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伦理克隆论文范文

如今，生命伦理学及其重大问题如基因伦理问题、克隆伦理问题、干细胞伦理问题等成了倍受各国政府、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何以会如此呢？从大的背景看，生命伦理学的勃兴是生物学世纪的必然产物；从小环境看，人们不得不承认，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不尊重生命的现象。人们发自内心地呼唤生命伦理，希望它 成为我们社会的一种普遍的道德意识。 生命伦理学的主旨 生命伦理学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短短40余年，它已经走过了一条从具体到抽象、从伦理观念到实践操作的不平凡道路。值此，我们可以也需要凝炼出这一年轻学科的根本宗旨了，这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生命伦理学及其对我们时代的影响。 生命伦理学发轫于对人体试验、安乐死、器官移植、辅助生殖、生育控制、遗传优生等道德难题的求解，也就是说它是从问题出发的。诸如：能否在病人或受试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人体试验？关闭一个脑死亡病人的呼吸机是否违背医学宗旨？在器官严重短缺时能否允许器官买卖？大量经费投入人造器官的研制是否会造成社会资源分配不公？能否阻止有遗传缺陷的胎儿出生？如何确定“试管婴儿”的父母？这些由生物医学新技术带来的难题前无古人，所涉及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研究中虽然也有对传统伦理学（理论伦理学）的运用，但总起来看，理论是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了。于是，生命伦理学似乎是以一种“就事论事”的研究范式取得了早期成果，如论证并确立了安全优先、知情同意、病人自主、禁止器官买卖、保护病人隐私等医学道德规范和生物研究规范。这些成果不仅回答了现实问题，应对了科技挑战，还激活或拯救了古老而沉闷的理论伦理学，甚至与实践推波助澜，在许多国家诱发了病人维权运动。 即便生命伦理学的初期阶段是问题式研究，它也对学科发展作了最基础的奠基。20世纪70年代末，生命伦理学开始步入理论构建阶段。它一方面继续拓展“解难题”的疆域，把基因工程、公共卫生伦理、基因治疗、对精神病人的行为控制、遗传咨询等新问题纳入视野；另一方面，它尝试着从具体规范中总结、提炼出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1978年，美国国家保护人类生物医学与行为研究对象委员会发表了培尔蒙特报告，其中提出尊重、有利、公正三项原则，并认为可以广泛应用于医疗卫生服务。1979年，贝奥切普和查德里斯出版《生命伦理学的基础》，提出自主、有利、不伤害、公正四原则，这就是国际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界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四原则虽然也遇到批评，但它还是获得了广泛认同。各国学者纷纷将其作为理论工具，运用于分析解决新的难题如转基因技术、人类基因组研究、克隆技术、干细胞研究、再生医疗、艾滋病等领域中的伦理问题。在“解难题”活动中，四原则得到丰富、扩充和具体化；并发展出不少辅助假设、辅助说明用以解决原则与原则之间的矛盾。更可喜的是，近年还出现了探讨生命伦理学方法论的成果。于是，生命伦理学以四原则为核心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体系逐渐丰满起来。 四原则是生命伦理的四种基本价值，也是生命伦理评价的四项基本标准。贯穿四原则的更终极的价值、更高的标准是什么呢？是尊重生命的原则。自主、有利、不伤害、公正最终都是指向人的生命的。生命伦理学所有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在论证、倡导、贯彻、推行尊重生命的道德观念。尊重生命是生命伦理学的根本宗旨或主旨。 尊重生命原则的确立 尊重生命包括尊重人的生命和对非人的生命给予一定程度的尊重。环境伦理学（生态伦理学）诞生后，承担了论证和宣传尊重非人的生命和非生命的自然的任务。因而，在生命伦理学语境中，尊重生命就是指尊重人的生命形式，并且主要是指尊重人类每一个个体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存在和健康利益。 尊重生命，作为一种朴素的道德观念，源远流长。在原始宗教、三大宗教、部族习俗、传统道德中都有尊重生命、关爱生命、敬畏生命的道德内容或训诫。为什么要尊重生命呢？在这些早期的道德意识中，主要是以神性和直觉两种方式来作回答。因为人是至上神的创造物，他被涂上了神性的灵光。敬神就必须爱人、必须尊重人的生命。宗教从来没有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统治力量，儒学就以直觉的方式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要尊重生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生命受到伤害，也就不能去伤害其他人的生命；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当看到别人处在病痛、流血、生命遭受摧残时，自己也本能地感到痛苦。于是同情之心、好生之德油然而生。自从以康德为代表的思想家提出要把道德全部建基于纯粹理性之上，使之成为一种实践理性之后，伦理学开始从合理性上找寻尊重生命的根据。总结近现代伦理思想，尊重生命的理性根据主要有三点。 第一，提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所以必须尊重生命。这是道义论的基本理念。人类一切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为了追求人的幸福，人本身就是目的。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艺术、科技、教育乃至国家、政府最终都是服务于人的手段。买卖人体器官、买卖血液、收费代孕等行为是把原本是高贵的、作为目的的生命或其一部分当成了获利的手段，因而是不正当的。不法者把矿工的生命、把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以及食品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利益当作牟取暴利的手段，更是对尊重生命原则的公然挑衅。“人是一个可尊敬的对象，这就表示我们不能随便对待他……他乃是一种客观目的，是一个自身就是作为目的而存在的人，我们不能把他看成只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改变他的地位。”（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引自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第371页） 第二，提出人是最高价值，所以必须尊重生命。这是功利论的理据。人世间有千百种价值，当不同价值发生冲突时，当不同人的利益相互矛盾时，功利论主张通过算计价值、权衡利害，取向于那种能使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的抉择。因为人的生命是实现人生幸福和其它一切价值的首要前提，对于个体而言，失去生命等于失去整个世界，生命一旦失去不可复得，因此，功利论在价值比较时无疑赋予生命以最高价值。人之生命既然是最高价值，就没有等价物可与之相比照，所以我们说生命是无价的。为什么我国政府在坚决反对生殖性克隆的同时，赞同和支持治疗性克隆？就是因为我们认为后者是以牺牲早期人胚（14天前的细胞团）为代价，去赢得挽救无数病人生命的治疗方法。得失相权，它更能体现对人的生命的尊重。 第三，认为尊重生命具有最大的普遍性，所以必须尊重生命。这是从伦理原则的可行性而言。不同文化群体的价值观念存在着差异，但只要不是反人类的文化（如邪教），恐怕都会认同对生命的珍视和关爱。因为人人都希望自己的生命不要受到伤害，都希望别人尊重自己的生命和健康。这样的环境何以可能？只有靠每一个人都尊重他人的生命来营建。尊重生命的普遍性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我们不能期望所有人都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是高层次的、高境界的道德要求。但我们可以要求所有人都尊重他人的生命，没有正当理由，决不能去伤害他人的生命。这是底线道德，也是最有普遍意义的道德。 上述三个理据相互补充，相辅相成，构成对尊重生命原则强有力的论证，使之成为某种不可辩驳、无庸置疑的“绝对命令”。生命伦理学之所以能迅速发展成为一种充满活力的“普世伦理”，关键就是因为在它的旗帜上，写上了尊重生命这样一个朴素、坚固而又属于现代性的伦理精神。 生命伦理学的使命 生命伦理学今后的方向，一是秉承问题研究的传统，并向体制化、建制化方向发展，即通过学术研究→伦理委员会→决策或立法或制订管理办法的途径，把个案研究成果向法权体系渗透，切实发挥伦理对实践的引导和规范作用；二是继续深化理论认识，搭建不同文化群体可以相互沟通、相互对话的理论平台。回顾历史，似乎给人一种印象，生命伦理学是为解决医学生物技术中的道德难题而生；为继续解决此类难题而存在。直观看问题，此言无大错。但是，抚今追昔，我们越来越感到，生命伦理学的产生是有社会文化背景的。尤其在当代中国，它的迅速传播是与社会文化进步的需要相呼应的，它的发展具有超越科学技术界限的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20多年，我国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方面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但近几年，人民的生命健康遭受不法侵害的问题比较突出。食品安全、生产安全、交通安全、执法侵权方面的重大事故或案件被频频曝光、严肃查处，但问题仍然接二连三。这里存在一个对待生命的认识和态度问题。 建立健全我们民族的生命价值观和生命伦理观任重而道远。生命伦理学的直接任务是解决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和行为规范问题，但它的终极价值和使命是弘扬尊重生命的伦理精神。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和教育，是从一个特殊的视角———解决科技发展与生命尊严之间的冲突关系，来向人们、向社会一再强调和反复昭示：人之生命具有崇高价值，这种价值使得每一个人都享有一份作为人的特殊的尊贵和威严，这就是人的尊严。人的尊严使之不同于物，也不同于其它非人类的生命形式，必须予以最高程度的尊重。在实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生命伦理学同时肩负着在全社会普及尊重生命这样一个底线伦理的神圣使命。

一、克隆技术的科学意义及经济价值 克隆技术的突破,首先标志着人类对生命的认识水平与改造能力的提高,这本身是人类文明的长足进步。作为生物工程的一项重要成果,克隆技术为解决某些日益尖锐的问题和矛盾提供了多种可能的途径和方法。 (一)克隆技术给医学领域带来美好应用前景。在人类基因组的带动下,人们正在进行治疗性克隆试验,旨在生产克隆的或单性生殖的人类胚胎以获取干细胞,为人类研究癌症、艾滋病、老年痴呆、帕金森氏症等疑难病症,从基因层面揭示疾病产生的分子生物学机制,预报人体的机能和病理变化,找到标本兼治的治疗方法。克隆生物工程技术将克服中西药的弊端,将使医学在21世纪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治疗性克隆和干细胞研究为人体缺失器官的修复和重建带来希望,不但能治疗或预防器官功能衰竭,而且能防治衰老,解决目前我们面临的寿命延长而生命质量低下的难题。寿终无年、青春常驻的梦想在21世纪有可能会逐步成为现实。 (二)克隆技术有助于加速动植物育种过程。作为人类在生物科学领域取得的一项重大技术突破,克隆技术反映了细胞核分化技术、细胞培养和控制技术的进步,为挽救濒临灭绝物种提供了多种可能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利用优良动物品种的体细胞提供细胞核来克隆动物,可以避免自然条件下育种所受到的动物生育周期和生育效率的限制,缩短育种年限,提高育种效率,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出有更高经济价值的动物新品种来;可以再现物种,保护和拯救濒危动物。同时,运用克隆技术可以超越自然节奏,主动调控生物链及生态环境,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地球这一万物共有的家园。 (三)克隆技术将引起制药业和农业生产的革命。利用体细胞克隆技术使外源基因整合到受体细胞中并稳定地遗传到子代,可以用来大量繁殖许多有价值的基因,直接生产出人类适用的医药用蛋白等高效药物。如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有希望使侏儒患者重新长高的生长激素和能抗多种疾病感染的干扰素等。克隆山绵羊将会出现人类新的制药厂,生产人类健康需求的应有尽有的药用动物或动物药。据计算,一头转基因山羊一年提供的人凝血因子LX活性蛋白相当于上海全年献血总量所含同类蛋白的总和。人们一旦突破克隆生物技术,就能改变农作物的基因型,产生大量抗病、抗虫、抗盐碱和 遗传性质稳定的新品种,培育动物的优良品种,培育生产奶量高,奶中富含人体所需营养物质的乳牛,以满足人体对营养的需求。 二、克隆技术的负面作用与问题思考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对于社会的作用是双重的,克隆技术也不例外。克隆技术的发展伴随着对伦理道德的影响的冲击,其负面作用不容忽视。 自“多莉”羊诞生以来,关于克隆技术的争论日渐激烈。克隆技术的迅速发展,不仅为自然科学领域瞩目,也受到了社会科学领域的科学家的关注。因为,一旦这一技术被应用于人类自身,既克隆人的产生,那将是对人类社会伦理道德的一项严峻挑战。克隆人可能对社会道德、社会伦理产生不可预料的负面影响:第一,它危害了伦理学的不伤害原则。从“多莉”羊的实例可以看出克隆动物的成功率很低,如果在人身上做成功率可能更低,而且很可能会产生出许多畸形的、具有严重缺陷的克隆人,自然会造成对他们的伤害;第二,克隆人违背了伦理学的自主原则。被克隆者作为人所享有的独特性被粗暴的剥夺了;第三,克隆人违背了伦理学的平等原则。克隆人也是人,我们不能将他们仅仅当作为他人的目的服务的手段和工具。 对克隆技术持否定态度的人看到了克隆人可能引发的一系列社会、伦理、法律等问题。从政治角度看,克隆人的出现可能使人类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从经济角度看,克隆人可能使人的生产劳动发生畸形分化,如让克隆人当奴仆以及作为人的工具;从人类学和社会学角度看,克隆人与供体者的关系将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从法学角度看,克隆人将给法治社会制造不易化解的困境;从心理学角度看,克隆人有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从进化论角度看,克隆人不利于人类的进化;从哲学角度看,克隆人消除人的个性,破坏人类的多样性。在克隆人可能引发的社会性问题中,最大量、最复杂的恐怕还是道德伦理问题。从社会伦理角度看,克隆人对人类发展的干预会影响人种的自然构成和自然发展。克隆人的出现将使两性结合繁殖后代的传统生殖模式被打破、人伦关系模糊以及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甚至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制造人类灾难;从家庭伦理角度看,克隆技术用于人体繁殖,会加剧家庭多元化趋向,还会从根本上改变人的亲系关系,确定人类亲系关系的标准也将发生改变;从性伦理学角度看,它完全改变了人类自然的、基于性爱的生育方式,使人口的生产与性爱分离,破坏人类的情感;从生命伦理学角度看,它破坏了人拥有独特基因的权利,有可能导致人种的退化,还会使正常的生与死的概念发生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