地的华人群体援用的仍然是大清律例，只有当他们的法律严重违反人权价值时，港英立法机关才会干预。这样就出现这这么一种现象，一个政府，两个司法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华人接受和认同了英国法的价值时，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主动放弃大清律例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由原来的属人主义最终演变为属地主义。大清律例已经不再适用，但里面的一些规定，以习惯的方式存在于华人群体中去。詹宁斯指出，统治乃是一种合作的功能，而法律规则不能单独地促成合作的行动。惯例有助于民主制度的运转，能促使国家机构更加协调，否则，就会产生摩擦。这就是属人主义所带来的优点，它是一种缓和方式促进司法统一，它有利于维护统治者的统治，促进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属人主义就像用文火熬成的汤，汤的营养价值得到很好的保存。英格兰和香港都一样，当地民众的优秀习惯得到了很好的保留。这些都是有利于本土法学文化的继续传承。二、习惯对德国法制建设的影响（一）萨维尼思想对德国成文立法的影响萨维尼在其《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使命》中阐述了他反对在全德立即制定包括民法典、刑法典、诉讼法在内的成文法典，他的主要观点为：“法律首先产生于习俗和人民的信仰，其次是假手于法学——职是之故，法律完全是由沉潜于内，默默无言而孜孜～～的伟力，而非法律制定者的专断意志所孕就的。”进而可以得出这样结论：本国的法律应该随着时间自然形成，立法机关的制定过于急进地制定法律必然使得法理的讨论不甚充分，从而使得有法律则无实施。民众不能充分理解其法理，则其实施的效果不大。因此，萨维尼非常重视习惯的作用，在笔者看来这个习惯不止是日耳曼习惯，也包括罗马法习惯。（二）萨维尼的研究方法中止所产生的影响1896年德意志帝国制定了民法典，并规定1900年1月1日施行，当今的联邦德国还是在适用该民法典。民法典的制定客观上确实促进了国家的政治统一，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民法典的颁布，确实将罗马法以及日耳曼法送进了历史里面去了，人们的研究再也不是民族传统习惯，而是专注于法典理论的研究，怎么样使得法典的逻辑结构能够更加完善，这样做确实能使得法典体系更加的完备。此时的我，不禁想起这么一个问题，萨维尼的研究方法，为什么德国成文法的出现就会嘎然终止呢？我想，应该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德国人出现了像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这样的大家，他们最为有名的是哲学理论，哲学使得人们变得有思辨，变得严密，变得具有逻辑性，他们觉得逻辑性的东西能够自我完善，因此制定一部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民法典是德国人的首要选择；第二，当时政治、经济的需要。德国的统一，经历血与火的考验。德国人的统一，由于教会的力量阻拦，再加上，英法等国不希望欧洲中部出现一个强大的国家来破坏其原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因此，德国人民希望尽快制定成文法典来维护这来之不易的统一，增强国家统一意识，实现民族复兴。第三，法国大革命不止冲垮了欧洲大陆的封建势力，不止为欧洲其他国家带来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而且也为其他国家带来了法典化的思想。因此，德国人自然受到法国法典化的思潮。但是过于注重法典本身难以有效解决实际问题，法典是具有滞后性的，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法典是不可能完全解决，因此，传统民族所遗留下来的习惯和民族精神此时将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三、习惯对日本法制建设的影响（一）从日本文化中的启发有一位学者说日本的文化是一种“洋葱”文化，把他一片一片地洋葱拨开之后，我们发现其是没有核心。日本文化的包容性实在领人值得深思。当深入了解日本，你会发现相扑运动，人们还是十分的喜爱，你会发现日本人民喜爱橄榄球。你会发现日本的时装还是让人着迷，你会发现和服是那样的端庄。所有这一切，引起我们对日本的法制现代化产生更加深入的思考。（二）习惯在日本法制近代化中的体现日本的法制现代化自倒幕运动开始，倒幕运动的成功，使得天皇的统治的模式得以重新确立。为下一步中央集权奠定十分深刻的基础。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内阁实行一系列集权政策：（1）废藩置县，版籍奉还；（2）废除士、农、工、商身份，实行新的身份，建立崭新的户籍制度；（3）文化教育上，实行全面的义务的国民教育（4）实行殖产兴业政策，集中以国家的力量进行经济建设（5）法制建设上，翻译照搬法国的法典。通过一系列这些政策，日本的近代化速度加快，大久保等人想进一步地脱亚入欧，对日本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结果是因改革过于激烈，改革过于去习惯化，大久保被暗杀。新上任的伊藤博文对此进一步的思考，改革的力度不仅要强，而且改革应该要更加注重习惯。为此，伊藤博文为此到了与日本国情更加相似的德国进行考察，以德国《普鲁士普通法》为蓝本对日本的宪法的蓝图进行勾画，天皇就像是人的脑袋，政府就像是人的心脏，上下两院如同人的左右两臂，海陆军就像人的拳头，政府各部门、司法部门组成人的躯体，民众是人的两条腿脚。基于此，伊藤博文基于日本国民所习惯的自然理念设置日本的宪政，天皇于1889年基于上述的构想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此后日本对六法在仿照德国法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制定了适合日本国情的六法体系，日本的法制近代化基本完成。比如日本民法中有这么一条规定：“因特定行为选定假住址，关于其行为视为住址。”假住址制，是日本结合本国习惯所采用的制度。德国民法中不采用此原则，因为德国用数个住址主义，故不必有假住址。四、习惯对传统中国法建设的影响在传统中国，基层存在着许多婚姻的缔结、解除，家庭财产继承等各种各样的民事纠纷。在当时，统治者重刑轻民，民事方面的法制不发达。民众在解决民事纠纷中往往是依据当地的习惯，并且在当地的社会中，这种解决方式得到大家的遵循。这些习惯被当时的基层长官以及他的法律助手们所认真的关注。实际上，基层的长官们并不一定要按照习惯对案件进行判决，他们可以依照当时律令等进行判决。但是，这些当地习惯之所以被他们娴熟地运用，最为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判决应该要得到当地民众的接受以及使得这些判决符合礼的规定，从而起到教化的目的。上级政府在收集习惯上的不遗余力有助于规范其行政。以清朝为例，地方的习惯经过按察使以及布政使的整理被编入省级资料库中，他们在法律布告中引用这些习惯用以纠正基层不良的民风民俗。除此之外，各地的有代表性的惯例，经过筛选被纳入到国家正式法典当中。最为有名的例子：“承继两房宗祧”的做法于1775年被编入到大清律例第78条第5条例中。其中规定了：“如可继之人，亦系独子，而情属同父母亲，两相情愿者，取其阖族甘结，亦准其承继两房宗祧”。“承继两房宗祧”这样一个民间习惯关系到当时整个清帝国的利益，民间的继承秩序得到明确修正，有利于当时的社会稳定以及财产安全。如今，“承继两房宗祧”这种制度虽然已经没有在成文法中规定，但是这样一种习惯仍然在农村社会普遍存在，正如刘作翔所说，习惯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遗存下来，成为人们的心理积淀或意识表现，在社会生活中以隐文化形态发挥功用。五、启示通过上面的分析，笔者以为有两点启示应引起我们的关注。一是重视习惯在法制建设中的良好作用。从英、德、日法制建设中可以看出尊重习惯并不是保守的表现，相反，在各国法制的改革中尊重习惯可以使得法制改革变得更加平稳。对于一个成文法的国家来说，尊重习惯也是有利于克服成文法典的僵化性以及滞后性。苏力指出，国内民商法极少强调尊从民商事习惯和惯例。2500件法律文件中。没有任何法律明确提出“依习惯”，只有一件强调了依据商事习惯。而另一方面，《民法通则》明确规定，“法律没有规定，应当遵守国家政策。”而在同样的2500件制定法中，竟然有1015件（2412条）以不同方式提及了各种类型的“政策”。政策能否解决一切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传统中国法有着深厚地尊重习惯和惯例的传统，中国的法制建设应该继承这些有益习惯，在这种基础上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新法律制度。只有这样，民众对法才能比较容易接受，法律的执行效果才能更好，更充分。二是重视习惯的整理汇编。或许有人认为这项工作意义不大，因为现在人口流动频繁或者习惯的适用很不方便等各种原因。但笔者认为建立完整的习惯汇编应该说还是必要。首先，我们要清楚中国人有“同乡”以及“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我们很容易地发现，同乡借钱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外打工的人们工作多年还是会回老家定居的情况也不少。建立习惯汇编有利于同籍同地的人们解决各种各样的纠纷。其次，习惯汇编也是中国法文化的宝贵资产。习惯的整理汇编促进法理、法史的理论发展，尤其是民商法的理论发展，进而得出这样一个观点中国民商法典的制定应该更加注重本民族的习惯。最后，各省在收集习惯时，应该归纳总结一些相同的习惯和惯例以方便人们使用，进而总结各省通用习惯来充实我国的成文法典。

一、循环经济与法的价值的一般分析循环经济的理念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环境保护思潮兴起的时代，当时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提出的“宇宙飞船理论”可以说是循环经济理念的早期代表，但是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一词是1990年由英国环境经济学家D.Pearce和R.K.Turner在其《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Economics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一书中首次提出，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相区别。 工业社会的传统经济是一种“资源—产品—废物排放”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是一种高开采、高消耗、高利用、高排放、高污染的“牧童经济”，这种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和过度的消费方式，造成了资源的过度利用与浪费，导致资源枯竭与环境的不断恶化。为此，人们开始把源头预防与全过程治理作为国家环境与发展的政策，实行将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的循环经济模式。“所谓循环经济，是指对自然环境资源实行闭路循环应用的经济发展方式。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 具体说，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是由“资源—产品—再生资源”所构成的物质闭路循环流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指在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中，应当遵循生态学规律，通过优化物质在经济系统内部的循环和能量流动，减少资源输入和污染输出，使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从而在经济增长中保护环境，实现经济交流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循环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生态经济，“是一种新型的、先进的、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经济形态，是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和‘共赢’发展的经济活动理想模式”， 它倡导“低能耗、高利用、再循环”，反对滥采滥用资源与“先污染、后治理”的方式，它恪守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与废弃物再循环（Recycle）的三次基本原则。循环经济兼顾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更加合理地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进一步节约了资源和能源，促进了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因此，法的价值这一概念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第一，法律对人的作用、效用、动能或意义。……第二，人对法律的要求和评价。” 有的认为：“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法对人所具有的意义，是法对人的需要的满足，是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 张文显先生认为法的价值“一方面体现了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法之间需要和满足的对应关系，即法律价值关系；另一方面它又体现了法所具有的、对主体有意义的、可以满足主体需要的功能和属性。” 沈宗灵先生认为法的价值包括三种含义：“第一，它指的是法促进哪些价值；第二，指法本身有哪些价值；第三，在不同类价值之间或同类价值之间发生矛盾时，法根据什么标准来对它们进行评价。” 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也是该法的目的、该法的理念，是依赖循环经济法律所要促进与实现的基本价值和基本使命，也是作为循环经济法律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评价标准。制定任何一部法律，其首要条件应当是使实定的法律尽量符合立法者的应然标准，也就是符合立法的目的、立法的价值取向。为此，笔者认为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是立法者通过循环经济法律所要促进和实现的发展、协调、环境效益与生态安全的终极目标，这是循环经济立法的终极价值，它与立法中所体现的制度价值一脉相承。“法的价值是法的制定的必需，是法的实施的需求，是防止法的失效的屏障，是校正恶法的准则，是法的演进的动因。” 因此，明确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具有重大的基础与指导意义，它是确定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任务、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等的基础与前提。循环经济立法的政策性比较强，我们不易具体细化它的制度价值，但可以抽象概括出它的终极价值目标。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在世界各国以及每个国家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与目标，它本身是不断发展的。为了更加科学、合理地确定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需要研究明析外国与我国其他时期体现循环经济理念的相关立法的价值追求，以资借鉴。 二、中国已有体现循环经济理念的相关立法的价值追求我国的循环经济立法起步较晚，没有全面、综合规范循环经济的基本法律，但有体现循环经济理念的专项法律法规。早在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国家计划委员会拟定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中就提出了努力改进生产工艺，不产生或少产生废气、废水、废渣，加强管理，消除跑、冒、滴、漏等要求。1983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结合技术改造防治工业污染的决定》强调要把“三废”治理、综合利用和技术改造有机结合起来。1996年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均明确规定：国家鼓励、支持采用能耗物小、污染物排放量少的清洁生产工艺。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都体现了保护环境与资源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1995年《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第1条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了该法的立法目的是“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很显然，它仅把“防治”作为废物治理的首要目标和终极目标，这是立法价值定位上的缺陷。2000年《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条提出的立法目的是“防治大气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1997年《节约能源法》第1条指出立法目的是“推进全社会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保护环境，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满足人民生活需要。”1984年《水污染防治法》（1996年修订）第一条就指出立法目的是“防治水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以保障人体健康，保证水资源的有效利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2002年6月29日，我国通过了《清洁生产促进法》，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清洁生产相对于“末端治理”方式而言，是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体现了社会公共利益的优先性。《清洁生产促进法》的立法目的是促进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学者对清洁生产法的基本目的（即其价值追求）作了探讨，认为清洁生产法在总体上相当于污染控制法与经济法之间的交叉领域，本质上乃是工业污染预防法、环境经济法，因而理所当然属于以维护环境公益与经济公益为己任的“社会本位法”。具体说来，清洁生产法所维护的公共利益乃是建立在尊重和体现生态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共同要求之上的，是环境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有机统一体，属于多类型、多层次的复合性公益，而非单一性公益。 三、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应以确保发展、协调、环境效益与生态安全为终极目标由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日益严重，我国制定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就显得尤为必要与迫切，而对循环经济立法价值追求的研究关系到整个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走向与制度架构等，我们必须提出其终极价值目标与制度价值。对于制定我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的立法目的，有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的认为是“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保障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循环型社会或生态社会的建立”； 有的认为“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基本目标是根据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护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减少资源的利用和废弃物的排放。” 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本质上应该属于环境法法域，因此整个环境法的价值追求与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就必然会有密切的关系，国内就环境法价值追求的传统观点认为是通过保护自然资源、保护人类的生存与生活环境以达到保护人体健康和财产安全的旨趣，由于“生态利益中心主义”对“人类利益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的冲击与挑战，有学者认为环境立法的目的应当是在不排除保护人类自身权利与利益的前提下，在树立以全球生态利益为中心的价值理念的基础上，确立“衡平世代间利益，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人类的‘环境权’和‘生态世界的自然的权利’”这两大目标。 综观国内外现有蕴含循环经济理念的法律制度的立法目的（即其制度价值）以及有关学者对循环经济立法目的与环境法价值追求的研究成果，基于生态学、经济学、伦理学、法哲学的基础，笔者认为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追求应以确保发展、协调、环境效益与生态安全为终极目标。（一）确保发展的终极价值发展的涵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更新，GNP或GDP增长的发展观认为发展等同于经济发展，就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变化的发展观认为发展是指在生产和就业中，农业部门份额减少，工业和服务业份额上升的现象和过程；也有学者把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评价发展的标准，努力超越传统的经济发展观，在经济与道德、效率与公平、工具与目的、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上，从全球的视角和一体化的趋势上，力图沟通、平衡与和谐；著名学者托达罗（M.P.TM）在其《第三世界经济发展》一书中将发展定义为“一个社会或社会体系向着更加美好和更为人道的生活的持续前进。”还有学者认为发展就是满足人类不同需求层次，应该考虑可持续的问题，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本身的更全面发展，这种协调式的发展观追求人与自然的互利互生和协同进化，从而使自然界有可能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以人为本位的发展要求在人与自然和谐基础上的共存、共生、共荣，尊重自然规律和自然权利与价值，要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1986年12月4日，第4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指出发展是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进程，宣布“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项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笔者认为，高消耗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引发的生态危机，迫使人们不得不反思自己的行为，不得不感受到人类对于自然界、生态环境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义务与道德责任，为此，我们势必推行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循环经济立法所确保的发展之价值追求有其特定的内涵，这个发展不同于经济上的发展，也不同于人权之一的发展权，发展既是一种不断向良反复前进的过程，又是评判该法律制度的一种标准，它是循环经济立法所要促进与维护的价值之一。发展不仅仅是人类的发展，也是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发展的主体是多元的、全面的，仅有人类的发展是不够的，资源具有有限性、稀缺性，而人类的发展需要不断地供给资源与利用环境，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确保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同步发展。发展本身包括可持续的含义，如果是不可持续的发展，那就不能称其为发展，发展是不断向前向优向好迈进的过程与态势。循环经济立法确保发展的价值追求就是要确保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只有这种全面多元的发展才是循环经济立法所要促进和维护的，而且符合实行循环经济所要达到的目标。发展的价值追求是维护与实现法的正义价值的重要保障与表征，有发展才有实质正义，法的正义应该是含有发展之意的正义，否则法的正义价值追求只能是徒有其表。美国法学家E·博登海默在其著作《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阐述了法律的巨大作用：人往往有创造性和惰性两种倾向，法律是刺激人们奋发向上的一个有利手段。法律的最终目的不是制裁、惩罚或抑制，而是激励人们进取与引导人们为正当合理的行为，循环经济立法确保发展的价值追求就是要在全社会激励人们在追求人类自身权益发展的同时，也要正当合理地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以实现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环境本身的可持续发展。（二）确保协调的终极价值协调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里的含义是指配合得适当。欧盟要求环境政策要确保协调，在这里协调的含义是指“欧洲联盟的其他政策应当将环境保护作为一个必要的考虑因素，从而确保环境政策与其他政策协调一致，从而确保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并且具体谈到了欧洲环境政策与地区政策、交通政策、竞争政策、能源政策、税收政策、农业政策、农产品自由流动政策以及贸易政策的协调。 发展循环经济要求减量化，从源头控制废弃物的产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资源的消耗量，从而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与持续发展。环境危机的实质就是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关系矛盾的尖锐化，环境与经济的极不协调将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命健康权和财产权。我们要倡导“经济与生态双重存在”的思维，现在已经进入了生态时代，这是指导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基础思维，“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思维是生态时代指导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核心思维，经济与生态的协调是生态时代的基本特征，并且指引着当代发展经济的正确方向。生态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在发展经济的活动中，经济与生态两者，不但是同时存在的，而且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的。在经济发展实践中，只有两者协调，才能使整个生态经济系统处于平衡稳定状态，才能保证人们的经济活动正常持续地进行。 推进循环经济能促使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并最终使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相得益彰、协调统一。循环经济立法所确保的协调之价值追求就是指通过循环经济立法旨在促进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按照科学合理的比例发展，不能因为某一方面的超度发展而危及到其他方面的发展，促使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相互协调，使经济系统、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相互支撑，具备整体性，从而最终实现经济、环境与社会的良性循环发展。利益的不平衡就会导致不和谐，固有的社会秩序就会受到冲击，而法律就旨在创设一个正义的社会秩序，“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调整及调和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无论是个人利益还是社会的利益。这在某种程度上必须通过颁布一些评价各种利益的重要性和提供调整这种利益冲突标准的一般性规则方能实现。” 循环经济立法追求协调的价值，就是要通过立法来衡平各种利益，使它们达到协调的状态，最终形成一个稳定且有利于发展的正义秩序。（三）确保环境效益的终极价值效益就是效果和利益，环境效益是对人类社会活动的环境后果的衡量，环境效益有正效益、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之分。从根本上来说，环境效益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基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则是环境效益的后果。环境法保护法益论中的地球益学说体现了环境效益的价值追求，1992年里约“地球研讨会”的《NGO地球宪章》在原则1作出了如下规定：“为了保护地球生物和文化的多样性，一致同意尊重、促进、保护和修复地球生态系统”。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具有综合性、政策性与特殊的公益性之特性，坚持“社会本位”的思想，注重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兼顾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平衡与公平分配，它必然要体现确保环境效益的价值取向。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体，我们要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双赢，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要把环境效益作为前置效益，因为资源是有限稀缺的，而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行为是无边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经济与社会赖以发展的基本条件，自然资源具有经济价值之外无可估量的生态价值，保护资源与环境更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提高环境效益最终有利于提高环境质量。从环境科学的角度来讲，废弃物也是资源的一种存在形式，它具有重复利用的价值，当人类对废弃物进行科学有效的回收利用时，它们就会以人类需要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当人类没有对它们进行有效利用且又不按自然法则进行处理的时候，它们则会以人类所不需要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对环境造成危害。 美国那什在其《自然的权利》（1989年）一书中谈到：“人类的利益与生态系统的利益是同一的。……判断善恶的标准不在乎个体，而在乎于整个生命共同体。……自然所具有的生存权可以归属于伦理的共同体。……应将伦理平等的概念扩大到全体生态系统中去。……自然具有与人类同样明确且值得敬畏的权利”。而当前的环境危机也是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所造成的，大家纷纷意识到与承认自然本身的价值与权利，并形成一种以与自然和谐为核心的“生态中心主义”的伦理价值理念，这种理念主张人类应当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与能源，在发展经济的活动中实行资源与能源的循环利用，实现废弃物向环境的“零排放”。由于企业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性，市场缺陷与政策失误，环境效益必然会受到损害，循环经济立法就是要在宏观上对经济活动主体在生产、服务与消费的过程中从事盲目、自发而对环境造成污染或其他损害行为时，进行适当的禁止、限制或矫正，保护污染受害者和生态系统的平衡，防止人类社会为追求经济效益而牺牲环境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立法确保环境效益的价值追求，这就要求各种法律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要充分考虑环境因素，在确保环境效益的前提下追求经济与社会效益。循环经济立法具有极强的社会公益性，它需要利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适度干预经济活动，以维护体现为环境效益的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可以说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实质上是体现生态规律的客观要求，以维护环境效益为主要目标的法律。（四）确保生态安全的终极价值当前，我国由于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引起了资源安全问题，资源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无论是当代人还是后代人都可以稳定、及时和经济地获取自然资源，同时又使人类发展所赖以依存的自然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处于良好或不遭毁灭性破坏的状态。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引起的环境安全与资源安全问题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循环经济立法有利于解决生态安全的问题，循环经济立法必须以生态安全为自己的价值取向。2000年底国务院颁布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首次将生态安全作为环境保护的目标，纳入到国家安全体系。生态安全是指国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是一国生态环境在确保公民生命健康，为社会与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撑和保障能力的状态。构成生态安全的内在要素包括：充足的资源和能源、稳定与发达的生物种群、健康的环境因素和食品。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主任曲格平将生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础条件，并指出生态安全主要包括四大问题，即国土安全、水安全、环境安全和生物安全。“从战略意义上来看，生态安全包括两层基本含义：一是防止由于生态环境的退化对经济基础构成威胁，主要指环境质量状况低劣和自然资源的减少和退化削弱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二是防止由于环境破坏和自然资源短缺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特别是环境难民的大量产生，从而导致国家的动荡。” 为了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与保障生态环境安全，需要发展循环经济，“人类活动必须符合生态学规律，不得超过两个极限：一是从自然界索取资源的速度、强度不能超过资源本身及其替代品的再生繁殖能力，即生态承载力，二是排放到环境中的废弃物不能超过生态系统的自净（纳污）能力，即环境容量。” 否则，就会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枯竭等问题，从而危害人体生命健康、财产安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等，进而威胁到国家与整个地球的生态安全。因此，循环经济立法确保生态安全的价值追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霍布斯（Hobbes）认为“人民的安全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安全有助于使人们享有诸如生命、财产、自由和平等等其他价值的状况稳定化并尽可能地继续下去。促进安全除了在作为实施和巩固法律秩序中其他价值的一种工具方面的效用以外，还服务于它本身所具有的一些颇有价值的目的。一个旨在实现正义的法律制度；会试图在自由、平等和安全方面创设一种切实可行的综合体和谐和体。 生态安全是法的安全价值的一项重要内容，确保生态安全不仅是循环经济立法重要的价值取向，也是评判循环经济立法正义与否的标准。立法者创制任何一部法律都不是凭空臆想杜撰出来的，任何法律都具有法应当具备的正义、利益、秩序的价值，同时还具有自身特殊表征的价值追求。缺乏明确的价值追求，法律的创设就无法达到立法的美好意愿；不了解法律的价值追求，就不能理解法律的精神，因而也就不能正确、合理、适当、有效地实施法律。我国在进行循环经济立法时，笔者认为应当以确保发展、协调、环境效益与生态安全为其终极的价值追求，在制定促进循环经济方面的成文法典时，可将立法目的（即制度价值）规制为：“为促进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推进人类、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与协调，保障环境效益，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相互协调，维护生态安全，特制定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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