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的认知为主题的论文

作文相信大家都有接触过，其实写作文也是一种思维逻辑的锻炼。一篇优秀的作文其感情表达会很细腻和委婉。你知道怎样写作文才能让人眼前一亮吗？于是，为你收集整理了文化自信议论文。相信会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一个人没有远大的志向，他的人生将毫无意义。

-铭文

只有当一个人有远大的抱负时，生活才会更有意义。如果一个人的志向摇摆不定，人生的意义就很容易丧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志向，人和事都有志向。学习的志向。

军队的野心。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军人的志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保护国家安全，这个士兵总是去前线为他的国家与敌人作战。在又一次扫雷行动中，杜因为雷爆炸把战友推倒，以免让战友受伤，但他却失去了眼睛和手臂。扫雷是一项危险的活动，但他因为自己的野心参加了这项活动，保护了战友。为了防止暴露，士兵邱被火烧得动弹不得，却一言不发地被火烧死了。他为什么这么勇敢？因为他心里有野心，所以有这样的英雄气概，同时也维护了战友和国家的利益。

事情的野心。

人们可能认为事物是死的，但不知道有些事物是有志向的，比如钟表、指南针...时钟的指针不停地旋转，指向不同的方向，但这是它的野心，因为它想给人指出时间，实现自己的价值。它旋转360度，灵活自由。指南针的指针总是指向南方，因为它为人们指明了方向。虽然它并不像时钟一样一直自由旋转，但它的志向是指向南方。如果是固执，岂不是大错特错？如果它改变了野心，像时钟一样摇摆不定，就不会在很久以前被当作垃圾扔掉。事情也需要有坚定的志向。

野心是天才的幼苗，是人生的阶梯。只有当我们有伟大的抱负时，我们才能体现生命的意义。野心可以带领我们逐渐走向成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志向，所以一定要坚定自己的志向。

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了民族的精神品格、培育了人民的价值追求，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反映不同地区的历史文化的多样性与深厚程度。然而，现代化、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了严重冲击：传统艺人离世、文脉传承中断、后继人才断层，使非遗保护陷入困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临严重的危机。因此，做好非遗保护势在必行，需要内外联合、上下一心。

做好非遗保护需要鼓励民众积极参与。非遗保护利国利民，但是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诸多问题，除了政府的保护不力，更重要的是民众的参与不足。具体来说，一方面，民众在思想的深处对非遗存在偏见，认为这些过时的、过去的、过气的事物已经失去了使用价值，不值得去为之付出心血;另一方面，政府热衷于经济的发展，对于非遗的保护、对于民间非遗传承人的扶持不力，使民众的力量难以发挥;同时，社会的变革、经济的发展对传统文化产生了严重的冲击，也在一定程度了腐蚀了民众对于非遗的认知，阻碍了民众认识的提升。因此，民众的积极参与是做好非遗的保护决定性力量。

做好非遗保护需要大力培养人才。人才的发展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当下，由于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不足，保护不力，加之掌握精湛技艺的传承人相继离世，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陷入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境况。这些严酷的现实都警示我们：非遗抢救性记录工作已愈发紧迫。基于此，文化部提出开展“国家加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并将其列入《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做好非遗保护需要政府加强引导。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发挥着主导性与引领性作用。一个地方的政府能够正确发挥引领作用，合理开发，正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发展的比较好;反之，如果政府不重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过度的干涉性开发，伤害这个民族文化的存在基础，以追逐经济利益为第一目的，那么实质上是把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撕成碎片，违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初衷。因此，作为政府，要合理发挥自己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导性和引领性作用，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理保护与开发利用。

保护非遗就是传承传统文化，就是为中华民族的屹立不倒提供民族精神的支撑与崇高价值的引领。推进非遗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不仅需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也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更需要激发民众参与的积极性。新时期如何更好的做好非遗保护、发挥非遗的独特作用，是全社会每一位成员都需要着重思考的时代议题。

文明是文化系统催生和呈现出来的成果或产物。

文化，是特定的地缘地貌，在特定的历史，特定的环境，摇荡出一种维护特定人群以及社会的生存系统。

自信，源于对事物深刻的了解与认识，对未来非凡的预见和精准的把握，不然自信就会变成迷信或盲信。

文化本质就是生存，当一种文化不能有效维护特定社会与人群的时候，这种文化就需要变革，只有不断变革、融合的文化，才能有效维护人的生存。

文化自信来源于对诞生文化这片“土壤”的了解，对“种子”的熟悉，对“根茎”的认识，方能看清文化的脉络以及走势，不至于被文化的枝叶、花朵而迷惑。

文化的土壤，就是文化诞生特定的时间、地缘、地貌，以及文化的主体先民；文化的种子就是先民们最初对这个世界和不可抗拒自然力量的想象，然后虚拟出了最原始的神话和宗教、宗教的出现预示着文化的开启和哲学的萌芽。

哲学是一个文化的根茎，深埋于文化的底层，哲学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启动和操作系统，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它深受文化“土壤”制约；哲学是一个文化的核心，它会给这个民族打上不可磨灭的烙印。相对来说，地理上隔绝的越远，文化的差异性越大，兼容性越差，但互补性越强。

中西方文化就是如此，西方文化的土壤是“畜牧+工商”，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以宗教信仰和科学理性为核心，注重个性自由、主体意识，重知识的内在价值；东方的文化土壤是“农耕+游牧”，农耕文化长期占据着主导者的地位，这就导致我们的文化重德，重知识的应用，重教世俗的教育，缺乏了西方哲科的纵深追问，精密逻辑。

近代驱动西方社会发展的是科学，而科学又是哲学的分科之学，科学的尽头似乎又是玄学，比如弦理论，量子纠缠，高维空间等等；而西方的哲学从最初对宇宙自然的追问，到对心灵的追问，再到语言的追问，似乎越来越浅薄。

文化所催生出来的文明似乎迫在眉睫，气候环境问题，社会老龄化，人口负增长，战争、病毒等等问题，迫切的需要这个世界联合起来，一起打造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后科学时代。

后科学时代的特征就是，制衡单边主义和极端主义，从人之间的竞争，自然的索取，回归到对人，自然的关怀，这正是我们儒家中庸和道家的自然，将会成为下一期文化的核心！

一、文化自信的调研与其重要性的分析解说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

那当今有多少大学生了解文化自信到底是什么呢?据我调查分析下来，真正了解文化自信的人不足百分之五，近百分之四十的人只是模糊了解文化自信的内涵，而近半数大学生竟然并不知道文化自信的意义。那文化自信到底是什么呢? 多次在重大场合引经据典，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掀起了中国文化热。跟着的节奏，我们的文化自信再次得以提高。在当代，文化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维度。[1]我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文化融合加剧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更应为中国社会各界所重视与扶持。我们须知，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是文明的创造力所在，只有立足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才能保证中华民族的持续健康成长。

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那么，何谓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

党的以来，曾在多个场合提到文化自信，传递出他的文化理念和文化观。在xx年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之后的两年间，又对此有过多次论述：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xx年5月和6月，又连续两次对文化自信加以强调，指出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要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上，对文化自信特别加以阐释，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其语境更为庄严，观点更为鲜明，态度更为坚决，传递出这既是文化理念又是指导思想。文化自信于是成为继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四个自信。

自此我国三大自信变为了四大自信，文化自信也上到了一个新的平台，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成为了并驾齐驱的存在。那如今又有多少大学生相信中国文化对于中国有着比西方文化更加积极的影响呢?大约有百分之六十的学生相信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更能带动中国的发展。有多少大学生了解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呢?大约百分之六十的同学并不清楚文化自信这个新兴的概念。

文化自信之所以那么重要，已经给出了答案，因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因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更因为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

文化自信为解决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问题指明了正确方向。为坚定不移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了正确指导。为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奠定了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是提出的时代课题。

二、实现中国梦的调研与分析解说

据我以网络问卷的形式调研出来的结果显示，有百分之三十的同学不了解中国梦的内涵与提出背景。

xx年11月29日，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力几代中国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此后，他又在很多场合对中国梦进行了深刻阐述。中国梦一经提出，就释放出强大的号召力和感染力，成为激励中华儿女团结封禁、开辟未来的一面精神旗帜。中国梦之一重要战略思想，充分体系哪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担当和使命追求，是新一届中共领导集体对全体任命的庄严承诺，是党和国家面向未来的政治宣言，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新内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而对于如何实现中国梦只有百分之二十三的同学能毫不犹豫地说出自己所认为的实现中国梦的路径。

而我认为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干才能梦想成真。xx年2月。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强调：面向未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靠实干，基本实现现代化要考实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实干。实现中国梦任重而道远，不可能一帆风顺，需要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艰苦努力，距离目标越近越不能懈怠，越要加倍努力。我们必须勇于担当，甘于奉献，从我做起。只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戮力同心、不懈追求、竭力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到达中华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

三、文化自信与实现中国梦

我认为只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一定会对于实现中国梦有着巨大的助力。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也是正当的精神旗帜。在新民主主义革民使其，当就提出来建设新文化的奋斗。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先进文化的引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的竞争重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迫切要求我国由一个文化大国转变成一个文化强国，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几点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而作为有着上下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理应为自己国家的文化感到自豪，在这千年的沉浮中我们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新时代的崛起而消亡，恰恰相反，在这短短的几十年中，中国在用令他国睁目结舌的速度迅速发展起来，给予他国以巨大的危机感，无论过去，现在还是不久的将来我们都有充足的理由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感到骄傲和自信。从整个社会来说，充分整合利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

特点，提升舆论引导力水平;要鼓励文化领域的创新发展，打造相关文艺精品，用更多充溢正能量的文化产品教育人、感化人，从而营造健康和谐、积极向上的社会文化氛围。重现当初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鼓励大胆探索，深入研究和回答中华崛起中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而从人民自身来说只有激发了自身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才会有更加浓厚的爱国意识，才会为自己的祖国贡献出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从而强大祖国，促进中国梦的实现。

综上而言，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了精神基础，群众基础，使所有的中华民族儿女们凝聚成一个坚不可摧的集体，每个人都以中华民族为荣，以中华民族为靠山，每个人都为中国贡献出自己，互相不离不弃。这样的中国何愁中国梦不圆，这样团结的中国何愁不再度强大起来，振我中华!

越是要准备留学，越是要多学一点国学。在首届康奈尔北京峰会上，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在演讲中说，“历史的经验就是这样的，我们看100年前的老前辈，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越是准备留学，越是在留学，就要多学一点国学。”

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有一个突出的现象：那些被后世誉为大师的学者大都学贯中西，既具备现代学术视野和知识背景，又具备深厚的民族文化素养。这一特点不仅仅表现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就是在科学界也很突出，比如杨振宁、丘成桐、陈省身等大科学家对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了解远超一般学人，体现出广博深湛的学术情怀。培育博雅之士是全世界教育工作者的目标，西方学校至今仍高度重视传统经典的教学，荷马史诗、莎士比亚戏剧等都是必读书目。我国近来也越来越重视传统国学的教育，《论语》等经典著作销量大增。特别是在当今留学年龄日趋低龄化的背景下，有针对性地加强国学教育，让小留学生们多了解一点中华民族历史，多掌握一些中华传统文化常识，对于他们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大有益处。而且，只有在充分了解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对彼此的优劣才有更准确的认知，这是学习国学的另一层深意。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