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晚唐罗隐

论罗隐及其诗文正如韦庄既是晚唐的重要诗人，又是西蜀词派的一位代表人物一样，罗隐虽长期生活在晚唐，但他的才能到归附钱liú＠⑴后才得以发挥，他既是晚唐的一位重要作家，也是吴越文坛的代表人物。他与“辞藻富赡”的罗虬和“才清而绵致”的罗邺并称“江东三罗”而居其首（王定保《唐摭言》）。胡震亨说：“五代十国诗家著者，多有唐遗士……罗昭谏隐酣情饱墨，出之几不可了，未少佳篇，奈为浮渲所掩。然论笔材，自在伪国诸吟流上。”（《唐音癸签》）鲁迅先生对罗隐的小品文有过高度的评价，毛泽东同志阅读罗隐集时对许多诗画了浓圈密点。总之，罗隐是一位很值得研究的作家。 一罗隐（833—909）是浙江新城（今富阳新登）人，原名横，字昭谏，后因屡试不第，愤而改名为隐，自号江东生。他的曾祖和祖父都任过福州福唐县令，父亲也应过开元礼，为贵池尉。罗隐27岁就在贡籍，“才了十人，学殚百代。”（沈崧《罗给事墓志》），谁知十次应试，却十次落第！“自己卯至于庚寅，一十二年，看人变化”（《湘南应用集序》），“寒饿相接，殆不似寻常人”（谗书·序》）。此后十六七年，“东归霸国以求用”（《五代史补》），除家乡浙江外，还有陕西、河南、山西、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安徽、江苏等，但都“龃龉不合”（《十国春秋·罗隐传》）。罗隐向有“江东才子”之称，为什么总是所至不遇？这是因为当时的用人制度已极其腐败，科场被权贵把持，营私舞弊，任人唯亲。罗隐是“江左孤根”（《投郑尚书启》），“族惟卑贱”（《投湖南王大夫启》），自然只好感叹“五等列侯无故旧，一枝仙桂有风霜”（《长安秋夜》）了。《五代史补》说他“恃才傲物，尤为公卿所恶，故六举不第。”据载，唐昭宗曾欲以甲科取隐，当场有大臣反对说：“隐虽有才，然多轻易，明皇圣德，犹横遭讥，将相臣僚，岂能免乎凌轹？”并举出“讥谤之词”《华清宫》为据：“楼殿层层佳气多，开元时节好笙歌。也知道德胜尧舜，争奈杨妃解笑何？”昭宗听了，就取消了原来的打算（见姚士麟《〈两同书〉跋》）。可见，罗隐的这些诗着实刺痛了统治者的心，既使其恼恨，又使其害怕，不为其所容也理所当然了。再则，罗隐所求的“霸国”实际上是割据一方的藩镇势力，也多骄奢腐败，并无用人之心。如靠征讨黄巢起义军而威震一时的淮南节度使高骈，这时正独霸一方，罗隐往谒以求用，而高骈却惑于嬖吏吕用之、张守一、诸葛殷等神仙之说，酷好仙术，荒唐不堪。罗隐写了《淮南高骈所造迎仙楼》、《后土庙》予以揭露。他把诗题在墙上，连夕挂帆而去。高骈知道后，恼羞成怒，发船紧追，追之不及始罢。直到55岁那年，转机终于来了，在外奔波了大半生而所至不遇的罗隐，回到了钱塘，投奔雄据东南的杭州刺史钱liú＠⑴。钱liú＠⑴辟罗隐为从事，又请置钱塘县，表隐为钱塘县令。唐昭宗天复二年（902）， 钱liú＠⑴进爵越王，哀帝天yòu＠⑵元年（904），又进爵吴王。天yòu＠⑵三年（906），罗隐转司勋郎中，充镇海节度军判官。梁开平元年（907）， 钱liú＠⑴被封为吴越王，又表荐罗隐为给事中。22年中，宾主遇合，如鱼得水，凡邦土的大事记、钱氏的文告、奏表几乎都出于罗隐之手。吴颖说：“昭谏则固有于天下之大者也，遨游吴楚，退而应钱王之召。其高节奇气，有可以撼山岳而砥江河者。”（《重刻罗昭谏江东集叙》）袁英称之为“佐国是而惠残黎”（《重刻罗昭谏集跋言》）。唐昭宗景福三年（893）九月， 以武威军防御使钱liú＠⑴为镇海军节度使、浙江西道观察处置军使，钱liú＠⑴使沈崧草谢表，盛言浙西繁富。隐曰：“今浙西兵火之余，日不暇给，朝廷执政方切于贿赂，此表入奏，执政岂无意于要求耶？”改为：“天寒而麋鹿常游，日暮而牛羊不下。”以诙谐幽默的语言为东南人民说了话。朝廷大臣见了都说：“此罗隐词也。”（《吴越备史·罗隐传》）。罗隐感知遇之恩，竭力辅佐，深谋献策，敢于进谏。当时，吴越的赋税很多，小到鸡、鱼、蛋之类都要纳税。西湖的渔民每天要向钱王府上缴几斤鱼，名“使宅鱼”。渔民不胜其苦。罗隐作《题〈pán＠⑶溪垂钓图〉》曰：“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谁如？若叫生在西湖上，也是须供使宅鱼。”钱liú＠⑴感悟，“遂蠲其征”（同上）。在战乱纷争的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却相对安定，这固然有各种主客观原因，而罗隐辅佐钱氏22年，也是功不可没的。 二作为文学家的罗隐，他在诗文两方面都有突出成就。对此，李慈铭作过很中肯的评价：“昭谏诗格虽未醇雅，然峭直可喜，晚唐中之铮铮者，文亦崭然有气骨，如其诗与人也。”（《越缦堂读书录》八）罗隐的著作相当丰富，诸籍所载略有出入。今存《甲乙集》十卷并补遗一卷（《全唐诗》编为十一卷），《谗书》五卷，《广陵妖乱志》一卷，《两同书》十篇及序、记、启、论、碑等杂著三十余篇。余皆散佚不传。罗隐的诗歌约500首左右。除少数五、七言古诗和杂言诗外， 基本上都是近体诗，尤以七律最多。其中，固然不乏含蓄蕴籍之作，如《魏城逢故人》等，但更多的是尖锐刻露的刺世嫉邪之作。风雨飘摇的时代，曲折坎坷的经历，傲岸不屈的性格，使罗隐的诗歌充满了刚正浩然之气，“篇篇皆有喜怒哀乐、心志去就之语”（《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桐江诗话》）。他的诗好发议论，现实性强，语言通俗平易，把中唐新乐府的精神体现在五七言近体诗中，这无疑是进步的。罗隐的大量诗歌，通过对自身坎坷遭遇的感叹，揭露科举的弊端与用人制度的腐朽。《甲乙集》第一首《曲江春感》就是他落第后的抒慨之作： 江头日暖花又开，江东行客心悠哉。 高阳酒徒半凋落，终南山色空崔嵬。 圣代也知无弃物，侯门未必用非才。 一船明月一竿竹，家住五湖归去来。满腹经纶而累举不第，不得不归隐五湖，这不是对所谓“圣代无隐者”的绝妙讽刺吗？《感弄猴人赐朱绂》更是淋漓尽致地讽刺了帝王用人的荒唐：“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绯。”《幕府燕闲录》载：唐昭宗播迁，随驾伎艺人止有弄猴者。猴颇驯，能随班起居。昭宗赐以绯袍，号孙供奉。按唐制，五品官服浅绯，四品官服深绯。一个装腔作势的耍猴人，居然能够赐以大官的朝服，封以皇帝近侍的官衔，而有真才实学的读书人，十二三年离乡背井上京应试，竟一无所得！帝王的昏庸，科举的腐败，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南来北往中，罗隐对虚职冗员尸位素餐、高官显贵滥赐乱赏，实在是看得太多，也深恶痛极了。他把这一切都凝聚在诗篇中：“从事不从事，养生非养生，职为尸禄本，官是受恩名。”（《茅斋》）在社会上，一方面富人们“粪土金玉珍，犹嫌未奢侈”，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另一方面“陋巷满蓬蒿，谁知有颜子”（《秦中富人》）。罗隐的笔触，还注意到更广大的贫困者，一首咏雪的小诗，揭示了贫富咫尺相异的现实： 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 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雪》）丰收了又怎么样呢？还不是被统治者盘剥得更多？而在大雪纷飞中，有多少求告无门的贫者将冻饿而死！对他们来说，大雪，与其说是“瑞”，还不如说是“灾”，还是不要太多为好。将深沉的愤慨寓于冷隽的讽刺之中，既是对深居大宅锦衣玉食的富户显贵高谈阔论的揶揄，也是对丰歉同悲的贫者的同情，还有自己连年奔波却寒饿相接的不平。他在《送王使君赴苏台》中感叹：“两地干戈连越绝，数年麋鹿卧姑苏。疲méng＠⑷赋重全家尽，旧族兵侵太半无。”战乱频仍，赋徭繁重，生民凋蔽，为官者见此情景将何以为情？体察民瘼之情溢于言表。罗隐的诗常常通过咏物、咏史等手段来讽刺现实、鞭笞黑暗。在咏物诗中，或卒章显志，直言不讳，或象征比兴，借题发挥。他曾借咏钱揭露朱门富户虎狼般的贪婪本性：“朱门狼虎性，一半逐君回。”（《钱》）《金钱花》一诗对这种残暴贪黩行为挖苦得更为尖刻：“占得佳名绕树芳，依依相伴向秋光。若教此物堪收贮，应被豪门尽＠⑸将。”那黄灿灿的金钱花如能象金钱一样收藏起来，也将会被豪门贵族砍尽采光。这是多么辛辣的讽刺！人们喜欢赞美黄河的磅礴气势，罗隐的《黄河》诗却专就其浑浊、弯曲这一特点发抒感慨：“莫把阿胶向此倾，此中天意固难明。解通银汉应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只要与历史稍作对照，就可发现，罗隐笔下的黄河，正是混乱黑暗的唐末现实的形象写照。当时奸邪当道，以曲求通之事比比皆是。而谁又能明了“天意”呢？罗隐的咏物诗不仅用以揭露统治者，而且对依附权贵的庸禄之辈也常冷嘲热讽。有一首咏香的诗：“沉水良材食柏珍，博山烟nuǎn＠⑹玉楼春。怜君亦是无端物，贪作馨香忘却身。”（《香》）为了贪得权门贵人的欢心，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不顾了。罗隐投之以轻蔑的一笑。《鹰》是对那些爬上高位的既得利益者的剖视：“越海霜天暮，辞韬野草干。俊通司隶职，严奉武夫官。眼恶藏锋在，心粗逐物殚。近来脂腻足，驱遣不妨难。”本来如同司隶、武官一样的苍鹰，脂足肚饱后，就不肯尽职，连驱遣它都不容易了。这不由得使人联想起社会上那些随着地位变化而忘其所以甚至大摆架子的庸臣俗僚。罗隐对那些口是心非的假隐士也不放过，他嘲讽鹭鸶：“不要向人夸素白，也知常有羡鱼心。”（《鹭鸶》）揶揄鸣蝉：“风栖露饱今如此，应忘当年滓浊时。”（《蝉》）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嘴上说得很清高，其实对官位权势欣羡得很的伪君子或一天到晚唱着高调、忘记自己本来面目的无耻之徒不也大有人在么？通过咏史来刺时，是罗隐讽刺诗的又一特色。薛居正说罗隐“诗名于天下，尤长于咏史”（《旧五代史》）。所谓“长”，并不一定指数量多，主要是指手法巧妙，与现实的针对性强。罗隐的咏史诗常常具有史论的性质，在咏叹和议论历史的成败得失中寄寓着对现实的讽刺。他说过：“蠹简遗编试一寻，寂寥前事似如今。”（《咏史》）历史上往往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历史的镜子常常能照出现实的影子，罗隐的咏史诗也显然染上了唐末的时代色彩。他很少吟咏经纶盖世、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和揆天则地、气势浩然的盛世景象，而多感于亡国之君和末世之时，因此，他的咏史诗，除了强烈的讽刺意味外，还有浓厚的悲凉气氛。罗隐咏叹最多的是国家的治乱兴亡之事。陈后主由于沉缅于“丽华承宠渥，江令捧杯盘”的游乐生活，不恤政事，甚至在隋兵攻下台城时还诗酒不辍，及时行乐，最后落得个“兵来吾有计，金井玉钩栏”的下场（《台城》）。隋炀帝也由于荒淫无度，“君王忍把平陈业，只博雷塘数亩田”（《炀帝陵》）。这里有着多少深刻的教训啊！除了陈后主和隋炀帝，吴王夫差也是臭名昭著的亡国之君。罗隐在《姑苏台》中写道：“让高泰伯开基日，贤见延陵复命时。未会子孙因底事，解崇台榭为西施。”周太王的长子泰伯为了让位给弟弟季历（周文王的父亲）而逃到吴地，吴国就在这样高尚的禅让中开基，后来，吴公子季札（延陵季子）历聘上国，遍交贤士大夫，曾在鲁国观周乐，知列国之治乱兴衰，被大家称为贤能之人。可是，子孙后代却没有继承前辈的好传统，为了西施大造楼台亭榭，寻欢作乐，导致了国家的灭亡。罗隐不是一个“女祸亡国”论者，指出西施，是为了形象地说明吴王因荒淫而亡国，并不是要归罪于西施，这在《西施》一诗中有明确表现：“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如果说西施能够灭亡吴国，那么促使越国灭亡的又是谁呢？这就否定了“女祸亡国”的说法，提出了国家兴亡自有其“时”的观点。当农民起义军进入长安时，唐僖宗仓皇逃向四川。罗隐为此而作《帝幸蜀》：“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谢阿蛮是新丰市的女伶，很受杨贵妃的宠爱，诗歌借她的口吻，不仅挖苦唐玄宗在安史之乱时让杨贵妃做替罪羊，而且逼问唐僖宗：你这次逃奔四川，还有什么藉口可找呢？ 三罗隐的散文可以《谗书》为代表。鲁迅先生称它“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与皮日休、陆龟蒙的小品文一样，是唐末“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鲁迅《小品文的危机》）。《谗书》初编于唐懿宗咸通八年（867）春，共五卷六十篇（现存五十八篇，有两篇有目阙文），清阮元列入《四库未收书目》。强烈的讽刺性是《谗书》的显著特色，而题材之广泛，手法之多样，又显示出作者高度的艺术技巧。耳闻目睹，古往今来，“有可以谗者则谗之”（《谗书·自序》），且都能涉笔成趣，有独到的见解。借用历史题材讽谕现实，是罗隐最常用的手法。他善于通过对现象的分析，揭示事物的本质，既从尧舜的“舍其子而教”肯定其“示后代以公共”的精神（《三帝所长》、《丹商非不肖》），由伯成子高责让夏禹窥测其“狭禹之心而谨其取”的用心（《子高之让》）；又从刘邦、项羽“居宜如是”、“可取而代”的“英雄之言”背后看穿其“视家国而取”的强盗本性（《英雄之言》），从“秦鹿去而天下逐”的事实论证统治者“去道与德”的禽兽本质（《秦之鹿》），言简意赅，入木三分。罗隐特别注意总结兴亡盛衰的历史教训，目的是给唐末统治者敲警钟。汉武帝由于沉醉于“东山万岁之声”而“至于百姓困穷”，可见，“东封之呼不得以为祥，而为英主之不幸”（《汉武山呼》）；吴王由于“赐员死，而pǐ＠⑺用事”导致“越入吴”（《吴宫遗事》）的下场，揭示昏君奸臣必然误国的规律；隋炀帝由于溺于迷楼而造成“相秉君恩，将侮君权”的局面，说明迷于所溺，必“爽君德”（《迷楼赋》）……凡此种种，在帝王腐朽、奸佞用权的唐末，无不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值得注意的是罗隐运用历史材料的创造性。他并不拘泥于古籍记载的某些细节，而是根据主题的需要灵活取舍。有的只是以某个历史故事为缘起，生发开去，铺张成一个新故事，比如，由《左传》中晏子以“踊贵屦贱”讥齐景公“用刑之繁”，引发出晏子“以交易进退”劝齐景公“谨以从政”，写成旨在影射唐末昏乱的政治局面的《市赋》；借着谢惠连《雪赋》中梁王命相如赋雪的话头，敷衍出别具新意的《后雪赋》，以飞雪的“不择地而下”、“浼洁白之性”而讽刺不择手段、到处攀附的世俗小人。有的对原有故事稍加改编，突出某一侧面，即能翻空出奇，成绝妙文章。《越妇言》利用的是《汉书·朱买臣传》的故事，批判的对象却由不能安于贫困的朱妻而转为“矜于一妇人”的朱买臣，辛辣地嘲讽了平居时高谈“匡国致君”、“安民济物”，而富贵后“蔑然无闻”的封建官僚，这就更富有社会意义。作者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提出“周公之心可疑”，赞美“三叔之机在前”（《三叔碑》），又肯定祢衡、阮籍是“君若客旅、臣若豹虎”的衰弊时代“应天变者”（《叙二狂生》）。做的是翻案文章，却能言之成理，令人信服，而借古讽时之意，不言而喻。采用寓言故事来针砭时政、讽谕现实，也是罗隐的重要手段。他以敏锐的观察力，从那些听信谗言又滥施淫威的昏君庸主、恃宠骄横而虚有其表的重臣显贵、凶险诡诈而互相残杀的地方军阀以及趋炎附势并贪得无厌的势利小人身上，概括出他们各自的特点，通过艺术夸张，虚构出许多寓言故事，创造了生动的艺术形象，取得了强烈的讽刺效果。那专事“谋悖”的“邻妪”使人联想起欺上瞒下、制造事端的佞臣的丑恶形象（《齐叟事》）；在暗处侃侃而谈，有人进烛则“噤不得呻”的“僚者”，是平居和为官时期两副嘴脸的封建官僚的绝妙写照（《畏名》）。这些寓言故事，语言警策，含意深远，引人联想，发人深思，体现出作者高超的讽刺才能，与柳宗元寓言小品的精神一脉相承。托物寄兴，借事论时，是罗隐又一讽刺手法，即所谓“缘情必务于刺时，体物无忘于谏猎”（沈崧《罗给事墓志》）。《秋虫赋》显然是对“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庄子·qū＠⑻箧》）的封建社会的批判和对岌岌可危的唐末政权的警告；《蟋蟀诗》则抒发抑郁悲愤的情怀，诗中以物喻人，揭露邪恶得逞、贤良受压的社会现实。其它，如《屏赋》痛陈奸佞当道的危害，《题神羊图》慨叹朝中无正人，《解武丁梦》暗示李唐王朝“历数将去”、“人心将解”，《惟岳降神解》以“周道将亡”影射唐运将尽等等，或托兴诗赋以见乎词，或假借他事以陈其意，在对客观事物的咏叹中，无不寄寓着对现实的讽谕和批判，放射出极强的战斗锋芒。《谗书》中还有一些直陈其事之作。其中，有对弊政陋习的披露（《请追癸巳日诏疏》、《代韦征君逊官疏》、《市傩》），有对世风尖锐的指责（《刻严陵钓台》、《木偶人》），有对藩镇谋反的批判（《拾甲子年事》），有对变革现实的呼喊（《辨害》）；有怀才不遇的感慨（《道不在人》、《善恶须人》），有不随流俗的抗争（《投知书》、《答贺兰友书》、《序陆生东游》）。至于对贤臣良将的赞颂，则又从另一侧面鞭挞了社会的黑暗，讽刺了丑恶的现实（《梅先生碑》、《三闾大夫意》、《说石烈士》）。这些篇章，议论则鞭辟入里，使人耳目一新，抒情则情词恳切，催人为之动容。作为杂文集，《谗书》的文体灵活多样，短小精悍，有叙、说、本、辨，有解、喻、疑、题，有诗、赋、书、序，有疏、对、碑、吊，各种体式无不得心应手，运用自如。语言犀利泼辣，咄咄逼人，犹如匕首投枪，其锋锐不可挡。《两同书》共十篇，分二卷。《崇文总目》曰：“采孔、老二书著为内外十篇，以老子修身之说为内，孔子治世之道为外，会其旨而同元。”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曰：“隐谓老子养生，孔子训世，因本之著内外篇各五，其曰‘两同书’者，取两者同出而异名之意也。”《四库全书总目》则曰：“两同之名盖取晋人将无同之义。”其实，《两同书》是一部从哲学角度表达政治理想的理论著作。所谓“两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有两层意思：（一）老子和孔子的学说，本是对立的，但《两同书》中前五篇归本于老子的话，后五篇中有四篇归本于孔子的话，作者力图说明，修身养性和治国训世，表面看来有内外之别，但就实质来说，却有内在联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目的。从这一意义上说，老子与孔子的学说在某些方面既对立又统一，所以说“两同”。（二）《两同书》中的每一篇，都从对立的两个方面来论述某一个问题。上卷的贵贱、强弱、损益、敬慢、厚薄，下卷的理乱、得失、真伪、同异、爱憎无不说明对立双方，既有其区别，又有其内在联系，决定关键在于能否符合一个“仁”字。以“仁”修身则贵、强、益、敬、厚，不然则贱、弱、损、慢、薄；以“仁”治国则理、得、真、同、爱，不然则乱、失、伪、异、憎。原来，罗隐是以“仁”为出发点，把老子与孔子的某些观点“同”起来的，究其实质来说，是把老子的某些理论纳入到儒学的轨道，为宣传儒家的政治理论服务。作为议论文，《两同书》各篇观点鲜明，说理充分，语言犀利，逻辑性强，时时闪烁出卓越的思想光辉，不仅在当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就在当前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其它如序、记、启、论、碑、表、铭、状、列传等也都写得声情并茂，这里不赘述。无可讳言，罗隐的诗文也有其局限和不足，作者反对的只是那些不符合封建社会的政治规范和道德标准的事物，对农民起义毫不含糊地主张“诛翦”、“招讨”，对某些事物的评论也有偏颇之处。但是，瑕不掩瑜，罗隐诗文仍然是一份十分宝贵的文学遗产，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