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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的最初意义就是童蒙识字课本.中国最早的记录是在春秋战国之间秦国人教学童的《史籀篇》,之后又相继出现了多部给儿童识字用的读物.根据《汉书·艺文志》和《说文解字·序》可证,汉朝的法令规定:学童在十七岁以上,要经过考试,能“讽籀书”九千个字才可以担任官职.又试以“八体”,优良者可以做上书史.吏民上书给皇帝,写错了字,就被揭发判罪.可以想到当时的国家对语文教育的重视程度.南北朝的《千字文》以四言成句,对仗工整,琅琅上口的韵语,叙述有关自然、社会、历史、地理、伦理、教育、人物掌故等方面的知识,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儿童识字课本.而宋朝出现的《百家姓》与《三字经》,则同《千字文》合称“三、百、千”蒙学识字课本,流传甚广,基本上都是以韵语和部首为识字基础.至元朝出现《新编对相四言》,它以图文对照为基础,已经开始注意直观教学的问题.当然,中国古代的童蒙之学不仅仅是交会学童识记汉字,同时也在向他们传授着为人处世的生活哲理.往往短短几句浅显易懂的话却道出著书者的感悟,循循善诱的教导,传达着“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古代在启蒙教学阶段,注重学生的识字数量.在入学之初集中力量学习,应当说是前人确立的既有目的又有方法的一条识字原则.古代童蒙读物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与生活息息相关.将目光投向这些古典的童蒙读本,至少我们会获得这样一个启示:把各科知识融合起来,让知识与生活沟通起来.对比现代,我们的中小学教育,更多的是为了应试得高分,真正能教会学生的是什么?在学校学到的知识不能学以致用,一旦考试完毕就全部还给了老师.《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等古代童蒙读物已经不再广泛受到现代中小学教育的重视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做?重新拾起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珍宝,认真学习吸收.像《三字经》、《弟子规》这类教材,内容丰富,编排合理,朗朗上口,易记易诵,适合儿童的学习,它们的主要内容是依据典故和历史故事来对孩子进行道德教育,并由此延及到天文地理、人间伦理和动物草木之类的知识,篇幅虽短,内容却扎实有据.在孩子早期启蒙阶段,先读《三字经》再读《弟子规》,能起到“立本”的作用.教导儿童读经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作为老师,首先必须要熟读经文,而且不可以读错.重视文字的教育,教学生真正识记汉字,比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认字,要深究每一个汉字背后的意义;规范汉字读音、字形、字义也是不容忽视的.老师要明确自己的职责“教书育人”,要培养学生纯善之心;教育学生对人、对事、对物应有正确的态度.对人:要明白五伦关系,要知道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尊敬师长、体贴他人、互助合群的理念,培养宽厚待人的心性,懂得知恩报恩.对事:强调事虽小,勿擅为的重要性,注重礼仪,讲求信用,教育学生知过必改是善良的品性,培养孩子面对困难能冷静学习、如何解决问题的态度.对物:日常生活必须节约,晓喻物资来源的艰辛,感恩大自然的赐予.例如,长养慈爱心,爱护小动物,物有定位,对物品要有恭敬爱惜之心.培养学生对自我行为的约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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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古以来都十分重视儿童教育,早在《周易·蒙卦》中记载:“匪我求蒙童,蒙童求我。”自先秦至清末,几千年蒙学教育绵延不绝,编写了大量文质兼美、适于教学的蒙学读物,如《千字文》、《三字经》、《弟子规》等。这些以儿童启蒙教育为编写出发点,充满丰富的人文精神,对儿童的成长教育大有裨益。历代蒙学读物累世选出,早在周代就有了读书、识字、习字用的字书,最早的《史籀篇》据传是周宣王时的太史所作,唐宋以后,随着蒙学教育的发展和印刷术的发明,出现了分门别类的蒙学专书,至明清时期,形成了包括识字教育、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的比较完整的蒙学教材体系。据最新统计,中国古代各类蒙学书目多达两千余种,其各类之多,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堪称世界之最。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早期教育对于一个人一生的决定性作用,故特别注重儿童少年期的早期教育。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颜氏家训》也提出:“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原因是“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大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教妇初来,教子婴孩”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孩子思想还没有散滥的时候,及早进行教育,易达到预期教育的目的,能够“绝恶于萌芽,起教于微妙”。蒙学教育的根本是道德教育蒙学德教为先首先表现在明人伦,教育蒙童明白人伦秩序,懂得长幼有别,树立正确的对待尊长的态度。《三字经》开卷便说:“人之初,性本善。”接着又提出“首孝弟,次见闻”的价值标准,接着又用典故加以强化“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值。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三字经》举黄香温席、孔融让梨这些故事,就是要从小培养孩子孝敬父母和敬爱兄长的品质。教育蒙童做人的基本道理。《弟子规》中也强调真诚与守信,“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奸巧语,秽污语,市井气,切戒之。见未真,勿轻言,知未的,勿轻传,事非宜,勿轻诺。”儿童天真纯朴,求知欲旺,但思维能力较弱,知识较少。故古人认为在启蒙教育阶段“只教之以事”。所谓的事,是指事亲敬长,是指洒扫应对进退,是指事父、事兄、处友、饮食、衣着等,归结一点是指童蒙日常生活中的规范。儿童可塑性强,“使之则为,使止则止”。传统蒙学强调从行为养成着眼、从生活细微处入手,逐渐反复强化形成习惯,朱熹讲到“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当所知。”在小学阶段就能“于洒扫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长大以后,才能“穷就事理,通达事务”。儿童于性好动,喜欢嬉戏玩耍,单纯的道德说教、行为规范难于为儿童所接受,故蒙学教育十分重视教育的方式和方法。在蒙学读本中经常用一些典型生动孕含着哲理的故事来启发、引导蒙童的学习。《三字经》曰:“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逸。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孔子博学却还谦虚地拜学有专长的项橐为师,贫穷的温舒,把书抄在蒲草上阅读……这些朗朗上口的先贤事迹,很容易就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了蒙童的成长。“中国人追求的人生是一个从道德修养出发,经由道德的社会教化,最终实现‘化成天下’的道德价值的过程。学习经典、修身养性的最终目的并不仅仅是追求人格的完善(内圣),它还要指向建功立业(外功),从而实现自身的价值。”这一人生态度也在蒙学教材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三字经》中有:“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可以激发蒙童奋发图强、立志报效国家。传统蒙学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沃土中,具有鲜明的民族的人文特色,在其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弥久而常新,时至今日仍然对儿童教育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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