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不写具体事例

可以的。。。

问题（question）、论题（problem）和命题（issue）的联系与区别这种教科书式写作体例之所以在当下的法学论文（尤其是学位论文）中仍然大行其道，很大程度上是与长期以来对问题意识的重视不够和认识误区有关。这种认识误区的表现主要包括如下两方面：其一，误将“选题”等同于“问题意识”；其二，误将教科书以及一些著作所体现的“体系意识”等同于“问题意识”。多年前，一位曾在耶鲁法学院求学的学者曾专门撰文介绍道，“法学博士论文应该有‘命题’在西方是一项普遍性的要求”，“它应该是贯穿整个博士论文的中心论点，是你试图在论文中探讨或论证的一个基本问题（general issue）或基本观点（general position）”，且一篇论文的中心命题只能是一个，并强调说，“论文的命题即是研究的出发点，也是研究的终结点”。 西方（尤其是美国）学界在学术训练中这种对“命题”之不可或缺性的强调，与其建立在对question、problem和issue这三个概念加以区分之基础上的“问题意识”的极度重视有关。Question、problem和issue这三个英语单词，虽然看起来似乎都可译为“问题”，但其实存在着微妙的差别。仔细琢磨其各自的内涵，可将question译为“问题”，将problem译为“话题”，而将issue译为“命题”或者“论题”。在美国的学术界中，这种须从拟解答的问题中提炼出一以贯之的中心论题（issue）并围绕其展开论证的要求，并非仅适用于学位论文（dissertation）的撰写，而几乎是所有学术刊物对论文（article）所设定的固定格式。而中国法学院系的很多教师在指导学生撰写论文时，通常是将主要的精力放在“选题”方面。不少法学教师对学生如何选题的指导，实际上还只是停留在问题（question）或话题（problem）的层面，基本上都是从应当如何确定论文题目的大小（通常都青睐“小题大做”）、论文题目中所应有的主要知识点在写作提纲中有无大的遗漏等方面着眼，而往往未能提升至命题（issue）的层面对学生加以训练。例如，一位前辈学者在1990年发表了一篇谈如何撰写民法论文的文章，其中以撰写法人制度的论文作为例子谈论文定题，并根据所涉问题的大小，分级列举了一些论文题目作为参考，亦即“一级，如论法人制度的历史发展、论我国法人制度等；二级，如论企业法人制度、论财团法人制度等；三级，如企业法人成立的条件、企业法人民事责任的承担等；四级，如论企业法人章程、企业法人工作人员的民事责任等”。另一位前辈学者出版了一本讲法学学位论文写作的小册子，在学生当中很受欢迎。该书专列了一章谈学位论文的选题，其中列举了一些其认为较好的博士论文题目设计，均是“××问题研究”之类的题目。

“有论域而无论题”的通病在各校的法学研究生们每年生产出来的学位论文当中，有一类模式的论文题目相当常见，那就是“××制度研究”或“论××制度”。一些部门法研究领域，更是此类单调的模式化论文题目的重灾区。此类题目不仅因几乎千篇一律而欠缺文字表述方面的个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其正文内容很多都缺乏一个贯穿始终的中心论题（更加不用说论题在学术上的创新性），而只是将与某种法律制度或法律现象有关的方方面面知识点都加以介绍、梳理和叙述，亦即“大都是按照题目对相关方面所做的‘知识性’的描述，而根本不是以某个理论问题而勾连起来的思考”。用一位学者的俏皮话来说，“结果，别人写议论文，他写成说明文了”！稍稍翻阅这些论文，便不难发现其中有很多都属于“有知识（介绍）而无（个人）见识”，在写作框架上几乎与教科书无异，以至于题目是“××制度研究”或“论××制度”，但其内容实际上变成了“××制度说明”或“××制度介绍”。这种按照教科书式体例写就的论文，其最大的弊病在于“有论域而无论题”，亦即只是选定了一个研究领域、对象或范围，却没有从中提炼出一个贯穿全文始终的论题并围绕其加以论述。例如，一篇题为“私募股权投资中的对赌协议研究”的法学硕士学位论文，其行文结构是“对私募股权投资中对赌协议的相关概念、本质、价值、运作机制及适用中的法律障碍等问题做一个分析”，就属于上述所说的这种情况。在中国知网中所收录的各校法学专业硕博士学位论文当中，存在此种情况的论文相当常见。

如果说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和论文内容有关的话是可以写的，但是如果没有很大的关联，还是建议不要写上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