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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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受访者提供

编辑 / 杨静茹

你可能没听过郭培这个名字，但一定看到过她设计的礼服。从北京奥运会的颁奖服到流行天后蕾哈娜亮相Met Gala红毯的大黄袍，再到春晚主持人的定制礼服、明星们的刺绣嫁衣……华美的工艺、别致的剪裁和奢华的质感是郭培作品的标志。

从大学时代开始，郭培就梦想“做一条大大的裙子”。做毕业设计的时候，她去问老师，电影《茜茜公主》里的大裙子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可以撑那么大？老师说他也不知道，但记得人艺的话剧演员穿过那种裙子。于是郭培跑到人艺后台，在服装老师的帮助下，掀开裙子一层层地看：竹子做的裙撑和层叠的塔裙，那是她第一次见到裙子里面的样子。

2006年，上百名绣工耗时5万个小时制作完成的“大金”礼服压轴登场郭培“轮回”时装发布会，她的“大裙子梦”终于得以实现。

16年后的2022年4月，“大金”连同其他八十余件郭培的高定代表作亮相美国旧金山美术博物馆荣勋宫，这场名为“郭培·奇幻高定”的展览将在此持续五个月。

“郭培的作品从欧洲与中国的艺术传统中汲取灵感，将艺术与时装融为一体。在荣勋宫新古典主义氛围中，郭培的作品在欧洲艺术藏品的衬托下，让参观者感受中国与西方 历史 悠久的多元连接。”旧金山美术博物馆馆长兼首席执行官Thomas P. Campbell说。

这不是郭培的作品第一次以静态的形式展出，但却是规模最大的。之前最出名的一次是2015年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的“现象级” 时尚 展览“中国：镜花水月”（Chin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上，郭培携作品“大金”和“青花瓷”参展。

2016年，郭培被《Time》评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获奖词由邓文迪撰写：“郭培的作品如同艺术品，无处不体现着复杂的手法和绝佳的工艺。她在 时尚 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已经遍及全世界，打破东西方的界限。”

郭培曾说，“我是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她的职业生涯一直“踩在时代的点上”。

作为改革开放后新一代服装设计专业的大学生，郭培1986年毕业后去一家成衣公司做了近十年的首席设计师，在那个人们从统一的灰、蓝、绿制服中解放出来的年代，郭培设计的一款卡其布风衣，风靡一时，销量过万件，奠定了她在成衣公司销售冠军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郭培的年薪在30万元以上。

因为不想被市场和销量所束缚，1997年，郭培创办了自己的工作室“玫瑰坊”，这是国内最早提供服装定制服务的公司之一。客户大多是 社会 名流、商业精英和 娱乐 明星。

2006年的中国国际时装周是郭培职业生涯的重要节点，“轮回”实际上是她的第一场高级定制时装秀，虽然那时还不能使用“高定”这个名字。

2006年郭培《轮回》系列部分作品，《轮回》实际上是郭培的第一场高定发布会

邱越记得，发布会后，国内媒体的普遍反馈是不理解，“这样的衣服怎么能穿在身上？”但有些国外媒体在说，“中国有高定设计师了。”邱越是“玫瑰坊”副总经理，兼副线品牌Rosestudio by GuoPei的主理人，她也是郭培二十多年的好友，当年在电视台做 时尚 节目编导的她跟郭培一起策划了这场时装秀。

“当时我们俩都对‘高定’这个概念比较陌生。郭培对自己的作品被定义成什么也不是很在意，她只想遵从内心，做自己最向往的设计。”

“高级定制”一词源于法语“Haute Couture”，原意是“顶级的服装缝制工艺”。“它在国外有一套严格标准。首先它跟艺术最接近，比如当年加利亚诺（John Galliano）在迪奥和拉格斐（Karl Lagerfeld）在香奈儿的高定作品，它与成衣最大的不同是，高定是以服装为媒介，去承载设计师在文化和思想层面的个人表达，而不是为了市场和销售。很多品牌同时拥有成衣和高定系列，比如像香奈儿有成衣，也有香奈儿手工坊，那就是它的高定系列。高定的标准里还有量身定做，并且基本由纯手工完成。我认为高定精神的实质是手工精神，就是我们现在倡导的工匠精神，它是一种对传统文化和工艺技法的坚持。”邱越介绍。

在法国，Haute Couture一词受到法律保护，只有经过法国高定 时尚 联合会（FEDERATION HTE COUTURE MODE，简称FHCM）的认证，才能在作品中使用“高定”的称呼，并受邀在巴黎举办高定发布会。非永久会员加入FHCM，需要在满足严格条件的前提下提交申请，由评委会投票决定，并且每年都要重新评选。

邱越记得郭培2015年第一次申请入会时，要在巴黎拍一组服装的照片，每件衣服在搬运时都用白披布包裹着。有一次经过酒店大堂，白披布突然掉了，衣服暴露出来。大堂的接待员首先看到，他瞬间惊呆了，一路小跑到衣服跟前，捡起白披布，又弯着腰盯着这件衣服看了半天。

“我们在酒店住了好几天，一直没什么人搭理我们，因为这个意外，我们享受到了五星级的服务，接待员为我们清出通道，又出门帮忙叫车。酒店门口的行人也都驻足观看，问我们是哪个国家的设计师。我们特别骄傲地回答，‘我们来自中国。’”

这个插曲让郭培和邱越心里有了底。不出所料，郭培在2016年顺利通过了FHCM的认证，并受邀在巴黎高定时装周发布自己的作品。“在 时尚 界，法国高定 时尚 联合会是西方的权威 时尚 机构。”邱越说。

一直以来，无论是业内还是大众，对郭培作品的评价始终褒贬不一。一种声音认为它代表着工匠精神，把中国风带向世界。另外一方则将它视为符号化的中国元素的堆砌，仅靠繁复的工艺和裙子的尺寸撑场。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贾玺增教授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表示，对一个服装品牌和设计师来讲，最重要的是在时装史上留有能传承下来的作品，让世人在十年、二十年后依然可以看到；还要形成某种风格，这个风格的形成可能是很多设计师和品牌的贡献，但是总会有人在这个过程中起到旗帜性的、开辟者的作用，甚至他独当一面，形成一种风格，然后带动很多其他的品牌和设计师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这个是最有价值的。

“郭培的设计对中国服装高级定制产业有显现性的推动，它让中国服饰呈现了一个更辉煌、更精彩的形态——体量更大、工艺极致精美，更强的表现力和视觉张力。同时，它也是中国多元文化的体现——这种金碧辉煌的服饰文化与隐逸的布衣文化互相衬托，互为补充。此外，郭培在设计中融入了一些西方主题、工艺和元素，这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在保持中国文化底蕴的同时，形成东西相融的特色。”贾玺增教授评价道。

近日，郭培向《南方人物周刊》讲述了她三十多年来的设计之路，在分享创作理念的同时，也回应了质疑。

以下是郭培的自述：

做一条大裙子，一直是我的梦想。

大学毕业后我在成衣公司设计的衣服几乎都是爆款，被称为“零库存设计师”。但我知道这些在市场上卖得好的款式，不是我想要的，它们都太现实了，我还是想做一条大大的裙子。我的老板却说，你做它干嘛，又没人买？

因为这句话，我辞职了。

辞职后，我拿出60万元，在1997年创立了“玫瑰坊”。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终于自由了，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玫瑰坊”创立之初，我就没想过赚钱，只想着花钱。我当时计划两年内花完60万，然后再去外边打工。到现在“玫瑰坊”也没赚到多少钱，可以说是初心使然了。

但真正开始创业，我意识到自己要有责任心，背后是一个团队，不能说解散就解散。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是要想办法卖衣服，解决房租和员工的工资，自己的理想暂时让位于现实。

爱上你的客户

“玫瑰坊”可以说是国内最早做一对一定制设计的，二十多年来积累了一批稳定的客户。作为一名定制设计师，只有发觉客户的独特性，才能做出符合他个性的设计。我常说的一句话是：“没有办法爱上你的客户，你就不能去给他们做定制。”

记得有一位客户，她因为身体原因，服用激素类药物，体重高达两百多斤。刚开始是我的助理接待她，为她设计了一款袍子，她不是很满意，因为她找的其他设计师也是给她做的袍子，她看不出我们的特别之处。

我听到他们的讨论，就走过去了。我跟她说，我给你设计一款不一样的袍子：这边加个蝴蝶结，那边给你定制一颗特别大的扣子，这边再设计一个圆圆的兜。我告诉她，胖瘦没关系，女人最可贵的就是可爱，无论多大岁数的女人都要可爱，我就把你设计成一个特别可爱的女人。那个客户最后特别满意。

我认为作为一名定制设计师，首先要学会聆听，还要知道如何去满足客户的愿望，然后在专业范围里给出最好的建议和选择，最终让客户满意。

我多次为一位主持人设计春晚礼服。记得有一年，晚会马上就要开始，她对一件礼服的颜色不太满意，提出了另外一个想法，我们就加班为她赶制。最终两件衣服摆在面前，可能很多人会感到诧异，因为这两个颜色几乎没有太大区别，都是绿色，只是色差上有一点点变化。最终她选择了第一件。

其实我特别理解，作为主持人，她在这个晚上要站在十几亿中国观众面前，对自己的形象必须要绝对的自信。我们往往会为了给她这个自信，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摆在她面前。正是由于有了后面这件作废了的衣服，她才能够信心十足地相信她的选择是最好的，同时也给整个春晚以及春晚的观众带来最好的视觉效果。这个自信其实是定制服务带给她的。

我们的客户并非都是 社会 名流，也有普通百姓。曾经有位下岗女工，用自己一年的积蓄，为女儿定制了一套嫁衣。这位母亲离异了，女儿没有跟着她一块儿成长，她觉得要在女儿出嫁的时候送给她一份最好的礼物。正巧她在电视上看到我的采访，被我们“要做有传承的嫁衣，让嫁衣成为女人一生中最珍贵的那件衣服”的理念所打动，最终选择送给女儿一件值得珍藏的嫁衣。

光芒万丈的太阳

我跟各行各业的客户都相处得很好，但时常感觉自己的表达被客户的需求所限制，“做一条大裙子”的梦想我一直没有忘。

从2003年开始构思，直到2006年“大金”出现在中国国际时装周的发布会上，它其实是一种爆发力的体现。我就非要做一件最美的裙子给自己，不是给任何人的，因此也无需任何人喜欢。与之前我参加无数次的成衣发布不同，这件疯狂的作品不为市场，也不带货，只为我自己心中的梦。

我当时还没有加入法国高定 时尚 联合会，严格说来不能用“高定”的称呼，但“大金”可以说是我设计生涯的第一件高定作品。

“轮回”发布会是我创业十年来第一次登上中国国际时装周的舞台。我用色彩的渐变诠释了时光的更替，从苍白到深蓝，从沧桑到璀璨，夜光、星光、晨光与日光的变化，演绎着生命的轮回，而“大金”就是压轴出场的太阳。

展出之前它一直放在公司，有一天，我无意间抬头从办公室的镜子房顶看到它，真的就是我心中那颗光芒万丈的太阳。

“大金”的廓形源自我对太阳的理解——裙摆一条一条延伸出来，呈放射状，像太阳的光芒，而且有足够的体量。图案是唐卡里的花纹，当时我正迷恋唐卡，对里面的吉兽和花纹喜欢得不得了。之所以选择花纹图案，是取意花的“绽放”，契合了太阳释放的能量和张力。

当时台下的观众都很感动，还有流泪的，但是媒体的反馈普遍是不理解，都说它太夸张了，已经不是一件可以穿在身上的衣服。

这场秀的时装顾问、意大利人亚伯特的话让我记忆犹新，他说，郭培，我要租一架大飞机，带着你的作品给全世界看。

后来我的作品在世界各地展出，“大金”是每个博物馆必要求的展品，我看到一些国外媒体对它的评价：让世界看到了中国 时尚 的存在、它代表了改革开放后中国 时尚 业的崛起和复兴。

其实创作的时候，我并没有考虑太多，只是做出我心中所想。但任何事物都无法脱离它所处的时代，“大金”是21世纪初中国 时尚 舞台的时代记忆。

创意是无价的

我是中国人，至今没有改变国籍。我认为艺术是没有国界的，艺术家应该站在人类的高度。我的创作，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启发，也受到非洲文明的启发（2020年《生命》系列），文化的碰撞是多么重要。我的设计之所以被东方和西方的观众所接受，是因为他们从中都看到了自己熟悉的影子。

我的刺绣工艺是东西方技法的融合。在做刺绣之前，我不知道哪有绣工，我是在河北找的一些会针线活的妇女，她们有刺绣的手艺但没有技法的束缚。另外，我本人也没学过刺绣，但我是一名有鉴赏力和审美的设计师，能够跟绣工说清楚我想要什么。

我的先生是一位面料商人，2000年左右，我有机会经常跟他去欧洲。我很多的刺绣技法是受欧洲博物馆里艺术品的启发。

因为我语言不通，又不认路，我先生就把我丢在博物馆，一待就是一天，我总是看不够。那时候还没有拍照手机，也不让带相机。我就站在展品跟前，琢磨它的每一个细节是怎么做出来的。我是一个图像型记忆的人，等我回来再凭着记忆，把研究出来的方法传授给我的工人，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摸索。这个过程可以说是用我的脑子和绣工的手共同创造的。

“大金”刚做完的时候，我总觉得它太平淡了，刺绣不够立体。正巧那时我在法国的战争博物馆看到拿破仑的衣服，它里面像是有一种金属丝绕在针上做出来的效果，看起来很有冲击力。

我回来就用小铜丝尝试，后来我先生说这是一种印度的线，他就帮我找了这种线。找来了我也不会用，我和工人就用传统的盘金线的方法去固定它。

其实这件衣服的制作方法是不对的，后来它在搬运中来回剐蹭，所有的金属丝都被拉出来了，衣服表面像漂浮着一层金色绒毛。我知道从技法上它是失败的，但最终的效果却很好看，像发光一样。

后来有了拍照手机，我出国一趟都要拍上万张照片，它们记录了我对新鲜事物的好奇——除了大量博物馆里的影像记录，面料展销会上的“奇装异服”、机场杂志上的图片都可能成为我之后创作的灵感。

因为我先生的引荐，我很早就用意大利和瑞士的面料，即使是跟西方的工厂合作，我也绝对不是选择他们已有的面料，而是跟他们共同研发。他们太想知道我想要什么东西了，在他们眼里创意是无价的。而且即使我订的数量不多，比如一款面料就要10米，他们也愿意做。但是国内的纺织业一直追求“量”，至今在研发上进展相对缓慢。

我用的超细金线源自一种仿真纤维，是我跑遍全世界最后在日本找到的。

2017年我做的《传说》系列，取材自瑞士圣加仑教堂穹顶的宗教画，选用了瑞士面料和立体刺绣，发布会在巴黎的古监狱举办，似乎一切都很“西方”。但看过的人说，一看就知道它出自东方设计师之手。

生命的停驻

我也在思考这其中的原因，我想我的设计跟我的刺绣一样，是有根脉的，中国文化早已化为血液，流淌在我的生命里。

我是北京人，生长在皇城根下，从小由外婆带大。外婆生于清朝末年。记得每天睡觉前，她关上灯，给我讲她那个年代的故事，讲她年轻时穿的衣服——面料滑滑的，上面绣着花和蝴蝶。我闭着眼睛想象一只飞舞的蝴蝶落在衣服上。当时我们穿的衣服都是棉布的，我想象不出滑滑的面料是什么，但是印象很深。我现在这么爱面料，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总想找到那种滑滑的感觉。

外婆家就在日坛公园边上，每天吃过晚饭，她就带着我去日坛公园，边走边讲路过的壁画和雕刻。长大后我最爱去故宫和天坛，喜欢看大殿顶部的图案。我后来喜欢在作品里画龙和凤以及各种图腾的纹样，因为这些东西从那时候起就刻在我脑海里了，还有那种天人合一的东方精神，那是融于血脉的记忆。

创业二十多年，我不认为自己是个成功的商人，我对赚钱一直没有太大兴趣。我卖衣服赚钱（给客户做定制设计），然后再把钱用去做衣服（高定发布会的个人作品）。在生活中，我是个欲望很低的人，至今不会开车，也不会上网，穿的衣服都是我先生给我买，我平时不舍得穿自己设计的衣服。

我现在馆藏级的高定作品大概有四百多件，全都存放在仓库，舍不得卖。当年有人出价500万要买“大金”，被我拒绝了。我认为自己的作品不是商品，而是艺术品。商品是复制得越多越成功，而艺术品是不能复制的，复制第二件可能工艺上更完美，但就失去了生命，因为它承载着创作者当时的思想和内心世界。

我热爱高级定制，她是一种生命的停驻，不像成衣那样简单地流行，迅速地被遗忘。我希望我的高级时装都能是馆藏级的精品，成为传世杰作。

做过农民、民办小学与中师函授教师。大学毕业分配在武汉市青山区政府办公室工作，1986年春离开政府机关进入《武汉晚报》作评论编辑，10个月后进入《长江日报》评论理论部，曾任副主任；1995年冬，加盟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任高级编辑，2012年退休。现为纪事丛书《白纸黑字》主编。 无党无派无行管职务。1984年起开始评论、杂文、随笔写作。以“公民写作”自我定位，憧憬“我手写我心”的境界。迄今已出版《冷门话题》、《中国的个案》、《鄢烈山时事评论》、《早春的感动》等个人作品集21种，主编有《中国杂文年选》等文集多种，另著有传记《威凤悲歌：狂人李贽传》。1996年—2001年4月用本名或笔名为《南方周末》撰写时评专栏文章，得风气之先，在读者中受到广泛好评；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但争议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