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人口数量统计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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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迁，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结果。

在古代，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口的数量、分布和迁徙，反之，人口条件又积极地影响着自然环境的变化。

因此，历史时期中国人口数量的变化、地域分布和迁徙，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课题之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调查的国家之一。

《国语·周语》记载，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料民于太原”。

可知西周末年就举办过人口调查工作。

秦末刘邦进入关中，萧何首先收集秦朝的户籍地图，“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

说明秦帝国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户口统计簿籍了。

可惜秦代以前的人口资料没有保存下来。

现存最早的人口统计数字，是《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版籍，以后历代正史地理志、全国总志、地方志大多继承了这个传统，保留了人口数字（户数或口数）的记录。

这就为研究历史人口地理提供了最基本的资料。

不过应该指出：历代封建王朝编制户籍的目的是为了征收赋税和兵劳役，所以由于历代赋役制度的不同，以及中央和地方统治阶级内部利益的矛盾、社会各阶层的对抗，户口的隐匿、漏报、逃亡、流徙的情况屡见不鲜， *** 所掌握的户籍与实际数字相差甚远。

尽管如此，中国历史文献上保留下来的历代人口数字，仍然是世界上最丰富、最完备的人口调查资料。

两汉时期汉代的人口调查皆为户数和口数并列。

口赋（算钱）是国家的主要收入，户赋则指定为列侯、封君的收入。

《汉书·地理志》记载了西汉末元始二年103郡国户口数总共为户1235.6490万，口5 767.140 1万。

如以秦岭淮水为南北界线，北方人口占4/5弱，南方人口占1/5强。

如以汉武帝时所置14个监察区来划分，户数超过百万，口数超过5百万的有司隶和豫、冀、兖、青、徐五州，都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大致相当今陕西关中平原和黄河下游的冀、豫、鲁和皖、苏的淮河以北地区。

人口总数占全国的55％。

关中平原人口最集中的是长安附近，密度约达到每平方公里千人，为全国之冠。

其次是太行山以东平原地区，除了鲁中山地、胶东半岛和滨海地区外，人口密度估计也在每平方公里百人以上。

由此而形成二条人口比较密集的带状地区。

东西向的是自京兆（长安）—河南（雒阳）—陈留—济阴（定陶）—山阳—东海；南北向的是自清河—魏郡—河内、河东—河南—颍川—汝南。

这种分布显然与交通路线有关。

长江流域人口集中在成都平原、南阳盆地和太湖平原，这无疑是由优越的自然环境所促成的。

西汉末年的战乱，中原人士开始向长江流域迁徙，更远的还到了岭南地区。

同时南方经济进一步得到开发，人口显著增加。

据《后汉书·郡国志》所载永和五年（140）的版籍，全国有户933.6665万，口4789.2413万。

秦岭淮河以北人口占3/5，以南占2/5。

户数超过百万，口数超5百万的有豫、荆、扬、益4州，除了豫州外，其余3州均在长江流域，其户数占全国的42.2％，口数占全国的37.26％。

可见经过了138年，南北人口的分布起了显著变化。

与西汉末年人口相比，扬州增加了1/4，荆州和益州都增加了一倍。

其中增加最显著的南阳郡（南阳盆地），人口从194万（尾数不计）增至244万，零陵郡（湖南南部湘、资、潇水流域）从14万增至100万，长沙郡（湘、资水中下游流域）从23万增至105万，豫章郡（今江西省）从35万增至166万，巴郡（四川东部）从70万增至108万。

可见南方人口的增加除了北方人口南移外，还由于原来中原王朝势力不及的地区深入开发的结果。

而黄河流域除了少数几个郡国外，人口普遍减少。

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汉末年开始，中国进入了长期分裂和战乱时期。

黄河流域屡经兵燹，关中地区经董卓之乱，“长安城中尽空，并皆四散，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

“洛阳附近，无辜而死者不可胜计”。

从洛阳至彭城（今徐州）的黄淮平原上，经曹操和陶谦之间战争，“墟邑无复行人”。

除了战争中死亡外，大批中原人民向相对安定的地区迁徙。

三辅、南阳人民多迁往益州。

徐州一带人民多避乱江东。

江淮之间十余万户皆渡江而东，“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还有不少士大夫甚至渡海远徙交州。

在蜀汉、东吴政权内任职的不少是黄河流域迁来的士大夫。

此外，还有不少中原人士逃往幽州、辽东，甚至去鲜卑境内。

如东汉末刘虞为幽州牧，“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难归虞者，百余万口”（《后汉书·刘虞传》）。

三国鼎立局面稳定后，迁往辽东的往往复归故土，而迁往南方的大多定居下来。

以后魏蜀吴三家为了充实各自统治区内的实力，利用政治手段强迫人民迁居其统治中心的周围。

如建安末曹操讨张鲁，进入巴东、巴西郡（今川东），劝诱当地人民8万余口迁至邺、洛阳；继而曹既平张鲁，迁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三辅。

曹丕建都洛阳，徒冀州5万户士家以实河南。

魏灭蜀后将蜀人3万家迁往洛阳和关中。

东吴孙权在建安年间连续西征盘居在长江中游的江夏太守黄祖，虏掠男女数万口迁至江东。

刘备入蜀带去了大批荆州人士，以后几次北伐南征，也迁民于成都平原。

此外，东汉末年，北方乌桓、鲜卑逐渐入居中原，散布于沿边诸郡。

匈奴入居汾水流域的就有3万余落。

东吴征服山越后，也将越人从山区迁至平原，总数约有10余万人。

经三国时期屡年战争，人口死亡、逃亡、隐匿的数字是相当高的。

所以据西晋太康初年（3世纪80年代）的户籍，全国仅246万户，1616万口。

黄河流域仍占56.72％，长江流域占34％。

黄河流域集中在可、冀2州，约占全国人口的32.12％。

全国郡级人口分布第一位是河南郡，即曹魏政权首都洛阳的所在地，有11万户，以下依次为与河南郡接界的河内郡、东吴旧都建业所在地的丹阳郡、今冀南与鲁接界的阳平郡、蜀汉旧都成都所在地的蜀郡，户数都在5万以上。

可见是由三国时代人口迁移的结果。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原人民在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下，纷纷越淮渡江，相率南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此后中原每一次较大的政治变动，如祖逖北伐、淝水之战、刘裕北伐、北魏南侵等等，都有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南徙。

据研究，截至刘宋为止，南渡人口约共有90万，占当时刘宋全境人口共五百几十万的1/6。

西晋时北方诸州，包括淮河以北地区共有140万户，约700余万口。

南渡的90万口占其1/8强。

换言之，即北方3个人中有1人南徙，而南方6个人中有1人为北来侨民。

北来的侨民集中在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江汉流域的襄阳、江陵、武昌以及长江下游的今江苏省境内，而以淮阴、扬州、南京、镇江、常州一线为最多，并在此设了大批侨州郡县。

侨置在今镇江的南徐州，侨民多于当地土著人口。

唐宋元时期唐初贞观年间开始人口直线上升，至天宝年间到达了顶峰。

全国有户9百万，口5200万。

秦岭淮河以北占3/5，而河北、河南二道，相当今冀、鲁、豫三省之地，又占北方人口的2/3。

可见黄河下游平原是当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也是全国经济重心所在。

秦岭淮河以南人口最集中的是长江下游和宁绍平原。

江南道（今苏南、皖南和闽、浙、赣三省）有1000万人口，大部分集中在上述地区。

再依次是关内道（今陕西）460余万，剑南道（今四川）400万，河东道（今山西）370余万，山南道（今陕、豫、鄂交界各一部分）250余万，淮南道（江淮之间）220余万，最少的是岭南道（今两广和越南北部）91万和陇右道（今甘肃）53万。

安史乱后，黄河中下游经过长期战乱，大批人口南迁。

“天下衣冠世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李太白全集26》）。

人口普遍下降。

加之藩镇割据，中央法令不行，户口隐匿不报。

所以唐代后期人口资料残缺不全，难作全面估计。

现以元和年间（806～820）南方几个州与天宝年间户数相比，襄州（治今襄樊市，领县7）增加120％，鄂州（治今武昌，领县5）100％，苏州（治今吴县，领县7）30％，洪州（治今南昌，领县7）65％，泉州（治今泉州，领县4）50％，广州（治今广州，领县13）75％。

足以说明唐代后期南方人口普遍有所增加。

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全境有户1600余万，崇宁元年（1 102）有户2000万。

每户以5口计，11～12世纪初北宋境内约有1亿人口。

现以后来宋金界线（基本上以秦岭淮河为界）分为南北两区。

北方有户580余万，南方有户1100余万。

这反映了从唐代后期至北宋中后期，由于北方人口南迁和南方经济发展而带来的人口滋长，使南方人口的绝对数字开始超过了北方，这是中国人口南北分布的转折时期。

南方人口主要集中在两浙、江南东、西和福建四路，相当今苏南、皖南和闽、浙、赣三省。

元丰时有户520万，崇宁时有户570万。

其中两浙路（即今苏南太湖流域和浙江省）人口最多，元丰时178万，崇宁时198万。

其余依次是江南西路（除江、信、饶3州外的今江西省）、江南东路（今皖南、大茅山以西苏南和江西省东北部）、福建路（今福建省）。

两浙路自唐以来即为南方最富庶地区，江南西路在北宋时湖滨平原和吉泰盆地得到了充分开发，山区又有发达的工矿业，故人口大增，其户数虽低于两浙路，而口数却超过两浙路而居全国首位。

北宋末年，女真南侵，黄河流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

南渡人口最集中的是两浙路，因为是南宋政治中心所在。

“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8》）。

现以北宋崇宁元年和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的户数比较，两浙路增加26万户，福建路增加32万户，成都府路增加21万户，潼川府路增加24万户。

总之，南宋时代南方人口普遍增加，到了元代，南北人口的分布出现了巨大的逆转。

江浙、江西、湖广3行省（相当今苏南、皖南、沪、浙、闽、赣、湘、粤、桂、鄂小部分、黔之大部分），竟占了全国人口的83.73％。

当然，《元史地理志》所载各行省的户口数来源不一，不甚精确。

但作为概貌来看，大致还是可信的。

明清时期明初 *** 采取移民措施，如将江南人北徒淮域，西徙云贵；迁山西人于河北、豫北，迁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迁北平、山后（今河北省太行山北端、军都山迤北地区）民散居北边诸卫，以为军籍等等。

以后社会相对稳定， *** 又鼓励人民从狭乡迁往宽乡，经过自然的调整，到了万历初年，南北人口的分布渐趋均匀。

今以万历六年（1578）的记载为例：①北五省：北直隶（今冀、京、津）、晋、鲁、豫、陕（今陕甘2省）的人口为2500万。

②中五省：南直隶（今苏、皖、沪）、浙江、江西、湖广（今两湖）、四川的人口为2900万。

③南五省：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人口为670万。

各地人口分布比较均匀，这是因为南方可耕种的平原毕竟较少，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必然要进行自我调整。

明清时期平原地区基本开发完毕。

失去土地的农民为谋生计往往奔向人口相对稀少、尚待开发的地区。

这就决定明清两代人口迁徙大致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向海外移民。

临海的粤、闽等地因山多田少、人稠地（平原）狭，多出海谋生。

以去台湾和东南亚各岛屿为最多。

鸦片战争以后，广东人口大量外流。

据调查，从1850年到19世纪末，仅台山一县移居海外的就有20万人。

二是向山区进发。

明代自宣德至成化年间，从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各省逃流亡的农民迁徙至豫、鄂交界的荆、襄地区的大约有一二百万人，以后又向秦岭、大巴山区迁徙。

清代嘉庆年间川、陕、鄂、豫、甘5省白莲教起义，就是各地迁往这五省交界山区的流民大起义。

东南地区的无田农民多向闽浙皖南山区进发，湖南流民的目标是湘西山区，而闽、粤流民甚至迁往荒岭僻壤的赣南山区。

由于明代后期玉米、甘薯的传入，使大批流民进入山区成为可能。

三是向边区迁徙。

清代幅员辽阔，边疆地区人口稀少，为内地流民迁徙提供了条件。

东北长白山区为满族“龙兴之地”，定为封禁区，任何人不得入内定居、垦田、采伐、掘捕（人参、貂）。

但仍不断有人或从长城隘口、或渡海趋辽东半岛以至松花江流域，以资谋生，俗称“闯关东”。

晋、鲁、豫、冀4省人均有，尤以冀、鲁为多。

河北、山西人由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喜峰口等处进入草原，称为“跑口外”；晋陕垦荒者则去归化（今呼和浩特）一带或河套地区进行耕种。

陇东贫民多进入银川平原。

陕甘人移居新疆的也不少。

光绪年间为平定阿古柏政权而进入新疆的湘军，就在哈密、巴里坤等地进行屯田，屯丁中凡是娶有妻室愿留新疆者，均借给牛具籽种，指拨土地令其承垦，故有一部湖南人由此进入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