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孔子论语为主题的教育学论文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宋.无名氏 《论语》一书，乃孔子遗训所萃，此为中国最古最有价值之宝典。——钱穆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追记孔子的言行思想编纂而成，全书20篇，498章，是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典籍。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孔子少时贫贱，做过管仓库和放牧的小吏，30岁开始创立了中国第一所私学，一生主要活动是从事教育，传说有弟子3000人，其中优秀的有72人。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追记孔子的言行思想编纂而成，全书20篇，498章，是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典籍。 孔子的思想，中心是讲做人的道理。他提出“为政以德”的主张，认为治国要以道德教化为基础；为改变当时“天下无道”的局面，恢复社会安定，他提出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思想体系，并致力于道德教育。 提出了孝、梯、忠、信、恭、宽、敏、勇、直等一系列道德规范； “仁”是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孔子明确提出，“仁”即“爱人”（《颜渊》），并进一步阐明“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为“仁”，应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这是一种深刻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想，这种思想贯穿于孔子思想学说的各个方面。 孔子特别强调“仁”的价值和作用。他认为，“仁”既是每个人必备的修养，又是治国平天下必须遵循的原则。对个人修养，他主张“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卫灵公》）。教导学生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向“仁”的方向努力。 他在倡导“仁”、“德”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一种“大同”的社会理想，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这种“大同”的社会，实际上就是“仁”的精神得到充分而全面体现的社会。“大同”的理想难以实现，孔子退而提出“小康”社会的理想这对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很有帮助的 义利问题是中国古代道德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处理好两者关系，对国家、政治、经济、伦理及社会风尚都具有十分重创要的作用。孔子提出了"重义轻利"孔子提出了"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就社会而言，孔子并不否认功利是其发展的重要基础。《论语?子路》里，孔子在进入卫国时，曾和冉有说过一段在"庶"（人口兴旺）、"富"（生活富裕）、之后进行"教"（教育）。由此可见，孔子肯定了实际功利对于社会发展是不可缺少的。 另一方面，在义利关系上，孔子又明显表现出以义制利，先义后利的思想，孔子说"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符合道义，取之无妨，这叫做“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在孔子在与子贡谈论食、兵、信、三者孰为重时，孔子以信为第一，认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足食和足兵体现了功利追求，而民信则属于道德追求的范围，这段话是子贡以非此即彼的极端形式，要求孔子在义利之间做出选择。在这种对立下，孔子将道德追求置于优先于利的地位 一言以蔽，我们不难发现"重义轻利"是适合我们现在社会的义利观。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道德和金钱的关系问题明显的凹现出来了。正确看待和处理义和利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也是关系到做人、立身的大事，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孔子所说的"见利思义"，有助于启迪社会成员在这方面做出正确的道德取向。 尽人皆知，当今社会"拜金主义"蔚然成风，"物欲横流"势不可挡。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应是去规范，也就是如何让它'理性'。而我们完全可以鉴借孔子的"重义轻利"来近行调节。对于义我的基本观点是： 1. 义是君子对于一切天下事物的行事衡量标准，而且这个标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改变的。 2.须由知来得到义，且因为知有所增加改变，义也会随之改变。 3.合于义的利一定当取，但不合于义的利虽贫不取。 4.义和利之间并不是谁轻谁重的问题。义乃是君子对于一切天下事物的行事衡量标准。义对利而言，是衡量在这个时间点上，应不应该取这样的利的标准。二者是根本无法比较的。 孔子非常推崇周室的礼教，在春秋战乱之时，孔子在鲁国从小就对礼感兴趣，也对礼深有研究。礼本来是祭祀的规矩、程序等，但经过孔子的重新解释,它在思想意义上的价值就被凸现出来，思想的指导性很广泛，但孔子直接将指导性从外在的礼引向内在的心性范畴——仁，就是将礼与人的心性相联系起来，礼应当从人的本性出发，而不再是向鬼神表示敬意，儒家礼教从外在的表象转而以内在的心性为根本，这一转变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儒家认为社会普遍的伦理准则就是礼，人的一生就要对礼进行学习,去革除人的本能的感官欲望，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 人不学习礼乐文明,就如同禽兽一样只是一种本能的存在，所以学礼是立世之本，它为了在社会关系中有自己的恰当的位置，个我对礼的遵从便就是仁，礼是在社会关系中体现的一种和谐的规则，仁是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体现出个我内心的和谐的状态，它是个我遵从礼的崇高品质。仁就是立人之本，它是人的本性，人的自我修养就是培养仁，让仁显露出来，所谓仁者就是爱人，孔子是通过忠、恕、孝、信等范畴加以表述的。正因为孔子提出人的本性就是爱人，所以后世的孟子便从此点出发提出性善论，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既然人性是善的，那么心性修养的方法也是相通的，孔子说“克已复礼，天下归仁”。 正是孔子提倡的“礼”，中国才被誉为是礼仪之邦。 论语里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上。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从这里可知，孔子的思想顺序：孝为一切仁之根本，孝敬自己的父母才会去爱他人。儒家的道是求本，本立而道上。儒家没有先验，孔子不谈鬼神。儒家的本就在天地自然的合理性。人言儒家关注人的社会性并企划规范社会秩序；老庄侧重于生命与心性的自然和谐。其实，儒家追求的社会性其理论依据仍然是自然性，几千年，儒家怎么也打不倒的原因，就在于它所求的本，也是自然朴素颠扑不破的。孔子在论语都是在说要孝敬尊长、对社会上的人施以爱心，以及求学的道理。像论语中有提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又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都是在说要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宽恕别人，同时要利用多余的心力去求学，如果能做到这样，就算他从来没上过学，孔子也会当他是个通达事理，而且有学问的人。孝在中国古代占有很中要的地位，无论是平民布衣，抑或是王孙贵族几千年来都恪守孝道。这形成了中国不同于他国的家庭文化，对社会的繁荣稳定有很大的积极的促进作用。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滕文公上》）”那么，究竟如何做到“取于民有制”呢？孟子接着阐述说：“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趋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不赡，奚暇治礼义哉？（《梁惠王上》）”据此可知，按照孟子这段“制民之产”的发挥，在道德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孟子似乎秉持着一种经济决定论的立场，即经济决定着道德。具体来说，老百姓只有先在经济上解决了上事父母，下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不免于死亡”等一系列最起码的生活保障，然后才能做到“趋而之善”以接受“礼义”道德教化。此即孟子所言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之类的“民之为道也”。在先秦时代，类似这种“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制民之产”说，并非孟子独唱的一家之言，例如作为法家代表人物的管子曾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其说与孟子亦有异曲同工之妙。还有，单就儒家思想内部而论，孟子“制民之产”理论也是沿袭了孔子关于施政次第的“富而教之”说。如《论语·子路》篇说：“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已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然而，无论是孔子的“富而教之”，还是孟子的“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制民之产”，其理论背后都不是一种片面的经济决定论所能彻底解释的。这是因为，孟子同样还有“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梁惠王上》）的论调。在《孟子》一书开篇，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时，孟子立即回应说“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上》）。由此可知，孟子又并非仅是一个道德上的经济决定论者。其实，像孟子这样看待经济与道德的关系，也是先秦时较为流行的看法，如前述先秦法家的管子在经济与道德关系上，虽然有前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之类注重经济的主张，但是，管子同样也说过“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之类注重道德的论调。又如，儒家孔子尽管有前述“富而教之”的治国施政次第，但是，在《论语》中，孔子同样还有更多的诸如“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和“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之类注重道德节操的语录。来源：改革与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