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贸易问题研究期末论文

从中日贸易发展的进程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但所占比重逐渐下降。1993年到1996年，中日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一直保持在20%以上，从1997年开始下降，2005年下降到11.8%。对日出口在中国外贸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则由2000年的15.7%下降到2006年的 9.4%。2007年稍有回升,达到10.8%。 增速低于中国外贸总体增长速度。2000～2005年，中日贸易年均增长速度为 17.3%，远低于中国对外贸易总体年均增长24.6%的速度。2007年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长为23.5%，中日贸易增长仅为13.9%。 商品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成为进出口主要商品。在中国对日出口商品中，原材料的比重逐步降低，纺织、机电、光学医疗设备等工业制成品的比重大大提高。矿产品对日出口占中国对日本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992年的20.06%下降到2005年的3.38%；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附件对日出口的比重由1992年的4.36%提高到2006年的33.7%，机电产品成为中国对日出口第一大类商品。中国从日本进口的商品始终以高附加价值的工业制成品为主，其中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的占比已经超过50%。 中日贸易各具优势，但中国总体上处于弱势。根据中日产业内贸易指数测算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两国在机电产品、光学、医疗设备、化工产品等领域的产业内贸易指数都更趋向于1。这说明在这些行业特别是机电行业中，中日产业内贸易越来越活跃，中日贸易正在向水平化的方向发展，这是生产国际化的结果，是中日之间资本、劳动、技术和货物流动加速的体现。当然，这种水平分工仍具有明显的梯度特点：中国的比较优势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品，而日本的比较优势在于技术密集型产品；中国在初级加工的产品上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而日本的优势则在于产品的深加工和科技的深度开发；从在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看，中国只是参与其中的产品组装和加工环节，而产品的设计和开发基本上还是由日本本土的母公司进行。这种分工方式体现在商品结构上则表现为：在同一大类商品中，日本主要对中国出口各种类型的发动机及零件、加工机床、数字程控交换机、集成电路等高技术含量的核心部件产品，而中国则主要向日本出口冰箱、风扇等家用电器以及计算器、计算机显示器、电话机等加工组装后的制成品。因此，尽管中日双方的贸易结构有了较大的改善，各具比较优势，但中国仍然处于较弱的地位，双方在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中国贸易逆差增加，贸易收支日趋失衡。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贸易收支情况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但总体上以中方逆差的情形居多。按中方统计， 1990年到2006年的17年间，中方有7年为顺差，顺差总额为99.1亿美元；有10年为逆差，逆差总额高达973.2亿美元。从2002年开始，中国的贸易逆差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2006年中国对日贸易逆差额达到240.8亿美元，2007年更达到319.5亿美元。中日贸易收支逐步失衡的原因，一方面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从日本进口的先进设备、工业生产所必需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等增加较快；另一方面，一些在华日资企业将所生产的商品从返销日本改为出口到其他国家，导致中国对日本出口的数量减少，贸易逆差增加。 日本对华投资的特点 日本对华投资始于1980年，其后不断增加。1990年至1999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累计项目数达到17706个，协议外资金额累计323.1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 226.3亿美元。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出现较快增长的趋势，2000～ 2006年日本实际对华直接投资累计实际使用金额为333.2亿美元。截至2007年10月底，日本累计对华投资金额为607.8亿美元。日本对华投资有以下几个特点： 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增长速度时升时降。从投资项目数看，日本对华投资在1993年达到历史最高峰后(3488个)，逐年下降，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一度跌至1999年的1167个，2000年以来，受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市场进一步开放的影响，日本对华投资再次出现高潮，2004年达到3454个，从2005年又开始出现下降，2006年项目数为2590个， 2007年项目数降至1794个。从日本对华投资协议外资金额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看，都是在1992年开始出现增长。协议金额1995年为75.9亿美元，达到高峰，实际利用金额1997年为43.3亿美元，达到高峰。其后，二者均呈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从2000年开始，日本对华投资逐步回升，2005年合同金额接近120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为65.3亿美元，为历史最高，2006年开始下降，2007年降到35.9亿美元。日本对华投资的平均规模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基本保持在200万～300万美元，表明日本对华投资中仍以中小型项目居多。 日本对华实际投资占我国利用外资比例逐渐下降。日本对华实际使用金额所占比重1990年一度达到15%左右，但1992年以后所占比重始终低于10%，2006年占 7.3%，2007年仅占4.8%。根据日本相关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受到日本官方公布的相关报告的影响，出于分散投资风险的考虑，近年来，日本企业对东南亚等国家的投资有所升温。尽管如此，中国依然是当前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的最佳选择。 投资领域不断拓宽，投资结构逐步升级。在日本对华实际投资总额中，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占有绝对优势，2005年所占比重达到78.9%,相当于同期对华服务贸易业投资的3倍多。2002年以后，运输机械制造业取代机电行业成为日本企业对华制造业投资的第一大门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日经济合作关系正向纵深方向发展。2001年以后，日本企业对华商业和金融保险业的投资逐步增加。这种迹象表明，随着中国对外商投资领域限制逐步放宽，日本企业对华制造业投资的产业结构趋于更高级化，对华投资在其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同时，企业对非制造业领域的投资有所增加，覆盖的产业范围日趋广泛。 投资地区分布有所调整，沿海地区仍是重点。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日本企业对华投资逐渐从我国东北、华北和华南向华东经济圈转移，上海及周边的苏州、南通、南京等地区成为日本企业投资的主要对象。2005年，按地区分布统计，日本对华投资最多的前5位省市均位于沿海，其投资总额占当年日本对华投资总额的 77.5%。 改变投资战略，调整市场目标。同日本对华投资初期相比，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目的发生了较大变化。廉价劳动力已不再是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主要原因，中国日益增强的生产能力及中国本土市场的消化能力逐步成为吸引日资的主要因素。从对华投资策略看，日本对华投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向高级化、综合化、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并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化。在市场方面，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模式已经从两类在外的生产加工贸易型转向在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的获得市场型的投资战略。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1、不断发展的两国经贸关系。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2、陷入迟滞的中日政治关系。这一点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近几年中日之间一直没实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互访，这对于两个近在咫尺的国家来说是不正常的。两国间最大的政治障碍是历史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两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却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长期的战争状态粉碎了中日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相互师从、相互仰慕的美好感情与和平氛围，民族情绪开始发生历史逆转。这种逆转对后来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其程度之深刻，时间之持久，范围之广泛，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为过分。与历史问题相伴而来的还有两国在台湾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日美安保问题等分歧。这一系列原则分歧的存在，再加上近年数起具体事件的发生，如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二、中日关系的症结1、两强并起。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2、中日两国间政治磨擦因素和大众传媒的片面报道，不仅阻碍着两国增进相互理解，而且不断制造出新的相互误解乃至相互敌对的情绪。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西方文化影响的不对称性也将对中日共同文化基础产生抵消作用。近年来中日两国国民之间出现了所谓"感情摩擦"，以致围绕对华政策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微妙，甚至连经济界也不便将希望发展日中经济关系的"心里话"痛快地说出来。这种为政治的、情绪的因素而牺牲两国利益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合作利益的倾向是十分可悲的。 3、日本的认识问题。日本目前的心理是复杂的，昔日煌达的经济如今深陷低迷，日本应该坦然承认和接受地区国家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与合作的事实。日本要摆脱以下观念：（1）追求全球自由贸易，不参加地区歧视性经贸组织；（2）继续追求在东亚领头羊角色，维护东亚的垂直分工体系；（3）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为保选票，不敢开放国内某些脆弱领域；（4）回避历史，认为如果认罪有损日本形象。日本要勇敢于面对历史和现实，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大国首先要以一个正常大国的姿态和度量行事，无论遇到什么阻障和困难，依然故我。只有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边国家才能对你这种身份认同。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般来说，外部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的效果往往大于中日两国的直接互动的效果，这可能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律，我们沿着这个规律探讨中日关系的未来，关键可能还得从外部的整合入手，才能有效地解决中日关系的矛盾与问题。换言之，中日矛盾的解决并不在中日关系本身，而是在于双方是否具有战略眼光，首先致力于亚洲的整合，第一步当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在东亚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要极力摆脱争夺领导权的思维，而以东盟为主导先建立合作机制。领导权并不是拼命争来的，而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领导权的争夺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未来的亚洲不可能是中国的亚洲或日本的亚洲，只能是联合的亚洲，亚洲的中国和亚洲的日本。中日的和解与合作又将大大推动东亚联合的事业。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