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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南宋,一向批判王安石的朱熹也对孟子极力推崇,并且指出“孟子配享,乃荆公请之”。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学说与二程的“洛学”并成为“程朱理学”。朱熹对《孟子》的研究可谓“孟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主要著作有:《孟子集解》、《论孟精义》、《孟子问辨》、《四书或问》等,在《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中涉及《孟子》的论说更是数不胜数。在朱熹的学说中巧妙的将《孟子》的思想与佛教的“心性”融合在了一起,充分体现了宋代儒者积极的接受、吸收佛教文化来改造、开拓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例如在《论语章句·雍也第六》中,朱熹说:“心与仁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违仁去,却为二物。若私欲既无,则心与仁便不相违,合成一物。心犹镜之明,镜本来明,被尘垢一蔽,遂不明。若尘垢一去,则镜明矣。”在这里虽为《论语章句》,却体现了孟子的“性善论”思想,而最后两句又与佛教禅宗代表人物之一神秀的名句:“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相呼应。朱熹将《孟子》与佛学的结合可见一斑。从朱熹到王守仁——孟子思想提升的延续哲学·法学哲学·法学从朱熹到王守仁——孟子思想提升的延续“程朱理学”的思想核心是“理”。“理”是产生万物的根源,是宇宙中最高的权威,“理”是最高的,但又是抽象无物的。朱熹将孟子“性善说”中提出的“良知”、“本心”归纳到了“理”的范畴之内,认为“人性”是“理”的一部分,是“理”的人格化,“理”是先于“人性”而存在的。之所以“人性本善”是由于“理”的存在。但是,“理”又是独立于“人性”而存在的客体,要想达到“理”,必须通过“格物致知”。“格物致知”讲究通过对客观事物的观察,而达到明“理”,治学方法是外在的,朱熹在《大学章句》中提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来源:西部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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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孟子》书中可以得知,孟子对人性论的主张是「性善」。保是,时人几乎均解之为「人性本善」。此当是受宋明理学影响之故;因为集理学大成的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明白指出「人性本善」。然而,朱熹之见,实当视为对孟子人性论哲学的一种诠释,不应视为对孟子人性论解释的确论。朱熹哲学自成体系,学界已有相当意识,所以,以之解释孟子哲学,不免会产生歧异。本文分析了朱熹对《孟子》注解的关键词,如性、情、才、心,对比《孟子》文意,以显朱熹的解释在《孟子》文中会产生歧异,甚至无法解通之境,同时指出孟子「性善」的可能真义。以之证明孟子〔性善」与朱熹「人性本善」两者思维是完全不同。本文的结论:孟子对人性的主张是「性善」,而不是朱熹解释的「人性本善」。顺此可以得知,时人立基於宋明理学上解释《孟子》的人性论,其误解当更是深入,因此所得出的结论充满了无法预料的危险性。为使问题焦距清晰,本文范域集中体现在《孟子》本文及朱熹的《孟子集注》二书之上,辨议「性善」与「人性本善」在哲学上具有不同的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最晚到殷代有了专门负责办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这些人就是早期的儒,或者称为术士。他们精通当地的丧葬礼仪习惯,时间一长,便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职业。但是,由于这种职业地位低微,收入也少,既没有固定的财产和收入,做事时还要仰人鼻息。所以形成比较柔弱的性格,这就是儒的本意,即柔,还有他们职业的原初性质,即术士。"儒"这一名词的最早记载应该是在《论语·雍也》。孔子在这告诫他最得意的学生子夏说,要当就当"君子儒",千万不要当"小人儒"。可见,儒名的起源应该在孔子之前。因为到了孔子时,儒这一阶层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形成"君子儒"与"小人儒"两种派别。作为一个学派的儒家虽由孔子创立于春秋末叶,但“儒”却起源甚早,《汉书·艺文志》及刘向《七略》均认为儒“出于司徒之官”。太史公《儒林列传》曰:“秦之季世坑术士”,而世谓之坑需。……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私名为儒;《七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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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孟子》是性善论思想的发端,而孟子所说的性善只是就人之本性来说,并不包含对天地万物的宇宙生成论考察。而朱熹所说的性既是人之本性,也包括了万物之性。在《孟子集注》中,朱熹引道:“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1]251朱熹在这里引述程子的话来解释性善,这里的性就已经不仅仅指人性,而是对天下之理来说,都是善的。朱熹对《孟子》的解释体现的不仅仅是对人性问题的讨论,而且也是对万物根本性的追求,其中贯穿的正是“性即理”思想。一、以“心统性情”来确立“性”的根本地位“心统性情”原是北宋理学家张载的提出的,朱熹用来作为儒家人性论的重要内容,并且扩展了它的意义。《孟子》文本中多讲心性关系,朱熹为之做注,并用“心统性情”来处理《孟子》中的心、性、情。这样解释的结果就是突出“性即理”的思想地位。《孟子》多言心,并未明确区分心和性。朱熹却认为应该对心、性、情三者作出区分。他说:“旧看五峰说之将心对性说,一个情字都无着落。后来看横渠,始寻得个情字着落,与孟子说一般。孟子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仁,性也;恻隐,情也。此是情上见得心。”[2]91朱熹不满于胡宏(胡五峰)只将心、性对说,而是把心、性、情并说。同时,朱熹用张载的“心统性情”来解释心、性、情三者的关系,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礼、智,性也。心,统性情者也。”[1]238朱熹把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看作人之本性,人性表现出来才是情。情是性的延伸,而心却是性情关系的统摄者。他认为:“横渠‘心统性情’一句,乃不易之论。”[2]2250足见他对“心统性情”的重视。朱熹更进一步解释:“性对情而言,心对性情而言。合如此是性,动处是情,主宰是心。大抵心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此处最当体认。”[2]89在他看来,性和情是对应的概念,而要和心对应的话,只有性、情并说。看来性、情之间有直接的逻辑关系,而心却是另一层面的问题。从动静角度来说,性静情动。朱熹说:“性是未动,情是已动,心包得已动未动。盖心之未动则为性,已动则为情,所谓‘心统性情’也。”[2]93心尚未动是性,心已发动即是情。朱熹用这种方式把性和情都统一到心上来了。陈来先生把朱熹的“心统性情”分为两层意思:心兼性情,心主性情。[3]251-256确实,说性情就是在心上说,离开了心就无法再说性情关系了。朱熹说:“仁义礼智,性也,体也;恻隐羞恶辞逊是非,情也,用也。统性情该体用者,心也。”[4]2660心统性情首先应看作在心上言性、情,心是对性、情的观照。另一方面,心又是性和情的主宰。朱熹认为:“性,本体也;其用情也;心则统性情,该动静而为之主宰也。”[4]3584性和情构成了体用关系,①同样是因为静者为性,动者为情。而心则包涵了动静并且作为性情关系的主宰而存在。朱熹还说:“仁义礼智,性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以仁爱、以义恶、以礼让、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4]3254以四德为内涵的性与以四心为内涵的情共同被心所主宰着,并且性对情的作用过程通过心来实现。来源:克拉玛依学刊
朱熹音乐思想的崇古与创新 摘要:朱熹好琴,精于乐律,著有数量不少的谈论音乐文章,其提倡雅乐的思想具有崇古性, 其提出创办音乐学校、培养精通音乐的专门人才的思想又
我眼中的孟子。春秋时期,鲁秉周礼,有“周礼尽在鲁”之说。 孔子创立儒学,大办教育,更使鲁成为当时的文化重心之地,这对孟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孟子为鲁国公族孟孙氏的
一个充满爱心、智慧和勇气的杰出人物,真正做到了“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孔子创造性地提出了“仁”的理论基础,并借此建构了儒学的大厦。孔子曾说过:“仁者爱
你的问题我看不大明白,我这里只有孟子的名言集萃,给你看看有用不孔子名言 (1)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2)巧言令色,鲜矣仁! (3)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
1、立论的基础不同. 通过前面的探讨,我们知道了孟子是以人的社会道德属性作为其“性善论”的立论基础,他认为人具有“四心”,“四心”经过发展壮大又会成为“四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