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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简介《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及门客李尚、苏飞、伍被等共同编著。《汉书·艺文志》列《淮南子》为杂家，实际上，该书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融会贯通而成，是战国至汉初黄老之学理论体系的代表作。刘安（前179—前121年），汉高祖刘邦之孙厉王刘长之子。再论《文子》与《淮南子》的关系问题(上)感谢作者授权内容提要：《淮南子》和《文子》的关系是很清楚的，《淮南子》有可能称引而不是抄袭了古本《文子》，今本《文子》却大量抄袭了《淮南子》，今本《文子》对《淮南子》的抄袭可以总结为：大量拷贝、删节摘录、改头换面、概括虚化、弄巧成拙五条二十个字，每一条都可以找出确凿的证据。关于竹简《文子》、今本《文子》与《淮南子》的关系问题，无论是《文子》研究，还是《淮南子》研究，都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目前学术界的观点而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接受竹简本子与今本《文子》应当区别对待，今本《文子》大量抄袭了淮南子的观点；但仍有学者坚持认为是《淮南子》抄袭了《文子》而今本《文子》大体可信；还有的学者认为《文子》和《淮南子》相互抄袭；另有学者认为《文子》和《淮南子》没有谁抄袭谁的问题，而是它们有共同的来源。可以说，《文子》和《淮南子》可能的关系无非也就是这几种，各种观点的提出和相互驳难将会使讨论更加深入。本文将在时贤研究的基础上，较集中地讨论今本《文子》如何抄袭《淮南子》的问题，以就教于大方。一、四个最基本的事实其一、今本《文子》与《淮南子》重合太多，而竹简《文子》和《淮南子》呼应太少。如果有一段话简单地在这本书里有，在那本书里也有，当然谈不上谁抄谁的问题，但是《淮南子》和《文子》中的内容在相重合的同时，形式上又发生了变化，这就为我们分析二者的关系提供了线索。最主要的是这种重合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丁原植先生统计今本《文子》约有39，228字，（！）笔者用电脑统计，为39，231字 ，（指未加句读的白文）相差无几，其中30，800多字见于《淮南子》或和《淮南子》基本对应，最后两篇主要内容完全见于《淮南子》。（陈丽桂先生认为《上仁》一篇也全部见于《淮南子》，这样除去最后三篇，《文子》正好为九篇。（2）实际上《上仁》一篇有1，100多字不见于《淮南子》，占《上仁》一篇的三分之一。）从字数上来讲，今本《文子》近四万字，其中近80%左右和《淮南子》中有关内容完全重合，也就是说今本《文子》中只有不到八千多字的内容不见于《淮南子》。如果没有竹简《文》的出土，我们还可以说，《文子》一书“为《淮南子》吸取殆尽，”但是竹简《文子》中现存的内容绝大多数和《淮南子》没有对应关系。《淮南子》虽亦杂采诸书，但“首尾条贯、自成机杼”，且取他书者基本保留原貌，而在今本《文子》中却大都变成了“老子曰”的内容，尤其是不同身份的对话者被悉数抹去姓名。竹简《文子》目前的释文和《淮南子》明确对应者很少，而且个别相对应的材料是否就是竹简《文子》中的内容还不确定。（详后）其二、今本《文子》和竹简《文子》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异大于同，而今本《文子》和《淮南子》却是同大于异。更为主要的是，《淮南子》一书，立论宏伟，视野广阔，近于《庄子》；典故丰富，广征博引，近于《吕览》；文辞华丽，讲究声韵，近于汉赋，囊括众家而自成一体，文风统一。相比之下，竹简《文子》文风朴素，言简意赅。其三、竹简《文子》下葬于西汉末年。这个时间一方面晚于《淮南子》的问世；另一方面，刘向歆见父子领校秘书的时间和八角廊四十号汉墓的下葬时代都是在西汉未年，相差最多不过30年。汉成帝河平之年（前26年）刘向受命领校秘书，至绥和二年（前7年），刘歆继续父业。李学勤先生已经指出，可知九篇本的《文子》存在于西汉晚期。八角廊40号汉墓正好属于这一时代，发掘者推断墓主是中山怀王或孝王，但倾向于前者，中山怀王卒于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比刘向校书早21年，孝王卒于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则接近刘歆领校秘书之年。“无论如何，刘向歆父子所见《文子》应该和竹简本一致，至少也是相似的。”（3）当然不能排除刘向歆父子整理不同的《文子》传本，在结构和篇名上作一些编辑的可能。但是，如果当时的《文子》就和《淮南子》有如此大量内容重合，刘氏父子和班固不会熟视无睹的。而对于《文子》一书纯粹性的质疑是从唐柳宗元开始的。其四、竹简《文子》有上下经之分，而《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九篇，魏晋以来的著录则有十篇、十一篇、十二篇数种。今本《文子》多为十二篇（《四库全书》两淮盐政采进本也分为上下卷）。孙星衍认为“班固”《艺文志》称九篇者。疑古以《上仁》、《上义》、《上礼》三篇为一篇，以配《下德》耳。孙星衍的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他的判断也令人费解。如果，《上仁》、《仁义》、《上礼》三篇为一篇，那么《文子》一书是十篇而不是九篇。这里的“上”都是“尚”的意义，不知和“下德”如何“配”法。以这些基本的事实为前提，我们不难推论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李厚诚先生最近撰文说“张丰乾君此前曾有一文论《文子》与《淮南子》关系，认今本《文子》为伪”，他还批评了“张君认今本《文子》为伪的主要理由”，（4）实际上，笔者从来没有论定今本《文子》是伪书，而是一直强调，竹简《文子》的出土证明今本确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二者从形式到内容相去甚远，不可相提并论。对比两者的同异，就不难发现今本必晚出于竹简本。今本的出现不会早于东汉前期，《淮南子》不可能抄袭今本《文子》，它和竹简《文子》也没有多少直接联系，是后人大量抄袭《淮南子》以补充今本《文子》，以至于《文子》其书面貌大变。换言之，我认为，今本《文子》不全真，也不全伪，而是如柳宗元所言，是“驳书”，竹简《文子》的出土确证了这一点。下面更进一步地证明这一点，同时回答学术界的一些猜测。二、今本《文子》比竹简本更早吗——关于竹简《文子》的“避讳”今本《文子》晚于竹简本，不光是“理当如此”，而是有确凿的根据，容易形成共识。但赵建伟先生最近提出今本《文子》的主体部分要早于竹简《文子》，为竹简《文子》所本。他的主要根据是竹简第0806号：“也，大而不衰者，所以长守□，这两句简文与今本《文子·道德》“盈而不亏，所以长守富也”，相对应，“很明显，简文为了避汉惠帝刘盈的讳而把盈改成了大，今本则保存了古本的原貌。”（5）这里首要的问题是“大而不衰者，所以长守□”和今本“盈而不亏，所以长守富也，”是否对应的问题，“不衰”和“不亏”显然不是对应的。竹简0864号为：“高而不危者，所以长守民”，今本则为“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守民”与“守贵”也不是对应的。实际上竹简本与今本在这个问题上差异是比较大的，简本：0908 也，见小故能成其大功，守静□0806 也，大而不衰者，所以长守□0864 高而不危，高而不危者，所以长守民2327 有天下，贵为天子，富贵不离其身今本：处大，满而不溢；居高，贵而无骄。处大不溢，盈而不亏；居上不骄，高而不危。盈而不亏，所以长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富贵不离其身，禄及子孙，古之王道具于此矣。今本所讨论的问题可分解如下：处大，满而不溢，处大不溢，盈而不亏，盈而不亏，所以长守富；居高，贵而无骄，居上不骄，高而不危，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 。富贵不离其身，禄及子孙，古之王道具于此矣。和简本一样，今本也是讨论了“大”的问题，简本中的“大而不衰”是和上文的“见小故能成其大功”相呼应的。今本中也提到了“大”，但是不是讲“大而不衰”，而是说“处大不溢”。《孝经·诸侯章》有相近的言论：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盖诸侯之孝也。《孝经》的这段话非常著名，在《吕氏春秋·察微》中就被引用。这段话的脉络也可分解如下：在上不骄，高而不危，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制节谨度，满而不溢，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盖诸侯之孝也。对比一下，不难发现，今本《文子》是综合了《孝经》和竹简《文子》中的思想，“处大不溢”一词，“处大”来自竹简《文子》，而“不溢”来自《孝经》。今本《文子》和竹简《文子》都讨论大和高的问题，大者谓功大，高者谓位高，而《孝经》中讨论的却是“在上”和“节度”的问题。同时，今本《文子》的落脚点又在守“富贵”之上，和《孝经》一致而和竹简《文子》关注“守民”不同。从今本《文子》和竹简《文子》的同中之异恰好可以看出今本《文子》是如何改窜竹简本的。所以，“大而不衰”和“盈而不亏”不是对应的，竹简《文子》因为避讳而把“盈”，改成了“大”也就无从谈起了。实际上，盈而不亏一词，常和“盛而不衰”一词联用，《淮南子·泰族训》：“夫物未常有张而不驰，成而不毁者也，惟圣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亏。”显然，“大而不衰”和“盛而不衰”是同义词，和“盈而不亏”相对为文，而不是相互替换的关系。“大”和“盈”在 文意上也相去甚远。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竹简《文子》因为避汉惠帝刘盈之讳而把“大”改成“盈”是不可能的，以此为依据认为今本早于竹简本更是靠不住的。至于江宁先生所言，今本《文子》中有些是后人无法“窜入”，不能伪造的。他的主要例证是《文子·自然》：“圣人兼而用之，故人无弃人，物无弃材”，是引用今本《老子127章的》“弃材”在传世本《老子》中无一例外地作“弃物”，而在帛书早、乙本都作“弃财（材），由此可以证明今本《文子》的早出、而《淮南子·道应训》也有引27章这一句，“由此看来，《文子》本是有独立来源的，并非全抄《淮南子》。”（6）今本《文子》没有全抄《淮南子》是完全正确的，但它抄了《淮南子》的地方却是不可置疑的。江先生所举《文子·自然》中的那段话实际上是和《淮南子·主本训》中的一节相对应的，在这一节中，《淮南子·主术训》说“无弃材”，今本《文子》也说“无弃材”，不是抄袭又是什么呢？而江先生所提到的今本《文子》中的“非君子之宝”影响了《老子》的传本也是需要讨论的，因为帛书《老子》已经有了“非君子之器”一词，而帛书本虽下葬于汉初但它的抄写时间以及撰作时间则是比较早的，这是用不着强调的。三、《淮南子》是《文子》的义疏并篡改了《文子》吗——关于《淮南子》的“避讳”问题及其它王利器先生认为今本《文子·上义篇》“今志人之所短，忘之所长。《淮南子·氾论训》作“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此则以淮南厉王名长，故讳长为修也。此尤为《淮南子》窜改《文子》之的证。”（7）但对照一下今本《文子·上义篇》与《淮南子·氾论训》相对应的文字，却发现王先生的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第一， “长”（zhang）在《淮南子》中反复出现，“长”（chang）也不鲜见，如《时则训》：“日长至，阴阳争”，《谬称训》：“言小人不在其位，不可长也”，《道应训》引《老子》之言“揣而锐之，不可长保也。”第二、《氾论训》这段话主要是讨论不能对人求全责备，要从大处着眼，主题是“责人以人力”和“自修以道德”，此处“修”乃“修养”之“修”，和“长”风马牛不相及，所以说，“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是不可能找到贤人的。今本《文子·上义篇》前文把“修道德”改为“修道”，后文见一短字而把“修”改为“长”，窜改之迹无可辨驳。王利器先生所言《淮南子》，“窜改《文子》之文以为楚语。”实际上却是今本《文子》据高诱或许慎之注改动了《淮南子》，因为如果是《淮南子》改了《文子》，那么改为应该是全面的，而今本《文子》改动《淮南子》则主要以许慎、或高诱之注为依据，事实正是今本《文子》对《淮南子》“楚语”的改动都没有超出许慎或高诱之注。《淮南·主术训》：故善建者不拔“高诱注“言建形也”，今本《文子·上仁》第7章，“故善建者不披，言建之无形边。”正如曾达辉等先生所言这不仅是抄袭之铁证，也说明抄袭行为生在高诱以后。《淮南子》多用典故人名，而今本《文子》则据字形及段落大意改之，并且把《淮南子》对文献的误解一并抄入。说明造作者水平不高。今本《本子·上德》“虽未能见”之语，在《淮南子·缪称训》中为“离朱弗能见也。”“离朱”是人名，古之明目者，《庄子·骈拇》中曾提到此人，《孟子·离娄上》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可以规 ，不成方圆。”汉赵歧注：“离娄者，古之明目者，盖以为黄帝之时人也，黄帝亡其玄珠，使离朱索之，离朱即离娄也，能视于百步之外，见秋毫之末。”今本《文子》不解“离（离）朱”为谁，而根据字形改为“虽（虽）未” 进一步暴露了抄袭的痕迹。《淮南子·缪称训》中有“文王闻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一语，是指“文王”而言，并进一步解释说文王不是因为时间不够，而是担心随着日月的推移会发生祸患。《说苑·政理》中记载太公与文王的对话，文王称赞太公说得在理，太公则进一步指出：“宿善如不祥”，文王问于吕望曰：“为天下若何？”对曰：“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是谓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对曰：“宿善不祥。是日也，发其仓府，以赈鳏、寡、孤、独。”“宿”即留，存而不发之意，如《孟子·万章》：“仁人之于悌也，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管子·轻重》：“怀宿怨而不战”。太公的意思是知道是正确的道理，即把它留存起来（不去执行），就如同是不吉利的东西。这个道理是非常深刻的。所以文王当天就开仓放粮，救济弱势群体。《墨子·公孟》中记载公孟子懂得了服饰和行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认为墨子讲得对，随即就要脱掉他初见黑子时所穿戴的行头，因为他也听说过“宿善如不祥”的说法。可见，“宿善如不祥”，是接着“善”而言的，强调不能把“善”留存起来，积压下来，而是要立即付诸行动。所以向宗鲁认为《淮南子》和《文子》中“宿不善”一语中“不”是衍文是完全正确的。向宗鲁，《说苑校证》，第150页。但向氏等人所言《说苑》中“对曰”也是衍文却是错误的。“宿善不祥”和“上溢而下漏”都是太公对文王之语。《淮南子·缪称训》引用这个典故时保留了“文王”，最后落脚点是“故曰：周邦虽国，其命维新。”而这个重要的结论在今本《文子·上德》中却没有出现，今本文子把文王“闻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当作了“老子曰”的内容，而且也不见“文王”的字样，与之相关的上下文又都能在《淮南子·缪称训》找到，文句的顺序都保持一致，只能说是今本《文子》断章取义地抄袭了《淮南子》，这也证明《淮南子》不可能是《文子》之“义疏”。《缪称训》在这里说到的“宿不善如不祥”应该是“宿善如不祥。”《论语·季氏》载孔子之言：“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这里“善”与“不善”相对为文，《淮南子·缪称训》大概受了影响，亦或是后人在传抄时受了《论语》的影响，添加了一个“不”字，使文意南辕北辙，并且把太公对文王之语说成是文王之事。今本《文子》照旧抄录，同样衍出一个“不” 字，“抄袭”二字并非诬妄。《淮南子·氾沦训》中的“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于刑戮之患者，由欲无厌，不循度量之故也”，在今本《文子》中改成了“今之为大患者，由无常厌度量生也。”显然是今本《文子》概括了《淮南子》的话，而不可能是《淮南子》解释《文子》的话，今本《文子》“由无常厌度量生也”也是匪夷所思，而在《淮南子》却是明白晓畅。又比如，《下德》接着所提到的“不苟得，不让祸”在《氾沦训》中是“不苟得，不让福”，所谓的“不让福”就是下文所提到的“其有不弃”，今本《文子》改“福”为“祸”违背了上下文的语境，弄巧成拙。而紧接着的一章中引用《老子》“胜人者力，自胜者强”也和下文大讲如何“得人心”，“用人力”而成为强者相矛盾，《淮南子》中并没有引用《老子》的这句话，今本《文子》的蛇足之笔更使其难以逃脱抄袭之名。--------------------------------------------------------------------------------（！）丁原植：《〈淮南子〉与〈文子〉考辨·说明》，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版。（2）陈丽桂：试就今本《文子》与《淮南子》的不重袭内容推测古本《文子》的几个思想论题 ，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3）李学勤：《试论八角廊简<文子>》，《文物》1996年第1期。（4）李厚诚：《文子问题后案》，简帛研究网8月。（5）赵建伟：《<文子>六论》 ，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6）江宁：《再论文子》，简帛研究网·网上首发8月。（7）王利器：《文子疏义·序》，《文子疏义》，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又见《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四、 关于今本《文子》中的“老子曰”的问题今本《文子》以“老子曰”开篇是贯通全书的特色，也是竹简《文子》和今本《文子》的关键性差别之一，这里的问题在于“老子曰”出现的时间。王利器先生认为，《文子》一书添加“老子曰”字样，盖自开元年间始也。他的证据是日本古钞本《群书治要》及日本天明五年尾张国刻末，其引文自章头提行另起者，率未冠以“老子曰”字样。而唐玄宗时敦煌卷子中有“老子曰”出现。笔者认为，“老子曰”这种格式的出现是比较早的。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北魏李暹为“文子”作传曰：“姓辛氏，葵丘濮上人，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文子的身世似乎非常明晰。前人已证文子与计然是孑然不同的两个人，而李暹《文子传》所言文子“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和今本《文子》以“老子曰”为主的形式以及为十二篇的结构正相吻合，《郡斋读书志》又曰：“按刘向录《文子》九篇而已，《唐志》录暹注已于今篇次同，其析之欤？”是不是李暹造作了一个新的《文子》而又借为“文子”立传来掩人耳目呢?无论如何，李暹所见到的《文子》已经和今本基本一致，也就是说，“老子曰”与 “老子遗言”互为注脚，无可辩驳，它出现的下限，应该是李暹见到《文子》的年代。《郡斋读书志》中说：“李暹师事僧般若支流，盖元魏人也”。《群书治要》本为各种书籍的节录和摘要，把那些明显不属于《道德经》范围的内容收录其中，而去掉“老子曰”子样最自然不过。曾达辉先生认为，《文子》在南北朝和唐初尚有异本，到唐代天宝元年（742）封《文子》魏《通玄真经》后，老子语录形式的《文子》便定于一尊。（8）笔者深以为然。李唐王朝在很长时期内以道教为国教，唐太宗尊老子为李氏始祖，唐玄宗封《文子》为《通玄真经》之外，还把《文子》和《老子》、《庄子》、《列子》一道列入科举教育体系，并置博士、助教、学生员讲习这些经典。《文子》在唐代受到了空前的推崇，这肯定和它通篇皆有“老子曰”有极大关系。还有些学者通过今本《文子》所引《老子》之言接近于马王堆帛书本甚至郭店竹简本而证明今本《文子》的早出，但是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今本《文子》和《淮南子》相对应的上下文中，《淮南子》引用《老子》的哪句话，今本《文子》就引用哪句话，只不过个别字词略有出入而已，而且往往是关键的语词都和通行本（王本）一致。如前文所述，今本《文子》和《淮南子》一致的地方，如果《淮南子》没有引老子而今本《文子》引了《老子》，往往会造成上下文的脱节，由此更可以证明今本《文子》的抄袭。五、关于《文子》被引用的问题笔者一直以为《淮南子》也有可能称引了古本《文子》的一些内容，但《淮南子》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导的先秦至汉初思想资料的汇编，很多内容在《老子》、《庄子》、《管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甚至《论语》中找到源头。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可以发现竹简《文子》和《淮南子》之间的一些直接关系。0198以壹异，知足以知权，疆（强）足以蜀立，节□竹简《文子》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使守约,廉可以使财,人之豪也.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见嫌而不苟免,见利而不苟得,此人之杰也。《素书·正道》苟行以伪，则其知足以移众，强足以独立，此奸人之雄也，不可不诛。《说苑·指武》明于天道，察于地理，通于人情。大足以容众，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知足以知变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隐义，仁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为仪表，知足以决嫌疑， 廉足以分财，信可使守约，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比，见难不苟免，见利不苟得者，人之杰也。《淮南子·泰族训》明于天地之道，通于人情之理，大足以容众，惠足以怀远，智足以知权，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隐义，信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人俊也。行可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守约，廉可以使分财，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杰也。守职不废，处义不比，见难不苟免，见利不苟得，人豪也。《文子·上礼》这些材料相互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淮南子》综合了多种材料，而今本《文子》在和《淮南子》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出现了几处纰缪，首先是漏掉了“信足以一异”，其次是“豪”、“杰”的顺序颠倒。再有是以“明于天地之道”概括“明于天道，察于地理”，以及“者”、“而”等虚词的省略等细节上的差异。今本《文子》“智足以知权”和竹简《文子》一致，但是又漏掉了“强足以独立”。这种情况说明今本《文子》和竹简《文子》异大于同，而今本《文子》和《淮南子》却是同大于异，这个例子可以清楚地说明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还需要考虑一种情况，就是0198号竹简不是古本《文子》中的内容，而是类似于一起出土的“儒家者言”。不管怎么样，它的内容为《淮南子》所部分称引是可靠的，但比照之下，还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王应麟在《困学纪闻》（卷十）中列举了《文子》被诸多文献所“取”的情况，李学勤先生业已指出，这些古书都没有明说征引《文子》，究竟是谁袭取谁，难于证实。有些文句是流行的格言，也可能为大家所共用。然而，参考《文子》中的上下文，和《淮南子》加以比较，并核实其他的文献，我们发现今本《文子》对《淮南子》的抄袭是难以翻案的。“玉在山而草木润，珠生渊而岸不枯”，王氏认为《荀子》取之。这句话在今本《文子·上德》中是第3章第5小节，该章共有92小节，其中前16小节完全见于《淮南子·说山训》，后面的76小节完全见于《淮南子·说林训》。《淮南子》的材料来源众多是公认的，但《淮南子》一般保持了所引用材料的原貌，而在今本《文子》中，绝大部分都变成了“老子曰”。王氏提到的这句话在《荀子·劝学》、《大戴礼记·劝学》和《史记·龟策列传》都出现过，这些文献中“珠生渊”都写作“渊生珠”，《淮南子·说山训》和《荀子》、《大戴礼记》都有“瓠巴鼓瑟而流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抑秣”的典故，但是《淮南子》又添加了其他的很多典故，这些典故在今本《文子》中一概没有。但是《淮南子·说山训》最后的结论：“玉在山而草木润，珠生渊而岸不枯，蚯蚓无筋骨之强，爪牙之利，上食咘堁，下饮黄泉，用心一也。”在今本《文子》中也是连续的两节（也可以看成一节），只是个别文字不同。这种情况说明，今本《文子》的抄袭在上下文的对比和多种文献的参照下更加清楚。“山有猛兽，林木为之不斩，园有螫虫，葵藿为之不采”（《文子·上德》）王氏认为郑昌取之。《汉书·盖宽饶传》：记载郑昌上书颂宽饶之言：“臣闻山有猛兽，藜藿为之不采；国有忠臣，奸邪为之不起。”《盐铁论·崇礼》记载贤良之言：“故《春秋》曰：‘山有虎豹，葵藿为之不采；国有贤士，边境为之不害’也。”《风俗通义·正失》：“《传》曰：山有猛虎，草木茂长。”王利器《盐铁论校注》：“《盐铁论》载此文，以为出自《春秋》，当是《春秋》的今文家说。汉人引传，往往冠以本经的名称，这是当时的通例。”《盐铁论》的编定和盖宽饶的活动时期都是在汉宣帝时期，《盐铁论》的编者桓宽又是治《春秋》的专家，（见《汉书·郑弘传·赞》）他所指出的出处应该是非常可靠的，换言之，郑昌所引用的也肯定不是《文子》中的话。“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铢而解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