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谢郎作品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中国古代四大爱情悲剧<<梁祝>>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算得上是悲剧中的悲剧,也是一个美丽、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 东晋时期，浙江上虞县祝家庄，玉水河边，有个祝员外之女英台，美丽聪颖，自幼随兄习诗文，慕班昭、蔡文姬的才学，恨家无良师，一心想往杭州访师求学。祝员外拒绝了女儿的请求，祝英台求学心切，伪装卖卜者，对祝员外说：按卦而断，还是让令爱出门的好。祝父见女儿乔扮男装，一无破绽，为了不忍使她失望，只得勉强应允。 英台女扮男装，远去杭州求学。途中，邂逅了赴杭求学的会稽（今绍兴）书生梁山伯，一见如故，相读甚欢，在草桥亭上撮土为香，义结金兰。 不一日，二人来到杭州城的万松书院，拜师入学。从此，同窗共读，形影不离。梁祝同学三年，情深似海。英台深爱山伯，但山伯却始终不知她是女子，只念兄弟之情，并没有特别的感受。 祝父思女，催归甚急，英台只得仓促回乡。梁祝分手，依依不舍。在十八里相送途中，英台不断借物抚意，暗示爱情。山伯忠厚纯朴，不解其故。英台无奈，谎称家中九妹，品貌与己酷似，愿替山伯作媒，可是梁山伯家贫，未能如期而至，待山伯去祝家求婚时，岂知祝父已将英台许配给家住贸阝城（今鄞县）的太守之子马又才。美满姻缘，已成沧影。二人楼台相会，泪眼相向，凄然而别。临别时，立下誓言：生不能同衾，死也要同***！ 后梁山伯被朝廷沼为鄞县（今奉化县）令。然山伯忧郁成疾，不久身亡。遗命葬贸阝城九龙墟。英台闻山伯噩耗，誓以身殉。 英台被迫出嫁时，绕道去梁山伯墓前祭奠，在祝英台哀恸感应下，风雨雷电大作，坟墓爆裂，英台翩然跃入坟中，墓复合拢，风停雨霁，彩虹高悬，梁祝化为蝴蝶，在人间蹁跹飞舞。 在朝廷做宰相的上虞名人谢安听说这一奇事，就奏请皇帝，敕封为义妇冢 <<白蛇传>>家喻户晓<<白蛇传>>,著名民间传说。主要描述由白蛇所变的白娘子与青年许仙的恋爱婚姻悲剧。白娘子同其侍女小青清明节在杭州游西湖时遇雨。青年许仙以伞相借。后来白娘子以送伞为名，向许仙剖白爱情，定下姻缘，二人迁往镇江开设药店为生。金山寺法海和尚见了许仙，说他面有妖气，叫他在端午节让白娘子喝雄黄酒。白娘显形，吓死许仙。白娘与小青盗仙草救活许仙，但法海又将许仙至金山寺，使夫妻分离。白娘子前去索夫，水漫金山后，与许仙断桥相遇，和好团圆。法海再度前去破坏，将白娘子镇于雷峰塔下。<<红楼梦>>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是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故事情节由主次两条矛盾线索构成的。 一条是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为中心，贯穿全书的全线。它以贾、林争取爱情自由、婚姻自主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同封建制度、封建礼教之间的矛盾为线索，以贾、林最后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彻底背叛和爱情的悲剧结局而告终。 造成贾、林爱情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在封建制度与礼教的桎梏下，青年男女爱情、婚姻不能自主，而取决于封建家长的意愿。具体地说，贾、林的爱情、婚姻不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意志，而由以贾母为代表的荣府当权派们决定，而贾母又以封建的阶级利益做点为基点，她对林黛玉的“疼”，仅仅是从“骨血”关系出发，并不喜爱她不符封建道德规范要求的“孤高自许”、“目下无尘”和“小性儿”；而对薛宝钗的“爱”，则是以她“端方”的封建品格为基点，尤其是适应封建道德要求的“行为豁达，随分从时”的性格。由此终于选中了薛宝钗而弃置了林黛玉。其结果是，同时酿成3个人的悲剧：林黛玉，为爱情熬尽最后一滴眼泪，含恨而死；贾宝玉，终于离弃“温柔富贵之乡”而遁入了空门；薛宝钗，虽成了荣府的“二奶奶”，却没有真正赢得爱情，陪伴她提终生的凄凉孤苦。她和林黛玉，只不过是同一条封建毒草藤上两颗属性不同的苦瓜而已。 这条主线揭示了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罪恶；也歌颂了青年男女对封建制度的礼教的叛逆精神。<<牛郎与织女>>传说牛郎是天上的牵牛星，与织女星互相爱慕，他们感到天上不自由，相约到人间去生活。不料被王母知晓，认为牵牛星犯了天规，要加重罪。金牛星上殿说情，王母怪他多事，罚他与牵牛星一同下凡去耕地种田。织女舍不得与牵牛星分开，要求一同下凡，但王母硬要拆散他们，就把织女锁在天宫云房里，不许她外出一步。牵牛星降到人间一个姓牛的家里，他长大成人后每天下地种田，非常勤劳，人家都叫他牛郎。他有一头老牛，很懂人意，原来他就是金牛星的化身。牛郎的哥哥牛兄是个木匠，为人忠厚，但牛嫂十分凶狠刻薄。牛兄想为牛郎娶亲成家，牛嫂不答应，反吵吵闹闹要与牛郎分家。牛郎不愿哥哥为难，同意各立门户，他不争田地和家产，只要了那头老牛。牛郎牵着老牛离开哥哥家，在山脚下搭了一间茅草房安居下来。在天宫云房里的织女，时刻都在思念着牵牛星。这一天，她趁王母到西方出巡的机会，在灵芝仙子等姐妹的帮助下，偷偷下凡来找牵牛星。织女和姐妹们离开天宫时，天空闪出了刺眼的彩云。牛郎大为惊奇，躺在他身旁的老牛忽然变成了一个会说话的人。牛郎更为惊奇，但又异常欢喜，因为与老牛有了深厚的感情，所以倒不见外，亲热地称他为牛大哥。老牛知道织女已经下凡，有意成全他们在人间做夫妻，便领了牛郎来到碧莲池。这时织女正同灵芝仙子等九姐妹在池中戏水。牛郎暗中偷看美丽的织女，并在老牛的鼓励下与织女见了面。织女一眼就认出牛郎是她日夜思念的牵牛星，对他倾吐了别离之情，可是牛郎已不知道他与织女有过的姻缘，但他深深地爱上了织女。老牛乃做了他们的媒人，织女从此留在人间，与牛郎做了恩爱夫妻，他们男耕女织，勤俭持家，生活过得十分愉快。第二年，织女一胎生了两个儿女，人人都羡慕他们的幸福。他们还教会了人们耕种和纺织的好方法，使田地提高了产量，姑娘们都成了巧手。又过了一年，到了尝新节。人们把新谷做的米粑、刚收获的西瓜评给劳动最好的牛郎和巧手能干的织女先尝。牛郎的哥哥看到人人敬爱弟弟和弟媳，脸上亦觉生光，看看身旁好吃懒做的妻子，只有摇头叹气。织女和牛郎凭着勤劳的双手，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但是，王母从西方出巡归来，发现织女已私逃凡间，盛怒之下，派了天将把织女捉回天宫。牛郎从田间回到家中不见了织女，老牛告诉他织女已被天将捉去，牛郎仰天高呼，满腔悲愤。老牛不忍他们妻离子散，遂触断头上的牛角，变成一只小船，让牛郎挑着儿女登上牛角船，腾云追去。牛郎不住地叫着织女的名字，织女听到叫声，知道牛郎在云海辨不出方向，便抛出手中的金梭，金梭拖出一根发光的银丝，引导牛郎进了南天门，他又冲开天将的阻挡，夫妻见了面，宁死也不肯分开。残忍的王母，拔下头上的金钗在天空一划，发出一声巨响，只见牛郎与织女的脚下，裂出一条波浪滚滚的天河，硬把牛郎和织女隔开了。王母以为牛郎与织女从此只能一在河东，一在河西，无法相见。可是，牛郎与织女的坚贞爱情，感动了喜鹊，一时飞来无数的喜鹊，用身上五彩的羽毛，化成一架跨越天河的彩桥。织女含着兴奋的热泪，奔上鹊桥，牛郎也挑着儿女到了桥上，一家子终于又团聚在一起了。

日本文学的发展历史没有中国文学那么久远,在思想上的认识也不是像西方那样前卫。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谈日本文学论文开题 报告 ，供大家参考。

《 20世纪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比较视野 》

摘要：在日本真正具有学术意义和比较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始于竹内好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继竹内好之后，关于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起来，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 文章 涉及这一论题，进入八九十年代这一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真正具有一定理论建树和思想深度的研究并不多见。而相比之下，伊藤虎丸的研究以其宏阔的思维视界和独到的理论深度表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

关键词：20世纪日本;中日现代文学研究;比较视野

中图分类号：I0-0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24-0116-02

一

中国与日本自古以来特殊的 文化 关系和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紧张的民族矛盾，使日本人在打量现代中国和中国文学时，就特别关注中日之间的文化、文学关系，比较早的像井东宪的《中华民国的新文艺——与日本文艺的关系》(《都新闻》，1929.2.13-15)、泽村幸夫的《支那小说家的日本女性观——从张资平的作品谈起》(《东洋》34—6.1931.6)、中村光夫《鲁迅与二叶亭》(《文艺》，1936.6，收入《文艺读本·鲁迅》)、山东赋夫在《读卖新闻》(1936年10月22—25日)上发表的《鲁迅与我国文坛》等都显示了关注中国和日本文学关系的新视角。不过，在日本真正具有学术意义和比较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无疑是始于竹内好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

纵观竹内好的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始终内含着比较的视角。他从鲁迅那里，竹内好找到了自我反省和批判的契机，并由此展开对亚洲的近代化问题的思考。他说：“我看到，鲁迅以身相拼隐忍着我所感到的恐惧。更准确地说，从鲁迅的抵抗中，我得到了理解自己那种心情的线索。从此，我开始了对抵抗的思考。如果有人问我抵抗是什么，我只能回答说，就是鲁迅所拥有的那种东西。并且，那种东西在日本是不存在的，或者即使存在也很少。”也正是“从这一基本判断入手”，竹内“形成了对日本的近代与中国的近代的比较性思考”。[1]他的目的并不是停留在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本身，而是以此为“镜子”，系统地对鲁迅所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进行分析,同时解剖与中国同属一个文化范畴的日本民族的文学及思想性，转而对日本的近代主义无情地加以鞭挞和批判。以此思想为基点，构筑了他的独特的思想体系，并以这一发展模式和价值取向从事其研究活动。比如竹内好强调鲁迅以文学启蒙国民精神的思想，肯定他通过“抵抗”，主体性地接受西方先进的思想与文化的“拿来主义”，据之以批判缺乏“抵抗”的“转向型”的日本近代化，实质上是把鲁迅研究纳入日本现实社会的批判之中，以鲁迅为媒介或参照展开自我反省与批判。对于他来说，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化亦即中国革命，使得对于近代日本进行批判成为可能。在他那里，亚洲首先就是中国。竹内经常说中国通过彻底否定传统而再生于现代，也就是通过“回心”而创造出新的自我。在这一意义上，竹内好得出了中国走的是不同于欧洲的近代化之路的结论。并主张通过现代中国这个媒介实现自我否定，这就是鲁迅所说的那种窃得别人的火烧自己的肉的行为，以促成新的文化自我形成。所以，丸山升认为，竹内好的中国论，比起论述中国本身来更倾向于论述和批评日本、日本文化、社会的“近代主义”。他指出：鲁迅之于竹内好，是“体现实现了与日本‘近代’不同性质近代中国之特征的文学家、思想家，他自身便是对日本近代的批判和镜子。竹内塑造的这种鲁迅像，之所以在战后不久的日本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便是因为很多日本人开始回顾给日本带来那场战争的‘近代’究竟是什么，认真思考未能阻止那场战争的一方弱点是什么;而反过来，则对经过那场战争而作为新中国再生的中国抱有惊诧和敬意。竹内的鲁迅像正是抓住了这些日本人的心。”[2]

二

继竹内好之后，关于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起来。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文章涉及这一论题，如武田泰淳的《中国小说与日本小说》(《文学》，第18卷10期，1950年10月),冈崎秀夫《中国作家与日本：关于郁达夫》(《文学》，第21卷9期，1953年8月)、丸山升的《鲁迅与厨川白村》(《鲁迅研究》19期，1957年12月)等。到了70年代上述论题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和细化，如今村与志雄的《鲁迅与日本文学》(《鲁迅与传统》日本劲 草书 房，1967年)、斋藤敏雄的《福本主义对李初梨的影响》(《野草》第19期，1975年6月)、小泉让《鲁迅和内山完造》(讲谈社，1979年)等。这些文章和论著都注意到了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及日本文学的关系问题，但是，基本上还停留在现象的描述和事实的求证上，像今村与志雄《鲁迅与日本文学》，直接把鲁迅与日本文学联系在一起，由鲁迅的留日经历来推断鲁迅与日本文学的关系。他认为，文学家鲁迅的形成，受到过日本近代文化的影响，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他借助从1906年秋季以后就和鲁迅同在日本 留学 ，起居相守，又同是悉心文学的胞弟周作人在鲁迅去世后写的回忆，来证明鲁迅在漱石以外，对于日本文学并无兴趣。但事实上，鲁迅虽然没有对日本文学表示关心，但是，并不意味着鲁迅没有选择日本文学作为思想启蒙和文化批判的手段与工具。鲁迅一生翻译了相当一部分日本作品，据统计大约有六十五篇之多，像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夏目漱石的《挂幅》等。然而关于这一点，并没有引起今村与志雄的关注。

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不仅数量多，而且探讨的问题更加广泛，但是，真正具有一定理论建树和思想深度的研究并不多见。这个时期的研究视野从以下的文章题目中可以显示出来。像冈田英弘的《爱日本的中国人——陶晶孙的生涯和郭沫若》(《中央公论》95卷15期，1980年12月)、福田范正的《周扬和日本普罗文学运动》(《野草》第40期，1987年9月)、新谷秀明的《巴金和石川三四郎》(《野草》第54期，1994年8月)、小谷一郎的《日中近代文学交流史中的田汉—田汉和同时代日本作家的往来》(《中国文化》第55期，1997年)等。除了上述的论文外，1991年日本东方书店出版了由山田敬三和吕元明编著的《十五年战争与文学——日中近代文学的比较研究》，收辑了中日两国学者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日战争期间的中日文坛、在华反战文学、沦陷区文学和抗战文学，以及中日文学交流等,显示出强烈的“比较”意识和全面揭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企图。像冈野辰之的《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文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从和歌、俳句、私小说、文艺科学论和新村运动等几个方面，意欲全面地描述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文学的关系。然而，它所作的概述显得过于浅显和简单，并未能将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文学的复杂而矛盾的关系深刻地揭示出来。而相比之下，伊藤虎丸的研究以其宏阔的思维视界和独到的理论深度表现出与上述研究不同的个性特征。

三

伊藤虎丸是日本战败后，经历了民族的历史性深刻反省思潮的洗礼，并在这一思潮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竹内好的深刻影响下，走上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路。伊藤虎丸的研究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注重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无论是鲁迅研究，还是创造社研究，他都将他们与日本文学联系起来展开思考，从而构成了他的比较视角。诸如《早期鲁迅对尼采的理解与明治文学》(1979年)、《鲁迅与日本人》(1983年)、《在“脱亚论”与“亚洲主义”的中间——日中近代比较文化论序言》(1994年)等，这些论著主要体现了两个特点。

第一，视野宏阔、思想深刻。伊藤虎丸注重在大的历史背景下，以中国现代文学为媒介思考日本近代化和民族命运，就是孙玉石所说的“大文化比较的视角”。孙玉石指出：伊藤“他习惯于从大的历史背景，从整个亚洲国家民族命运的视野，来思考中国现代文学所可能提供的历史的启示”[3]。在他的《鲁迅与终末论》、《鲁迅与日本人》等书中，在他的许多学术论文中，都在大文化比较的视角上，阐发了自己关于日本近代民族命运的思考。伊藤虎丸强调了采取比较的 方法 对于认识各民族的“文化”的意义，他说：“各个民族都有这样的‘文化’。它是只有用‘比较’的方法才能认识到的”[4]。其内在包涵着竹内好的“比较性思考”的精神，不过，相对而言，竹内主要把鲁迅和中国作为内在的否定性的“精神”存在或参照坐标，当然这也是伊藤虎丸的思想基点和最终归宿，但他主要是在同时代的文化选择差异性的思想史的意义上使用了比较的方法。而且，他突破了竹内好否定鲁迅与日本文学关系的论断，在日本明治和大正时期的思想语境中和文化空间里考察鲁迅、创造社同人与日本文学以及西方文化的复杂关系。

第二，方法独特、角度新巧。与上述特点紧密相连，不是一对一地具体考证中日作家或中日文学作品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或进行平行研究，而是将鲁迅及创造社等留日作家纳入日本近代思想史的语境中，考察和梳理留日作家与西方文化及日本文学关系。一方面从日本思想界变化的历史轨迹中，在与日本的同时代关系中考察和把握鲁迅和创造社作家与日本文学的精神联系，比如考察鲁迅对尼采思想的接受与日本在接受上的差异;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把鲁迅与石川啄木、斋藤野人、内村鉴三等人进行同时代性思考;在科学主义方面，将鲁迅与福泽谕吉展开同时代性探讨。另一方面对非同时代的鲁迅和创造社进行“非同时性”的思考，比较和检视处在明治和大正不同时期的中国留日作家与日本文学的精神联系和他们之间的差异。这种在复杂的语境中的“同时代性”和“非同时代性”的多重比较，使日中文学关系的研究充满了深刻的思想张力。

参考文献：

[1][日]竹内好著.李冬木等译.近代的超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96.

[2][日]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M].王俊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46-347.

[3][日]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序[M].孙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

[4][日]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M].孙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6.

《 日本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

摘 要：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前半期，以英国、法国、德国为中心在欧洲各地而兴起的一股革新思潮。这是欧洲资产阶级企图摆脱封建秩序和封建统治的运动在文学上的具体体现。在其影响之下，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也在约一个世纪之后兴起了。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虽不像欧洲浪漫主义那般声势浩大，但也对日本文坛以及日本文学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日本浪漫主义 背景 理论 作家 评价

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产生于18世纪末的英德两国，继而影响法国，席卷欧洲大陆。而这一时期的日本，由于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彻底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另外受西方文明刺激的影响，人们的自我意识觉醒，开始追求自我确立与自我解放。一批青年作家开始追求与以往的文学所不同的创作风格，使明治时期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一度在日本文坛上占据半壁江山。

一、时代背景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取得成功，日本社会极力要求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另外在西方浪漫主义和文化的刺激影响之下，日本人开始超越理性，注重关心自己的内心和情感，促进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于是自由且大胆地表达感情的感想、诗歌、评论等一些文体占据了日本文坛的半壁江山，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之下浪漫主义文学在日本也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 理论表现

日本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深受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对于人的崇拜代替了对于神的崇拜，开始重视人的力量，将人处于整个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 宣扬人格的平等和自由、主张恢复人性、尊重人权、张扬人性爱。但是， 这种思想的变革， 与根深蒂固的封建保守势力发生激烈的冲突，文化上的开放与保守、民主与专制、 自由与禁锢两种思想的对立大大加剧。正是这种矛盾思想的激烈碰撞才使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拥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即：主张情感至上，追求人的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追求个人自由，推崇人的内部生命。

三、代表作家及作品

根据时间先后可将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分为3个时期： 第一期是以北村透谷、 岛崎藤村的《文学界》为中心; 第二期是以与谢野铁干、与谢野晶子、薄田泣堇、蒲原有明、泉镜花等人的《明星》为阵地;第三期是北原白秋、吉井勇、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等人的唯美主义、颓废文学。①

森鸥外是开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的先觉者，他的代表作《舞姬》、《泡沫记》、《信使》构成了他留德的青春爱恋的纪念三部曲。

(一)第一期代表作家及作品

如果说森鸥外开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的话，那么真正成为浪漫主义主导力量的是于1893年1月创刊的《文学界》杂志及其周围的年轻一代。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是北村透谷的评论、?口一叶的小说和岛崎藤村的诗歌。

北村透谷主要作品是长诗《楚囚之诗》和《蓬莱曲》等。但是北村透谷更加重要的史学价值体现于文化性评论方面，从1892年起陆续发表《厌世诗家和女性》、《何谓干预人生》、《内部生命论》等文章，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厌世诗家与女性》。这是他通过自己的实际感受和体验以伦理化的形式表达出来的结果，文中大胆地提出了“ 恋爱乃人生之妙药”这一具有划时代精神的主张。

岛崎藤村的《嫩菜集》等诗作，打碎了固有形式的桎梏，巧妙地把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表现手法和日本民族的传统表现形式糅合在一起;其内容摆脱了封建思想道德的束缚，热烈追求个性的解放和美好的生活，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奔放的浪漫情绪，开拓了前期浪漫主义文学。②

?口一叶是一位慧星一般的才女作家，一叶虽非《文学界》同人作家，却有许多传之后世的名作刊于《文学界》。其代表作品有《大年夜》、《青梅竹马》等。(二)第二期代表作家及作品

这个时期最伟大的天才是与谢野铁干的妻子与谢野晶子。她出版的第一部短歌集《乱发》是一部大胆而直率倾吐感观性与歌颂奔放的本能和主情的爱欲的诗集。反映了诗人对因袭封建旧道德的一种反抗，让人们感受到她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新时代女性。

在文学史上，泉镜花的小说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在他的一生中大约创作了300多篇小说，都具有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非常著名的代表作有《高野圣僧》、《照叶狂言》、《妇系图》和《和歌灯》等一系列优秀作品。

这个时期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高山樗牛，他是一位著名且受人欢迎的评论家。他的主要作品有《论美的生活》、《 日本民族的特性和文学美术》、《爱情剧是不是梦幻剧》等等。其中，在同时代文学评论中最有影响的是《论美的生活》，从“生命重于身体、身体重于衣物”的立场出发，讽刺了那些汲汲于金钱、权势的人，“以人造之物制自然之物” 的时代弊端，重视“尔等内心的王国”，鼓励人们去大胆追求内心生活的幸福。

(三)第三期新浪漫主义作家作品

新浪漫主义以“牧羊神会”为主流，《昴星》、《屋上庭园》、《三田文学》、《新思潮》等是其主流文学。主要代表人物有北原白秋、木下?太郎、吉井勇、长田秀雄等“牧羊神会”的中心成员，高村光太郎、谷崎润一郎、永井荷风等人在文学思想上与之共鸣。这些作家摆脱了此前浪漫主义的影响，迎合唯美主义的思潮，用华丽的笔墨和丰富的词汇，凭感觉创作出了充满异国情调和肉欲主义的作品。

三、思潮评价

日本浪漫主义虽不像欧洲浪漫主义那般声势浩大，但也在日本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一度占据日本文坛的半壁江山，对日本人的思想、日本文学、文化、艺术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先，它主张恢复人性和尊重人权，将“人”置于整个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并自始至终和封建主义作着斗争，促进了日本社会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次，在文学创作上主张把人性和自我尊严作为文学的源泉或出发点，打破了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是继启蒙运动以来又一次在文学上的解放。再次，日本浪漫主义将日本古典的浪漫主义与西欧浪漫主义加以吸收发展，从而在构建日本的近代文化方面具有深远而伟大的意义。最后，浪漫主义主张个人的自由，赞美恋爱，使人们大胆地追求独特而自由的艺术创作，超越自然，解放艺术，因此在艺术史上都具有深远影响。

但是，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也具有局限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软弱性和妥协性

它从一开始发展就面临着重重阻碍，自始至终都不如欧洲浪漫主义那般声势浩大。另一方面，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造成了封建思想在市民社会中的长期残留，极大地阻碍了浪漫主义追求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步伐。

(二)创作主张具有不确定性

日本浪漫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在与拟古典主义和自然主义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没有自身独立的发展时期。另外，浪漫主义作家内部围绕着文学创作的使命、文学的社会责任、文学的国民性、文学的民族性、文学与国家、文学与个人等问题进行论争，创作主张十分不确定。

(三)理论缺乏系统性

北村透谷、岛崎藤村、与谢野晶子、高山樗牛等人的创作虽然使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具有了开创新文学时代的个性鲜明的批评家、文学思想家的桂冠， 但却没有形成一个观点明确、前后一致、系统而又有说服力的文学理论体系。

注释

① 肖霞.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及特征[J].外国文学，2003(7).

②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简史[M].上海：上海外语 教育 出版社，2006：149.

参考文献

[1]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简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149.

[2] 林洪亮.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及其代表作家[A]//外国历史大事集?近代部分(第三分册)[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

[3] 王庆生.文艺创作知识辞典[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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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文系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内容提要：本文对明清两代开封的商业结构、功能以及空间分布的变化进行了较详细的考察，并依据山陕会馆碑刻资料，对清代中叶开封的商业规模进行了估算。关键词：开封 商业 山陕会馆 捐资开封是中国六大古都之一，北宋时人口超过百万，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城市，它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繁荣的经济都会。明清两代开封为河南省城，其城市规模与繁荣程度不能与昔日的国都相比。关于明代开封城市经济，傅衣凌、韩大成两位曾作过考察①，邓亦兵先生也对清代前期的开封经济进行过探讨②。本文拟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对明清两代开封城市商业及其变化做进一步的考察。关于明代开封商业的记述，以清初《如梦录》一书③最详，本文对明代开封商业的考察主要依据此书。至于清代商业，未见像《如梦录》那样详细的描述。不过笔者在实地调查中收集到一批商人会馆碑铭，依据这些碑刻资料，参照方志记载，或可对清代的开封商业得出一些较为具体的认识。一明代的开封，城周20里，“为街者六十有九，为巷者五十有六，而胡同则四十有二”，共计街巷、胡同160余条。④在开封城内还有一座城中之城，即周王府邸——明太祖第五子朱橚的封地。周王府在开封城北部，周9里，约占开封全城面积的1／5；该城设有午门、东华门、西华门、后宰门等四门；城墙之外街宽五尺，才允许百姓居住。⑤＿＿＿＿＿＿＿＿＿＿＿＿＿＿＿＿＿＿＿①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159页；《明代历史上的山东与河南》，载《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3期。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6—72页。② 邓亦兵：《清前期开封城经济初探》，《史学月刊》1986年第2期。③ 佚名：《如梦录》，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孔宪易校注本。④ 顺治《祥符县志》卷二《街巷》。⑤ 《如梦录》“周藩纪第三”。明制：皇次子封为亲王，禄米一万石。亲王嫡长子袭封，余皆封郡王，食禄二千石；郡王除嫡长子袭封外，余皆授镇国将军，食禄一千石；郡王孙授辅国将军，食禄八百石；郡王曾孙授奉国将军，食禄六百石；玄孙授镇国中尉，食禄四百石；五世孙授辅国中尉，食禄三百石；六世孙授奉国中尉，食禄二百石。亲王女为郡主，食禄八百石；郡王女日县主，食禄六百石；郡王孙女日郡君，食禄四百石；曾孙女日县君，食禄三百石；玄孙女日乡君，食禄二百石①。周王子孙不断繁衍，到嘉靖时已是“郡王三十九，将军至五百余，中尉、仪宾不可胜计”②。万历年间的记载称：河南“诸藩惟周府最称蕃衍，郡王至四十八位，宗室几五千人”③。故开封城内王府林立，除周王府外，还有曲靖王府、华亭王府、原武王府、瑞金王府、镇平王府、封丘王府、奉新王府、临汝王府、郡陵王府、安吉王府、堵阳王府、汝宁王府、鲁阳王府、颍川王府、应城王府、沈丘王府、汝阳王府、柘城王府、义宁王府、莱阳王府、鄢陵王府、上雒王府、顺发王府、内乡王府，此外还有贾仪宾府、段仪宾府、阎仪宾府等。这些王府宅第“金钉朱户，四门皆有伴当看守”④。亲王、郡王等还有大批专门为之服务的文武官员、兵丁人役。周王府有一整套专门机构，外官有“长史(即亲王相)二员，一左一右，审理一员。又有八所：曰典膳所、曰奉祀所、曰典杖所、曰典仪所、曰良医所、曰纪善所、曰工正所、曰典宝所。以上八所之官，典簿厅一员，乃长史司首领，保驾指挥一员”⑤。内官有东西承奉司，“掌管阖府事务，传递本章，与在京东厂司礼监同”⑥；设有“承奉司五员，一管年，一典膳，一典宝，其余轮流管事。伴读不拘数目，俱大帽衣*[衤＋散]；以下平巾，再以下散官不可计数；其余伴当、校尉各有口粮”。郡王则每府有教授官一员，典膳官一员。此外，亲王设庄民校360名，郡王设民校24名。“王宗男女俱有俸禄，伴当、校尉俱有口粮，文武官员皆有俸给，各色人役俱有工食；各营兵丁俱有饷银，各卫所军丁皆设屯地，地方、火夫见支门差银。”⑦以周王府为中心的一大批王公贵族，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大小官吏，构成开封人口中的一个特殊群体。＿＿＿＿＿＿＿＿＿＿＿＿＿＿＿① 《如梦录》“爵秩纪第四”。② 谈迁：《国榷》卷六三，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3983页。③ 王士性：《广志绎》卷三《江北四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7页。④ 《如梦录》“街市纪第六”。⑤ 《如梦录》“爵秩纪第四”。⑥ 《如梦录》“周藩纪第三”。⑦ 《如梦录》“爵秩纪第四”。开封是河南省会、开封府治所在，以祥符县为附郭，省、府、县三级官署衙门聚集一地。“各官衙署，俱在周府西南”。布政司署在钟楼西，下设经历司、照磨所、六房十四科，周围为守道署、都事厅、经历司、检校署、照磨署、官库署、案牍署，各官衙署、住宅连绵成片，周边则为书吏居住，也有百数十家。按察司署在布政司西街，路东是管河道署，路西为兵备道署，各官衙署、住宅也有一大片。都指挥使司署在钟楼东街，下设断事司、司狱司、知事署、经历司等；都察院署，在都指挥使司以东；按察院署，在雷家桥西；提学道署，在马军桥南。开封府署在延庆观以西，设清军、南河、巡捕、理刑、管粮等六厅及监狱。祥符县署在相国寺西，分设六房，库、监、清军、东河、管粮、巡捕等署。此外，开封之宣武卫，设指挥一员，巡捕指挥一员，镇抚司指挥使、指挥同指挥佥24员，千户36，百户72，俱世袭。①这三级官署衙门的文武官员，以及隶属书吏、人役为数众多，是构成开封城市人口的又一组成部分。除上述王室贵族和在职官吏之外，还有一批退休官宦、乡绅寓居开封。如开国元勋徐达后裔的徐府、张尚书宅、杨总督宅、王兵马宅，以及高乡宦、张乡宦、刘乡宦、李乡宦、陈乡宦宅等等。故《如梦录》有言：“大街小巷，王府、乡绅牌坊鱼鳞相次，满城街巷不可计数，势若两京。”②正如傅衣凌先生指出，明代开封的人口结构形成其经济特点，该城商业、手工业中很大部分是为以周王府为中心的诸多王公贵族服务的。如开封城内有倾销银铺十余家，又有“大倾销处，专做上纳元宝、大小成锭”，这与王府禄银直接有关，周府每年夏秋两季就有20多万两的禄银需要换兑。再如，城中有官营作坊专做各样巾帽，“结帽匠俱是工正所人，专结牛马尾各样巾帽，周府时常发出破网巾一二十顶洗补，上定圈及羊脂玉、碧玉、玛瑙、紫金等圈”；伞铺制造的销金曲柄伞、黄青蓝捉影雨缉闹龙伞等，是为亲王、郡王等出门仪仗之用；“响糖铺，做造十连、五连、三合桌各样糖果”，也是为供应“王府征纳”的③。又有扎彩匠做显道神，“五尺高、六尺围圆，王府出殡皆用此物”④；南薰门外有周王碗店，备有禹州神垕所产磁器碗盏，“周王按节迎节，在此洽酒、更衣，即为行宫”⑤。为文武百官所需服务的，如纱帽铺“专做王侯、大小文武官员冠巾，金、玉、犀角、玛瑙、乌角等带，并女冠等类”；有“官帽铺、制官帽、幞头之类”；有“绦儿匠制造印绶、儒绦、钩穗、裙绦、结挂”；又有“帽巾铺三二十家，定做百样巾帽”；皂靴铺，“定做选材通衬文武官样、四缝掐金男女朝靴”⑥。开封为中原文化胜地，是文人雅士汇聚之所。而作为省城、府治所在，每年前来应考的举子人数众多，故经营文化用品的商铺为数不少。开封城内至少有纸店8家、柬帖铺3家、笔铺数家，以及书铺、画铺、刻字、造玉牒册、揭裱书画、翻刻经书、手卷店、轴丈铺、古董铺等；纸店又有红纸、京文纸、古连纸之分。⑦所谓“柬帖”乃是王公贵族、官宦大员、文人墨客之间礼尚往来之必须，至于“玉牒册”，显然是专为王府需要服务的。＿＿＿＿＿＿＿＿＿＿＿＿＿＿＿① 《如梦录》“官署纪第五”。② 《如梦录》“街市纪第六”。③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第156—157页。④ 《如梦录》“街市纪第六”。⑤ 《如梦录》“关厢纪第七”。⑥ 《如梦录》“街市纪第六”。⑦ 《如梦录》“街市纪第六”。专营妇女用品的商铺也很多，如大隅首一带多卖绸缎、首帕、汗巾、伞扇、胭脂、针、粉、丝带、帐子、围裙等店铺；城隍庙前街有“打银铺二三十家，卖宝器、珍珠、翠花铺”；杨家胡同口有“静一”打银铺，“专一打龙凤花草、山水人物，瓮嵌累丝、干帖真金、管化十成”；都司署以西有三条巷子，每巷有梳子店三二十家，“俱卖四川黄杨、福建荔枝松根净齿精致梳栊”；少司马“恩荣三世”牌坊下卖胭脂、宫粉、香袋；钟楼下有各种香铺，卖合香、攒香、俺答香等。再如临清首帕店、银花青丝汗巾、潞绸店等都是专供贵族妇女享用的高档消费品。①餐饮、旅店业也是开封商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特点是品种全、档次多，可以适应不同消费层次的需要。鼓楼、大隅首一带多高档酒楼饭店，“各样美酒、各色美味佳肴，高朋满座，又有清唱妓女伺候”，以适应达官显贵及富商大贾的消费需求。其他各街酒店饭馆则面向更加广大的消费群体，或以特色风味，或以大众饮食为主。如按察司署西有“羊肉面店，日宰羊数只，面如银丝，扁食夺魁，各府驰名”；钟楼往南有“大馆卖猪肉汤、蒜面、肉内寻面诸食美味，阖郡驰名”；封邱府角“酒饭各样生意，排门皆是”；长史司署以南、大隅首至县角，各类饭店、酒肆、切面、素面、皮酢、烧黄二酒、火烧、烧饼、饮食粗馔等铺连绵不断。至于推车、摆摊出售各种风味食品，如羊肉车、牛驴肉车，油糕、煎饼、扁食、粽子、油粉等，则更多地适应了下层百姓的消费。②不少酒店是连带住宿的，如大山货店街往南有“专住妓女、过客酒店”；甬南新店“俱住货客、妓女，尤多饭店、酒店等铺”。大相国寺后院有僧舍二三百家，专门接待“过往官员及大商、茶店、清客等众”下榻，并“摆酒接妓，歌舞追欢”⑧。城外西关、南关的饭店、酒馆、旅店、过客店“排门挨户，生意不亚城内”。城关的饮食服务业主要接待往来贸易的各地客商，故餐饮、住宿、娱乐乃至运输、中介等项服务更为集中。如西关之马市街，有“骡马大店，顾写脚力，此处是八省通衢之地，故大店有三五十座，内住妓女无数，两边生意挨门逐户”④。表1是依据《如梦录》记载对开封商业店铺所做的不完全统计，请参见。除商业店铺之外，开封庙会市场也十分繁荣。如东岳庙，“每年三月二十八日圣诞之辰，五日前会起，进香、做谯，拥塞满门。所卖各样货物遍地皆是，棚搭满院，酒饭耍货，诸般都备”⑤。尤以城隍庙会所售商品最多。傅衣凌先生曾依据《如梦录》，将城隍庙＿＿＿＿＿＿＿＿＿＿＿＿＿＿＿＿① 《如梦录》“街市纪第六”。② 《如梦录》“街市纪第六”。③ 《如梦录》“街市纪第六”。④ 《如梦录》“关厢纪第七”。⑤ 《如梦录》“街市纪第六”。资料来源：《如梦录》“街市纪第六”、“关厢纪第七”。会贸易商货列表①，本文略做调整，转录如下(见表2)：＿＿＿＿＿＿＿＿＿＿＿＿① 傅衣凌：《明代历史上的山东与河南》。开封城内商业最繁华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大小山货街、钟楼、鼓楼、大隅首等处，这里聚集了一批较大的店铺和字号。如大山货店街，北有倾销银铺、打金店、正升字号店、大杂货铺，东至大店街角；往西路南有杂货店，如松字号店，均卖杂货、扇子；北面一带“俱是楼房，有百余间”。小山货店街，北头俱是字号店，有红纸店、京文纸店、倾销银铺、合森字号、生熟药材铺等；路东有老庄家茶叶店、各品芽茶，往南俱是药铺、扇儿铺；路西有张时天店、古连纸铺，又有倾番丝银铺、南北香料、药材店、羊皮、磁器店；往南有打金店、皮金铺、生熟药铺，直至南口。钟楼附近俱是京货，又有灌香刷牙抿子、耳勺、帽靴、皮箱、描金卷胎漆盒等货；有绦儿匠，制造绶带、儒绦、钩穗、裙绦、结挂等；路南，卖首帕、雨伞、连笼、桌围等物，有帽巾铺三二十家，定做百样巾帽；又有香铺，售卖合香、攒香、俺答香及香袋等。鼓楼南出售皮匣大箱、冠带帽盒、文具簪匣、七寸枕箱等货，“皆是重铜饰件”；鼓楼西有轴丈、毡货、缎店、广福店、糖店、六安芽茶、余芳缎店、南酒店等各色店铺，直抵大隅首。大隅首大街，往南有药铺、羊油、蜡烛、成衣、染坊、茜红毡店、纸店等铺，至总圣庵；复回向东，有高烧酒、临清首帕、汗巾、雨伞、葛巾、针粉胭脂、梭布店，再东有绒线铺、临清首帕店、银花青丝汗巾、帐子、围裙、余深缎店、潞绸店、关家倾销铺、陈汉章南鞋店、青铜镜铺、花柬贴、纸张等铺，直至大隅首。其他如旋匠胡同、布政司署、按察司署、开封府角、县角、李琏胡同、察院东街、都司署、州桥等处，店铺也很繁盛。①开封城内汇聚有全国各地的商货，如山西潞绸、临清首帕、吉阳夏布、六安芽茶、四川黄杨木梳等，以及“京、杭、青、扬等处运来粗细暑扇、僧帽、头篦、葛巾、白蜡等货”。鼓楼南之马道街汇聚有皮箱、帽盒、文具簪匣、枕箱等各种箱匣，以及抿子、舌刮、眉掠等货，“京城、临清、南京、泰安、济宁、兖州各处客来贩卖”，“每日拥塞不断”②。这些商货除供本城消费之外，也有一部分销往各地。开封城外，东关“陆路通南京、浙江、山东”；南关“路通川广云贵诸省，贸易甚众”；西关大梁门外，“路通京师、山陕，使客都会，车马驰集，店房烟凑”；北关安远门外，“路渡黄河，通临清入京师之东路”③。尤以西关外之马市街商贾往来最盛，“早晨牛驴上市，午间骡马上市，有过客买卖；骡马大店，顾写脚力，此处是八省通衢之地，故大店有三五十座”④。这些购买骡马或雇写脚力者，主要应是从开封贩货运销外地的商人。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柴草、煤、木炭、蔬菜等，多来自周边各县，每日从城关各门进入。如西关大梁门外，“五更时鲜菜成堆，拥挤不动，俱是贩者来买，灯下交易；城门开时，塞门而进，分街货卖”⑤。开封还有一大批走街串巷的商贩，如：摇博浪鼓卖白布、绵稠、山缣、女红用品的货郎；洗镜、绱鞋、磨刀剪、补锅锔碗、定秤张罗、劈柴铡草、栓扎鞍架、扯络鞭子的各色匠人。又有卖茯苓糕、炒栗子、蜜果、瓜子、咸豆、烧鸡、鸽雏、猪头肉、牛羊驴肉，各色果品瓜瓠者，或设摊街头巷尾，或推车挑担走街串巷叫卖。至于四时节令商品，如上元时节卖花灯、元宵，端午节卖粽子、油馓、百锁、排线、朱砂、雄黄、艾虎、菖蒲；五六月卖凉席、蒲席、暑扇、葛巾、西瓜、甜瓜、莲藕；中元节卖烧纸、金银；中秋节＿＿＿＿＿＿＿＿＿＿＿＿＿＿＿① 《如梦录》“街市纪第六”。② 《如梦录》“街市纪第六”。③ 顺治《祥符县志》卷一《关梁》记明代事。④ 《如梦录》“关厢纪第七”。⑤ 《如梦录》“关厢纪第七”。卖石榴、毛栗、梨、桃各样鲜果及祭品等物；九月重阳节卖菊花糕，十月售寒衣；腊月请灶神、门神、对子，卖蜡签蜡台、香炉、油烛、青松、石竹、各品干果、茶食盘馓、绵布手巾、绵线带子、剪裁零碎、绫罗缎绢、通草花儿、五彩绒花等各色年货。①

我认为是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下的男权意识和封建的性道德对女性的压抑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