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政治经济学课程论文

货币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其目标与财政政策的目标基本相同，包括充分就业、价格稳定、汇率稳定、高速度经济增长以及利率稳定、依据可承受的要求分摊紧缩性货币政策的负担、防止大规模银行倒闭和金融恐慌等。政策工具包括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率、法定准备金率、道义劝告、公布与指导等。货币政策有多个目标和多种工具，就需要讨论：第一，不同的货币政策之间在效果上有什么差别?第二，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对不同经济主体有什么影响?第三，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是如何选择的?如果同一个货币政策对国内不同经济主体的影响差别很大，获得利益者自然支持该政策，而利益受损者就可能反对，从而产生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和利益博弈。同时，在国内不同经济主体之间与货币政策的制定者之间也存在博弈，这还涉及到理性预期假定下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问题。(一)货币政策的制定是不同主体博弈的结果货币政策一般是由中央银行制定实施的。中央银行是如何制定货币政策的呢?美国经济学家凯恩对比了美国联邦储备体系货币操作的两种观点：一种是乌托邦式的；另一种是愤世嫉俗式的。乌托邦式的观点是将美联储看作一心一意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机构。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包括通货膨胀、失业和利率等，其任务是更精确地定量给出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之间的关联。大量的经济学专业人士被邀请来设计模型，以找到能够最有效地实现其政策目标的工具。愤世嫉俗的观点强调货币政策并非美联储一心一意为公众利益服务的结果，而是各方压力相互竞争的结果。美联储主席、其他联储官员、国会议员和财政部官员的言论都被看作货币政策受不同主体影响的证据。美联储通过利率进行操作，接受利率向哪个方向变动的劝告，它接受经济部门，特别是受利率影响的经济部门的游说，这些部门可能包括建筑行业、金融机构和证券交易商等。乌托邦式的观点将货币政策看作是美联储为实现公众利益而设计的，是福利经济学的规范分析；而愤世嫉俗的观点将货币政策看作美联储与其他政府部门和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结果，是实证分析。如果美联储是一个超脱于政府、总统、国徽和其他利益集团的部门，可以设想它完全为公众利益服务，但如果美联储是一个现实的官僚机构，那么其为全体公众利益服务的可能性就要受到怀疑。同时，相同的货币政策对国内不同主体的影响差别甚大，其政策即使想要服务于全体公众的利益也是不可能的。这就决定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只能是不同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二)特定货币政策对不同经济主体的再分配效应相同的货币政策对不同经济主体的影响差别很大，有的主体受益，有的主体受损。即使都受益或都受损的经济主体，受益或受损的程度也不相同，即货币政策是非中性的。梅耶等认为，人们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中受到的负面影响比较大，因为它可能会从公众手中抽走一部分实物；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中受到负面影响的部门有住宅建筑业、小企业厂商等。最简单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工具是提高利率。对住宅建筑业而言，这至少会造成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提高了住宅建筑业的建筑成本，使新住宅建设者遭受损失；第二，提高了购房者的支付成本，特别是购房者需要分期付款的时候，利率越高，购房者需要支付的成本就越高。对小企业厂商、特别是新企业厂商而言，利率提高可能会使这些企业在还未进入市场前就已经破产了，因为利率提高会提高这些企业的运营成本，降低其获利的机会。同时，利率提高对债权人比对债务人有利，比如在银行中拥有存款者在利率提高后可以多得到利息；而欠银行贷款者则必须因为利率的提高而多向银行支付还款。针对特定的货币政策，有的主体收益，有的主体受损，就在不同主体之间由于特定的货币政策而形成了利益的再分配效应。(三)货币政策是否有效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与一定的宏观经济背景密切相关的，中央银行之所以要制定和实施一定的货币政策，就是为了解决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如在经济过热时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在经济萧条时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些货币政策的效果如何呢?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任何货币政策都存在时滞，即从政策实施到发挥作用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并且在许多情况下，货币政策不但起不到预期的效果，还会造成更加严重的问题，被称为“稳定器梦魇”。对货币政策“时滞”和起不到预期效果的原因，经济学家们虽然给出了各种解释，但也可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得到解释。1.社会公众可能不知道什么对他们是最好的。每个经济主体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在货币政策问题上，公众并非不理性，但政策实施中每个主体能够得到的收益或受到的损失是非常少的，而对政策实施可能产生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但如果要关注货币政策实施中的各种问题，却可能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理性的选民一方面会有搭便车的动机，另一方面也有“理性的无知”的动机。2.特殊利益集团可能会对货币政策施加过大的影响。货币政策对每个主体的影响是不同的，但不同主体组织起来形成利益集团的可能性却存在很大的差别，住宅建筑业、小企业生产商可能更容易组织起来，而其他受影响的公众组织起来的可能性就比较小。在政策制定的影响中，已经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要比尚未组织起来者将产生大得多的影响，他们可能会提供政治献金等方式获得政策制定者的支持。3.作为官僚机构的中央银行更是关心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公众的利益。前面在分析中央银行是官僚机构的时候已经阐述过该问题。4.理性预期的反作用。罗伯特·卢卡斯、托马斯·萨金特和尼尔·华莱士等提出了选民或其他经济主体的理性预期问题。他们认为，面对特定的经济形势，企业主、消费者等可能会对中央银行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做出理性预期，为了防止自己在货币政策中遭受损失或为了在政策实施中获得收益，这些消费者、企业主在政府实施特定的政策之前就已经开始行动，当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政策实施时，经济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作用基本也就不能发挥出来了。他们还提出，政策要能够起作用，必须要出公众所不意。这样，在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之间就存在一种博弈。总之，货币政策能否发挥作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并非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四、货币非中性的新解释传统的“货币中性论”认为，从长期看，货币数量增加对物价和经济增长没有影响。如果仅从货币数量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看，货币数量的增加对社会经济可能没有影响，是中性的。但是，货币数量增加并非均匀分布的，社会不同阶层、不同主体在货币数量增加中能够得到的新增加货币的数量是不同的。货币数量的变化可能会影响社会阶级结构，进而改变一个国家不同阶层的地位，促使制度发生变迁，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该思路可以概括为：外生货币→财富重组→阶级兴衰→制度变迁→经济增长。比如，美洲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人在美洲发现了大量金银并运往欧洲，导致了欧洲金银数量的迅速增加。与此同时，流入欧洲的金银在欧洲不同阶层之间重新分配，导致了欧洲社会阶级结构和不同阶级相对力量的变化，商人阶级兴起。新兴阶级出现之后，不满足于既定的社会制度和权力分配格局，进而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促进了产权制度创新。有效的产权制度建立起来，形成了对新兴阶级产权的有效保护。在此基础上，政府信誉建立起来，促进了国债制度的建立；私人信誉建立起来，促进了金融市场的自发建立和扩展。由此引起的低利率和大规模投资，促进了欧洲工业革命的发生。五、结语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货币问题本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问题，因为货币是最直接的财富。货币关系体现了人与人之间最赤裸裸的利益关系。货币本身作为一种制度，它的起源与演变，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交易关系的变化，货币材料的选择、铸币制度、纸币制度等都是以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为基础的。货币政策问题既是货币问题，也是政策选择问题，显然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对货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包括很多方面，比如货币材料的选择是否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不同阶级或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博弈；从多种金属本位制度向单一金属本位制度的演变，是否涉及财富的转移；货币政策的演变究竟体现了哪些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同国家之间货币相互交换的基础是什么；等等。本文仅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货币问题的一个开端，大量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着力解决“三农”问题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市场经济体系就没有完善的全国的市场经济体系；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稳定。因此，解决好“三农”问题，应当是我国政府下一步财政政策调整的核心问题。首先是农民的收入政策问题。我国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农民的收入问题。但是，在经济转型期，农民收入问题比较复杂，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必须同时考虑在我国农村建立市场经济机制和解决农民收入这个双重的、有的时候是相互矛盾的问题。近年来，纵向比较，尽管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比较快，但是同城市的情况相比较，收入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我们以今年前三个季度的情况为例，在前三个季度，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347元，扣除物价因素，比去年同期实际增长9.0％；而同期农民现金收入人均只有1802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率只有3.8％。农村与城市相比较，农民同期的收入只相当于城市居民的28.4％，尚不足城市居民收入的1/3；而同期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也比城市居民低5.2个百分点。其次是农业生产条件问题，主要是政府对农业领域里的公共投入不足（例如，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和技术研究与推广等等）。而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实际上也是改善农民经济状况、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实践均证明，增加属于“绿箱”政策（符合WTO规则的农业支持政策）的农业公共投入，可以通过提高单产水平和替代私人投资等方式有效地降低单位农产品的私人成本，从而降低农产品的国内生产者价格，提高我国农产品在国内与国际市场上同其他国家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再次是农村经济体制问题，即进一步稳定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稳定和安全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是确保稳定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与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通过完善土地使用制度，可以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因为完善的土地使用制度，可以提高预期收益，有利于增加投资和提高生产率。积极推进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不仅仅是一个乡村与城市区域划界的改变的问题，更主要的，它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纵观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无一例外地都经历过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化，同时也意味着工业化，甚至是市场化；反之，推动工业化的结果必然也是城市化。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发达的国家无一不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因此，我国经济和社会经历城市化的过程，同时也意味着经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财政政策的重点，应当是积极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城市化。2001年，我国人均GDP大约为1000美元，城市人均GDP大约在2000美元以上；城市化率在37％左右，这意味着我国大约有5亿人左右处在人均2000美元的城市化高速起飞的起点上；2002年我国的成化率达到39.1％，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引起的投资热潮的高涨构成了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动力。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双引擎。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低价工业化和高价城市化。因此我国政府财政政策在这个方面调整的重点应当是转变传统的财政投资方式和理念，引入非政府部门参与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供给领域，提高财政政策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使用效率，以便有效解决我国城市化的高成本问题。我国城市化高成本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的高投入。例如水电、燃气、公路、交通、绿地等等，都需要相当多的资金投入；二是公共服务的高投入。例如控制和治理环境污染，公共服务部门（包括政府和其他公共部门）相对高额的人工费用，教育，城市运营，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市化的费用；三是社会保障的高投入。这一方面是我国目前尚无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在大量的农民变为城市市民的情况下，即使是城市本身的社会保障投入也必将增大。而下一步的发展必然是建立起能够覆盖全社会的、包括城市和农村全体居民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在这个体系建立的初始阶段，无论费用出自政府还是居民个人，都将是一笔高投入。从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就是高成本，因而需要高投入，高税收。因此，我国政府面对高速度的城市化进程，一是利用政府财政政策的影响力解决好非政府部门对城市化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投资问题，二是要提高政府财政支出的效率，尽量减少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政府财政的资金压力，三是要进一步调整税制结构，建立健全中央税和地方税体系，确保政府有比较充足的财源和财力履行其职能。我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以来，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成为一体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我国政府在经济转型时期，其财政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调整必须充分考虑到开放经济这个现实，实行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开放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因此，传统的治理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或者紧缩问题的财政政策必须改变，必须充分考虑政策的国际效应，必须重新估价一个国家的政策由于国际经济的影响，由于其他国家相关政策的实施而形成的抵充效应。2003年10月底开始到目前出现的中国粮食、食用油和其他原材料价格波动，对世界市场的影响以及世界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