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宝贝的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从总体看,央行副行长刘国强给出的货币政策信息是积极的。比如,面对当前经济的“三重压力”,刘国强简要论述了“稳与进”的辩证关系,确立了“以进促稳”的总体思路。在此基础上,刘国强介绍未来的货币政策要“充足发力、精准发力、靠前发力”,并实现“保持总量稳定增长,促进结构稳步优化,推动企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再比如,在谈到“充足发力”的内涵时,刘国强指出:充足发力就是“把货币政策工具箱开得再大一些,保持总量稳定,避免信贷塌方”。 在市场预期管理方面,刘国强罕见强调:要抓紧做事,前瞻操作,走在市场曲线的前面,及时回应市场的普遍关切,不能拖,拖久了,市场关切落空了,落空了就不关切了,不关切就“哀莫大于心死”,后面的事就难办了。所以不能拖,要走在前面,及时回应市场的普遍关切。 这些提法和论述都引起了金融市场人士的高度关注,并给予积极评价。但是,偏偏就有人抓住一句“降准空间变小了”大做文章,说这是央行对未来货币政策空间的表态,说明中国货币政策依然“以稳为主”。一位自称“证券企业证券投资顾问”的人甚至解读说:法定存准率虽然还有下降空间,但恐怕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使用。什么是他理解的“极端情况”?大面积的经济危机。 这是否属于“正面信息负面解读”?同样的事情绝非偶然,而是伴随每次货币政策出台。比如降准,立即有人质疑“还有多大降准空间”;降息,立即就有人声称“幅度有限”;只要央行说一句稳健、不搞大水漫灌,立即就有人说“这是收紧信号”。从观察看,这样的说法往往都会对股市产生消极影响,让货币政策大打折扣,很有点“废掉央行武功”的味道。 可以肯定地说:法定存准率越靠近零,降准空间就会越小。对需要保持一定比例法定存款准备金的中国而言,每次降准都将压缩继续降准的空间,这事显而易见。所以关键在于:仍然还有一定的降准空间。正如刘国强所言:“我们可以根据经济金融运行情况以及宏观调控的需要使用。” 为什么不在乎99%的大方向,而只在乎1%的细节?站在股市的角度,我们必须看到中国股市散户为主。多年的主观经验告诉他们,往往因为对貌似小问题(细节)的忽视,而使之损失惨重。所以,他们对政策1%的关注甚至胜过99%,而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也恰恰是利用这一特点,把自己包装得十分神秘,有时候反而会更加有效地影响股市。 当然,还有个问题不得不提示一下。央行官员面对公众讲话,尤其是在关键时点对重要政策的解释,千万要格外小心,切忌授人以柄,给人留下“负面解读政策”的话茬。比如这次新闻发布会上,央行传达的信号是要“把货币政策工具箱开得再大一些”,“在经济下行压力根本缓解之前,进要服务于稳,不利于稳的政策不出台,有利于稳的政策多出台,做到以进促稳”,这是主体,但一句无碍大局的“降准空间变小了”的字眼儿,就让别有用心者有了借题发挥的把柄。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2020年初。当时,新冠疫情初露肆虐迹象,基于疫情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消极影响的判断,央行决定1月6日降准0.5百分点。1月16日,同样是国新办新闻发布会,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对降准给了这样一番解释:发达国家经济体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低,但超额存款准备金率高,所以相比之下,我国总存款准备金率比较低。他还说:存款准备金率具有维护金融稳定、抵御金融风险的作用,当前维持一定水平的存款准备金率是有必要的,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处于适度水平。当然,根据宏观调控需要,进一步降准也存在一定空间,但这个空间是有限的。 孙司长的这番话当时也引起了市场热议,而各路分析中,更是不乏消极解读,认为未来央行不会继续使用降准工具。从股市表现看,这样的说法,确实让政策效果打了一定的折扣。 其实,把“法定存准率”和“超额存准率”混为一谈并不合适。因为,法定存准率高或上升意味着货币紧缩,超额存准率高或上升意味着货币宽松,二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两个国家“法定存准率+超额存准率”——总准备金率大致相等,其货币松紧的内涵可能截然相反。所以,用总准备金率是否大致相等去评价货币收紧程度是否适宜,值得商圈。再有,在强调中国货币政策“以我为主”的独立性时,可能不宜过多强调我们与它国的数据比较,这很容易让我们失去对货币政策是否适宜的独立判断。 诚恳地提些意见,绝非否定功绩。这些年,央行为支持实体经济创建了许多新工具,比如基础货币的定向投放,以MLF管理一年期利率,而且坚持“收短放长”的货币操作,倡导更加从善如流的工作作风等等,这些全都可圈可点。但是,我们确需更多放弃一点“学究气”。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的过程是一个“艺术”的过程,它的重点并不只是在于“降准释放多少长期流动性”的计算,也不只是在于“降息减少多少融资成本”的算计,而更在于我们必须借助这样的表达引导市场预期,引导 社会 资金更多流向股权投资、流向实体经济。 我们一直在说:中国货币政策空间远远大于世界其它主要国家,事实也是如此。所以,面对未来“降准”空间的提问,我们完全可以用“中国货币政策空间很大,完全有能力促进经济 健康 发展“这样的表达加以应对,而没必要只是纠结于具体数据是多是少。 责编:姚坤 (版权属《中国经济周刊》杂志社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链接、转贴或以其他方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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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在前不久的一篇评论中,我提出了资本“为富当仁”的主张。不过,一些网友似有不解:“仁”属于道德范畴,企业是不是守法经营即可?以道德标准约束企业行为,是不是要求过高?好吧,现在就来解释一下。 曾几何时,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主张:为使经济效率最大化,政府必须尽量减少对经济行为的约束,只要基于法律,企业或资本则“法无禁止即可为”;曾几何时,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主张:企业或资本不该有任何盈利以外的目标,而必须把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其唯一行为诉求。 表面看,企业和资本守法经营,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根本谈不上什么错。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有人会认为“为富当仁”是不是要求过高?是不是“为富守法”就够了?但在我看来,大家必须看到一个重要的事实:(1)法律是道德的底线;(2)法律可能具有滞后性。在一个特定时间段里,一些缺德行为未必违法。 多年来,大家已经看到过不少可能有“缺德牟利”嫌疑的生意。比如,某打车信息平台公司,最初打着廉价、让利的招牌“砸钱”吸引客户,形成市场支配地位后,再提价杀熟,这算不算“缺德牟利”?一些巨头资本把触角伸进社区,去和更小的小商小贩去争最后一块“铜板”,这算不算“缺德牟利”? 当然,上述这些行为最终被监管层叫停、处罚,有的因触犯了《反垄断法》而被法律追责,但在形成垄断的过程中,多家公司你砸钱、我也砸钱,表面看是在为消费者创造“ 科技 红利”,合法竞争,但行为背后的资本是不是最终未能抵挡“缺德牟利”的诱惑? 所以,资本也好、企业也罢,或投资为富、或经营为富,整个过程不能只看自己的钱袋子,最好还考量考量自己的行为和诉求会给 社会 、给公众、给客户带来什么结果。如果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给 社会 、给公众、给客户带来损害,而还要一意孤行,这是对企业负责的做法吗?在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营商不仅要守法,还要远离“缺德”。中国有句俗话:不干缺德事,不怕鬼叫门。翻译成经济语言或许就该是:以德为商,法不仅不会束缚你,反而还会护佑你。这就是“为富当仁”道理。 责编:姚坤 (版权属《中国经济周刊》杂志社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链接、转贴或以其他方式使用。)
复合影响因子:1.024综合影响因子:0.532 《林业经济》于1979年创办月刊,是全国优秀社科期刊、国家中文核心期刊、梁希林业图书期刊奖获奖期刊。《林业经济
是北大核心,这个是老牌核心了,中文核心期刊(2011),下一届应该也是,下一届核心目录要2014年底才能出来。
国足失败我一点都不感到惊奇,对于国足这么多年的成绩现在这点失败已经让我波澜不惊。每当看到这些职业球员,甚至国足球员在场上比赛时,传球停球,跑位穿插,互相配合,起
这是一个继续性电子期刊,什么核心期刊也不是的。就是最最普通的期刊、
这本杂志已经发行了31年,具体情况如下:《企业经济》原名《赣江经济》,创刊于1981年元月,1988年元月改名为《企业经济》。《企业经济》杂志是江西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