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论文格式

容摘要：曾国藩，自1851年5月上疏指责咸丰帝“苟责礼仪细节，不求国家大计”始至1872年3月死于两江总督衙门止，与清政府的关系迭宕多变，错综复杂，矛盾纷呈。其中矛盾最集中表现在曾国藩一切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目的的忠君思想和清廷对他的畏惧猜忌及至最后的疏远。认真研究双方矛盾关系演变的经过、结果和原因，既可以进一步了解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与清廷的矛盾又可以了解清政府中满汉民族之间的矛盾。关键词： 矛盾关系 忠君 猜忌 演变曾国藩，原名子城，字居武，后改名国藩，字涤生。按照他的解释，“涤”即“涤其旧染之污”，“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1]这无疑表示曾国藩要涤除旧习，焕然新生，做一个藩屏封建国家的忠臣，幻想“夜半霹雳从天降”成为国家栋梁， 期望清政府出现“中兴”局面。一我们可以把曾国藩与清政府之间的矛盾关系通过四个时期来说明。第一阶段：曾国藩于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至1852年，在京师为宦十二载。他广泛涉猎各种思想，尤其致于经世思想，立志要成为地主阶级的一代圣贤，要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要将平生所学付诸实践，以挽回封建统治阶级日趋衰落的形势。在京为宦时期，他看见清朝政府吏治腐败，廷臣的“唯阿之风”曾多次向咸丰帝上谏，但从未被采纳，他感到彷徨和愤懑，他在信中写到“书生之血诚，徒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 [2]，正是这种对地主阶级和清政府的一片“血诚”，使曾国藩在困难面前不肯退避，不怕得罪权贵官僚，敢冒触犯龙颜的不测风险。于是在1851年5月他再次上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其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结果咸丰批阅未毕即“怒摔其折于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3]，后因别人为他求情而免于受罪。从此他不敢在奏折中批评皇帝及对其施政方针表示不满之语，这使曾国藩对京宦生活深感乏味，并发出“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4]第二阶段：镇压太平天国时期，这是曾国藩最重要的时期，也是他与清政府之间“忠君”与“猜忌”表现最明显的时期。曾国藩出于对清廷的忠心，为尽快恢复封建统治秩序，于1853年办团练并开始为期十年之久的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为了扑灭太平天国革命的烈火，他不惜自己的生命。湘军出师不久，因战役失利，他两次企图自杀，以身“殉国”，可见其忠心不贰。在1854年秋，曾国藩攻陷武昌不但未获得封疆大权，且不时受到清廷责难。与此同时，清廷又在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周围组成江南、江北大营，其目的是以“湘军出力，江南、江北大营收功”[5]，使其六、七年内一直处于客军虚悬的地位，“不获大行其志”[6]。曾国藩进一步看透了清政府对他的猜忌心理，时怀警惧，处处谨慎，有时甚至感到悲观和伤心。因此于1857年奏请在家守制三年，咸丰觉得太平天国势力日趋衰落有无曾国藩无关紧要，遂批准他的请求，使其陷入难言之苦。直到1860年4月江南大营覆灭后，举国之武装惟有湘军可恃，清廷才授予曾国藩两江总督实权并以钦差大臣身份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务。但并不意味清廷放松了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猜忌之心。早在湘军围困天京之时，调僧格林沁屯兵皖鄂之交，冯子才、富明阿分守镇江、扬州，官文驻武昌，长江中下游三大军事重镇皆屯兵陈粮，名为预防太平军，实为控制湘军，使其在攻下天京之后，不敢胡作非为，肆意北上。清廷不时利用湘军的内部矛盾来分散曾国藩权势的过度膨胀。1863年，左宗棠被超擢为闽浙总督，两万余人从湘军中分离出去。左氏升迁如此之快，蕴含有清廷以此牵制曾国藩的意图在内。更为突出的是，在曾国藩于1864年春夏间与江西巡抚沈葆桢互争江西厘金税收的问题上，清廷竟置正在合围金陵的嗷嗷待哺之数万湘军于不顾，采取两掣其平的手法，谕准户部所奏江西厘税半归本省，半归湘军。面对清廷此种态度，曾国藩甚感伤心失望，“心中郁闷殊甚”[7]，“因饷事十分恼怒，而又念兵事无休无了，己身之力小任重，抑抑不自得，久不成寐。”[8]因此，曾国藩在表面上“有督帅之授”，实际上是受命于危难之间。清廷正是采取扶植曾国藩部下将领的手法，使其若即若离，达到分而制之的目的。对于曾国藩的嫡系部队，清廷更以严密监视。曾国荃“以一人而统九十余里之围师，困数十万之悍贼”[9]，未免有争功之意，时刻促使清廷对其加以警惕。在攻陷金陵之前，上谕一再申儆：“倘曾国荃骤胜而骄，令垂成之功或有中变，致稽时日，必唯曾国荃是问。”[10]其实，这是希望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等人共同协力，速竟全功，以免功归一人，从而出现无法控制的结果。攻陷金陵后，清廷谕令曾氏兄弟追查天京金银下落，提出严重警告：“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然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11]这一峻厉之谕，一扬一抑，使得曾国藩如履薄冰，由此可见清廷时刻对曾国藩及其湘军嫡系怀有戒备防范之意。因此，在天京失陷之后，曾国藩权倾一时，成为“中兴之臣”之首，且清政府封曾国藩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这是何等的恩赐和荣耀。但实际上清廷对曾的猜忌更加强烈，有暗伏杀机的危险。曾国藩最终出于对清政府的忠义，避免清廷的猜忌和不安，也使自己不陷于“狡兔死，走狗烹”的境地，做出停解部分厘金，裁撤湘军，并为曾国荃陈请开缺回籍的决定。第三阶段：“剿捻”时期 在遭受一系列打击之后，曾国藩大有看破红尘之感。他曾说：“国家堪忧，残喘余生，安得即归去，遁迹山林，不阅世事也！”[12]然而，在1865年5月，“剿捻”主将僧林格沁被击毙，清廷发出五道谕旨，而此时曾国藩正值心情不佳。因为4月时，那拉氏亲拟谕旨，斥责曾国藩妄自尊大，目无君上，暗使离间，诸多协制等等，曾国藩为此事“坦然寡欢”，“忑然不安”[13]。虽然他感到自己渐为清政府所冷淡和疏远，但是他出于对革命人民的仇恨和对统治阶级的忠诚，抱着老病之躯，奔赴战场。最终，曾国藩“剿捻”失败，他“惭惧不堪”“焦愤成疾”[14]，上疏请求辞职。实际上，这时曾国藩还没有最后下定走的决心，他仍认为清政府或许会象以前那样，降温旨慰留，令其继续为“剿捻”立功，最后将捻军镇压下去。然而他得到的是严旨切责，令其回两江本任，授李鸿章专办“剿捻”事宜。虽然“剿捻”最后成功，但是整个清朝如粪墙朽木，曾国藩的“中兴”希望至此落空，使他陷入悲伤和苦恼之中。第四阶段：天津教案时期 “剿捻”之后，曾国藩忧思过度，身体愈衰。但是接到清廷谕旨，令其前往查办“天津教案”。他再次出于对清政府的一片赤诚之心，成为镇压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刽子手。在曾看来，民族的安危，人民的利益都是次要的，只有保住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才是最重要的。因而他权衡利害，采取了“曲全邻好”“媚外求和”坚决与革命人民为敌的方针，最终受到舆论的指责，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此时他希望清廷能稍加维护，不料，那拉氏为了推卸责任，竟然也责其“文武全才惜不能办教案”[15]， 并派李鸿章复查“天津教案”。这等于公开宣布，“天津教案 ”完全是曾国藩个人办坏的，由于他的软弱无能，才使清政府不得不中途换人。至此，“英雄末路”的曾国藩由天津回到江宁仅一年多的时间，由于隐痛太深忽然死去。二清政府对曾国藩由猜忌到疏远的原因何在？首先清朝封建王朝自建立后，满汉矛盾一直存在。因此满洲贵族在入主中原以来，在严厉实行文化高压政策、牢牢牵制人们思想观念的同时，又在政权和军权上对汉人采取不信任，不予重用的态度，尤其在军事上，“以驻防兵钳制天下，不轻以汉人司兵权”[16]。因此，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过程中，不得不起用曾国藩等汉族官员以及湘、淮军为之效力卖命，但自始至终都怀有畏惧猜忌之心。其次，清廷之所以对曾国藩由猜忌到疏远，主要是因为在天京攻陷之后，湘军内部矛盾重重已经分崩离析，而这时淮军的势力强大起来，这就为清政府对曾国藩开刀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曾国藩一生忠君原因又何在？首先，他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这个家庭保持着十分浓厚的礼教传统与森严的封建秩序，培养了曾国藩对封建礼法的忠诚信仰；再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同曾国藩及其家庭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其二，在曾国藩生活的时代，“修，齐，治，平”的儒家传统思想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而且在长期的苦读和从军从政过程中，曾国藩逐渐成为一位集中国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大成者、理学经世派和“旷世济世”的情怀，使他一直恪守忠君敬上的人生信条。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他以对清王朝的一片赤诚之心，历尽艰难困苦，忍受侮辱折磨，始终为维护传统礼仪纲常重新规范社会秩序，达到“立功”“立言”“立德”的人生境界而奋斗不止。其三，与他本人修身养性的人生哲学密切相关，曾国藩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人的一生，既要自强不息，奋斗进取，建功立业，又要自我克制，寻求“惜福之道，保泰之法”。他特别重视“刚柔互用”之术，主张“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追利，则当谦退。”[17]在“强矫”方面，他特别强调的是自胜，而不在胜人。这是因为能自胜者，才是真强、真硬。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己”，颜子所说的“不贰过”。在“谦退”方面，他特别强调为人处世必须谨小慎微，做到“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他曾以自己的实际经历作出结论说“孝以施于上，信以施于痛列，歉以施于同列，浑则无往不宜。大约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处；凡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之最切于实用者而。”[18]遵循这一思想原则，曾国藩在具体行动上尤其注重对谦和、忍退的实际运用。当官位愈高，权势愈大时，他时刻提醒自己对清廷更加忠诚，并常存冰渊坠坠之心。他在日记中写道：“凡人我之际，须得看平，功名之际，须砍得淡，庶几胸怀日阔”[19]“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20]用顺从天命的态度看待工人的利害得失和成败祸福，这种拘谨深沉而又保守的气质，对于他循规蹈矩走正道，忠于清廷起到很重要的影响。正如费正清说：“它非常适合于坚持反叛逆和反道德放任的路线。”[21]第四，曾国藩的“忠君”思想又与清廷的拉拢政策而加强。曾国藩在仕途上的发展是颇为一帆风顺的。从道光二十年授翰林院计起，到二十九年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这对于“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他在升内阁学士时写信对他的弟弟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22]，曾国藩认为，自己有如此机遇，主要是“荷皇上破格之恩”，对于皇恩浩荡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1862年，当他与劳宗光互争粤厘洲，清廷抑劳而重用他，并指出：“环顾中外，才力气量如曾国藩者，一时亦实难其选。”[23]而且清政府对于李秀成被擅自处死之事以及幼天王逃走之罪未于深究。清廷对他越信任重用，越使他愧怵战兢，只图报效，所以“忠君之忿重”，“立名之志浅”[24]，“唯有竭尽勇锐，以办江介之事，此外非所敢知也”[25]，这是促使曾国藩即使遭到清廷猜忌和疏远，也一直忠心耿耿地为清廷一次又一次的卖命。综上所述，曾国藩成为维护清朝统治的封建忠臣，无论是在不被重视，被猜忌还是最后被疏远，他对清王朝的一片“血性忠诚”之情始终没有改变。曾国藩终因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抑郁而死，结束了他一度辉煌而又困惑的一生。他始终没有摆脱不幸的政治命运，正所谓“命运是被情势所改变和扭曲的生存态”[26]。曾国藩的忠君思想，让人可敬又可悲，他的一生不愧是“忠毅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