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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消失的民族——契丹 契丹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深远影响的民族。“契丹”本意为镔铁，表示坚固。然而，自元末明初以来，契丹族却从史籍中突然消失。阜新，开州立县是从辽开始，阜新被史学家称为契丹人的“故地”和“摇篮”。辽时，阜新建有头下州9座，人口达20万。可以说，阜新与契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近，在有关专家用DNA技术认定达斡尔族及云南阿、莽、蒋姓“本人”为契丹族后裔的消息公布于众之后，阜新成为解开契丹源流问题的“重地”。昨日，记者对契丹族的源流问题做了进一步追踪调查。 用DNA技术破解契丹消失之谜 曾经创建了持续219年之久的辽王朝的契丹民族，从元末明初以来忽然从史籍中消失得不见踪影。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民族是否如逝去的时间一样不复存在了？ 日前，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部分专家利用DNA技术解开了契丹族消失之谜：达斡尔族与契丹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云南的阿、莽、蒋氏“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也是契丹族后裔。 事实上，云南省保山地区约有十余万分属现在十来个民族的阿、莽、蒋姓“本人”，近些年一直自称是契丹族后裔，要求有关部门澄清他们的来历。但是因为考古技术上的障碍，学术界对这个自称是契丹族后裔的人群始终未能“正名”。同样，从前关于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学术界也一直存在争论，有说源于契丹大贺氏者，也有说自古就独立发展于其他民族者，各执一词。 而现在，这个一直令历史学家困惑的历史之谜终于被破解，DNA技术解决了达斡尔族和云南阿、莽、蒋姓“本人”的源流问题。这个破解过程是这样的：在云南保山的5个小村庄，专家们取到了阿、莽、蒋姓“本人”和其他民族的血样；在四川乐山取到了契丹女尸的腕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取到了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牙齿、头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和其他几个旗和县提取到了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经过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显示出了准确的结论：达斡尔、阿、莽、蒋氏“本人”都是契丹后裔。 至此，专家们做出这样的结论和比喻：元代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时，连年征战，频繁用兵的契丹人被征服，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较大的族群，如达斡尔族作为民族续存保留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了。后者是最难寻找的，因为，契丹族一千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外婚制”，所以纯粹意义上的契丹人已不复存在了。经过不断地迁徙、隔离和融合，多数契丹人如扔在大海中的冰一样融化了，用一个专业术语命名即“分子意义上的后裔”。 这些业已融化了的“冰”还能找到吗？ 两份家谱述说着这个耶律姓人家的家史 20世纪80年代，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原人大副主任戴位彧在作一项调查时，在王府镇河东村叶长青家发现了叶家珍藏的两份家谱，一份以蒙文书写，一份以汉文书写。与这两份家谱一同珍藏的还有两份土默特官府发给这个家族的文书，一份颁于清道光十五年，一份颁于1918年，均为蒙文。后来，这两份家谱与文书一同载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高勒巴干主编的《蒙郭勒金姓氏及村民考》。此后，阜新市建设局干部陈志健根据汉文版的《蒙郭勒金姓氏及村民考》结合叶长青家的家谱认定这个叶氏人家是契丹后裔，肯定其族源出自耶律氏，即现在的这个“叶”姓源自辽契丹的“耶律”姓。 昨日，记者见到了叶长青。尽管年过七旬，但叶老精神矍铄、身体硬朗。他向记者展示了他家珍藏的两份家谱及随同珍藏的两份官府文件。颁于道光十五年文书的题头是：“准耶律氏希如们宝路等入册入甲土籍执照”。其汉文家谱序言为：“大清康熙庚子年奉旨陪侍和硕格格。祖父系正白旗包衣牛录，康熙壬寅年故于本京。至雍正元年，父与祖母郑氏陪从出外”。这份家谱从祖父那哈、祖母郑氏起，记到第四代。 著名契丹史学家朱子万这样评价叶长青家珍藏的两份家谱：“它为辽亡后契丹人之流向提供了一份珍贵资料。” 契丹：留给今人的一份历史记忆 阜新，是契丹族故地，这早已被史学家所认同。自北魏开始，契丹族就开始在阜新活动。辽建国于907年，国号契丹，916年始建年号，938年（一说947年）改国号为辽，983年复称契丹，1066年仍称辽。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创建大辽开始，在整个辽朝时期，契丹统治者将阜新当成了它的“腹地”。据考证，今阜新境内有9座头下州，属于辽早期的有遂州、顺州、豪州、欢州，属于中期的有徽州、成州、横州，另有一个时代不太明确的闾州。这9个头下州当时有人口19万多人，如再加上军队人口等，可达20多万人，其中契丹人占10％之多。 辽亡后，阜新的这些契丹人流向何方？还有多少外地的契丹人流向阜新，他们究竟融化在哪些民族当中？ 目前，阜新的这份家谱为证的契丹后裔的发现，为探索契丹消失之谜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脉络。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消失的民族契丹会带给人们更多的惊喜。（稿件来源：新华网）

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ASS）成立于1950年6月25日，是中国科学院成立时最早建立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所之一。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语言研究所归入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所主要从事汉语现状和历史的基础研究，包括语音、语法、词汇、文字等分支领域，涉及通用语言文字、方言和儿童语言等；并进行汉语辞书编纂、语音分析合成与识别、中文信息处理及语料库建设、语言文字规范、语言资源保护等方面的应用研究；同时，基于汉语及中国境内语言和中外语言比较开展语言学理论研究，介绍并研究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 据2017年11月研究所官网资料显示，研究所共有工作人员78人，下设九个专业研究室，承担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学系的教学与管理工作 。注册资本：152万人民币

当然是核心。国字头大报嘛，全国没有第二家。

语言（英文名：Language）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们进行沟通的主要表达方式。人们借助语言保存和传递人类文明的成果。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一般来说，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汉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英语是世界上的主要语言，也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世界语和英语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据德国出版的《语言学及语言交际工具问题手册》，现在世界上查明的有5651种语言。在这些语言中，有1400多种还没有被人们承认是独立的语言，或者是正在衰亡的语言。

第一，是从传说和事实的对照角度上来证明。传说，达斡尔族历史上的国家被打败后开始往北逃，契丹辽国灭亡之后，其中一个叫做库里尔的部落头领率领一部分契丹人从今天的赤峰一带逃往呼伦贝尔地区。这个传说跟契丹人的历史恰恰吻合。这是支持方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就是达斡尔人和契丹的“大贺氏”相吻合。契丹人在建立辽朝之前有一个名字叫做“大贺氏”，研究人员认为“大贺氏”就是“达斡尔”。“大贺氏”后来演变为“达斡尔”。这也是一个证据。第三，就是契丹人从事多种产业，比如农业、牧业、林业、渔业，达斡尔族在17世纪中叶比较多地被史料记载的也是从事农林牧渔业。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的三百年间，达斡尔人都是从事这种生产方式。这与契丹人的生产方式是相同的。第四，就是有一些民俗上的一致。持这种观点的人发现，比如说打曲棍球。我们达斡尔人是打曲棍球的，在北京奥运会上有四个曲棍球运动员都是达斡尔人，并且在奥运会的该项目上得了亚军。在这次广州亚运会上还有我们达斡尔曲棍球运动员。在北宋，譬如《水浒传》里面高俅玩的蹴鞠，就是达斡尔时期的曲棍球。而在辽朝，人们大都喜欢玩这种球。因此，辽代的时候契丹人打曲棍球，现在达斡尔人也打曲棍球，这也是一个历史的吻合。这是一种历史与事实对比的方法。还有，从民俗上来说，比如天气干旱季节，契丹人祈雨，现在的达斡尔也有祈雨的习俗。而且达斡尔人祈雨是到河边的，这和契丹人的祈雨习惯是一样的。“祈雨”在契丹语中叫“瑟瑟仪”，不单是吹吹打打的奏乐，而且还泼水。所以，契丹人有这种祈雨的习俗。在达斡尔族，这种习惯现在还有。另外，还有服饰上的习惯。有人在服饰上寻找达斡尔族和契丹人的联系依据。汉族人以前的服装习惯在右边系扣子，就是“右衽”。达斡尔人曾经的服装是在左边系扣子，叫做“左衽”。在民国时代，汉族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叫“于右任”。他为什么叫“右衽”呢？就是“我不赞成你们这些‘左衽’的人”，意思是反对清朝的政治，所以我要“右衽”。契丹人是“左衽”，在现在发现的很多契丹时期的壁画中，很多人物的衣服就是“左衽”。而历史上，不管是传说还是资料，达斡尔族都存在“左衽”的历史事实。关于“左衽”这个观点以前没有，是近些年才有的。一些提出达斡尔人是契丹后裔的研究人员提出了这个观点。达斡尔语与契丹语相关联《中国社会科学报》：另外，据一些学者研究，契丹人的后裔一支是往北到呼伦贝尔，一支是往南，在如今的云南，这个你听说过吗？毅松：听说过。契丹人被金朝打败之后，主体上不是往北逃，而是往西逃，比如新疆、哈萨克斯坦一带，并且在那里建立了西辽。往南逃的那一支不是在辽朝灭亡的时候去的。辽朝灭亡之后，金朝统治了辽曾经的地域。而金朝很快又被元朝人打败，就是被蒙古人打败。受金朝人统治的契丹人后来又被蒙古人统治了。这样，这些契丹人又加入了蒙古人的军队，开始向南攻打南宋，一直跑到如今的云南，并在那里驻扎下来。譬如现在中原地区有很多蒙古人，都是当时忽必烈攻打南宋时遗留下来的。1990年，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孟之东去云南搞契丹后裔的调查。孟之东后来写了一本书叫《云南契丹后裔研究》，这本书对云南契丹后裔说得比较清楚，包括历史情况、语言情况、民族情况以及与达斡尔的关系。但是这支人群现在多数是汉族，有一拨是傣族、彝族、布朗族，都与当地人同化了。当时元朝灭亡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回到北方来。因为他们是忽必烈那个时代过去的，距今已经有七八百年的历史，渐渐地都融入当地的生活习惯中了。《中国社会科学报》：那次的云南调查，在语言方面有哪些发现？毅松：根据孟老师的调查，他们如今还保留着一些达斡尔的语言，也就是所谓契丹人的语言吧。《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举个例子？毅松：比如他们管从山上流下来的河叫“厄姆吉尔”河。“厄姆吉尔”在达斡尔语中意思是没有被驯服的马。这个河从山上流下来的时候，比人大的石头都能被冲倒，像一个没有被驯服的马一样野性，所以这条河叫“厄姆吉尔”河。这个词语，表现了这支到云南的达斡尔人在语言上与达斡尔的联系。云南的所谓契丹人后裔也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他们现在说的话也不是曾经从北方过去时用的语言，是经过演变和与当地融合后形成的一种新语言。《中国社会科学报》：达斡尔人现在使用的语言是老祖宗传递下来的语言？毅松：是，达斡尔族现在说的语言是从达斡尔有民族记载时就使用的语言。而且达斡尔语被认为是一种比较古老的语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蒙古秘史》出现于13世纪，现在有的人认为解读《蒙古秘史》需要懂达斡尔语，因为现在的达斡尔语跟《蒙古秘史》的语言恰恰是一样的。《中国社会科学报》：现在达斡尔民族使用的语言有没有和契丹文有联系的地方？毅松：赞同达斡尔人是契丹人后裔的研究者认为，达斡尔语和契丹语是相关联的。他们的证据有这么几条：比如说铁，根据已经解读的契丹文字，“铁”在契丹语中叫“卡萨哦”，达斡尔语的“铁”也叫“卡萨哦”。另外还有契丹语的“陶莱”，就是兔子，达斡尔语管兔子叫“陶里”，发音上基本一样。还有“人口增长”，达斡尔语叫“普苏拜”，契丹语称为“普苏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