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莺莺论文题目

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活动 美学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风行一时，当时一本美学著作一版常常能够销售到几万册，这在世界学术史上都是罕见的。后来市场经济时代到来，人们渐渐失去了对于纯学术的兴趣，更多人趋于务实。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多元的价值趋向和多元兴趣，是一个好的现象，另外一方面过于务实，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漠视美学也是偏颇的。到了新世纪，我们对于美学的研究，不但要继承前人的学理研究，而且要面对现实的问题，回答日常生活中的审美问题。 我的一位前辈师长几年前说过，美学不应该庸俗化，美学从来不是教人如何梳妆、打扮、抹口红的。我认为这种看法也对也不对。 任何学术，不管多么艰深，都要落实到具体、纷繁复杂的现象。作为一门学科，美学当然不能只是停留在各种现象的浅层和表面，而必须上升到理论层次，但它同时也必须能够解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具体、感性的现象。我的一位前辈师长几年前说过，美学不应该庸俗化，美学从来不是教人如何梳妆、打扮、抹口红的。我认为这种看法也对也不对。美学作为一门科学确实不能庸俗化，它是研究学理性问题的，不是一门指导人们如何获取感官享受的庸俗化科学。但是，美学的学理研究也必须面对现实的时尚，必须能够指导具体的审美活动，指导人们的梳妆、打扮、抹口红和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欣赏。美学的原理必须与审美现象相适应，必须能够解释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 对日常生活中的审美问题的关注是很重要的。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虽然不像艺术中那么专门，那么自觉，显得比较零散、随意和偶然，但却是原生态的，而且音乐、绘画、舞蹈等本身就起源于日常生活中的休闲。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现象，通俗的文学艺术与文化现象，也常常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精彩纷呈的审美现象，以其精妙绝伦的姿态，给最广大的民众带来审美的享受，诸如家居的装潢、环境的绿化、小礼品的包装等等，都在显露出艺术化、审美化的追求，这是任何精英文化所不能替代的。随着网络传媒的迅速发展，日常生活中的审美趣味获得了迅速的传播和交流，为日常生活的艺术化提供了越来越便利的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些学院派学者只把自己封闭在书斋里，只以文化经典从事审美研究，做概念的游戏，完全漠视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是不能完整地把握审美现象的，其研究也是缺乏生命力的。因此，对于审美问题的研究，必须重视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把审美活动和对它的研究推向崭新的领域和境界。 审美问题在我们青少年中显得特别受关注。一位女生听说我是搞美学研究的，就问我到底什么是美？我当时觉得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就随口说“delicious”，是“美味的”、“有滋味”的。其实我们古人就常常用味觉的快感来比拟和形容视觉和听觉的快感，我们今天还经常说某人“有味道”。所以中国古代的文学和艺术理论，常常用“滋味”或“味”来形容美的作品，以“滋味”或“味”作为文学艺术的评价标准。 人们在现代都市生活中的情感诉求，对温情的强烈渴望，展示自我的个性化的追求，看二人转的休闲娱乐方式，对一束温情脉脉的红玫瑰或康乃馨的期待等等，同样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审美问题。丰富多彩的审美现象，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与精英艺术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与学院派的书斋研究并非格格不入，审美价值从来就不是精英艺术的专利。 大亨富翁们的豪华装饰可以作为审美的对象，但美学家们不能蜕变为大亨富翁们或纨绔子弟们的装饰美容的师爷。 目前，对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研究存在着泛化和庸俗化的倾向，以单纯的感官快适取代美感，导致美学学科的不确定，以为是在颠覆传统的审美价值，面向未来，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美学原则。这其实是一个误解。美学的泛化，乃至失去自我，从而使经典美学被解构，不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现象，而应该引起深刻的反思。泛化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学研究的一种堕落行为。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并没有颠覆美学研究中的思辨价值，也没有让数千年积淀下来的阅读会员限时特惠 7大会员特权立即尝鲜美学理论在一朝之间发生表达的困难。我们不可能在一朝一夕，蓦然回首，就发现既往的文化传统都如同过期的船票一样。我们也要有足够的理性去避免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研究所存在的泛化和庸俗化的倾向，认清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庸俗化的不同。 2001年我在韩国期间，见有店面用“美学”两个繁体汉字，粗看以为是书店、学术讲座或美学研究所一类，走近一看，才知道原来是理发美容店。美容固然与美化和审美活动相关，但美学研究的对象如果仅仅停留在理发给人带来的形式美感是不够的。豪华轿车要让人从形式上获得愉快，豪宅别墅、美女也都让人心旷神怡。但是，如果将对轿车、别墅和美女的占有性的享受看成是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活动，那么，这种庸俗化的审美趣尚便是要不得的。 我们首先应该将审美的愉快与感官的享乐区别开来。审美的心灵在体验中通过情理统一净化情色、狭隘的功利和纯粹的技术，并使其内涵得到升华。庸俗化的审美倾向对于穷奢极欲的生理的满足，永远不能上升到审美享受的境界。那种将感官的快适等同于美感的做法，显然是违背美学常识的。物质享乐的欲求只有在与精神相关联时，才可能具有审美的价值。因此，审美活动永远不能停留在视听感官的层面上，视听的魅力最终要感动心灵，必须实现眼与心、耳与心的贯通。孤立地讲“眼睛的美学”、“耳朵的美学”，将视听感觉与心灵割裂开来的做法，无疑是不当的。 审美活动最早起源于修饰，修饰与爱美密切地关联着，但如果修饰的目的仅仅停留在视觉的生理快感效果上，显然还不是审美活动。在现实生活中，享乐是多层次的，审美愉悦也是一种享乐。但审美愉悦是感官享乐和精神享乐的统一，而且只有实现了感官与精神愉悦的统一，感官的快适才可能是审美的愉悦。康德认为真和善是有自己独立地盘的，而美没有自己独立的地盘，实际上也就是说，审美的领域是没有限制的。任何对象都可以进入审美的领域，获得审美的正价值或负价值的评价。日常生活也不例外。不过，一旦进入到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就跳出了现实的领域，进入到理想的境界。它至少在想象中与寻常的生活相分离了。以舞厅为例，舞厅作为一个娱乐环境一旦进入审美领域，便可以在想象中超出日常生活环境，独立地构成一个理想的艺术化的境界。但是，如果将生活与审美融为一体的大众休闲视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最新理想去追求，那只能是一种审美乌托邦。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趣尚，乃是对既有美学原则和基本规律的运用，而不可能是一种颠覆传统美学原则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 中国人过去常常把俏丽当作恶魔，强调它的负面影响。比如说某某女子是妖精、狐狸精，当然这狐狸精也不是随便叫的，都是要有几分姿色的，没有丑陋无比的女子被叫作狐狸精的。每个人都爱美，打扮得艳丽，当别人艳丽、魅力超过自己时，就把她说成是狐狸精。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里面有一个三仙姑，小芹她妈，是个中年妇女，爱打扮，赵树理说她“宫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中年就不能打扮？她也有爱美的权利啊！赵树理为什么要讽刺她？这就是时代不同所造成的文化上的差异。当然，现在的情况就有了很大的不同。 魏晋以飘逸为美（如貂蝉），唐人以肥硕为美（如杨贵妃），明代甚至以五短身材为美（如西门庆所宠爱的李瓶儿、孙雪娥等），这些和我们今天的趣味可能有所不同。总之，一个时代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审美现象，是体现着这个时代的审美活动规律的。 审美对象是一种精神食粮。正如苏轼《於潜僧绿筠轩》诗里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 到底什么是美的问题是个很复杂的专业问题。我想简单提一下，美是通过健康的情调对对象作诗意体验的结果。诗意来自日常的生活中，怀抱着理想，把自己的情感移注到对象之中。在这当中对象和主观感受是互动的，比如为什么会出现“情人眼里出西施”？是因为人因钟爱，而在想象中淡化了情人的缺点，强化了优点，心心相印的互动更增添了魅力。 审美还取决于人们对对象的看“法”，审美地看待对象，和认识地看待对象是不同的。与认知相比，审美始终不脱离对象的感性形态，而认知则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在认知的眼光里，朝阳和夕阳不过是地球自转的不同阶段与太阳的所处的不同空间关系；而在审美的眼光里，喷薄欲出的旭日令人振奋，而洒满晚霞的落日却显得色彩斑斓，令人陶醉。因此，自然山水的感性风貌所激发的感官快适，是审美感受的基础，它与认知的感官印象是迥然有别的。 只有具有特定心境的人，才能对特定对象有深切的体验。春风得意的人对西风劲吹，长空雁叫的景致是很难激发出相应的情感体验的；而身处逆境、备尝人间炎凉的人，对寒冽的冷风则自有一番感慨。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对秋风的感受，与高尔基《海燕》中所说的“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同一个月亮，不同气质、不同心境的人，对它的感受大相径庭。有人感到它的清冷幽静，有人感到它的晶莹灿烂，有人则感到它的哀伤凄凉。对于比翼双飞的蝴蝶，热恋者见之会感到欢欣，失恋者则更加伤感。 审美活动具有非现实性的特征，主要是在心灵层面上的一种活动。尽管主体精神性的理想是在现实关系中生成的，但它不同于现实活动，是一种理想化、艺术化的活动，它超越了现实及其约束，走向心灵中理想与自由的境界。我们生活在喧嚣的世界里，受着现实生活的各种牵制和打击，为生计而奔波忙碌，过着一种异化的生活，难免会感到人生如梦，到头来一切却归于虚无。于是，人生便需要一个理想的境界安顿心灵。 审美对象是一种精神食粮。古人所谓“秀色可餐”（陆机《日出东南隅行》有：“鲜肤一何润，秀色若可餐。”），乃是说美貌或自然景色作为主体的精神食粮对人心的陶冶和造就，如同物质食粮之于主体的感性生命一样。正如苏轼《於潜僧绿筠轩》诗里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竹子的魅力除了自然的绿以外，是拟人化的，它虚心、有节，文化把它变成了精神性的对象。很多人喜欢听音乐，正是音乐之中有那种激励人们展开想象的翅膀的东西。 总之，大千世界虽然千姿百态，但审美现象是一本万殊的。纷繁复杂的审美现象只有一个本质，不同层次、不同境界的审美现象共同体现了这个本质。审美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只在层次上有别于精英文化，而在审美的质的规定性上，雅、俗之间是一致的，否则就无法统一在美的旗帜下了。高雅艺术和通俗文化之间，只有量的区别。而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境界与非审美境界之间，则是截然不同的感受角度，甚至有着质的区别。 纯感官的世俗享乐，包括视听之乐，以及味觉甚至嗅觉的快感，必须具有精神性或社会性的价值，方可能成其为审美的快感。美女明星的脸蛋和煽情的表演，如果只具有情色的特征，与审美的本质是毫不相关的。因此，时下有人把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只是理解为生理快感和声色之乐的层面，这就犯了根本性的错误。日常生活的对象在生理快感的层面上与审美有相通的地方，但并非是真正的审美。后现代中的颓废思想把人生看成是一种享受消费的游戏，以对抗日益异化的现实世界，宣扬奢侈挥霍，情色泛滥，但这与审美的本质是背道而驰的。Aesthetic（美学）在词源上是指对感性经验的研究，本是侧重于感官的体验和享乐，但它们与伊壁鸠鲁式的及时行乐思想，与单纯的感官快适是有着根本区别的。在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和传统中，审美活动更是基于感性而不滞于感性的生命体验，是一种出神入化的对道的体验。因此，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奢华的物质享受并不能简单地等同，奢华的物质环境有利于创造视听享受的氛围，成为审美享受的基础，但它不是直接的审美活动自身。大亨富翁们的豪华装饰可以作为审美的对象，但美学家们不能蜕变为大亨富翁们或纨绔子弟们装饰美容的师爷。陶醉于日常的物质生活本身，是美学家作为一个都市人角色的权利，在日常生活中享受审美的趣味，是美学家作为一个审美欣赏者角色的权利，而对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作出冷静的思考并且进行积极的引导，才是美学家们应尽的义务。 在中国古代戏曲作品中，杜丽娘、崔莺莺等，就有了对自由爱情的大胆、自主的追求，她们就是当时的“野蛮女友”，要把她们放到精神解放的层面和背景下去理解，就不存在什么女性审美中性化的问题。 前些年，苏州电视台因为苏州外语学校的一个学生获得法国精英模特大赛中国赛区的冠军而来采访我，要我谈谈看法。因为有不少人认为这西方人所评价的美女根本不符合我们时下的标准，当然也不符合西方的那种性感的标准的。从画面上看起来，她好像皮肤黑黑的、小眼睛、小嘴巴、塌鼻梁。这也许就是西方人眼中和想象中的东方美女。 类似的情形还有来自江西的一位超模。西方人大都是双眼皮、高鼻梁、立体感很强，看惯了习以为常。而中国人则相对平面，有些单眼皮，物以稀为贵，当然就觉得美了。中西审美趣味的差异是很明显的。再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女孩子追求骨感型的瘦的效果。其实瘦在我们民族文化里也是有传统的，它有闲愁、优雅、高超，是一种病态的美，是少妇的情调，由此引申到对自然的文化评价，什么“红肥绿瘦”啦！水灵灵的女孩要把那具有青春活力的水分给挤了，为什么呢？自身瘦便瘦了，瘦得过了头就生病了。 又例如对青蛙的评价，根据俄国近代学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说法，俄罗斯觉得青蛙的形状“使人不愉快”，何况这种动物身上还覆盖着冰冷的黏液。而中国人长期以来都认为它姿态优美，动作敏捷，更有那清脆的叫声，从中可以联想到丰收之景。历史上就有很多名句传颂：“蛙声十里出山泉”（查慎行《次实君溪边步月韵》）、“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辛弃疾《西江月》）。我们不能说美只是对象的自然属性，因此中国人和俄罗斯人必有一者是错的。从客观上说，青蛙的确能使中国人获得精神享受，又的确使俄罗斯人讨厌、反感。类似的还有对狐狸等动物的审美评价，中西方也是迥然不同的。 从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了美的民族性特点。同一个现象，由于不同民族的审美角度和审美尺度的不同，因而对对象的美丑评价也就不同。蒲松龄曾在《聊斋志异》里虚构了一个罗刹国，我们认为美的，他们却视为丑的。他们见到中国的美男子马骥的形象时，认为他极丑陋，吓得到处逃跑。而罗刹国的美男子，却双耳生在背后，鼻子三只孔，睫毛覆眼似帘等，马骥觉得非常丑陋。这种美丑颠倒的审美趣味虽然是虚构的，但在现实中却一定程度地客观存在着。例如，白种人和黄种人以肤白为美，而非洲摩尔族人则对白皮肤不寒而栗，西海岸的黑人还认为皮肤越黑越美。塔希提人把鼻子的隆起视为丑的，所以一定要把颜面压平。这些审美趣味中所体现出的民族和文化差异，是我们应该尊重的。 不过，从社会发展的潮流来说，进步的审美观念总是在取代过去错误的审美观念。在本民族的范围内，乃至世界范围内，对审美趣味进行优胜劣汰是应该的。例如从南唐李后主时代开始的中国封建社会妇女缠足，在当时蔚为风气，今人则一致认为是丑陋的、病态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的交流和相互的影响，各民族审美趣味的差异越来越小，而且在审美趣味有差异，各美其美的同时，应该说追求美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 曾有一位学生报纸的记者要我谈谈对“超级女声”的看法，说她们中不少人是中性化的，至少是野蛮女友，怎么会获奖的呢？我对“超级女声”的情况了解不多，没有太多的发言权。但是作为审美现象，我没有理由回避它。其中所体现的审美趣味与传统审美趣味的差异，我想可以这样理解：这既体现了时代的进步，也是一种流行时尚，还打上了眼球经济时代商业操作的烙印。 首先，从淑女型向野蛮女友的转变，反映了时代的进步，说明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自我意识和自主意识更为觉醒，使得贤惠、顺从的传统淑女性格变成了相对自主的性格，当然也有过头的，但都是正常的，是常态。在中国古代戏曲作品中，杜丽娘、崔莺莺等，就有了对自由爱情的大胆、自主的追求，她们就是当时的“野蛮女友”，要把她们放到精神解放的层面和背景下去理解，就不存在什么女性审美中性化的问题，所谓中性化的说法是以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妇女观作为思想基础和审视坐标的。 其次，这种“超级女声”还体现了时尚，而时尚常常是求新求怪的，时尚不一定很稳定，因为时尚常常随风而逝，不一定有持久的生命力，却能吸引眼球。而在这商业操作无孔不入的眼球经济时代，商家就是利用时尚进行炒作。

课前预习：1. 细读课文及注释，了解元杂剧的基本知识；2. 选择一首最喜欢的曲词，背诵并鉴赏，写成四五十字的鉴赏文字；3. 搜集学生问题并整理。一、导入：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王实甫的《西厢记》，它讲述的是相国千金小姐崔莺莺与穷书生张君瑞的爱情故事。很多人喜欢《西厢记》，有的是因为它曲词优美，有的是因为它的思想价值，还有的是因为它有崔莺莺这样勇敢痴情的女性。在《红楼梦》第23回中，就留下了“宝黛共读西厢”的美妙画面。二、“总借俊眼传出来”，走进戏剧冲突出示两段材料：材料1：宝玉一回头，却是黛玉来了……黛玉道“什么书？”宝玉见问，慌的藏了，便说道：“不过是《中庸》、《大学》。”黛玉道：“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儿给我瞧瞧，好多着呢！”宝玉道：“妹妹，要论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别告诉人。真是好文章！你要看了，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一面说，一面递过去。黛玉把花具放下，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不顿饭时，已看了好几出了。但觉词句警人，余香满口。一面看了，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红楼梦》第23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1. 问：宝黛眼中的崔莺莺？明确：宝黛对《西厢记》都很喜欢，对主动追求自己情感归宿的崔莺莺应该也很欣赏。材料2：贾母笑道：“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的那样坏，还说是佳人，编的连影儿也没有了。开口都是书香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生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儿是佳人？便是满腹文章，做出这些事来，也算不得是佳人了。”——《红楼梦》第54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王熙凤效戏彩斑衣”2. 问：贾母眼中的“佳人”（崔莺莺）？明确：如若主动追求爱情，则佳人“算不得是佳人”，全盘否定。通过宝黛之眼和贾母之眼，可以得出结论：不同的人由于立场、身份、地位、学识、阅历的不同，对人、事的看法不同，就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封建家长和青春儿女之间的矛盾。在婚姻上具体表现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究门当户对和追求自由恋爱、相信一见钟情之间的矛盾。

唐传奇是我国古典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其成就迥高与前人，沾溉乎后世。唐传奇题材较广，其中又以爱情传奇成就最大。揭露封建婚姻制度的残酷，同情下层妇女的悲惨境遇，歌颂她们为争取爱情幸福而进行的反抗和斗争，是唐传奇的积极思想意义之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唐传奇塑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独特、可歌可敬的女性形象。透视她们丰富多彩、景色多姿的人生经历，我们能真切地感觉到：大唐一代，妇女的个性意识有了明显提高。唐传奇被称为“史才”与“诗笔”的结合，从现实生活的故事入手，加入作者的想象，采用精妙的笔法使一个人物个性鲜明，跃然纸上，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揭露唐代封建制度的弊端，等级制度的压迫，家长制度的不近人情，比如《任氏传》、《离魂记》、《莺莺传》、《霍小玉传》，这些名篇代预示着唐代爱情小说中的女性有着约束争取自由的意识。一、《任氏传》中的任氏任氏是狐仙，实际上读完之后却给人以另一种印象：机智、勇敢、善良的女性，任氏虽为狐身，同时她又具有中国传统女性的贤淑品德，为了维持永久的爱情，她在明知与出行有危险时，仍不惜拿生命作赌注，结果作了无畏的牺牲，以死表明了对爱情的忠贞不二。在文章开始，郑六路中遇到任氏，便爱的一发不可收拾，明知任氏为狐仙，却仍然对任氏一往情深，就其原因，乃因其容“天下未尝见矣”。其美貌由贵公子韦崟和家童的对话中烘托的极其成功。后来郑六知道了任氏是一狐妖，但却仍然爱着她，而正是因为郑子明知任氏为狐却仍然钟情于任氏，故博得任氏的信任，使任氏“愿终己以奉巾栉”，托身于郑六。然而韦崟在故事发展中又占据特殊作用。因任氏美貌，崟于郑子明出外时见任氏后，“崟爱之发狂，乃拥而凌之”，却遭任氏的多次反抗，最终未能如愿。而紧要关头，抓住崟的义烈的性格，以言语使崟不得不退步。：“郑生有六尺之躯，而不能庇一妇人，岂丈夫哉！且公少毫侈，多获佳丽，遇某之比者众矣。而郑生，穷贱耳，可称惬青，唯某而已。忍以有馀之心，而夺人之不足乎？哀其穷馁，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糠糗可给，不当至是。”一番话说得崟羞愧难当。任氏的机智、勇敢、在其中表现的极为出色。后来任氏又以其聪明机智帮郑子明成家立业。这其中作者可赞扬的任氏可具有的对爱情的坚贞专一，为了自由决不屈服于暴力的高贵品质便显现出来了。任氏具有报恩思想，在托身于郑六时便有影子了。因为郑六相信她，不因为她是狐仙而改变对她的感情，所以她托身郑六，这是一种报恩。但是在报恩于韦崟时却选错了方式，任氏对韦崟可做的有关报恩的一系列设计，诱别的女性，供韦崟玩弄蹂躏，显然，这一做法是受到指责的，但这一切又似乎在情理之中。这样一来，其性格上的统一，其优中有缺，使得她更贴近现实，更像一个活生生的人。二、《离魂记》中的倩娘同样为了爱情，与《任氏传》中的任氏不同的是《离魂记》中的倩娘把反抗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封建社会的家长制度。《离魂记》中的倩娘之父阻止她与青梅竹马的表兄王宙成婚，倩娘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竟然灵魂与肉体分离，去陪伴着自己的心上人。王宙与倩娘二人青梅竹马，自动便培养了很深的感情。“宙与倩娘常私感想于寤寐”，梦中都彼此牵挂着对方，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见倩娘和王宙的感情已经很深了。“后有兵寮之选者求之，镒许焉”。这样王宙和倩娘的感情便被家人打断了。于是王宙因“深恚恨”，便托辞离开了倩娘家。恰值上船之际，见“倩娘徒行跣足而至”，于是王宙“匿倩娘于船，连夜遁去。”可见倩娘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为了自己的爱情，是义无返顾的。倩娘的言语中有着坚定的信念“君愿意如此，寝梦相感。今将夺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将杀身以抱，是以亡命来奔。”五年之后，二人将归。到家之后又出现了两个倩娘合为一体之事。读到这里，才发现倩娘了爱宙之情景到了如此地步，竟然灵魂抛开肉体去追随了王宙五年。这有点像孙悟空的分身术，但这也让我们看出，倩娘一个弱女子无力反抗封建家长的压力，作者只能借分身来完成这一般美好的姻缘。虽然这一处理有着给人不真实的感觉，但瑕不掩瑜，倩娘追求自己的幸福感情可表现出的个性是为我们赞叹的。三、《莺莺传》中的崔莺莺在唐人传奇中，这是一篇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作品。鲁迅先生曾说她“其事之震撼文林，为力甚大”。后世演为杂剧传奇的很多，而以金人董解元的《弦索西厢》元人王实甫《西厢记》为最著。这其中崔莺莺在这个爱情故事中到底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莺莺传》在故事开始便安排了张生请好友杜确帮助解救崔氏一家于普救寺。崔氏一家谢恩于张生与崔莺莺正面相对机会。继而才有了下文。而崔莺莺是一个叛逆的女性。她为了爱情敢于和封建礼教作斗争。 尤其是她以贵族少女的身份，竟夜半主动向张生表示爱情，“俄而讲娘捧崔氏而至”，这是一个大胆的行为。对于一个封建贵族家庭的少女来说，这个做法的确大胆而又不合封建常规。但这也正是崔莺莺值得赞扬的地方。然而崔莺莺性格中又有软弱无力的地方。最初和张生相恋，她动摇不定。先是二人由红娘传词，相互倾诉爱慕之心。但当张生夜闯崔莺莺房间时，崔莺莺却因红娘在场而表现贵族少女特有的威严，意欲装腔作势给红娘看，可以看出崔莺莺非常谨慎的。却未想到红娘早已心知肚明，却是让张生觉得一头雾水。这是崔莺莺性格中的矛盾的地方，与后来的直接大胆判若两人。后来张生遗弃了她，她也认为私相结合“不合法”，“岂期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帻”。她不是振振有辞的向张生提出责难，而只是一味哀求，希望他能够始终成全。甚至面对张生将“尤物”、“妖孽”一类字眼加在她身上时，她只有怨，没有恨，这是阶级出身，封建教养带给她的局限性。其性格中的叛逆终是没跳出封建礼教的束缚。最终以悲剧结尾。莺莺是一个美丽、温柔而又深情的女性，作为贵族小姐，她深受封建礼教、伦理道德的制约，“贞慎自保”，但她萌发了对张生的真情后，便“自荐枕席”，冲破封建礼教的罗网，大胆并主动地将满腔热情和爱奉献给了张生。这样的女性形象，这样大胆的个性，我们不得不为之臣服。四、《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在唐传奇中这是一篇出色的作品。《霍小玉传》是一篇因阶级矛盾而酿成的悲剧性的故事。霍小玉乃“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爱之。母曰净持。——净持即王之宠婢也”。霍王死后，小玉兄弟因小玉出身贱庶，遂将其逐出。在唐代重视门阀制度的情况下，霍小玉出身贱庶——婢女的女儿——而又，沦为娼妓，这就注定了她要成为牺牲者。李益对她始乱终弃，也正由于他是贵族——虽然已经没落了——出身的士大夫阶层的缘故。这篇故事反映了下层妇女被压迫、被侮辱，也指出了封建统治阶级只知玩弄女性而没有真正的爱情。“痴情女子负心汉”，是这篇故事的真实写照。作者是同情霍小玉而谴责李益的。霍小玉是个痴情而又软弱的女子，在李益抛弃她在外不归时，为寻找李益，希望他回来，竟“赢卧空闺，遂成沉疾”，“寻求既切，资用屡空，往往私令侍婢潜卖箧中服玩之物”。这一切竟为一老玉匠一语道破：“贵人男女，失机落节，一至于此！”最终小玉的痴情使“长安中稍有知者”皆为其所作所为感动至深，一致“风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侠之伦，皆怒生之薄行。”后李益为一位豪士强行带回小玉住处，小玉伤心欲绝，竟“长恸号哭数身而绝”。其凄惨竟至此，天下谁人能堪。但霍小玉的死，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新的斗争的开始。她把复仇的火焰继续到暝界，使李益昼夜不安，不得善终。霍小玉突破生与死的羁绊，终于为自己，也为女性的尊严和爱情讨回了公道。和两人相恋的情致委婉相对比，小玉遭到遗弃，又辛酸凄恻，扣人心弦。霍小玉的形象因此而在人们心中深深的烙上了印迹，其苦命的遭遇催人泪下，也使人们对李益的行为所不齿。如此有个性的女性形象，也只有在唐代传奇中会表现的这样淋漓尽致，得到世人的称赞。五、唐代传奇中的女性意识以上四位女性各自有着不同的身份：《任氏传》中任氏是狐妖，现实生活中又是一位实实在在的社会下层妇女的形象；《离魂记》中倩娘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大家闺秀，处于社会的中上层；《莺莺传》中的崔莺莺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家的千金，地位亦处于社会的中层，虽然已经没落；《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是霍王之女，却因其母为霍王婢女，而在霍王死后遭到排斥，提不到名份。虽然结局有喜有悲：《任氏传》中的任氏通过自己的努力，以自己的聪明机智战胜了豪门子弟韦崟的凌侮压迫，最终得到了自己所追求的幸福爱情。《离魂记》中的倩娘，反对封建家长制度下的包办婚姻，力争自由恋爱，“分身”出另外一个倩娘与王宙出外私奔。封建时代的大家闺秀能做出如此大胆的举动，实属难得。最终倩娘也得到了自己所乞求的幸福生活。与任氏和倩娘相比，《莺莺传》中的崔莺莺则没有那样的好运了。崔莺莺遇到了能够代表封建士大夫阶层实质的张生。最初张生极力追求崔莺莺，后来却随便地加以抛弃。而崔莺莺的性格中的软弱的地方使她不得不承受着被张生遗弃的悲剧性的结果。甚至张生为了失掉责任而向她向上强加“尤物”“妖孽”一类字眼时，她也没有反抗，只是一味地承受，最终吞下了婚姻悲剧的苦果。与崔莺莺一样有着爱情悲剧的《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也同样遇到了一个负心薄幸的李益。李益虽为已没落的封建贵族出身，但她已具备了封建士大夫阶层的恶习：只知玩弄社会下层女性而没有真正的爱情。较崔莺莺而言，霍小玉有其进步的一面。在遭到李益遗弃后，霍小玉虽然散尽家资各处寻找李益，但找到李益后，霍小玉并不是像崔莺莺那样的软弱，而是想到了报复，想到了去反抗这种封建士大夫阶层玩弄下层妇女的恶习，这是一个进步。但仍不能改变“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悲剧性结局。但是这几位女性人物却有着相同之处：努力地尽自己的一切可能，追求自己的爱情。唐代传奇中的此类有喜有悲的爱情传奇故事，极其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妇女的社会地位。处于社会下层的妇女，只能处于被玩弄被污辱的地步，虽然《任氏传》中任氏和《离魂记》中的倩娘得到了自己的幸福的爱情，但也只能反映当时处于社会下层妇女的一种渴望，因为作者在处理她们的喜剧性的结局时，借助了“狐”这一类非人化艺术处理，完成了她们的对幸福爱情的追求，将无力改变现实的渴望寄托给了虚幻的世界。毫无疑问，唐朝特别是在中前期，经济发展昌盛，思想领域解放，在此背景下的唐代女性爱情观、婚姻观等较其它封建王朝有很大拓展。但封建文明的繁盛，不但没有给她们带来根本性的解放，苟严的礼教制度仍让她们难以实现。同时，她们的反抗还未触及到社会的本质，因此，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价格独立，她们尚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若与前代女性相比，唐代女性毕竟迈出了坚实的、可喜的一大步：她们追求的爱情排斥了一切非情感的功利要素，坚持婚姻中的自我意识，并以实际行动对坚不可摧的封建礼教制度进行猛烈的控诉和攻击。正是从这个层面上，我们认为，唐传奇中的女性思想已远远地超越属于她们的那个伟大时代。总之，唐传奇中众多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就是这样频频出现在这样的故事中，传奇作家运用女权话语，通过歌颂她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闪光点，把其个性张扬的品格充分显现出来。唐代女性在社会中所受到的尊重崇敬程度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这预示着千百年来统治阶级所提倡的“男尊女卑”的社会意识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和崩溃。唐传奇中表现出的女性个性张扬意识，不仅反映了唐代女性对生命价值认识的觉醒，也预示着后代女性能撑起“半边天”的必胜信念。读唐代传奇的爱情故事着实让人想为当时社会的下层妇女呐喊：“妇女也是人，不应该受到社会的抛弃，不应该受到玩弄和污辱。”唐传奇的爱情故事在我们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迹，而这些女性人物的形象更是撼人肺腑。我们不得不为她们处于社会下层而坚决的与封建制度下的命运斗争的勇气所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