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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孟子民本思想的内容1,民贵君轻,人民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孟子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 (《孟子·尽心下》)无土地无以立国,无人民无以存国,无政事无以治国,把人民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更可贵的是,他又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在孟子看来,在人民、社稷、君主三者之间,人民最为重要。田野之民虽然卑贱,但是得到他们的拥戴就可为天子;天子的地位虽然尊贵,但是得到其赏识也不过为诸侯。如果诸侯君主的行为危及到社稷,就更换之。如果祭祀不失礼,而土谷之神不灵效,也可以变更神位。君主,社稷都可以变置,惟有人民是永存不可以动摇的。变更君主,更换社稷,都是为了人民安居乐业。很显然,孟子把实际政治生活中的君、臣、民三大社会等级中处于最下层的“民”凸现到最重要的地位,也就意味着,他是把“民”作为国家的主体。2,君主要得民心、顺民意,与民同乐。既然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因此如果君主想要保证邦固国宁的话,就必须得民心,顺民意,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借上古先民对周文王和夏桀的态度说明只有与民同乐,人民才能拥护他。文王借助民力修台建池,老百姓却很高兴。王说不急,百姓却更卖力。这是因为:“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而夏桀暴戾,人民诅咒道:“时日害丧,余及女偕亡。”夏桀你何时才能死掉啊,我宁愿和你一起去死。到了“民欲之偕亡”的地步,“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1](《孟子·梁惠王上》〉要做到与民同乐。就须顺民意、得民心。只有这样,人民才会真心爱戴拥护这个君主。孟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给予人民他们想要得到的,而不是把他们所厌恶的强加给他们,就会得到民心,人们就会像水向下流一样自然而然地去归依施仁政的君主。所以,孟子概括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1](《孟子· 梁惠王下》〉正是基于以上思想,孟子警告统治者在思想上要重民、爱民,军事上要避免战争,安民、救民,在经济上要制民之产,富民、利民。3, 孟子民本思想中的民主因素。由于孟子所处的时代条件所限,他的思想不可能超出君主专制的大框架,但他的思想中已经有了一定的民主因素,而民主思想恰恰是民本思想的最高境界。第一,君主无道,可以更置。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孟子用类比的方式一步步推进,如果朋友不信则弃之,士师不称职则不用。那么,如果君主不治,当然也可以废之。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於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1](《孟子·梁惠王下》)这里面包含一个逻辑关系:君主行仁义之道时方可称作君主,如果不行仁义那也就丧失了作为君主的资格,只是一个“独夫”,他的统治已经失去了合法性,那人民讨伐他就是“诛一夫纣”,是合天道的的。这其实是孟子把孔子的正名思想运用为一种革命理论,表现出鲜明的民主主义色彩。第二,国家政事要征求人民的意见。民主主义的理论基础是统治者的权利是人民让予的,所以治者的权力要征得被治者的同意。孟子在这方面也有相关论述。他认为举荐贤人,决狱刑罚,必须尊重民意:“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1](《孟子·梁惠王下》)左右、诸大夫代表的只是少数的意见,所以不听。政事必须听取人民的意见,以国人的意见为标准,这是“政出于民”的思想。孟子是提倡“禅让”制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势下,禅让已经不行,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强调举荐贤人要征得人民的同意。所以近人宋恕谓:“儒家宗旨有二:尊尧舜以明君之宜公举也;称汤武以明臣之可废君也。”[3](p51)第三,对君主权力的制约。虽然孟子并没有提出三权分离,相互制衡等现代民主思想。但他也并不认为君主的权力是无限制的。孟子的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天威压制君威,又以民有偷换天有。”[3]统治者自称为天子,即天之子,他的所作所为必须遵守天的命令,其实质就是上天在人间的代理人。但是,孟子又引用泰誓中的话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1](《孟子·万章上》)这就是说,天意是以民意为标准的,天意代表的是民意,那么民意也就是天意。这样一来,君主表面是受天帝制约,而实质上是受民意制约,为民众负责的。正如梁启超所说的:“此种‘天子政治’之组织,其所谓天者,恰如立宪国无责任之君主;所谓天子者,则当其责任内阁之领袖。天子对于天负责任,而实际上课其责任者则人民也。”[4]依此推理,如果君主对人民不负责,人民便可以将其罢免。这里隐含着一种思想,即人民实质上有立法权和监督权的。第四,给予臣下一定的独立权力。孟子说:“今有璞玉於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於教玉人雕琢玉哉?” [1](《孟子·梁惠王下》)孟子通过形象的比喻来论证他的学说:比如说现在有一块价值连城的玉石,必然请专业的玉师雕琢,才能成器。治理国家也是一样。如果国君臣子说,放弃你的特长,只能按照我的意志去办,这同教玉师按照君主自己的意志去雕琢玉石有何区别?这里透露出来的意思是,国君不仅要选拔和任用各种有专业知识的贤能之士,以各尽其才,完成治理国家的各种任务,而且要尊重人才,使他们能够独立行使权力,而不可任意干预,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们。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主张含有分权的意思。第五,强调道德对权力的相对独立性。一方面,孟子强调君臣关系的双向性,强调双方应该互相尊重。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1](《孟子·离娄下》)。另一方面,道德尊于权势。孟子主张君臣双方在德与位的关系上是互为主从的。“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1](《孟子·万章下》)他所说的“何敢与君友”是一种“假惺惺”的自谦,实质上是不屑于与君为友的。他所说的“奚可以与我友”则是一种“骨子里”的自傲,实质上是要为王者师。[3](二)孟子民本思想的局限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孟子的民本思想是包含着许多民主因素的,但何以并没有最终发展为民主主义或民主政治呢?除了民主政治的物质基础尚未具备外,我想至少还有以下两方面原因:1,孟子的民本思想只强调君主的义务,而不提倡人民的权利。用梁启超的话就是:“儒家仁政民本思想的最大缺点,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4]《孟子》一书多是孟子对诸侯王的说教,劝告诸侯要“为民做主”,而不是倡导人民“当家作主”。很显然,在孟子的民本思想中,君主是施动者,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而民众则是受动者,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那么,如果有幸遇上了圣君贤王就可以安居乐业,而不幸遇上的是昏君暴君,那就只好被被虐待被岢压。虽然孟子有民众可以废君重立的思想,但是那也只是孟子对君主的警告,而不是面向民众的呼吁。而且,废君重立只是一种非常态的社会状况下的暴力革命手段,是以社会动荡,人民流血牺牲作代价的。在多数情况下,如果国君并不是十恶不赦、无可救药,是难以发起革命改朝换代。而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人民并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没有合法的、和平的表达利益的渠道。所以,梁启超说:“夫徒言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而政之所出,其权力乃在人民之外。此种无参政权之民主,其效几何?”[4]2,民本主义总是企图假借天威或道德的说教来使专制君主向历史上的圣君看齐,却很少乃至从未考虑通过法律制度的约束以避免政治领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虽然天威使人畏惧,但毕竟遥远;虽然道德可以“格君心之非”,但毕竟软弱无力。于是,正如梁漱溟所说,民本“理想自理想,现实自现实,终为一不落实之文化。”[4]没有法律制度的保证,民主理想只能沦为空想。当然,我们不能离开所处的时代去苛求古人的思想,古人有他们所面对的时代背景和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我们指出孟子的局限性并非是要否定孟子的思想。实际上,在先秦时代孟子能有此宏论,本身就难能可贵,孙中山就曾说过:“依我看,中国进化比较欧美还要先,民权的议论在几千年前就老早有了,不过当时只是见之言论,没有形成事实。”我们以今人的眼光看古人,找出他的局限,只不过是要完成今人的任务——实现民主。民本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内容,而民主是现代文明社会的灵魂,民本与民主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现代性不能通过与传统的彻底决裂而获得,只能通过对传统实行创造性转化而获取。如果我们将民本与民主的区别夸大为对抗,将会斩断民主主义的传统资源,只有从两者的联系发展为会通,才能找到民本主义的现代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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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笨儿9999

语出孔子的《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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袜子飞了

这个难度很大,老子是圣人,无法评论!就写下对道德经的理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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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宝儿yz

孟母三迁 [白话]过去孟子小时候,父亲就死了,母亲仉氏守节。居住的地方离墓地很近,孟子学了些丧葬、[足辟]踊痛哭这样的事。母亲想:“这个地方不适合孩子居住。”就离开了,将家搬到街上,离杀猪宰羊的地方很近,孟子学了些做买卖和屠杀的东西。母亲又想:“这个地方还是不适合孩子居住。”又将家搬到学宫旁边。夏历每月初一这一天,官员进入文庙,行礼跪拜,揖让进退,孟子见了,一一记住。孟母想:“这才是孩子居住的地方。”就在这里定居下来了。 孟子受教免休妻 孟子的妻子独自一人在屋里,蹲在地上。孟子进屋看见妻子这个样子,就向母亲说:“这个妇人不讲礼仪,请准许我把她休了。”孟母说:“什么原因?”孟子说:“她蹲在地上。”孟母问:“你怎么知道的?”孟子曰:“我亲眼看见的。”孟母说:“这是你不讲礼仪,不是妇人不讲礼仪。《礼经》上不是这样说吗,将要进门的时候,必须先问屋里谁在里面;将要进入厅堂的时候,必须先高声传扬,让里面的人知道;将进屋的时候,必须眼往下看。《礼经》这样讲,为的是不让人措手不及,无所防备。而今你到妻子闲居休息的地方去,进屋没有声响人家不知道,因而让你看到了她蹲在地上的样子。这是你不讲礼仪,而不是你的妻子不讲礼仪。”孟子听了孟母的教导后,认识到自己错了,再也不敢讲休妻的事了。 孟子思想 政治思想: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就是划分整理田界,实行井田制。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是一种封建性的自然经济,以一家一户的小农为基础,采取劳役地租的剥削形式。每家农户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吃穿自给自足。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使人民拥有“恒产”,固定在土地上,安居乐业,他们才不去触犯刑律,为非作歹。孟子认为,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统治者再兴办学校,用孝悌的道理进行教化,引导他们向善,这就可以造成一种“亲亲”、“长长”的良好道德风尚,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认为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拥护,这样便可以无敌于天下。孟子所说的仁政要建立在统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上。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但是,这种同情仁爱之心不同于墨子的“兼爱”,而是从血缘的感情出发的。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政就是这种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体现。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他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保证。 为了说明这些道德规范的起源,孟子提出了人性本善的思想。他认为,尽管各个社会成员之间有分工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别,但是他们的人性却是同一的。他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这里,孟子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摆在平等的地位,探讨他们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这种探讨适应于当时奴隶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对伦理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进。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的道德是天赋的。是人心所固有的,是人的“良知、良能”,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本质特征。他说:“仁义礼智根于心”,“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其理由是人人都有“善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称为“四端”;有的人能够扩充它,加强道德修养,有的人却自暴自弃,为环境所陷溺,这就造成了人品高下的不同。因此,孟子十分重视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孟子对于士阶层的要求是严格的,认为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也要奋发向上,把恶劣的环境当作磨练自己的手段。应该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丈夫。如果遇到严峻的考验,应该“舍生而取义”,宁可牺牲生命也不可放弃道德原则。他认为通过长期的道德实践,可以培养出一种坚定的无所畏惧的心理状态,这就是所谓“浩然之气”。这种气“至大至刚”,能够主动扩张,充塞于天地之间。 孟子的性善说是一种道德先验论。宋代以后,为理学家们普遍接受,成为正统的人性论思想,影响深远。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 关于天人关系,孟子认为天与人二者是相通的。从天的方面来说,天是万事万物的主宰,人事的一切,都是由天决定的。从人的方面来说,不仅人的善性来自天赋,而且人心的思维功能也是天所赐与的。人心具备天的本质属性,只要反反求诸己,尽量发挥、扩展自己的本心,就可以认识天。 孟子极力追求尽心、知性、知天的精神境界。为了达到这种境界,他提出了一套道德修养的方法和认识论的思想,强调主体的自觉、向内追求,认为如果达到了这种境界,可以产生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 孔子身世 据考证,孔子的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国的一位大夫,做过大司马,在宫廷内乱中被杀,其子木金父为避灭顶之灾逃到鲁国的陬邑,从此孔氏在陬邑定居,变成了鲁国人。 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母亲叫颜征在。叔梁纥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建立过两次战功,曾任陬邑大夫。叔梁纥先娶妻施氏,生9女,无子。又娶妾,生一子,取名伯尼,又称孟皮。孟皮脚有毛病,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又娶颜征在。当时叔梁纥已66岁,颜征在还不到20岁。 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城东南)。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岁时,叔梁纥卒,孔家成为施氏的天下,施氏为人心术不正,孟皮生母已在叔梁纥去世前一年被施氏虐待而死,孔子母子也不为施氏所容,孔母颜征在只好携孔子与孟皮移居曲阜阙里,生活艰难。孔子17岁时,孔母颜征在卒。孔子19岁娶宋人亓官氏之女为妻,一年后亓官氏生子,鲁昭公派人送鲤鱼表示祝贺,孔子感到十分荣幸,给儿子取名为鲤,字伯鱼。 孔子其人 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个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份子。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份子。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3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识,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第,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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