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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昕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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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马4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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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孝在人类的宗教里有一定的阐述和标榜,虽然形式不同,但含义是一致的。孝道也非那国那族所独有。孝道也应该是人类晚辈的责任和义务。传统中国文化(儒家思想)可称为孝文化,它是使中华文明与古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两河流城文明等区别的重大文化现象之一。传统孝道伦理,从周公到孔子、曾子、孟子,经过了初生,成熟和完善阶段。从秦汉后二千多年里,史学家、文学家、诗人等先哲圣贤,那一位不赘述这个孝字。正如晚清曾国蕃所说:“读尽天下书,无非是一个孝字”,虽然这是见仁见智的说法、但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也可以说孝是儒家文化之基石,无可非议。本文就孝文化的历史演化作一些探讨。 一、孝观念的源流与演变 传统孝观念,最初孝观念。最初含义是指什么?考古发现“孝”字最初见于殷卜辞。商代金文中有一例用于人名,在博物馆的青铜器上刻着“孝”的象形图形,古文字学家释为“孝”的篆体。因人老了,弯腰弓背、手柱拐杖、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上老下子作服待壮。《尔雅、释训》的“孝”解释是“善事父母”。《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即是奉养父母。根据原典“孝”的这种伦理含义,形于初周,成于春秋、战国中的儒家所倡导。《尚书、尧典》:“克谐以孝”;《左传》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经》曰“孝文不匮,永锡尔类”;《论语、为政》,“今之孝者,是渭能养”;《论语、里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大学》,“孝者,所以事君也”。《孟子、万章》;“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孝经》:“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新书、道术》:“子爱利亲谓之孝”。等等这些典籍对孝道阐述是各异。中华民族讲孝道已几千年了,无论那位文人、圣贤从各个角度解释,当然有见仁见智的说法,从古到今,千言万语、殊途同归,所表达的一个意思:幼尊长。从家庭的孝,是指赡养父母,衣、食、住、行、思想上照顾老人,尽人子之责。家庭外,家庭宗亲长辈、外戚长者、还指社会上所有长辈。所以孝的内容不仅仅是家庭生活,实现长辈的愿望;力求上进、实现人生价值、最终报效民放族和国家。孝道是民族传统道德的一个重要范畴。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几千年沿袭的做人准则,也是中华文化的本源之一 二、孝形成于周代 孝何时产生?最初表现是什么?近年来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 笔者认为,上古先民们的生活,宗教信仰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信仰习俗包括祖先敬奉、礼仪、祸福观等。在宗法社会里,祖辈有特殊的社会地位,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十分重视血统的传延与继承,把祖先作为宗族或家族血缘的象征,因而将祖先奉为神明。在殷周时代中国就形成了祖先崇拜的传统,祖宗神被抬到了仅次于上帝神,社稷神的地位,年复一年地受到后代的祭奠。伴随着宗法制度的传延,尊祖敬老、孝亲传统在儒学体系中表现为" 尊尊"的思想。《礼记、大传》,"上治祖祢,尊尊也;下治子孙,亲亲也"。 笔者还认为,孔子对孝道形成是非常重要的。孔子创建儒家学说分为三个重要阶段。第一,他十有五志于学,到三十而立,把当时鲁国的"六艺"学精通。第二,而立之年开始受徒至晚年,出仕鲁国有关要职,并取得可喜的政绩,周游列过推行为政以德。第三,晚年著书立说,整理"六经”。在春秋战乱并吞、臣弑君、子弑父、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把挽救天下为已任.当时神鬼宗教占据了人们的思想,上至君王将相处理国家大事,下至黎民百姓解决日常琐事,都援于鬼神.在孔子推行仁学思想同时,看到了孝的重要性,也看到了孝是仁爱的基础,他在鬼神宗教问题上,鲁迅先生有过一段议述:"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活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在那时代的社会、政治没有一点科学能说明鬼神有或无.《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对于季路问事鬼神,孔子把事人重要过事鬼.《论语》:“子曰:未能事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在《论语》里多次谈孝道问题.《论语》:"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泛爱众”《论语》:“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等等。把父母之疾病、意愿、奉养高于一切。然后把在家庭的孝推及社会,从而达到人人爱我,我爱人人的理想社会。 孔子以前无私人著作,根据先秦典籍,孔子晚年整的六经,后有《孝经》、《论语》、《墨子》、《孟子》、《荀子》、《吕氏春秋》、《老子》等典籍,这些文献所阐述的孝例、孝规大都是对孝的理论推演和猜测。三皇五帝是中国历史上的神话传说时代。这是众所周知的,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周公、他老人家也是对上古理想社会和文明道德的一种推崇、赞杨和标榜。故后来儒家文献无孝不成章。事实上,根据笔者对先秦典籍的考证和何平在其《“孝”道的起源与“孝”行的最早提出》,孔子在《礼记、表记》里提出了事人事鬼神的观点: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远之,近而忠焉。先绿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敝”.孔子对夏、商、周初的礼,鬼、神的考论,即夏人虽敬奉鬼神,却不把作为正教内容,殷人推重尊崇鬼神而轻视礼教。周人推崇礼法,广恩施惠,敬事鬼神。可见夏殷人的考慈伦理朦胧淡薄,其祭祀是为了祸除崇,而周人重礼法和孝慈教化,《周礼、地官司徒》:“一日慈幼,二日孝行,以亲父母,以乡八刑纠万民”:“一日不孝之形......”。《诗、周颂、阅小子》;于乎皇孝,永世克孝,即生儿育女,继承祖业。《诗、周颂、载见》:“率见昭孝、以孝以享”;祭祀祖先,《国语》祭公征丈戎“日祭、月祀、时享、发贡”,周人以对孝慈有了教化和对祖先的追孝.提出了孝道的内函和孝行赞扬,总之周人孝初是从祭祀祖先宗教情怀中发展而来的,所以孝观念形成于周初,春秋,成熟于战国 三、诸子论孝 从春秋未年至战国百家争鸣,诸子之学林立,各种伦理思想至沓来,对于“孝”的陈述、标榜各园自论。成为显学的孔子(儒家)学说,以仁为核心,而孝是仁之本。孔子经常和弟子论孝,视孝高于一切,家庭的孝悌成了每个人必备的最基本德行。《论语、里仁》:“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为政》,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就是父母老了自然就带来生活的不便和疾病,即是要外出也不要长时间在外面,心中要时时记挂住父母在家中的生活,应该常回家看看。《论语、为政》,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把孝悌影响国君后,国君对国民就象家庭的孝子一样,那未国家就会和睦富强。《论语、为政》: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强调对父母的生前恭敬奉养,死后按照礼节来埋葬和祭祀。《论语、为政》: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在对于听从父母的话就是孝的问题上,在《孝经>谏争章第二十,曾子问,“敢问,子从父之命,可谓孝乎”?子曰:“参,是何言与,是何言与”!在二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了不要盲目听从、不要愚孝,把对父母精神上、思想上的孝高于食粮的奉养。以上等都是孔子的超时空孝道教化精神。 《墨子》早年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创墨学。墨子倡导“兼相爱”把天下之乱之根源归于兄弟不和调,父子不慈孝、君臣不惠忠,强调“父子相爱则慈孝”。墨子也是把父慈子孝当治天下太平之根本。他还提出了“爱人若爱其身”,爱别人,也是爱自己;孝敬别人父母,也等于孝敬自己的父母。这种爱无差等的观念,是超出了儒家爱人思想,是爱的双向互补。在熙熙攘壤攘、利来名往的社会,墨子以慈孝为基础的圣王之道,是大利天下黎民百姓的。 孟子战国人,受业于子思、继承和发扬孔子的学说思想,整体的道德以仁义为重,提出了民重君轻的仁政思想,在仁义的前提孝敬父母。《孟子》一书和《论语》、《中庸》、《大学》并称“四书”。其在孝方面有诸多论述。《孟子、万章》:“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事亲尊亲成了人的最高道德表现;还提出了孝亲后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泛爱众观念。《孟子、离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把无后视为最大的不孝。这个观点,在当时的祭祀追孝和延读;加上当时的战乱人少原因,是有一定历史意义的。孟子把上古之“五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改为“五伦”。在社会中孟子认为最重要的又是父子君臣关系,他提出:“未有仁则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最终把仁义和孝于亲、忠于君结合起来,促使天下仁仁、亲亲。孟子还把上古之尽孝作为楷模。《孟子、告子》:“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将孝悌作为伦理道德之基石,主张君王和圣贤都要尽孝,做天下人之表率,最终和孔子的孝悌合一。 荀子,战国后期人。孔子死后儒分八派,孟子发展孔子学说,荀子予以总结,并融合法家思想,形成了荀子学说,儒八派之一。荀子在孝道问题上吸收了孔子的孝道观,结合自己独特的观点,虽然在神权、君权、父权的社会里,臣服从君王命令,子服从父命令。荀子却认为,孝子应该慎重思考后,对错分清楚后才服从,这才是孝道,也上乘了《孝经、争章二十》:“敢问,子从父之命,可谓孝乎”?子曰“参,是何言与!是何言与!....”。《荀子、子道》说:“孝子所以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乃哀: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乃敬”。荀子提出的“三不从”从家庭上讲,盲从造致错上加错。强调孝子在听从时要深思熟虑,以维护家庭利益为出发点。 《孝经》从内容上看,是孔子和曾子师生二人的对话,曾子问,孔子解答,最后曾子整理而形成的。孔子弟子中曾子以孝著称,而且在孝道理论方面无论是从广度深度两方面都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孝道思想.中国古代以宗法家族制为核心的社会,“孝”是发展家族力量的主要精神和思想,是维系宗法血缘关系的纽带,是个人培养仁爱之心、礼义之心、报恩意识、责任意识、忠君意识的基础。《孝经》提出了“孝治天下”伦理宗旨。认为“孝”乃天经地义,是“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阐发了孝与人本身、孝与家庭、孝与政治、孝与社会的关系。认为“夫孝,始于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并对天子.诸候.卿大夫.士.庶人的行孝事亲,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和相应的规范:由“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由“在上不娇.满而不溢”,到:“以孝事君,以敬事长”:。由“爱敬尽于事亲”,到“德孝加于百姓”;由“孝”而达到修身.齐家.治国而天下平。在春秋战国时代,对于孝道思想,《孝经》是孝的完善和大成。反映的是孔子再传以后的儒家思想。 四、封建社会孝文化综合论 封建忠孝一体 汉代是以“孝治天下”著称,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孝的朝代,作为一个社会的道德观念,“孝”对于汉代社会影响很大。汉人认为,能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汉初不仅没孝悌力田科,这是孝道的政治化开始。统治者从儒家思想受到启发,把家庭孝悌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出发点。自汉惠帝以下的汉朝皇帝都以“孝”为溢,如孝惠、孝文、孝景、孝武、孝昭等。《汉书、霍先传》记汉人之言曰:“汉之传谥,常为孝者,以常有天下”这代表汉人的普通看法。儒家的《孝经》一书在汉代受到了特别的器重,人们不仅把它看成是“三才之经纬,五行纲纪”:而且认为是儒家“六艺总会”。后汉时更使天下诵《孝经》,社会上出现了不少以诵习《孝经》而成为孝子和以《孝经》进行教化。汉代《孝经》地位上升,孝的观念如此的兴盛,以及统治阶级以“孝治天下”指导思想形成,封建“忠孝一体”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逐渐产生的。 五、封建社会的道、佛孝道观 自汉朝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了封建正统二千余年,孝也成了中国传统的伦理概念,成了子女辈对父母辈以上的供养、敬、顺从和爱护行为准则。儒家的观念对于中国来说,早已不再仅仅是一种学说,而是渗透到传统文化的每一根毛细血管的血液了,它深深地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又有力地影响制约着中国文化的每一个领域。 先秦的道教始祖老子主张返朴归真,他认为“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老子、第十八章》,从老子超越世俗的思想可看出,仁义、孝慈都是虚伪和束缚自然人性的东西,可见当时道家仍然不重视孝道的。自东汉后,道家思想出现了本土儒家伦理趋同。《太平经》提出了“大慈孝顺”,“孝悌始学化善”。葛洪《抱朴子、对俗》说:“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道教理伦家葛洪强调修道诚仙离不开孝。唐以后道教《文昌孝经》是专门劝孝的经典,把孝导向一切人际关系与道德生活。在养与敬、事生与事死等方面也继承了儒家思想。 佛教自汉传入中国,最初教义冲击着封建传统人伦。释氏以出家削发、无君无父观念。自魏晋后,佛教不断中土化,佛教《弘明集》、《灵峰宗论》、《镡津文集》等佛教文献认为,孝并非又是事亲,立身修性,出家超度是高层次的孝;作道场为亡灵超度,为众生祈祷吉祥是最大的孝;对佛祖诚心,尊敬命傅也是孝:身在寺庙、心系父母,时刻为父母求福也是孝等等。“儒以孝为百行之本,佛以孝为至道之宗”。《灵峰宗论》,佛教始终强调和儒家道德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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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婆心态好

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任何问题。到了现代社会,在中国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中,我们开始了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映,并在很大程度上调整传统文化。然而,这样的反思,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向前发展。前进的障碍,有时甚至倒退。因此,鸦片战争到年底160年,但反映的传统文化仍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这种情况下,在世界上,什么都没有,也使许多人感到疑惑的大奇。 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是如此的困难,也有不利的政治环境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国的政治家的思想和文化的角度来看是比较保守的,思想文化专制主义,容易产生心灵的共鸣。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有一定的向前突破,也将永远是一些甜头的特权政治的政治家,从幕后跳出来,要打击与政治权力。现代一些军阀,在全国大肆宣扬孔子的崇拜吗?了解思想和文化,但也干涉的思想和文化,反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难以前进的重要原因。 传统的中国文化,一个复杂的,是原因之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千多年的历史。很长一段时间,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应该补充一点,这样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有很多好东西。有很多事情糟粕。往往是在一个混合的精华与糟粕。这使人们感到困惑:想说爱你,是不容易的。因为很明显太颓废的成分。想恨你,恨他们。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宝贵的东西。 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这一特性,使我们的子孙后代是很尴尬的。也很难提前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 这篇文章的作者谈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未来发展方向的点。在写作的过程中,所作出的努力一些自己的新想法,这样有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 (a)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和缺点,我们必须把握方向,为人类进步。 人类社会不断前进,前进,在政治上,以人为本,直到后来中国部署,重农重商主义的经济表现,直到后来市场经济,思想和文化的表现要尊重其他人的想法,思想自由直到后来,待人,关心人,关心人,直到后来的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 中国古代有一个以民为本的思想。商周时期,“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说:“人是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水能载舟,水翻船。”这些思想和进步。对生活的态度,司马迁那种逆境和热情,苏不羁的一个哲学的头脑,张恒,徐爱的那种对真理的执着,孟子“培育道德精神”伟大的诗人“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野心是一个健康的精神境界。走向自然,命运上,荀子天堂“刘,刘禹锡”天跨赢得“王师傅”相天,使生活“中都含有人定胜天思想的辉煌。对待个人生活的权利和自由,“古诗十九首”和阮籍“咏怀诗”关注生命的意义,“世说新语”肯定个人的价值,“红楼梦”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热烈追求的梦自由恋爱,在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处理个人和社会,“上升和下降的世界,每个人都负责,”国家家庭事务和世界事务,和照顾,受到拒绝莲花国家“,”先天下之忧之忧而忧,在世界音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非常高尚的精神境界。处理人与自然,“脊柱敕四川”,“岳阳楼记”,“春江花月夜”等文学的作品,但也反映了我们的国家和性质之间存在的特殊的感情。戈登长江,高呼“河白天和夜间流量顿生一种自豪感。专业登山,阅读“一览众山小,突发性和毁灭性的拼搏精神。腾王阁许”滋阴“高地迂回的日子,觉得宇宙是无限的,并生下了一个慷慨的。那么厚,所以不屈,如此之强,也只安第斯国家的身边!但是,像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思想和文化糟粕。由于长时间在几年的时间,没有及时清洗,浮渣堆积起来的,一个很大的伤害我们的国家,女性有独特的人生价值?男人的附庸。每个女人都应该是很高兴生活在现代,生活在古老的悲哀。不仅如此,妇女和男人都不是独立的生命的价值。大和小官僚,以及无数的百姓在葡萄牙语皇权和压力,他们可能是苗条的,怀疑的,反对的,但然后,他们永远不会有这个想法的生活,甚至高呼“拯救国王,长住的荣耀。马克思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轻蔑地称为“普遍奴隶制。崇高的创新主张的一代不如一代,但推崇的保守的变量“的日子,可变不可变的,法律的祖先”。在千百年来,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科学和文化,一直难以取得进展,并最终在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地落后于国际社会。一方面是皇帝的三宫奢侈米兰72居民腐朽的官僚的贵族压迫人民,掠夺人民,另一方面主张“君子于义,人理解立”,“君子忧道不担心穷人的“平民商业或其他方式寻求更多的物质利益,各种抑制。即使难以进一步提高的标准,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损失。制止个性,压制思想自由,压制合法的个体生命的欲望。哪个人特立独行的人,说:“好事不受惩罚的,领导的国民,虽然很多,但在现实中,成千上万的人脸,有胆有识的人百无。新的想法”鸣鼓征服。正如著名的话,“受害者的原住民”,“诛灭十支派。在家听父母的,听长辈,在乡镇,然后听的话在社会上的官僚主义,以及所有的官僚你听皇帝的婚姻,个人,并服从他们的父母。否则,它是“离谱”,上涨了一起和切割。自给自足,夜郎自大。缺乏对外部世界的关注。虽然击败了在鸦片战争中,仍然不肯认输,不肯伸出援助之手,与天朝上国本身严重的有价值的东西,学习别人的文化。失败了一次又一次,并且还没有从中学到了什么,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系统缺陷痛加改革,全面刺激自己民族的生命力。伤疤忘了疼,这是无数愚昧,落后,抑制人性的障碍如此之大的发展也!如果一个人没有足够的抵抗力,生活在这种文化的环境中,他们的想法,我们怎么能不降低,怎能不扭曲自己的个性?同时,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但也不可避免地在这样的情况下,良好的市场能力,欺,另一个背景方兴未艾;浑浑噩噩,平庸才华,诚信,善良,充满野心,残疾人士,但往往是一个英雄有用武之地,郁郁终生。不是优胜劣汰,而是生存的永平,商业敏锐度,表面光滑,平庸一生平安;适者生存,消除,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逆淘汰的现象 - 几乎哪朝哪一代是真实的,除少数情况外,与罕见的例外! (二),以反映传统的优点中国文化,有一个比较的视角和方法来看待这个问题。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只是舒适的山。中国文化的自卑,孤立的,它是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中国传统文化,应与其他国家相比,文化的国家。相比较而言,了解各自的长处和弱点,并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主要是比较传统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这是近两个世纪以来,这个问题的学者的极大兴趣。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有它的长处。“独在异乡是一个陌生人,每逢佳节亲妈妈手中线,游子身上衣,高贵的中国人一起度过的家庭,这往往是小于西方文化,主要是我们生活的温暖支持,我们克服各种困难。吾非不能用鸟类和动物一起同组,他死了的信徒,谁“,”舞确定的影子,似乎有什么在世界上,中国人喜欢现实中关注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克服虚无主义的损害人的灵魂,带给人们关注的现实,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建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国人民没有屈服,面对生活的挑战,始终保持一种信心,士气和顽强不屈的精神。”仁者爱人。中国人往往注重的道德,人的友好态度,对其他民族的友好态度,为建立国内社会秩序,在国际社会的良好秩序,以建立它的作用是积极的。具有较强的想法的国家和人民的贡献。霍从马远的死在战场上,“匈奴未破,为什么回家”曹操“酒王大师,人生几何长岭”韩秦时明月,反映存在这样一个强烈的企图心。与自然也有着天然的共鸣:“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忙桂花下降,超过一个月的安静的春天”,等等。 远远落后于所有这些都是西方文化。的时代,世界的文化,最终是难以阻挡的任何保守势力。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势必将成为一个非常宝贵的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古老的封建社会的文明和它的背景。严格来说,在文艺复兴之前的西方文化,逐步形成了资本主义文明背景。古希腊文明的复兴,已被赋予新的内涵,方能彻底批判的中世纪的文明。强烈的色彩的封建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的强烈的色彩,这就决定了它不可避免地在许多方面已经落后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心脏地带,也有弱点。 试验概述方面的问题。 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个体生命,自由和尊严,说够了。更多帝国的权利,而不是人的权利,优越的权利,而不是权利的下属单位的权利,而不是个人的权利。现代社会学,社会的活力激发个人的主动性,从每个人的价值和尊严的社会尊严受到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很明显,这两种文明的发展表现背道而驰,必将阻碍社会的发展。 治疗的思想和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千方百计限制思想自由的,一个人在从事。要求人们思想高度一致,与官方意识形态。否则,视为离经叛道。这使得很难发展新的思路和新的视角。西方坚持思想自由的。各种学术相互间的自由。因此,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卓越的难产,一个又一个新的学术成果,世界叹为观止。 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佛共存,为什么说是没有思想的自由,它是一个人吗?儒家,道家,佛教是不反对,确实是三个方面的想法皇权政治与佛成相比,儒学,修身,比路,其中的3个。儒家的正统地位的法律代表皇帝的话不能质疑,不能挑战。除非下降的政权,或崩溃的情况下,儒家的关键,威权主义的政治思想只微微抬头的日期。 处理社会矛盾,传统的中国文化崇高人治。相反的合法权益。误判是普遍存在的。西方崇高的法治,在高贵的宪法和法律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权威。既维护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并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成本。 在人才选拔模式,西方文化注重公平竞争。这使得优秀的人才,能够提供其他的人想建立一个公平的机会,人事代谢工作,以确保工作的顺利进行。人才选拔模式是不是科学,是不合理的。干部队伍是“官选官”一选到一个新的水平。客观上助长各级干部,不要把重点放在人的行为,但为重点,以满足更高层次的法令。选择公务员,但也缺乏透明度,公开性。这使得人员整体素质不高,效率低下;的猖獗的腐败,挫伤了大量的人的积极性,开拓进取。 的发展,西方文化,科学和民主的道路上。科学,不仅强调科学和技术,包括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真理。民主选举的国家机关,人民和适当的监督。西方社会数百年来一直充满活力的前进。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的感情和集中。卫生部部长,北京市市长在处理SARS的工作,严重失职。在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的国家,可以处理的法律制度。但是,中国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但它是很费劲的。这种情况在中国非常普遍。每一起腐败案件中,有很多的活动在后面,找人说情。不是人类,他们没有完成任何事情。解决方案的各种事情,如评职称,重大问题的项目,各种奖项,都离不开人。收藏是万金油的社会功能。集中的权力,这种权力单独林,由领导说了算是什么。其结果只能是脱离民意,用自己的方式,即使是私有的,公共部门的挂羊头卖狗肉个人。这会带来沮丧的人的支持,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损害广大市民的根本利益,最大程度地在维护极少数的特权利益阻碍的不断发展,国家作为一个整体。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重大缺陷。一般来说,我们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落后的阶段。换句话说,西方文化经历了一个完全现代化的阶段。我们的国家是没有经历过这家现代化的阶段。至少可以说,我们的现代,很全很不成熟的阶段。 (三)新时代的要求,以适应社会发展新的时代新的文化,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新的文化。更多的人的生命,更高尚的境界,从而推动我们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新的文化应该怎么办?的人都在关注这个问题。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它应该是一个更好的远远超过文化。 - 这还用说!人们说。 我说OK,这样几层意思。 将是更深刻的认识自然和社会。新的文化是建立在对外部世界的知识的基础上,很少有人知道,但根据他们自己的社会,自然有更深刻的了解的基础上。文化,无知的基础上,对个人和社会的无知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 这就要求个人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破除各种迷信,教条主义,勇于探索一个正确的认识。同时要求社会倡导思想自由的真理,强调科学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促进尊重。 二,新的文化,必将对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个人生活的进步,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分不开的。继续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始终是每一代人的责任。新的文化,但也是必要的,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因此,在新的文化建设,必须促进社会的责任,鼓励人们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的个人利益的基础上,要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以维持正常秩序社会,必须使人们获得更多的知识,科学和文化,培养和激发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创造更加良好的劳动成果。 新的文化必须大力弘扬人的价值和尊严,尊重人的合理需要。 人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生命,是万物之灵。应该是狮子,活着,气昂昂,应充分尊重。对人的尊严,和其他的东西以外的其他人的海拔,尊严的力量,是不允许的。人对人的权利和自由都是平等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侵犯他人的尊严,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都是不允许的。新的文化,必须唤起他们生活的尊严的感觉!激发热情,他创造了一个生命!唤起的爱,他尊重别人的生命的价值。努力做一个大写,大写的生活。 ,我们还必须考虑人的需求,并建立适当的精神文化产品。无论是优雅的,另一种流行的,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了人们的需求,精神文化产品,必须是没有生命力的。 (四)继承,借鉴和创新,主动融入世界文化,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唯一途径。 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也就是常说,要坚持继承,吸收,创新。 继承是必要的。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反映的事物的性质和法律,或反映了中国人民改造自然和社会,一些高贵的气质,应该继承传统文化。但反对??无限拔高。中国传统文化是在特定时期形成的,必须有它的时代,任何夸张的局限性是错误的。 多年来,一些人看到的变化,孔子的“论语”,禅宗思想的结果,这本书的价值,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盲目崇拜他的最好的赞美,从此走上了一个十字路口。有些人甚至看到西方文明会见了一些挫折,他们把主张: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儒家文明复兴是大势所趋!这是一个纯粹的幻觉,无知和可笑的。是中国文明焕发了青春,但从来没有儒家文化的复兴,但在科学,民主,尊严和价值的高尚的人,一个新的中国文化。 同时也学习和借鉴。站在整个世界的文化的角度来看,互有长短的世界人民的文化,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其他人可以向我们学习,我们也可以向别人学习。其他的不要到我们这里来学习,是别人的愚蠢。我们不好好学习的人,我们的愚蠢。学习是从来没有失去面子的事,但一个聪明的表现,一个追求进步的表现。善于学习别人的优点,以赶上别人,比别人多。即使他们有比别人多,我们必须继续向别人学习,因为人们会在某些方面,做得比我们更好。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学习不能复制。这是肯定的。区别吗?人口生产力起点低,文化教育落后,人均资源占有量,这种特殊性。然而,有许多方面是相同的。 :要发展经济,必须是科学的,民主的,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的,道德的和法律。因此,其他人更成功,在这些地区,应积极借鉴。 有些人很容易理由和外国国情,尽一切可能去学习先进文化的人设置障碍。中国和外国的国情不同,中国不能搞市场经济,不能崇高的人权不,普选不提倡思想自由的,不能搞股份制,等。这是不是自己的国情如此多的关注,因为它是自甘落后。许多其他的先进文明成果,被排除在外的侧面。谁伤害?伤害自己民族的未来,损害最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这种错误的思想来指导我们的文化,建设我们的国家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但不可避免地增长。 在我看来,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携手并进,是最明智的。你看我是怎么做的,我也看你是如何做的。你学到了一点东西给我,我学到了一点东西给你。所以,人们会变得更加聪明,更加成熟。人类的文明,这种方式向前发展,为了更好地发展,同时也各族人民进步得更快。 创新中。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关键环节。没有创新,不至灭亡,旧的东西,新的东西不会,世界从来没有站在原地,无法前进。文化只有继承,或只在向别人学习,是不够的。还必须不断创新。 创新是不容易的。有一定的文化积淀。根深蒂固的。文化积累是根,基础不扎实,不长出新的分支。即使动土,但也长长的能力不强。 明确的方向。错误的方向,而不是创新,但老式的,复古,前功尽弃。必须通过各种雾,把握文化发展方向。在这个方向上,在最后的分析中,和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与我们的价值观一致??。 3有一个宽松的环境。摩擦的东西存在,发展,新的东西不能被视为洪水猛兽,并鼓励不同的思想和文化自由的冲突。 第四,我们必须具备的勇气和毅力。在新的文化取代了旧的文化,并非一帆顺,难免会遇到的斗争。这是不能分开的政治家的勇气,也离不开有识之士的顽强斗争。毕竟,整个民族的勇气和意志。旧文化不能代表社会进步的方向,只要新的文化是持续不懈的斗争,尊重事物发展的规律,它最终将能够获胜。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并已超过100年。总的印象是太慢了。几个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速度远远超过我们。这可能与他们直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便于接收器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在很长一段时间无法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明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不积极学习西方文化的先进成果,结果反过来损害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在我们的国家。 但是,中国传统的民族国家,现代国家的步伐,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难以阻挡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尽管不平坦的道路,但它最终完成。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国内改革的深入和国际交往的增加与国外,我们将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我们会认识到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各种特效的障碍,中国的现代化传统文化,逐渐被打破,这将大大加快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在这里想谈谈自己的细浅的想法对国家的热量。 10年代出现了国学热,出现了一些国学大师。然而,我发现有些人就是国学谈中国文化,已经进入了十字路口。时代已经变了。应该站在今天谈论中国的文化,并研究整个世界的文化背景。要研究中国文化,必须精通西学。有必要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中国现代文化的家,我们必须同时也是一个现代的西方科学家。这样一来,他研究汉学,真的来了,更全面,更成熟,以及相关的结论。要研究国学必须研究春秋科学,大唐,文学,鲁迅文学。是永恒的罪学习中国文化,其实我已经成为一个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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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看这里,网上资料,希望有所帮助汉代“以孝治天下”初探孙景坛内容摘要:汉代自武帝“崇尚儒学” 以后,思想上主要采用的是儒家的“孝治”, 两汉都号称“以孝治天下”。汉代从刘邦起就“重孝”,后来“孝”是汉初的辅助治国思想:惠帝表彰“孝悌”,吕后“举孝授官”,文帝“置《孝经》博士”。汉代“以孝治天下”是武帝确立的,武帝在“孝治”上的重大举措有二:一是确立了用人上的“举孝廉”,另一是解决同姓王分封制弊端的“推恩令”。后来,汉代统治者不断完善了有关“孝治”的立法。汉代“孝治”的原因,主要是由当时的同姓王分封制、小农经济和“黄老之治”走向失败,以及对汉初“孝治”的成功经验的总结决定的。汉代“崇尚儒学”主要不是《五经》,而是《七经》,《七经》中最重要的又是《孝经》。《孝经》是汉代的必读经,从中央到地方都要置“《孝经》师”,用人以《孝经》取士,《孝经》还是社会教化的工具。关键词:《五经》 《七经》 《孝经》 孝悌 举孝廉 推恩令 以孝治天下作者: 风魔1 2006-4-21 20:49 回复此发言--------------------------------------------------------------------------------2 回复:汉代“以孝治天下”初探汉代“以孝治天下”之一瞥汉代“以孝治天下”,原则上是自武帝始。因为汉代初期思想上主要以“黄老”治国,自武帝六年,“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1],才主要以儒家思想治国。也就是说,只有从武帝尊儒后,“孝治”才能在汉代治国的主导思想中占一席之地。武帝在“以孝治天下”上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将“孝治”具体化为用人制度上的“举孝廉”,二是用“孝治”解决了汉初自刘邦以来一直困扰汉统治者的政体问题。关于“举孝廉”:理论界都以《汉书·武帝纪》的“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为据,认为首次出现于武帝七年五月。其实,这里的“孝廉”虽连用,但仍“举孝”是“举孝”,“举廉”是“举廉”,即“举孝一人、廉一人”。这只是对文帝时的“举孝悌、力田、三老、廉吏”等政策的延续与发展。《汉书·文帝纪》载,文帝十二年,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武帝只不过是仅举了“孝”和“廉”而已。武帝真正“举孝廉”,据《汉书·武帝纪》载,是元朔六年冬十一月,武帝下诏说:“公卿大夫,所使总方略,壹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也。夫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兴夜寐,嘉与宇内之士臻于斯路。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进民心,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雍于上闻也。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将何以佐朕烛幽隐,劝元元,厉蒸庶,崇乡党之训哉?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有关部门在讨论后回奏说:“古者,诸候贡士,壹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不贡士,壹则黜爵,再则黜地,三而黜,爵、地毕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退,此所以劝善黜恶也。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武帝正式批示“奏可”。这里的“举孝廉”才是个专有名词,即后来真正意义上的“举孝廉”—— “孝廉”是同一个人,不是分开的。“举孝廉”在选举时,主要考察的是“孝”,也不是“廉”,即一个人只要“孝”,就可被举为“孝廉”。这里,“孝”必须是真实的,“廉”可以是潜在的,一个人只要“孝”就可能“廉”。“孝廉”在被选举前不是官,只有被举为“孝廉”,才能当官。“举孝廉”此时被正式确定为用人制度。关于政体问题:刘邦在建汉之初,由于异姓王的反叛,借鉴了西周初期“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经验,刑白马盟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2],大封同姓王,建立了一个同姓王分封制的政治体制。血浓于水,同姓王分封制使汉政权得到了巩固,国家也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但同姓王分封制仍有个弊端,就是封国过大的问题,各封国几乎都有能力与中央朝廷对抗。文帝时,贾谊提出“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3];景帝时;晁错主张“削藩”,都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然而,晁错的“削藩”激起“吴楚七国之乱”。武帝时,这一问题的解决更带迫切性。武帝十六年,主父偃上书建议:“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之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4]主父偃的这一上书,又叫“推恩议奏”。武帝一看,既符合“孝治”的原则,又对各封国有实质性的削弱,于是就“制诏御史:‘诸侯王或欲推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名号。’”[5]这一诏书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推恩令”。《汉书·武帝纪》载: 武帝的“推恩令”最先获得了梁王、城阳王的响应,他们上书朝廷:愿分邑于子弟。武帝下诏表示赞同:“梁王、城阳王亲慈同生,愿以邑分弟,其许之。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汉书·景十三王传》中说得更清楚:武帝“用主父偃谋,令诸侯以私恩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制封号,辙别属汉郡。汉有厚恩,而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推恩令”的伟大意义,不仅在于解决了汉初分封制向郡县制的平稳过渡,也解决了中国古代自先秦以来分封制与郡县制的矛盾。作者: 风魔1 2006-4-21 20:51 回复此发言--------------------------------------------------------------------------------3 回复:汉代“以孝治天下”初探此外,武帝还多次下诏“表彰孝”和关爱老人。如《汉书·武帝纪》载:元狩元年,诏曰“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鳏、独或匮于衣食,甚怜愍焉。其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曰:‘皇帝使谒者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鳏、寡、孤、独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元狩六年又诏曰“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问鳏、寡、废、疾,无以自振业者贷与之。谕三老、孝弟以为民师,举独行之君子,征诣行在所”等。自武帝以后,汉统治者基本上承袭了武帝以“孝治天下”的国策。第一,在用人制度上坚持“举孝廉”。如《后汉书·荀爽传》说:“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就是说,一个人只要“孝”,就会被举为“孝廉”,并可当官。“举孝廉”是两汉士子进身的第一个台阶,而且是岁举,所以从这里出来的人才最多。只要翻翻《两汉书》,“孝廉”随处可见,直到汉代末期,曹操、李密等还都是“孝廉”出身。不过,此时的“举孝廉”已严重掺假,如当时的童谣讽刺说“举孝廉,父别居”[6]。第二,坚持同姓王分封制。汉代与秦代在体制上最大的区别,就是汉代在体制上实行双轨制,即分封制与郡县制相结合。这里的分封制,主要是分封同姓王,异姓功臣一般只能封侯,而且后来封地都不大,不能形成国中之国。这是因袭武帝“推恩令”的结果。过去,理论界有人认为,汉武帝以后汉代的政治体制与秦一样,都是郡县制,不妥。秦是完全“废分封、行郡县,子弟为匹夫”,怎么能与汉代相比?汉代在体制上一直以郡县制为主,分封制为辅,坚持“以孝治天下”不动摇。第三,不断完善有关“孝亲”问题的立法。如《汉书·宣帝纪》载:地节四年,诏曰:“导民以孝,则天下顺。今百姓或遭衰绖凶灾,而吏徭事使不得葬,伤孝子之心,朕甚怜之。自今,诸有大父母、父母丧者勿徭事,使得收敛送终,尽其子道。”为了使百姓能“尽孝”,免除“有大父母、父母丧者”的徭役;又诏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又解决了子孙“尽孝”与长辈“犯法”的矛盾。第四,由“孝亲”推及“敬老”,并将“敬老”也法制化。如《武威汉简》载:宣帝时曾“制诏丞相御史:‘高皇帝以来至本(始)二年,朕甚哀老小,年高受王杖,上有鸠,使百姓望见之,比于节。有敢妄骂詈欧之者比逆不道。得出入官府、郎第,行驰道旁道。......王杖不鲜明,得更缮治之。’”这是汉代关于“敬老”问题的立法。该汉简还有一因欺侮老人被重罚的案例:“河平元年,汝南西陵县昌里先,年七十受王杖,*(英+页)部游缴吴赏使从者殴击先,用诉,地大(太)守上谳廷尉。报:罪名明白,赏当弃市。”由此,可见汉代“以孝治天下”之一斑。汉代“以孝治天下”的原因汉代“以孝治天下”,主要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状况和统治者的成功治国经验等决定的。汉初的政治状况:如前所述,刘邦“刑白马盟誓”所建立的同姓王分封制,虽然巩固了汉政权,但尾大不掉,一些同姓王不服朝廷统治,甚至谋反,这对汉政权的触动非常大。如何对待同姓王分封制,以晁错为代表的观点认为,一定要依法打击,并予取缔。就是说,同姓王分封制是祸根。另一种以贾谊为代表的观点与晁错很接近,要么“废分封”,要么“众分封”,但都要采用强制手段来解决。这两种做法都违背了刘邦当年“封建亲戚,以藩屏汉”的初衷。事实上,汉初同姓王分封制的弊端只在于封国过大,不在于同姓王分封制本身。相反,同姓王分封制的长处十分明显:天下一家,异姓休想谋逆。而且,秦始皇当年不封子弟,陈胜、吴广在大泽乡一呼,天下响应,秦无“藩”可屏,迅即灭亡,是前车之鉴。汉若想使同姓王分封制既能继续发挥“封建亲戚,以藩屏汉”的积极作用,又能和平地解决封国过大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孝”对其笼络和感召。因为“孝”是血缘纽带中凝聚力最强的范畴,大家同祖同宗,“孝”是理所当然,无论是向中央朝廷“尽孝”,还是“以孝推恩分邑于子弟”,大家都心服口服。作者: 风魔1 2006-4-21 20:51 回复此发言--------------------------------------------------------------------------------4 回复:汉代“以孝治天下”初探汉初的经济状况:经济基础是小家经济。小农经济在思想上的根本要求是以伦理道德范畴做治国思想。汉初的“黄老之治”虽对其有一定关爱,但“黄老”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精神,对小家经济保护不利。如《史记·平准书》说:“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和促进小农经济健康发展,客观上就要求以儒家的“仁、孝” 思想治国。为什么汉代后来“以孝治天下”,没有“以仁治天下”呢?主要是由汉代小农经济的状况和“仁、孝”自身的特质决定的。我们知道,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一直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尽管在西周后期“厉始革典”时就已暂露头角,但真正在整个中国形成气候却是秦汉时期,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才标志其作为一个有生气的阶级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所以,汉代的小农经济仍属小农经济的早期。“仁、孝”作为治国思想虽都源于伦理道德,但二者是有分别的,这种分别来自伦理道德本身。我们今天都认为伦理道德是一个词,没什么区别。其实,在人类初期,伦理是伦理,道德是道德,二者的内涵不一样。伦理专指人们的血亲关系,道德则既包含人们的血亲关系,也包含了非血亲关系。人类最初的社会共同体是血缘家庭,所以伦理关系是人类的初始关系,随着血缘家庭的解体,至少在出现外婚制如“普那路亚”家庭时,才会产生道德。因此,相对“仁”来说,“孝”的范畴更古老。“孝”原是个纯伦理概念,产生于道德出现之前,“仁”则是在道德出现之后的产物。既然汉代仍处小农经济的早期,整个社会还不十分发达,“以孝治天下”比“以仁治天下”,更适合于小农经济的发展。汉初的思想状况:思想上虽主要以“黄老”治国,但不搞思想专制,允许百家复兴和并存。如惠帝时即下诏“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7];吕后时又重申:“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8];文帝时,为了“广游学”,增设《孟子》和《孝经》等博士[9],还专门派人到伏生处抢救《尚书》[10];至少在景帝时,已设《诗》、《春秋》博士,当时的辕固生就是《诗》博士、胡毋生和董仲舒都是《春秋》博士[11];武帝初期,又“置《五经》博士”[12]。汉初统治者对治国思想的探索始终是积极的,在“黄老之治”出现弊端后,文帝曾支持过贾谊“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景帝支持过晁错“削藩”,武帝支持过王臧、赵绾“立明堂以朝诸侯”,但由于怕惹起众怒,这些改革都未进行下去。特别是,晁错“削藩”的失败,连同他所崇尚的“申、商”理论也于武帝元年被罢。[13]汉代统治者经过一番痛苦的摸索,终于在武帝初期发现“孝治”可行,武帝也正是用“以孝治天下”解决了当时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思想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汉代是怎样发现“孝治”可行的呢?笔者认为,主要来自刘汉政权对汉初“孝治”的成功经验的总结。早在“黄老之治”时,“孝”就是汉代统治者治国的辅助思想。刘邦在建汉之初,曾倡导尊崇“三老”、上其父为“太上皇”[14];惠帝“令郡诸侯王立高庙”,“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即首次表彰“孝悌、力田者”[15];吕后“初置孝悌、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即“举孝悌、力田者授官”[16];文帝置《孝经》博士,除继续举“孝悌、力田” 授官外,还“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17]。尤其是十三年,缇萦上书救父,文帝为其“孝”所感动,还下过《除肉刑诏》[18];武帝一继位,亦下诏说:“古之立孝,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扶世导民,莫善于德。然即于乡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顺孙愿自竭尽以承其亲,外迫公事,内乏资财,是以孝心阙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为复子若孙,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19]即要求严格执行“受鬻法”,使“孝子顺孙得师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只有景帝时期对“孝”重视不够,中央朝廷与各同姓王的关系也最紧张,后期终于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平叛后,武帝三年,中山王刘胜等来朝。武帝置酒,刘胜一听到音乐响起便哭了,向武帝诤谏道:“臣闻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则?所托者然也。臣虽薄也,得蒙肺附;位虽卑也,得为东籓,属又称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亲,鸿毛之重,群居党议,朋友相为,使夫宗室摈却,骨肉冰释。斯伯奇所以流离,比干所以横分也。《诗》云“我心忧伤,惄焉如捣;假寐永叹,唯忧用老;心之忧矣,疢如疾首”,臣之谓也。”并“具以吏所侵闻。于是上乃厚诸侯之礼,省有司所奏诸侯事,加亲亲之恩焉。”[20]后来,武帝“以孝治天下”的决策当与此有关。作者: 风魔1 2006-4-21 20:51 回复此发言--------------------------------------------------------------------------------5 回复:汉代“以孝治天下”初探《孝经》在汉代治国中的地位理论界主导观点一直认为,汉代自武帝“崇尚儒学”后,主要以《五经》(《六经》)治国。如有人说:“经学是一门包含有丰富哲学内容的古老的学问,它的研究对象是儒家经典,即《易》、《诗》、《礼》、《乐》、《春秋》等《六经》。《乐》有声无书,所谓《六经》实际只有《五经》。......汉武帝立太学,置五经博士教授子弟,称为‘官学’。”[21]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正确的一面,但他把经学只定义为《五经》,再完全用《五经》来说明汉代的治国思想,则是片面的。必须承认,汉代的治国经典,除《五经》外,还有《孝经》和《论语》。汉人自已讲的也不是《五经》治国,而是《七经》治国。关于《七经》,《后汉书·赵典传》引李贤注说:“《三国志·蜀书·秦宓传》载,秦宓《与商书》曰:‘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谢承《后汉书》言赵典‘学孔子《七经》’。”今人施宣圆等主编的《中国文代辞典》说:“汉代提倡‘孝治’,贵族子弟先授《论语》、《孝经》,连同《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合称《七经》。”这一看法是很有道理的。所以,只讲汉代以《五经》治国,不讲《孝经》、《论语》是不对的。在《两汉书》中,记载学过《孝经》、《论语》的人很多。如《汉书》:《宣帝纪》载,孝武皇帝曾孙病已,“师受诗、论语、《孝经》”;《景十三王传》载,广川惠王孙去“师受《易》、《论语》、《孝经》”;《隽疏于薛平彭传》载,宣帝“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载,范升“九岁通论语、《孝经》”等。另外,两汉时期,为《孝经》、《论语》作注的人也不少,如何休、郑玄与马融就是三个代表。《后汉书·朱冯虞郑周列传》注引《汉官仪》说:“武帝初置《五经》博士,后增至十四人。太常差选有聪明威重一人为祭酒,总领纲纪。其举状曰:‘生事爱敬,丧没如礼。通《易》、《尚书》、《孝经》、《论语》,兼综载籍,穷微阐奥。’”可见,汉人确以《七经》为经典。应当指出,在《七经》中,汉代统治者最重视的只有两经,一是《公羊》,另一即是《孝经》。汉代“崇尚儒学”最流行的一句话是,假托孔子言:“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22]对此,班固在《白虚通·义德论》中解释说:孔子“已作《春秋》,后作《孝经》,何欲?专制正于《孝经》也!夫孝者,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孝经》者,夫制作礼乐仁之本,圣人之德已备”。可见,《孝经》的地位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这里的《春秋》不是指《春秋经》,也不是指《春秋三传》,而是特指《公羊传》,汉初人经常用《春秋》做《公羊》的代名词。但《公羊传》只在汉初最盛,到石梁阁会议时,它便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谷梁传》也被立为经,平分了《公羊》的秋色,《公羊》也逐渐走向了暗淡。因此,汉代真正一直走红的只有《孝经》。在汉代,与《五经》比,《孝经》是必读经。《五经》在原则上不要求“兼经”,即《五经》不必都通或一定要通两经以上,只要求通一经就行。《孝经》则是人人都要读,包括儿童和成人、男人和女人、文士和武夫,甚至包括外国留学生。如《汉书·匡张孔马传》载,匡衡曾上疏劝成帝“妃匹”说:“及《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后汉书·儒林列传》载:章帝时,“自期门羽林之士悉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其实,汉光武时期就曾令“虎贲士皆习《孝经》”;直到三国时,据《三国志·吴书·张顾诸葛步传》载:“权尝问韂尉严峻:‘宁念小时所暗书不?’峻因诵孝经‘仲尼居’。昭曰:‘严畯鄙生,臣请为陛下诵之。’乃诵‘君子之事上’,咸以昭为知所诵。”可见《孝经》在汉代的普及程度。汉代从中央到地方,都设“《孝经》师”,有时还搞研讨。如《汉书》:《平帝纪》载,“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并诏征天下通晓“《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昭帝纪》载,昭帝也诏曰:“《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赐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作者: 风魔1 2006-4-21 20:51 回复此发言--------------------------------------------------------------------------------6 回复:汉代“以孝治天下”初探汉代上至国家,下至官员,用人都以《孝经》为参照系。如《续汉书·百官志》说:“汉制:以《孝经》试士”;《后汉书·百官》也说:“《孝经》师主监试经。”这是国家的用人政策。《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载:韩“延寿尝出,临上车,骑吏一人后至,敕功曹议罚白。还至府门,门卒当车,愿有所言。延寿止车问之,卒曰:‘《孝经》曰:“资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驾,久驻未出,骑吏父来至府门,不敢入。骑吏闻之,趋走出谒,适会明府登车。以敬父而见罚,得毋亏大化乎?’延寿举手舆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过。’归舍,召见门卒。卒本诸生,闻延寿贤,无因自达,故代卒,延寿遂待用之。其纳善听谏,皆此类也。在东郡三岁,令行禁止,断狱大减,为天下最。”汉人教育子女,不论是士大夫还是一般百姓,经常援引《孝经》。如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临终前嘱咐司马迁要继承他的事业写《史记》时曾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23];《后汉书·仇览传》注引《谢承书》载:“元人羊凶恶不孝,其母诣览言元。览呼元,诮责元以子道,与一卷《孝经》,使诵读之。元深改悔,到母床下,谢罪曰:‘元少孤,为母所骄。谚曰:“孤犊触乳,骄子骂母。”乞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于是元遂修孝道,后成佳士。”更有趣的是:东汉末年张角起义,向栩担心兴兵扰民,便建议朝廷:“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当自灭”[24];又,宋枭为陇右刺史,患多寇叛,曾设想以《孝经》平叛,建议朝廷:“凉州寡於学术,故屡致反暴。今欲多写《孝经》,令家家习之,庶或使人知义。”[25]如今天较有影响的黄梅戏《天仙配》,原型就是汉代“董永遇仙”。董永为什么能遇仙呢?因为他“卖身葬父”,“孝感天地”。可见,《孝经》在汉代已植入了人们的信仰。综上可见,汉代“崇尚儒学”,从根本上说,是“以孝治天下”。正确认识汉代的“以孝治天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它能使我们认清汉代“崇尚儒学”的实质,即主要不是《五经》,而是《七经》中的《孝经》。其次,它能使我们认清汉武帝时期政治变革的主要举措,就是确立了用人制度上的“举孝廉”,和下了解决同姓王分封制弊端的“推恩令”。第三,它能使我们认清汉代的“重孝”与后世“重孝”的根本区别,即汉代的“重孝”不是侧重于信仰和伦理道德,而是侧重于政治指导思想。第四,只有正确认识汉代的是“以孝治天下”,才能更好批判继承中国古代的“孝治”思想,进一步完善我们今天的“德治”理论。作者: 风魔1 2006-4-21 20:51 回复此发言--------------------------------------------------------------------------------7 回复:汉代“以孝治天下”初探参考文献:[1][4][5][11][23]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序、史记·儒林列传、史记·太史公自序[M].[2][3][7][8][10][12][13][14][15][16][17][18][19][20][24][25]班固.汉书·张陈王周传、汉书·贾谊传、汉书·惠帝纪、汉书·高后纪、汉书·文帝纪、汉书·晁错传、汉书·景帝纪、汉书·武帝纪、汉书·武帝纪、汉书·高帝纪、汉书·惠帝纪、汉书·高后纪、汉书·文帝纪、汉书·刑法志、汉书·武帝纪、汉书·景十三王传[M].[6]汉乐府·桓、灵童谣[M].[9]赵歧.题词[A]. 赵歧.孟子注[M].[21]张岱年等.中国哲学史通览[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4.130.[22]孝经·钩命诀[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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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木夕-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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