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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与明末儒学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02》（[日] 冈田武彦）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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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王阳明与明末儒学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02

豆瓣评分：8.6

作者: [日] 冈田武彦出版社: 重庆出版集团 北京华章同人出版年: 2016-12页数: 432

内容简介

《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以宋、元、明时期的思想文化为背景，特别是儒学发展史为背景，在简明生动地概述宋明思想文化发展的脉络和特点的基础上，不仅系统而深刻地论述了阳明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其内容、特点、社会影响、历史作用，而且系统和细致地论述了阳明心学的分化、演变和 明代中后期王 门各派各家的离合同异、学术宗旨，并以阳明学、阳明后学与朱、陆之学，特别是明末其他儒学流派做了具体而微的对比。

《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不仅能使读者宏观而系统地了解明代儒学，特别是阳明心学的发展史、演变史，而且能给读者以很大的思想启迪，深入理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思想。

作者简介

冈田武彦（1908—2004）：国际阳明学大师，日本当代著名儒学家，被儒学大师杜维明赞为“儒学祭酒”。

1934年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1958年任九州大学教养部教授，196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66年应聘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1972年荣退后为九州大学 名誉教授，并获“中华学术院荣誉哲士”称号。曾任日本中国学会理事、评议员，东方学会名誉会员、评议员等重要学术职务。主要论著有《王阳明与明末儒学》《江户时期的儒学》《中国思想的理想与现实》《宋明哲学的本质》等。此外还有《东洋之道》《坐禅与静坐》《楠本端山》《日本的儒家》《中国与中国人》等十余种著作和《王阳明文集》《刘念台文集》等编译作品，并与人合作主编了《朱子学大系》《阳明学大系》《近代汉籍丛刊》《日本思想家丛书》《王阳明全集》（译注本）等丛书和多卷本文集。

为研究阳明心学，冈田先生曾亲访中国八省区八十余县市，行程两万余里。又亲自捐款并大力募款，修复中国境内多处阳明墓和纪念碑亭，以及阳明故居的瑞云楼等，为中国人重新重视、重新认识王阳明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对于推动当代中国阳明心学及传统文化的发展厥功至伟。

① 人不能不怀旧。 当时光悄无声息的抹去记忆中的苦痛，旧事就成为自己犒赏自己的财富。 当人静下来的时候，旧事便成了背囊里的干花，被碎成细细的渣末，却依然执着的弥漫着熟悉的味道，在现实的空气里给我以安慰和支持。 如果说时尚的本质特征是一种求新、求变的潮流涌动，那么怀旧这个字眼几乎就很像是时尚的反义词了。可是世间事有时真的很奇妙，怀旧不仅成为了如今的一种时尚，而且还是众多时尚品类中最时尚的样式之一。 也许，旧时的人们如孩童般把对生命的疑问和生活的希冀去向未来探求，而如今这些历经了世事沧桑的人们似乎意识到生命中的有些东西或许并不存在于未来之中，反倒有可能是一不小心掉落于过往的岁月里了，于是回过神来将搜寻的目光落向旧日的时光。 这一种顿悟般的情绪，忽然在某一日的晨间或某一夕的黄昏，如雾一样在这座城市里弥漫开来，晕染了一大群人。就这样，这种被称为怀旧的情绪无言、无尽、无可解脱，且迅疾如潮流般成为一种时尚。 一个人的怀旧往往会寄情于一些老相识、老故事、老古董，一座城市的怀旧则往往刻画于老地图、老马路、老建筑。怀旧如同时常漂浮于一个人脑海的一缕挥之不去的青烟。 玛格丽特·杜拉斯在《情人》的开头这样写到：“我已经老了，有一天……”。于是苍茫，萧瑟的气息便迎面袭来，不浮躁，不造作。杜拉斯的怀旧干净的透明。 这是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怀旧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人生哲学。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正充斥着越来越多的人造自然，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怀念童年时墙角的一棵小草，怀念稻花香和茉莉花香混杂的气息。 其实，我们每一年都在怀旧。怀旧，是一种永恒的乡愁。从旧迹中寻找逝去年代的美丽，从回忆中品味久远岁月的沧桑，古今中外，无论是达人还是草民，概莫能外。 这个世界中的许多部分——特别是物质生活的层面——并非由某个个人所决定，许多的对象便自然地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经验或记忆。在一来一往的消费中，商品在时间的累积中转变为记忆生命历程中的情感对象。从而，新替代旧，并没有割裂新与旧的关系。每个特定的旧都只是更大传统内的子传统并且参与构成了大传统的历史多元性，从而一个特定旧的消逝，并非意味着整个传统的消亡。 过去我们认为新与旧是一种互斥关系。因为旧通常意味着稳定，旧事物已经让我们感到幸福了，何必再去创新？反之，新通常意味着颠覆旧。现在我们发现，这种想法并不正确。新与旧是可以并存且相辅相成的。你只要挖出一个旧的好东西，赋予新意，任何旧东西就立即摇身一变成为新的流行元素。 想想看，我们面对的真是一个好年代，拥有过去数千年人类的所有创意素材，只要你把记忆力加上创造力，任何旧东西都可变为新东西！中式对襟袄被冷落几十年之后，摇身一变成为唐装而风行。但现在的唐装已不是简单的复旧。与50年前的式样相比，唐装变连袖为外接袖，更加凸显人体线条。进行了新的组合，使旧日风采更迷人。一句话，怀旧是永恒的，但怀旧的内涵是善变的。所以，我确信这是一个时代趋势，将新与旧妥善地合二为一，将成为一种独特的新！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如今的怀旧风潮愈加浓烈成为一种时尚。说到底，怀旧是对过去记忆的唤起，对昔日的向往，也是一种揉进了新意的体验。时代的变迁，注定了我们去怀旧。当我们一起怀念过去的时候，怀旧不可避免地成为潮流……②读到《笑傲江湖》中丹青生将十年新酿加入到五十年的陈年美酒中，那陈酿顿时少了储存经年而生的燥烈之气，且陈酿中多了新酒的清甜，新酒中又多了陈酿的余蕴，交相融合，叫人回味不绝。顿时有所悟，或者新与旧之间，并非矛盾对立。新旧相融，互为辉映，才能焕发出真正的美好。因为旧是新的基础。新生之物无法凭空而来，往往是对旧物的继承和发展。若说新为高阁，旧则为地基，若无支持，新生之物已不过是空中楼阁。想到那段文化的黑暗岁月中，多少激愤青年对着孔子儒家猛打猛砸，高唱所谓的“新文化”。历史证明，这种为求“新”而一味忽视，乃至于片面否定“旧”的做法，实是文化史上的一段耻辱。现下所热门的“和谐社会”之说，其实颇值得品味，那岂不正是孔子“仁”“和”思想在新时代所发之光辉？！新，不论是发展也好，改造也罢，总是要立足于旧，才站得住脚跟。而新，又是对旧的绝好补充，是对旧的扬弃。一味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亦是一种可怕的偏颇。便如清末，资本主义发展早已日新月异，制度文明领先了一个时代，朝中大佬依旧抱着“夷制皆不足道，唯器物可取”的思想，紧握儒学里的伦理等级不放。所谓的“中学为体”最后也不过是溥仪亡国时的一纸辛酸血泪。旧，总是要新的发展传承变化才能恒久地保持活力。便如儒学在孔子手上不过一个“仁”字，到朱熹时已演化为“天理”之说，明末又演为王阳明的“心学”，等到清时，又是黄宗羲、王夫之等大家的改造与创新。儒家一说，在历史长河中长存，在时代变迁中不断闪耀着恒久的光辉，不得不说是承旧开新之功。新如垂髻小儿，旧便似苍髯老者。小儿总是要靠长辈的提携指引才得成长，而老者年华渐逝，总要有那一股青春活力来补充和继承。先贤曾云：世若无仲尼，白昼如黑夜。却不知，若无后人的继承、若无后人的改造发展，仲尼也不过是被迅速忘却又或是古板的千年不变的僵如老尸，那才真正是“白昼如黑夜”了。“新”与“旧”的关系，便是如此，并非对立，而是缺一不可，认真揣摩与处理，才能相得益彰，才能焕发出真正恒久的美好！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1．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 �（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2．进步的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 �（1）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著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 �（2）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 �（3）清初：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同步导学 �中国古代对治国思想的选择：史学界认为：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活原始粗放，民风淳朴，没有私有观念，人人平等相亲，过着一种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事务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联盟首领的智慧和美德来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的思想处于萌芽状态。在奴隶社会随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统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级制度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以武力作为统治的后盾。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人口锐减，农民流亡，经济凋弊，府库空虚。鉴于这种形势与秦之败亡，汉初统治者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以巩固统治。一方面对人民采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以及缓刑等政策，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当时郡国并行的制度下，对地方诸侯王采取不过多干涉的政策，以巩固封建统治。与这种形势相适应，黄老思想也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西汉前期起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其核心是清静无为，因循而治。实践证明，完全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起到了促进生产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并出现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对中国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响。每当大的政治动乱之后，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往往采用道家治国之策，与民休息，以蓄国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汉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法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如何正确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