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女性主义论文参考文献

其 实《长恨歌》的女性意识并没有很明显地体现出来，它描述的是一个城市与一个女人的故事，写了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以及建立在个人经验上的整个城市的随着时光洗刷的过程。通过王琦瑶的几段的感情经历，来体现她对美的追求，对爱的追寻，以及掩藏在其背后的她的价值观及审美趣味。无疑，在《长恨歌》中，王琦瑶的个人价值基本上都是通过男人们来实现的，虽然她也有自己的追求与想法。她通过李主任成为“上海小姐”第三名从而成为日后的“三小姐”，也有一个平凡少女成长为一个风华绝代的女人；她通过康明逊谈了一场自己投入全部身心的恋爱，并产下女儿成为一个完整的女人；他又通过与老克腊的恋爱仿佛找回了自己失去的青春;就连人生最后的结局死亡她都是通过“长脚”这个男人来完成的。所以从这一方面是很难体现其女性意识的。 但是我又想说，王琦瑶尽管似乎命运总被男人所掌控，但是她还是有自己的女性意识的。她天生是一个美人，更是一个爱美之人，对美一直有执着的追求。但是从她断然解除与表弟的婚约而投入李主任的怀抱，又一直拒绝对她情深意切的程先生的追求可以看出：她并不是在纯粹追求美，而多多少少是在利用这样一种美来达到某种目的，而在这些细节就很能凸显出她的女性意识了。她一直在追求美，又一直害怕老去，而最后的结局证明，抛弃她的不是金钱，不是权势，也不是名誉，而恰恰是时光。当她越想抓住它而越抓不住时就产生了这样的悲剧。 所以说，《长恨歌》表面上是在写一个女人四十多年的情感经历，但在其更深层次的背后也是可以发现其隐藏的女性意识的。

我们看到，(长恨歌》中的李、杨爱情故事，由于采用了民间的私誓情节，明皇、贵纪两个形象也具有了普通男女的思想感情。人皆有情，君王也与普通人一样有情，一样为色所迷。所以，当《长恨歌》转向描写此种“色”、“情”时，便无法贯彻对唐明皇的批判，而变成对这位具有普通人性的多情男女的赞叹。诗中，“重色”已不再具有任何贬义，作者不过用他所知的宫廷生活营造出外在的环境，淡化其客观效果并进行艺术处理，而将一个按照普通人的思想感情逻辑行动的唐明皇形象放人其中。当然，这也反映了男权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男子中心观念，而《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形象则是一个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同时又反映着男人们的复杂欲望心理的美妇形象。这一形象首先在描写方式上与传统和民间作品中的美妇形象接上了榫：与身份很俗但形象很高雅的琵琶女相反，贵妃的形象描写反而采取了极俗的方式，一直写到“温泉水滑洗凝脂”，如此处理，其实是在按照民间美妇作品的方式塑造杨贵纪这一形象，《长恨歌》的主题也就不期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女色祸国”实际上主要是封建史家的观念，民间传说中缺少这样一种故事类型，例如妲已、褒姒的故事，便没有一种民间流传形式。相反，某些可能具有这种因素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中主题却发生变化，女主人公并没有被视为“祸水”，杨贵妃形象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民间作品中的美女形象，历来都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能以自己的聪敏智慧战胜凌辱者，如《陌上桑》中的秦罗敷， 《羽林郎》中的酒家女，甚至《木兰从军》中的花木兰等。杨贵妃的形象无法塑造成这样，但民间传说却让她成为蓬莱仙女，这等于完全免去了她应负的任何政治或道德责任。世代读者对贵妃形象也颇有争议，一种倾向满怀怜惜热爱之情，而一种倾向则要求追究她的政治责任，甚至遭到宋人的“理性”批评。而诗人在这一点上作出了最大胆的创造，实难能可贵。 由于“美”与“恶”的结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恨歌》塑造的贵妃形象是一个足可与荷马史诗中的海伦相媲美的美妇形象。征城掠地、政治兴亡与这种女性美的力量对比，甚至都有些黯然失色了。与西方的女性赞歌相比，中国人对女性美的赞叹受到封建伦理观的更多束缚，被制欲说教所抑制，被“祸水”的历史观所抵销，被母性形象或无盐之类的丑妇形象所遮盖。但尽管如此，从《神女赋》、《洛神赋》到才子佳人小说，女性美的描写仍是文学的最重要主题。对女性美的崇拜，与歧视、憎恨、恐惧女性的观念混合在一起，成为封建文化最奇异的景观之一。白居易在一个将这种种观念最触目地集中于一身的女性人物身上，在语言文字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和伦理观念所许可的范围内，使女性美获得了最完美的表现。与它相比，《神女赋》《洛神赋》的语言过深、过曲，而小说白描语言则过亵、过露。这个语言运用的度的掌握，反映出作者对有关女性的崇拜、占有、恐惧等多种心理因素所做的适当控制。《长恨歌》用直观的描写使贵纪形象世俗化，造成“近亵”的效果，但又通过马嵬之死使她的命运悲剧化，通过相思、寻仙等情节使她纯情化、崇高化。白居易善于运用此种描写，使它与悲剧化、崇高化的主题构成适当的张力。与宋词直至明清小说中更为世俗化、肉体化的女性描写相比，《长恨歌》带有神话色彩的处理方式，在对女性美的歌赞中保留了更多的对女性的尊重。 《长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乱历史事件，或许可以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他却选择了另外的主题，这源于诗人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其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而是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行为，感情主题与历史(道德)主题交织在一起。应该说白居易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道德禁忌，或者说，他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比较单纯：礼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情欲也应有适当宣泄。但即使在礼防较宽的唐代，白诗的这种公然将“重色”、“风情”当作诗歌主题，尽情讴歌女性美的描写也已经对某种道德规范和文学轨仪造成了冲击。也就是说，白居易在这样处理感情问题时，早已面临着道德的压力。他在道德与感情之间有时也有非此即彼的选择，有些可能更为无形但仍约束人心的道德锁链是他不愿接受而抛在一边的。这使我们联想到他早年曾有的恋爱经历。正式结婚前，白居易曾与一名为湘灵的女子自由恋爱，但家庭和社会不能接受这种婚姻，原因即在于它是非礼结合，两人的关系是属于两情相悦的私下结合，而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也是其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根本原因。再加上家庭对白居易幼年的影响，使他的世界观和个性在两个并列的世界中形成：一个是道德和仕进的世界，另一个是感情和个人生活的世界；父亲代表前者，母亲代表后者。这幼年的两个世界——道德和感情，实际上成为白居易人生和文学创作所围绕的两大主题。联想到《长恨歌》又未尝不是对往事的痛苦回忆，我们便不难理解，白居易在道德与感情问题上也常常陷于困境，在其成长过程中也必然发生过若干次精神危机，他的感情生活也肯定会有不少难言的隐衷。或许应该这样说，这些来自早年生活的情感体验便构成了他不畏“结靡”之攻击而大胆进行感情主题创作的动力。 正是由于诗人追求功利的淡化与艺术的深化，以“情”为中心，描绘了中国版的“人鬼情末了”的动人场景，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作品。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演着历代读者的美好理想，人性的赞美使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了互动。惟其绵绵“长根”的豆古主题和对真情的向往与追求， 使此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在此之后，元代白朴的《梧桐雨》，清代洪异的《长生殿》等据此而创作的作品，不论主题思想还是艺术成就与白诗相比，已然失去了太多的东西。

《长恨歌》，当代中国著名女作家王安忆的长篇代表作之一，1995年发表于《钟山》杂志，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并且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本书中，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被一支细腻而绚烂的笔写得哀婉动人，其中还交织着上海这所大都市从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沧海桑田的变迁。生活在上海弄堂里的女人沉垒了无数理想、幻灭、躁动和怨望，她们对情与爱的追求，她们的成败，在我们眼前依次展开。王安忆看似平淡却幽默冷峻的笔调，在对细小琐碎的生活细节的津津乐道中，展现时代变迁中的人和城市，被誉为“现代上海史诗”。一、独特的视角：把城市与人生经验联系起来李欧梵教授说：“王安忆的《长恨歌》描写的不只是一座城市，而是将这座城市写成一个在历史研究或个人经验上很难感受到的一种视野。这样的大手笔，在目前的小说界是非常罕见的，它可说是一部史诗。”这也是《长恨歌》的独特之处。我认为文本重要的不是故事发生的年代，而是写故事的年代，作者要写一座城市，便直接跳入小说的发展进程，人物的人生经历中去发表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看法。用细腻的笔调叙述了上海普通市民王琦瑶坎坷一生的命运，王琦瑶的形象也蕴含了王安忆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记忆。我把《长恨歌》定义为发生在都市民间的故事，王安忆把几个不同的历史时代作为小说的写作背景，凭着她对上海的熟悉以及对上海女孩子心理状态的细致揣摩，塑造了一个活生生的“上海小姐”— —王琦瑶这样一个人物，文本的故事以她为中心展开了一系列生活场景叙述。她是选美选出来的上海三小姐，有着美丽的容貌，在每一个特定年代里，都会出现一个与她有着情感纠结的男人，虽然是起烘托作用，但在王安忆的笔下也深深留下了属于他们自己阶层的烙印。不同的男人、不同的身份与地位，有高官、有摄影师、有无业的富二代都试图占据她的情感，但又都以失败告终。另外，王安忆打破了创作的封闭空间，在她的小说中纵横交错有两个空间：上海与邬桥，使时间在这两个空间中自由穿梭。温儒敏、赵祖谟都曾指出：“城市空间形式成为王安忆叙述文本空间形式，而上海这个城市被尘封多年的神秘感又给了王安忆以历史的冲动和诉说的可能”。[2]我们可以这样说王安忆用时间追忆的方式将纵横交错两个空间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个特征在《长恨歌》中表现尤为突出。王安忆曾自述过：“《长恨歌》是一部非常非常写实的东西，在那里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我要写的是一个城市的故事。”通过对主人公王琦瑶一生细腻的描写，以一个女性的眼光，以一颗耐得住寂寞，经得起沉浮的平凡上海心去看上海，去探索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她有着对生命和美的独特审美视角。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反复描述在光与暗的转换中永恒流逝的时间，带有某种虚无的东西，使文本透出一种如烟的尘世感，这也奠定了小说的感情基调。二、流露出“寻根”意识王安忆在《长恨歌》中也流露出了寻根的意识，怀旧的情怀，以及对“家”感伤。家是每个人、每个家的庭安身立命之所和灵魂的栖息地。家也是研究王安忆作品的主要线索，然而，王安忆和张爱玲相比，却是一个“失根感”很重的人，她虽然是大半辈子都居住在上海，但是她在《纪实与虚构》中开篇就说，她的家庭是迁居到上海的外来户，他们没有亲戚朋友，没有家族。可以说，这种“失根感”一直伴随着王安忆的创作历程，是她寻找种种可能的归宿的动力所在，所以促使她创作了《长恨歌》这部小说。从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意义上看，这部小说，王安忆借一个女人王琦瑶的一生表现出自己对这座城市过去的怀旧，对自己精神的寻根。在《长恨歌》中，“寻根”不同于以往的寻根文学，作者在这里为上海创造出一种灵韵，而由“怀旧”产生的社会现状宣告了这种灵韵在消费大众和商品的海洋里的无可挽回的消散。面对灵韵的慢慢消散，王安忆在写作上也表现出自身意义的不确定性。三、对命运的探索(一)命运与城市就像许多作家习惯把自己的小说放置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空间一样，王安忆将自己小说的故事环境主要安排在了上海，她说：“我生活在上海，我对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包括语言，上海人的世界观等一直坚信关注的”。[4]她创作了许多的关于上海这座城市和上海人的文学作品。长期以来，由于上海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变迁以及经济发展等很多因素的原因，上海具有了不同于其他城市的诱人魅力，而上海市民的命运也随着上海的变化而变化的。谈到《长恨歌》是，王安忆曾说过：“在那里边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是一个城市的故事。”[5]上海在19世纪中叶被开辟为通商口岸，然后迅速发展为金融中心，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为了在这个城市里很好的生活，人们形成了不怕吃苦、勇于追求、不断进取的精神品质。在多元文化的熏陶和浸染下，在多层次得经济结构影响下，上海逐渐形成了务实、坚韧、勤劳的精神。开阔上海人的品质，雅致是上海人的生活情调，精明是上海人的特征。王安忆就是要用一个上海女人的命运来诠释命运与城市的关系 。为了突出上海对小说人物命运的影响，王安忆在开篇就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一起组成了上海城市形象的美丽画面，寓意就是为了说明作品中人物命运的曲折起伏与上海街道、上海气氛、上海的精神相关，尤其上海城市的历史变迁深深影响了王琦瑶的一生。上海成全了她，也抛弃了她，繁华的上海是造就她人生悲剧的根源。原因是：首先，多元文化造就了上海城市的宽容本质。上海是一个追求时尚、追求情调，追求娱乐的独特城市，就连募捐赈灾的这种慈善活动也会又举办上海小姐的选美比赛来筹集。解放后像王琦瑶这样的人还能过着衣食无忧的平静而优雅的生活，这只有在上海才会成为可能。未婚的王琦瑶住进平安里以后，和康明逊、萨沙保持来往，并且还生下了女儿都没有受到直接的道德指责和人身攻击。上海的宽容使得她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平静的过完自己的一生。宽容的上海也造就了平易近人、善解人意的宽容的上海人，在和李主任交往的过程中，没有规定或限制李主任多长时间回来一次，而是让他来去自由。其次，繁华的上海造就了上海人的精明雅致，上海人言谈举止都从容镇静。王琦瑶在得知自已被选为三小姐之后，没有欢呼，没有傲慢，仍然能冷静的对待周围的人和事，表现出谦逊和素养。上海人的也总能把自己打扮的雅致得体，引领时尚潮流，成为年轻人追逐和模仿的对象。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也很有情调，在平凡的日子里，都要吃点心、喝咖啡、跳舞等，上海人经过长久的熏陶形成了优雅精致的生活风格，既提高了城市的整体格调，也使邻里间具有了温馨和睦的融洽气氛，因而让他们有滋有味的经营着自己的每一天。(二)命运与性别站在女权主义角度看，性别能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物的命运，这体现在人物命运不仅受到长期男权社会形成的传统的封建思想的制约，也受到了人生历程遭遇到的异性的影响，更受到自身性别特点和局限的牵制，因此人物的命运也变得更加曲折坎坷。《长恨歌》中男性人物的自私、懦弱、猥琐、虚伪使女性的人生经历变得坎坷曲折。作者在这部小说中否定了女性幻想靠男性、依赖爱情来改变命运的观念。究竟女性应该怎样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作者没有给予正面的回答，但有一点很明确的，女性的命运必须由自己来把握，依靠男性来改变命运只能是女性一厢情愿的却不切实际的幻想。尽管如此，作者在小说中并没有让他笔下的女子居高临下的鄙视男性的行为，但也未对男性给予严厉的谴责，相反是带着平和的态度对男性的选择表示了宽容和理解。和谐家庭是由男女平等才建立的，对此一味的斥责是不对的，因此王安忆在情节设计上，在男性人物的行为上都表示了同情和理解，也表现了她对社会中男女关系的自我独特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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