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论文研究

最快捷的办法不就是在网上找嘛~~看看（地理科学研究）~~当然，一定要记住，自己写~~

央视于2006年11月推出十二集政论专题片《大国崛起》，对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和美国九个国家的崛起史进行评述。在中国国力大增，国际地位益显重要，深化改革面临瓶颈之际，此剧当有寻求历史借鉴，探索自身路向的积极意义。《大》剧结尾处，提出了“21世纪大国崛起道路”这样的大考问，一种以崛起为历史责任感的豪情壮志跃然毕现。最近世界各地舆论普遍关注中国崛起，大多肯定中国渐进融入国际主流体系的良性趋势，既显示正面期待，但又疑虑重重。美国《时代》周刊在今年1月11日发表以《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发端》（China：Dawn of a New Dynasty）为题的封面故事，尤有代表性和影响力。《大》剧旁征博引之余，并没有回答究竟什么是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要素；“封面故事”反映了美国传媒全球战略的视野，对于中国自身的决定性内因，若有若无，一笔带过。欲问“新王朝”如何发端？尚须冷静、理性、诚实应对“21世纪大国崛起道路”的大考问。历史经验表明，无论就本国或外部世界而言，“大国崛起”未必总是好事，不可不分青红皂白。“大国崛起”怎样成为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大吉大利，而非一场表面轰轰烈烈，带来绵绵人祸，赔上千百万条性命，了无进步意义的人类浩劫？诚为不容闪避的大哉问。“崛起”者，就是不甘平庸低下，争得既富且强，出人头地。人类出乎利己的生物本能，多要运用天赋特秉灵性创造能力，雄心勃勃追求“崛起”。个人、家庭、族群、集团以至社会、民族、国家，人同此心，心同此意。孔丘一言蔽之：“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古往今来，“大国崛起”有正道（良性）、偏锋（恶性）之大别，分属两类不同性质的历史范畴。其一为难能可贵的循正道以行。体现“万物之灵”悟性觉醒和优化抉择成功，遵循“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肯定利己私心（Private Interest）为天经地义的进取原动力（立足“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仁者爱己”也。），善于领悟、培植和弘扬利他爱心或公心（Love, Public Interest）以调谐利己私心（“仁者爱人”；道德观念的滥觞。），造就一种“合作比不合作好”、视“利他”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两心调谐” 型“心态文化” 境界（“仁者使人爱己”），藉以防范自私（Selfishness）犯罪的破坏作用，产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社会性效应，人类天赋特秉的灵性创造能力得以顺畅发挥，制度革新、科技发明纷至沓来，驱动社会持续发展进步，其一流前卫发明创造成果理所当然地为广大寻常百姓普天共享，而非特权统治阶层所能垄断；从而建成一个相对公正、安定和谐、繁荣富强，影响力举足轻重，泽惠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崛起大国”。“当行之路”一旦走通，成为可持续的良性、上升型“崛起”，愈行愈宽，渐入佳境，前程似锦，堪以引导人类世界和平理性创新发展的历史进步潮流，好望“大同”，“与天地叁”焉。上述“当行之路”并非凭空臆想生造，是基于人性，善用灵性，率性问道，优化选择，领悟“两心调谐”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公理常识性结论，合乎“中庸”原理的人间正道，可从孔子的“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基督教教义等得到解释和印证。但是“中庸之难，难于上青天”，“大国崛起”循正道难，一以贯之循正道更是难上加难。其二：走偏锋所谓偏锋，主要指利己私心趋于损人利己的自私极端，与人类天赋特秉灵性能力相结合，构成伦理意义上的犯罪倾向。回顾世界上漫长农业社会时期不同地域的大国崛起，几乎都是这类偏锋较量话本故事。十九世纪中期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接着出现了一种将生物界丛林法则延伸至万物之灵的人际关系的“社会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人类以强凌弱、侵略掠夺为天然合理、理所当然，成为近代史上支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肆无忌惮走偏锋的返祖型自私极端意识形态。另一种表面上看来型态相反的偏锋，奉行极端利他的“至善”理想，以否定个人本位、标榜“大公无私”为能事，其实无我无私也就无爱无公，爱心或公心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乌托邦式的“不可能任务” ，一种假性理想主义，以至欺世愚民自肥手段而已。结果一方面社会成员的私心进取积极性被扼杀，或畸变，灵性创造能力无法循正道顺畅发挥；另一方面，特权统治阶层借虚矫伪善的极端利他外衣掩蔽，自私掠夺恶性犯罪为害尤烈。豪情万丈的空泛口号，挡不住社会性道德沦丧、活力不继、对抗性矛盾深化。这种背景下，即便崛起逞强，总是徒有其表、外强中干、画虎不成。借用现代惯用政治术语，这两种偏锋形式分别叫做极右或极左，但“形左”而“实右”也。偏锋“崛起”，无论如何自我美化、大言不惭，甚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某些歪打正着的副作用，可为史家反复玩味、津津乐道，本质上总是返祖兽性丛林法则的延伸，弱肉强食惨烈决胜的结果；受益者只是代表特权统治阶层利益的少数群体，到头来不免自食其果，逃不脱历史的无情惩罚和讽刺。君不见西秦赢政虎狼之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王国、成吉斯汗的蒙古帝国、希特勒的大日尔曼第三帝国等古今中外多少偏锋佼佼者，穷兵黩武，叱咤风云，辉煌崛起，扩张版图，广聚财富，雄霸天下，不旋踵烟飞灰灭，而今安在哉？这类“崛起”此起彼落，总是不可持续、预后不良的恶性、平面型“功业”，一番番亵渎着“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没有为人类生活带来什么进步，却把一部世界史涂抹成了腥风血雨的“相砍书” ，概属“史前史”而非真正人类史的篇章。孔子如是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论语：里仁》）央视《大》剧选列的九国，是近代世界“大国崛起”由普遍走偏锋转向循正道而行，体现崛起性质、规模、命运历史性大转折的颇有代表性的选集。最早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处欧洲南端，难于置喙分羹陆上，遂致力海外开发，拓展海上航路，促进了地理大发现，成为横跨新旧大陆的空前规模殖民大国，威风了百余年。但因不脱自私掠夺偏锋的历史局限性，终至一蹶不振，跻身西欧后进末座。九国中得成正果的，当属美利坚合众国、大英帝国以及小小荷兰。它们在历史性的探索中，曾经不同程度地陷于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窠臼，甚至走得很远，但终于转进正道，沿着“当行之路”发展不止。它们以史无前例的创造力带动人类社会飞跃发展，由农业社会转进第一次工业化（蒸汽动力）、第二次工业化（电气化），第三次工业化（自动化），以至当今讯息化社会，成为引领世界进步潮流的主导。它们的成功，是人间正道亦即中庸之道极高明的鉴证，大不同于走偏锋崛起的“盛极必衰”宿命，其稳定性、持续性和旺盛创造活力已让许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预言家大跌眼镜不止。法国、德国、日本走了很多弯路；特别是一度成为法西斯轴心的德国和日本，其崛起给人类世界带来了大灾难，也招致自身蒙受严惩。二次大战后，它们一起转进“当行之路”的轨道，实现了浴火重生般的重新崛起。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工业化西方列强纷纷偏离中道，走上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鱼肉弱势劳苦大众，瓜分全球势力范围，几将世界推进自我毁灭的战祸深渊。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催生了社会主义苏联，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试图建立一种理想化的公正社会，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行武装革命，造成雷霆万钧般的政治压力，迫使西方列强主流良性演变回归“中道”，是一场前无古人扭转乾坤的的伟大成功实践。以俄罗斯为主的苏联的崛起，曾被期许为人间正道的至善楷模。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就，与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并列为超级大国。可惜执政党一开始选择了绝对权力和极左偏锋相结合的不归路，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陷进体制僵化和绝对腐化的泥淖。半个多世纪冷战对峙的结果，苏联及其追随国家普遍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日深、民心丧失殆尽，政权合法性不继，终于分崩离析，脱胎换骨，重归“中道”。可以说，苏联的兴起，成全了西方，拯救了世界；苏联的覆亡、转型，为绝对权力导向偏锋的悲剧性恶果提供了又一铁证，也反证了“中道”无与伦比的优化抉择特性。下一步让我们聚焦三个得成正果的大国，看看凭什么得天独厚，能够循正道以进，走在进步人类的最前列？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类。一切正常人的“硬件”是一样的，天生的七情六欲是一样的；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面对的自然环境考验也大同小异。那么为什么各自的发展道路会有极大差别？有的混混噩噩，怎么也崛起不了；有的崛起了，慧星般耀眼，焰火般灿烂，可是稍纵即逝，一蹶不振，沦为平庸末流，或开除球籍、消失无踪；有的居然幸运地找对了“当行之路”，万变不离其“中”，好景常在，日新月异，蒸蒸日上。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大国崛起”是政治、经济、教育、人文、科技、军事和价值观等多方面成就的综合体现，也与外部历史时机和环境条件息息相关；但无论如何，本国的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欲循正道而起，究其内因，根本要素有二：一，具备一种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社会性思想信仰，成为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大》剧中许多专家反复强调了文化因素的非常重要性，说到底，应指“根本的文化”，或“文化的根本”，那就是每个人拥有的基本软体平台，本文正名为“心态文化”（“观念文化”），相当于人们常说的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心态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为人之道”或“人际相处之道”，说到底就是关于利己私心和利他爱心（公心）这一双操控天赋特秉灵性活动的“无形的手”的协同关系了。“两心调谐”、“两心相悦”的“当行之路”，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或即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可以造就伟大国家的伟大人民必备的高素质“软实力”，成为民族、国家“循正道”崛起的大本大源。中国人对于导向“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本来不陌生。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倡导儒家学说，就是这番见地。可惜孔子的理性“仁学”超前了民智未开的上古时代，既难普及大众，也走不通上层路线，“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西汉初期“独尊儒术”，表面上孔子思想大获全胜，实则根本篡改孔孟之道，曲解变造成为反人性的御用儒教，一种否定个人本位、取消自我意识，提倡愚忠愚孝的社会控制论。从此“政教合一”，“教为政用”，误尽苍生。西汉盛唐，一时“盛世”，只是缺乏持续性和进步意义的平面型崛起而已。宋明后儒高唱“存天理、灭人欲”悖论，将“心态文化”伪儒化推向了极致，从此中国社会与虚妄的“国民劣根性”结上不解之缘，几乎彻底扼杀灵性创造能力，自绝于发展进步的一切机遇；一朝与西方大国碰撞，一触即溃，竟至沦为任凭宰割的俎上鱼肉。孔子以后五百年，西方诞生基督教。神性的基督教，以入世的人本主义、始祖犯罪、因信称义、爱心金律、末日审判等救赎之道引导世人走上“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藉基督献身、复活、升天，和种种灵异奇迹的感人力量，以及“天国说”激发的私心动力，循草根群众路线由下而上发展起来，披荆斩棘征服了罗马帝国，在上古社会取得了孔子理性上层路线不能企及的真性胜利。罗马皇帝同汉家君主一样力图变造基督教为巩固王权的政治工具，实行“政教合一”，“教为政用”。罗马政治中心东迁后，基督教分为东西两大派。东部基督教自命正宗，称为东正教。东部地区一开始就是皇权高于教权，教会依附政府，皇帝直接干预和掌控教会事务，以至有权任免教会牧首，召开主教会议批准宗教会议决定、解释教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特徵，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没有象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所起过的那种独立于王权的作用。东部基督教在帝国君权的控制下，实际上陷入了“政教合一”的窠臼，成为服务帝国政府的精神支柱；基督教的“两心调谐”精神在君主专制政治的压抑下不觉转入隐性状态。东正教地区的封建化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整个社会死气沉沉，长期处于滞进状态。西部基督教为新兴蛮族国家接受，形成大一统的教会同分散的世俗国家并立，即所谓“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并立的“双城记”型“凡圣两立”局面。西部基督教称为天主教，政教之间不是合而为一，而是互相制衡的关系，极大地有利于发挥“心态文化”的引导作用，促进了蛮族国家的文明进步。但罗马教廷“神权”无限膨胀，专横跋扈、腐化堕落、箝制思想，背离基督教“两心调谐”本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度陷西部基督教文化区于精神蒙昧状态，几乎中断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势头。西部基督教地区不同于“政教合一”的东正教地区以及伪儒当道的神州中华，14－16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教崛起、旧教革新，带动了“心态文化”返本开新的伟大转折。基督教世俗化人本主义精神，救赎“原罪”的爱心教义，经历罗马教会的反人性扭曲变形之馀，得以重振神威，正本清源，与时俱进，调谐“两心”，驱使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跟上了时代进步的需要。大家知道，《大》剧九国中，除了“脱亚入欧”,走上歧途，后经美国大力扶持，追随西方有成的日本，那八个“原生”的崛起大国统统属于西方基督教文化区。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名下包括天主教（Catholic）、东正教（Orthodox）和新教（Protestant）三大派，以及其他一些小教派。八国中最为成功，引领潮流的美国、英国，加上佳境常在的荷兰，皆以新教为主，世称新教国家。德国是新教主流派路德宗（Lutheran Church）的发源地，法国是新教重要教派加尔文宗（Calvinists）的故乡，但旧教势力较大；这两个国家走了不少荆棘路，直到战后才跟了上来。葡萄牙、西班牙，坚守旧教阵容，自外于宗教改革，不免让出领先地位，敬陪末坐。信奉东正教的俄国长期拉在后面，上世纪闯新路，立功勋，摔跟斗，绕了个大弯子，现在还没有缓过气来。这一切难道都是事出偶然？进一步观察西部基督教文化区各国，可在更大范围见及新教文化影响下社会发展进步的优势。同说德语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相较，奥地利（极少新教徒，90％天主教徒）就不如早期新教加尔文宗重要基地瑞士（53％新教徒，46％天主教徒）以及新教的另一支派路德教的发源地德国（81新教徒，11％天主教徒）强盛。在说英语的英国（60％新教徒，9％天主教徒）、美国（51％新教徒，22％天主教徒）、澳大利亚（82％新教徒，9％天主教徒）、爱尔兰（5％新教徒，94％天主教徒）、与加拿大（45％新教徒，46％天主教徒）之间作一比较，也会有类似的发现。北欧瑞典、挪威和丹麦三国人民绝大多数（90％以上）都是路德宗（Lutheran Church）新教徒，它们在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上都高居世界最前列。

哥伦布发现美洲与海洋地理科学 海洋地理科学是推动航海实践活动的主要基础与前提之一,而航海活动实践又反过来成为海洋地理科学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与动力,二者互促互进.海洋地理科学亦是浸透包容在航海史、科学史,乃至整个文明史中.今年是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510周年,在追忆纪念这位伟大的航海家之际,从海洋地理科学的角度研究哥伦布的航海作用,对于拓展对哥伦布航海研究的界域,创新研究内容,突出时代特色,具有重要意义. 一、海洋地理科学与哥伦布西航思想及行动的形成 对哥伦布远航成功,多有贬诋者.如说哥伦布是个“”、“一个疯子”、“神经很不正常”、“整个一生之中心理状态都有某种混乱”,说他的发现是“偶然的成功”等[1].从海洋地理科学的角度看,这些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1.远航前的哥伦布掌握了较为深厚广博的海洋地理学知识. 哥伦布所处的时代,西欧人对“远东”还不甚了解.《马可波罗游记》中关于东方“黄金”的描写引起了西欧社会国王、封建贵族、僧侣以及商人日益炽热的欲望.西欧人以极大的热情进行探险,配合寻找新航路.到哥伦布从事探险时,葡萄牙人沿非洲西海岸向南已进行了几十年探险并取得成就.马可波罗的著作深深吸引了哥伦布,他反复仔细阅读,不仅精读,还做了研究.坐落在西班牙塞维尔的哥伦布纪念馆中,至今还保存着一部拉丁文的《马可波罗游记》,书上有哥伦布做过的眉批.一个富庶的、遥远的东方深深地吸引着他. 自14岁上船后,哥伦布先在波尔多菲诺,后来又在科西嘉岛当少年见习水手,以后又成为正式水手.地中海、北大西洋一带是他的海上家园.1476年,哥伦布在一次商船海战中,因船只毁掉,漂渡到葡萄牙.当时,葡萄牙人正以极大的热情从事沿非洲海岸向南的探险,旨在寻找一条绕过非洲南端好望角去东方的航路.他们已经发现了非洲沿海、大西洋上的一些岛屿,同时也向北方探险航行.哥伦布在葡萄牙应募参加了去布里斯托尔、加尔维和冰岛的第一次远航.在葡萄牙的航海期间,哥伦布进一步学习掌握了天文、地理、潮汐、风向等知识,其中与航海有关的学科知识尤为丰富.他熟悉并会操纵多种类型的船只,了解并会使用当时的航海仪器,掌握航海技术,研究绘制海图.他狂热地学习、搜集各种航海方面的资料,学会使用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拉丁四种语言,成为一名航海专家.正如他自己于1501年所说的那样：“我从小置身海洋上,为的是在海上航行,且一直坚持至今.航海的技巧激励那些忠于航海事业的人在探索这个世界的秘密.充分地研究了天文学以及几何算术,我能全神贯注、得心应手地画出地球的形状和地球上的城市.”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中,哥伦布形成了向西航行的思想.2.坚信“地圆”说,深信向西航行可到东方. 科学是不断发展的,它的正确性及对社会实践的作用是有其时代性和相对性的.哥伦布所处的那个时代,海洋地理科学有许多内容今天看来是错的,但当时却是先进的,它也指导了人们的实践,起了应有的作用.地球是圆形的学说被公认并成为正统观点是近代的事情.在此之前的古代和中世纪,人类对于自己生活其上的大地的形状,说法多样.公元前6世纪的毕达哥拉斯和后来的柏拉图可能是最早提出大地是一个圆球形概念的哲学家.他们宣称的地球位于宇宙中心,天体环绕它进行圆周运动.著名学者波昔多尼曾在倡导大地球形说的基础上,推想从地中海向西航行可到达印度.公元2世纪,著名地理学家托勒密写成了古典天文巨著《大综合论》,其中认为地球是一个位于中心保持不动的球体,而天体则环绕它转圈子.托勒密撰写的《地球指南》共8卷,是一部影响深远的综合性地理学著作.书中采用经纬网,将地球分为360度,对地球的周长、各地名称,陆地、海洋及形状、温差等各方面都进行了论述[2](pp.142-148)[3](pp.175-180).当然,因时代的局限,这本书的错误是相当大的,但它是那个时代地理学的结晶. 随着社会发展,12世纪以后古希腊学术著作和中世纪穆斯林的学术思想又重新被西欧吸收,被译成拉丁文.在西欧兴起收集翻译古希腊文化的热潮是由于社会对新知识需求的增加.到哥伦布时代,译成拉丁文的古希腊和穆斯林作家的作品数量多、学科广.哥伦布运用所学的拉丁语,读了大量古希腊著作,特别是托勒密天文学和地理学.他还学习了中世纪学者的有关著作,逐渐接触“地圆说”. 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讲到希邦格（日本）离印度海岸不远.此外,比哥伦布稍早些年的法国地理学者皮埃尔?戴利的《世界的样子》一书（一译《幻想世界》,Imagine Muudi）,对哥伦布的影响极大.该书是根据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思想家罗哲尔?培根的观点而成,亚里士多德认为地球表面水域与陆地比例是1:6.该书把欧洲和亚洲说成是向两边延长着的“长长的”陆地,而在两大洲之间的海（指欧洲以西和亚洲以东的水域）便成了狭小而“短小的”了.书中还指出,“伊比利亚半岛的末端和印度东端彼此相距并不太远……显而易见,顺风有几天就能到达”,并断言：“绵延于西班牙和印度之间的海洋不甚宽广.”[4](pp.76-77)另外,据基督教《旧约》记载：“到了第三天,你应将水集合于大地的第七个部分,使其余六个部分干涸.”古希腊的学术观点与宗教文献相吻合,对于既追求学术知识又虔信宗教的哥伦布产生了特殊的作用. 哥伦布还在航海实践中,从各地搜集了很多不被其他船员们重视的、能够证明在大西洋遥远的地方有块陆地的证据.例如,如果西风持续地猛吹,海上飘来既非欧洲人也不是非洲人的尸体.另外,他听其他船员讲到,在离葡萄牙海岸450海里的地方,曾捞上一个木头制品,显然不是用金属工具做的,但小巧玲珑.在亚速尔群岛附近常常冲来一些陌生的树干和其他不为西欧人所认识的东西.通过理论学习与实践观察,“地圆说”更为哥伦布所深信. 3.综合推算与西航思想的最后形成. 根据古希腊地理学成果,参照马可波罗书中关于日本、中国位置的记载,以及中世纪西欧学者的著作,哥伦布的西航思想日臻成熟.早在15世纪70年代末,哥伦布就给赞成从西路航海去印度的学者、意大利的托斯堪内里写信.托氏对地理学特别是“地圆说”有许多独到见解,其中关于地球周长、经纬度及西欧与东方的距离等都有说明.他认为,在陆地上从里斯本向东测量,已知的大陆包括整个地球表面有230个经度,从西班牙出发向西只需走130个经度就能到达大陆的东侧（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还有太平洋）.托斯堪内在研究马可波罗的书之后认为,从里斯本向西航行5000海里就可直达伟大的可汗王国（中国）.另一条海路绕安蒂利亚岛,“经过两千海里,您会碰上妙不可言的奇邦格（日本）……”.他还画出了北大西洋地图.哥伦布专门拜访了托斯堪内,向他求教并获得有关资料.托斯堪内的许多结论与亚里士多德,以及《旧约》、《世界的样子》等文献中的说法有出入.如《世界的样子》中断言,中国位于加纳利群岛以西三千余英里[4](pp76-77).哥伦布虽然赞同托斯堪内的许多观点,但对托所制之路线有不同看法,认为太长了,因而需要自己计算. 要实践航行,哥伦布还面临两个问题,都和向西航行到亚洲的距离有关.其一是,如果地球是360度,那么1度有多长?其二,地球上已知陆地向东伸延有多长?根据《旧约》及亚里士多德关于陆地占6/7的说法,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海洋只占360度的1/7,即51个经度,又考虑到《世界的样子》及《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说法,哥伦布运算的结果是从西向东陆地面积占290度.这样,他的答案是,地球上海洋占70度.但1度有多长呢?根据古希腊托勒密的推算,以及中世纪穆斯林学者测量同一子午线两个点等几种测量方法,1度是62.5海里.也有一些地理著作说1度的长度不到10海里.哥伦布接受了环球距离较小的数字. 由于地球是圆形,在不同纬度上的两个经度之间的距离又不同,那么,在里斯本或亚速尔群岛的纬度上,两个经度间距离是多少呢?根据当时的数据知识及葡萄牙航海机构研究者们的计算方法,哥伦布计算出1度等于50海里.按这个标准计算,距所要去的东方目标不足3550海里（事实上沿北纬28度线,从加那利群岛到日本的距离是10600海里）,可见,由于条件的限制,哥伦布的计算结果是错误的.按这个结果,西渡大西洋到东方确是要容易得多[5]. 然而正是这个“错误”,使哥伦布最终坚定了信心.这个理论与找黄金、辟航路、传播基督教的热情和冒险精神结合在一起,促使哥伦布开始着手实施西航计划.他在多次向葡萄牙国王申请未获准的情况下,又来到西班牙,经过多番奔波磨难,冲破重重阻力,最终促成行动. 哥伦布向西探航并发现美洲并非是“不理智的行为”,也不是“偶然的成功”,更不是仅凭“黄金梦”、“宗教狂热”来支配冒险活动的.他是一个有科学头脑、独到见解、注重实际的伟大航海家. 二、发现美洲对海洋地理科学的贡献 哥伦布在航海活动中对海洋地理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第一个进入“美洲地中海”,发现了几乎全部巴哈马群岛、大小安的列斯群岛,足迹遍及现在的几十个美洲国家和地区,对海洋地理、水文状况进行了勘察,获得了不少发现,这里仅提及以下几个方面. 1.为环球航路的开辟、“地圆说”的最后证实打下了基础. 古希腊的科学文化在西欧上古末期和中世纪早期遭到严重破坏.中世纪时期关于地球的概念是按《圣经》中的解释,由幻想构成的地图,认为大地是一只圆盘,浮在水面上,天是由四根台柱支撑的穹窿,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在大地中心,中间是陆地,周围为水所环绕,有亚、非、欧三块大陆块.在中世纪前和中期的基督教西欧,这种观点占统治地位.十二三世纪以后,“地圆说”开始在欧洲兴起,哥伦布接触到了“地圆说”,又从《马可波罗游记》中了解到东方,结合航海的实践及见闻,坚信这一观念.尽管哥伦布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但在地球形状这个问题上,却背离了基督教学说.正因为他相信“地圆说”,根据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各种有关地理科学知识进行了周密的推算,得出地球的大约周长以及从西欧向西航行到东方的距离,使他的航行有了科学理论基础.虽然他的计算结果与实际相差较大,然而这种“错误”的理论是导致他发现美洲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应当指出,主张从西欧向西航行到亚洲,所遇到的不仅仅是与自然界的危险作斗争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与社会的、人为的困难作斗争,还要克服意识形态、思想观念上的种种阻力.当时绝大多数人不相信地圆学说,不相信向西航行可到东方.当时,尽管有几个国家在进行探险,有许多航海家,不怕风浪、不畏海盗,但却害怕驶进“地狱”,据说“地狱”的入口就在大西洋中的某处.在哥伦布第一次航行的水手中,还有人把这一传说看做是最可怕的危险.然而哥伦布以自己大胆的设想、科学的计划和无畏的精神冲破了这一障碍,西航成功了.他虽未找到真正的东方,却发现了美洲,通过这一发现,为后继者铺垫了环球航海成功的路.麦哲伦成功的因素之一,就是根据哥伦布的航海情况,又在他实践的基础上实现的.麦哲伦环球航行成功,在海洋地理科学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意义相当深远.因此,哥伦布的航海活动不仅是开辟了一条通达美洲的航路,也是证实“地圆说”,并为以后开辟环球航路创造了条件,他开辟了航海活动的新时代,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2.对海洋地理的勘测、发现和利用. 在航海过程中,哥伦布始终仔细观察、勘测所经海洋的水文、地理、气象等情况,计算航程,判别方位和经纬度,精心绘制地图并详细记载航海日志.他的《航海日志》内容丰富,被称为“地理大发现时代最感人肺腑的文件之一”,为后人研究西印度群岛、大西洋及中南美洲的海洋地理及航海科技史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6]([p.18].他的海洋地理勘察、观测、发现及运用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位于北纬20°到30°,西经40°到75°之间大西洋中神秘的马尾藻海,是海洋地理的一大奇观,有些自然状况至今难以解释.据考古发现,古代腓尼基人已到达马尾藻海.可是在中世纪,科学还深深地被禁锢在神学之中,马尾藻海却被认为是居住在深海中的神,能随便改变自己的形状,甚至可以突然消失,所以人们对其畏惧,一直无所认识.哥伦布第一次航经马尾藻海时,几乎被阻隔在那里.他是第一次详细记载马尾藻海的人,从此人们才开始对马尾藻海进行真正的科学考察 . 哥伦布对大西洋风向、洋流的发现和利用也有贡献.这些都是凭借他的丰富知识、经验、勇敢精神和聪明善断的天赋,在航海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比如第一次的航行返航时,为了防止触礁,躲开了东北信风带,在海上航行了48天.第二次航行时又逆信风北上用了93天.经过两次航行知道了有信风和偏西风的存在.他是第一个发现并利用大西洋中风系的探险家.同时,他也认识到海流的作用.他在很早以前就听到和见过欧洲西部海面上常有热带果实,珍奇雕刻、木材和异地人的尸体,在去美洲的航行中,又亲眼见到了后来被确认为是北赤道洋流的海流.同时,哥伦布还在当时航海仪器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发现了地磁的偏向因地区的不同而有差异（磁偏角、磁倾角）的现象.这些发现都是人类首次对海的认识,也很快被后人所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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