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论文题目

国共第一次合作方式形成分析摘 要 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形成对中国革命的局面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试图分析国共合作方式最终形成的原因。关键词 国共合作 党内合作 党外合作采取何种方式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当时苏俄及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国民党三方争执的焦点，也是关系到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能否最终建立的关键所在。1．早在国共合作酝酿时期，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曾向孙中山提出国共实现两党平行合作的“党外合作”建议，但被孙中山拒绝。首先，“以党治国”思想是孙中山拒绝两党平行合作的思想根源。“以党治国”，其实质是一党治国，即要以他创建的中华革命党或中国国民党来治国。早在创建中华革命党时，孙中山就曾指出：“非本党不得干涉政权，不得有选举权，故将来各埠选派代表，非本党人不可。”同时，将革命阶段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提出此期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这就比较明确地体现了以中华革命党一党革命的思想。改组国民党后，他秉承中华革命党的主旨，强调依靠改组后的国民党去改造国家。因此，孙中山在与国际代表商谈国共合作方式时，强调：“国民革命，惟本党负有历史的使命，非加入本党，无由为国民革命而尽力。且当国民革命时代，一心一德，惟本党之主义是从。”由此，也就拒绝了国共两党平行合作的建议。况且，孙中山只将中国共产党当成“共产派”，孙中山在谈及国共两党相互关系时曾讲：“国民党系我创立唯一之政党，而共产派则为赞成俄国列宁主义学者有志之一派，国民党固有加入该派者，然国民党始终为国民党，共产派始终为共产派，而为其独特活动而已，不能必言其互相提携也。”可见在孙中山看来，中共只不过是羡慕俄式革命的有志青年派，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同时，孙中山对中共信奉的共产主义认识也是模糊的。他有时认为：“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俄国革命之成功，不过行民权、民生二主义而已。”而且，他有时又认为苏维埃政权和共产主义不能适用于中国。正是这种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和矛盾，使他不能平等地对待共产党，并拒绝两党平行合作。另外，担心领导权旁落，也是孙中山拒绝两党平行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孙中山对外联合苏俄，对内改组国民党，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力量基础，不希望看到共产党在苏俄的支持下强大起来，与其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因此，他在积极推动国共合作的同时，又时刻警惕中共“包揽俄国外交”，“独得俄援而自树一帜”。参加过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张国焘回忆说：“孙先生素来自视为中国革命的唯一领袖，在他的旗帜下，可以包容一切革命分子。”但是，要“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却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他虽然“允许在其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也认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但决不容许“朋友”成为主人，共产党必须服从他的领导；否则，“我必弃之”。孙中山坚持认为，国共合作必须以国民党为主体核心，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属于国民党。这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对国共合作及其领导权归属问题的基本立场。孙中山坚持党内合作而拒绝两党平行联合，正是该立场的集中体现。2．苏俄及共产国际竭力促使中共接受“两党合并”的方式。孙中山拒绝了国共两党平行合作的建议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达林又提出实行“两党合并”的新方案就是指“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中共清楚：两党如此“合并”，将使共产党的独立性荡然无存，最终党的组织也将被无形取消。苏俄及共产国际代表自然深知这种严重后果，之所以还执意作出这样的决定，首先，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实际了解不甚清楚，有明显的轻视共产党而重视国民党的倾向。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眼里，当时中国似乎不具备产生共产党的必需条件：“中国极为落后，从经济状况看，要在当前建立一个共产党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只有在国民运动进一步发展时才能产生共产党”，中共“诞生的太早了”。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情况时说：中共是由一些“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主义实践”，“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所组成；他们“从来没有同工人阶级有过紧密的联系”，“也不支持罢工”，对中国的政治生活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作为一个宣传团体会更好一些”。因此，马林反对国共平行合作的方式，认为中共既同“国民党一道工作，但又对其保持独立，这必然会使那个小团体的人们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小宗派。”所以，他极力主张中共放弃“对于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否则，“前途是暗淡的”。相反，马林看不到国民党软弱涣散、成份复杂的弱点，过高地估计了其力量。他认为，国民党是知识分子、华侨、士兵和工人组成的一个多阶级联合的松散组织；由于孙中山长期和工人有接触，因此这个党与工人群众的联系十分紧密。他甚至认为，国民党领导层中“有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人”，他们“决不比我们共产主义团体中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逊色”。其次，苏俄及共产国际在促使国共合作过程中，更多考虑的是它在远东地区的安全。勿庸置疑，列宁及苏维埃俄国对中国革命的帮助是真诚的。但是不可否认，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急于和孙中山国民党实行合作，关键是出于对其新政权安全所作的考虑。当时，苏俄为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进攻和经济封锁，急欲在东方特别是毗邻的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它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时期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取得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好感。苏俄的目的，一是近期的，即指望孙承认其继续驻兵外蒙，并维护其在中东铁路上的管理权益；二是从长计议，指望孙中山的国民党控制了中央政府以后，“承认苏俄并与它订立同盟条约”，以彻底打破帝国主义国家的威胁和封锁。因此，苏俄在1923年1月的《孙文越飞宣言》中以“国际纪律”强压中共接受“两党合并”方式。共产国际强调国共合作必须服务于苏俄的外交政策，要求中共“在国民党内竭力反对孙中山与军阀的军事勾结”，因为“这些军阀是敌视苏俄的外国资本的代理人”；“中国共产党应当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可见，中共在苏俄和国民党面前只不过是二者利益交换的一个筹码。3．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顶住各种压力，从实际出发探寻出“党内合作”的合作方式。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方式问题。会上，马林为促使“国共合并”，进一步向与会者施压；而绝大多数与会者依然强调：这样做势必“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就在双方争执不下、陷入僵局的时刻，李大钊提出了一个新建议：即共产党员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并以少数领导人的率先加入作为两党实现合作的桥梁。这个意见化解了争论双方的尖锐矛盾，使大家心平气和起来，会议由此出现了转机。经过进一步协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终于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参加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党内合作”。这一方式与马林提出的“两党合并”相似，但二者间有本质区别。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自己的组织机构和一部分党员独立于国民党组织之外，可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壮大。1923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采纳了中共提出的“党内合作”方式。决议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在斗争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1923年6月，中共“三大”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此揭开了国共“党内合作”的序幕。实践证明，这一合作方式对国共双方都是有利的，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实际进程也是有利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具体方式问题的解决，表明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尝试把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充分显示了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的统一。当然这种合作方式短期性、策略性很强，这也为双方合作的破裂埋下了伏笔。

最佳答案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形成了许多宝贵的思想成果，在短短十几年内取得了旧中国几十年所不可能有的建设成就，为中国的现代化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但是，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由于国际国内种种原因，在相当长时间内，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左”的思想逐渐占了上风，使得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难能可贵的正确认识没能贯彻和坚持下去，直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局性悲剧。回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我们国家面临的是十分困难的局面：十年内乱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创伤，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千帆竞发，中国落在了时代大潮的后面。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我们党义无反顾地带领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同时开始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探索、新思考。1982年在为党的十二大所作的开幕词中，邓小平同志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代命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创新和实践活动，就是围绕这样一个鲜明的主题展开的。这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无比生动的、辩证发展的进程，是一个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的过程。正是这样一个历史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13亿中国人民稳步走上了富裕安康的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灿烂曙光已经照临东方的地平线。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成就如同一幅逶迤而又气势磅礴、雄浑而又绚丽多彩的画卷，展现在世人面前。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幅提升。2008年我国GDP已经超过30万亿元，居世界第3位，比1978年的世界第10位上升了7位，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07年的近6%。30年间GDP年均增长9.8%，较之世界经济平均增速3.0%快3倍多。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我国已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我们不仅在经济建设上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上也取得了巨大进步，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社会主义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屹立在世界东方。20世纪90年代后，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陷入低潮。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满以为经过短暂“休克”之后就可复苏重生。然而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有的至今难出低谷。结果证明，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并非济世良方。“新自由主义”不但害了亚洲、拉美、苏联东欧等国家和地区，最终连兜售者自己也自食苦果。目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弊端。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风景这边独好”，展现出勃勃生机，吸引了越来越多人们的目光。近几年来，国外舆论界和学术界关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中国发展道路”的议论十分热烈。中国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历史和现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在新的伟大实践中所作出的历史性选择，是一条光明之路、吉祥之路、希望之路，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必由之路。这条路我们找准了，走对了！找到这条路是国之大幸、民之洪福。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而没有别的什么旗帜能够最大限度地团结和凝聚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群体的智慧和力量，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而没有别的什么道路能够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没有别的什么主义能够引领中国的发展进步。

写作思路：做新时期忠诚坚定的爱国者，除了需要培育强烈的爱国情感、保持民族自尊和自信，努力学习和工作、以实践行动和贡献履行爱国义务外，还需要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祖国统一。

正文：

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以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实现振兴中华的夙愿。强烈的爱国情怀还表现在对祖国童真般的忠诚，事业与祖国命运的紧密联系，与祖国和人民的关系的理顺，对祖国和人民利益的最高服从标准。

一、自觉维护祖国利益

每一个中国人都要把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当祖国的领土和主权受到外来侵略时，自觉地担负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当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害时，同一切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应服从国家利益。

二、知我中华，培育爱国情操。

爱我中华，必先知我中华。爱国志士秋瑾说:但凡爱国之心，人不可不有，若不知本国文字、历史，即不能生爱国之心也。

学习历史，就会为祖国的今天而骄傲，为祖国的明天而奋进。只要我们同心同德、万众一心、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必将在本世纪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成就。知我中华，还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全面地、辩证地了解和认识中国国情。

三、促进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一直致力维护各民族的团结、利益和权力;一直致力于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奋斗和共同繁荣发展。而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更是全中华儿女共同的心愿。

我们当代大学生是促进民族团结、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生力军，要自觉做促进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模范，同一切破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思想、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

四、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

青年要把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具体的奋斗目标结合起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同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遵纪守法，有效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侵蚀。

五、具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要立足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勤奋学习，掌握知识，提高能力。要敢于向已有的科学成果挑战，敢于向未知的新领域进军，勇敢地去实践，去探讨。因为，当代青年是否具有强烈的开拓和创新能力关系到我国科学的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