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收支影响因素研究论文

我赞同二楼,一楼明显是在胡扯人民币升值怎么吃亏最大的是老百姓呢,显然老百姓得益嘛!你昨天拿100元能买一件衣服今天一下能买两件相同的衣服了,你说你吃亏了还是获利了?长远看,吃亏的是中央银行和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人民币升值(大幅度!),那么相应的结果是:1.外汇储备贬值,也就是说,国家辛苦积攒的东西不值钱了.2.汇率上升,对于出口贸易有极大的抑制作用.由于我国的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所以汇率的变动对出口贸易的需求弹性极大,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会严重受挫.3.金融市场资产由于外资的撤离和利率的提高,泡沫破裂,造成国民经济的动荡,严重的话,会有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同时产生.4.外资的撤离通过人民币升值前后的汇率差赚去我们大量的劳动果实.5.缺少实业经济发展的支持,一味强制的升值不会长久,而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调和价格扭曲甚者则会造成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的混乱.由于你给的悬赏分太低,所以解决办法就不告诉你了!呵呵再加点悬赏分我告诉你!嘿嘿还有很多可能的原因,一时记不起列举,希望这个答案能给你一点启发

汇率是一把"双刃剑",其变动所带来的影响往往是双方面的.从我国当前的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来看,人民币升值存在很大的空间.虽然,升值有利於增强社会各界对中国经济和货币的信心,减轻偿债负担,有利於加快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进程;但同时,将对我国外贸出口增长产生严重负面影响,不利於缓解国内就业压力,导致外汇净资产的权益受损.升值负面影响明显强於其正面效应.因此,面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我们应该采取措施加以缓解.关键字:汇率 升值 正面效应 负面效应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汇率对资源在全世界的配置起著重要作用,中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重要一员,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将牵动著亚洲各国乃至全世界的神经.我国目前经济高速增长,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外汇储备稳步增加,种种迹象都表明人民币升值存在很大的空间.一,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背景分析首先,从我国当前的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强势经济必然造就强势货币.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著国家宏观调控手段的不断完善,经济波动减少,进入了可持续增长的阶段.特别是在当前全球经济放缓的情况下,我国仍一枝独秀,保持了8%的高增长速度,这是人民币持续走强的经济基础.其次,从目前国际收支状况来看,国际收支中经常专案,资本专案持续出现"双顺差",外汇收入大於支出,外汇市场供大於求,外汇储备达3400亿美元,呈稳步增加态势.在目前国际收支大致持平的情况下,人民币也没有贬值的理由.第三,从国际大环境看,目前,美国,日本,欧洲经济纷纷陷入衰退,整个世界经济滑入低谷,"9·11"事件更加使原已低迷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美国作为全球最安全投资场所的理念受到挑战,而中国则以其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稳定的政治环境,巨大的市场潜力保持著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使其成为今后境外投资者规避风险的安全港.资本专案下顺差的扩大将抵补经常专案的可能下降,来华投资的大量增加,对汇率升值形成了强有力的支援.第四,从国内物价水平来看,自从宏观经济出现通货紧缩的局面以来,物价持续下跌.入世后随著关税的大幅度下降,进口商品成本进一步降低,不少商品的价格还会出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低物价,低通货膨胀率是支援人民币汇率稳中趋强的中长期重要因素.二,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正面效应人民币升值对经济产生的有利影响集中表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有利於增强社会各界对中国经济和货币的信心.追求利润和规避风险是国际间资本流动的根本原因,外商是否在中国投资不单单是利润率问题,规避风险是其考虑的又一重要因素.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至今,现行的国际信用货币制度存在著极大的不稳定性,无论是国家,个人都有规避风险的客观需要,理性预期也成为影响国际间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当前人民币在国际舞台上还无法与美元,日元相媲美,因此,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树立国际上对人民币的信心.根据资产组合理论和理性预期理论,人民币升值传递给全世界的信号将是国家综合实力增强,经济形势看好,这就有利於增强投资者信心,从而改善人们对政府行为和经济运行的预期,并使对外再融资更为容易,成本更低.(二)有利於减轻偿债负担.截止到2002年,我国的外债馀额高达1704亿美元,人民币每贬值1%,就会增加17亿美元的外债.而反之,人民币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就会给我国带来几十亿美元的外汇盈馀.加之我国中长期负债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目前又已进入偿债高峰期,人民币适度升值对於缓解当前的偿债压力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三)有利於树立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从周边各国情况看,日,韩经济持续低迷,昔日生机勃勃的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速度缓慢,还未完全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人民币一旦贬值,极易引发亚洲货币新一轮的竞争性贬值,引发国际间的"货币战","汇率战".况且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也极易招致贸易对手的报复,导致反倾销政策失去作用.而人民币保持稳中有升,将有力地推动亚洲一些国家走出困境,对全球经济的稳定也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四)有利於加快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进程.目前我国人民币汇率管理制度实行的是在经常专案下内有管理的可兑换,资本专案还未开放,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避免国际市场上的汇率风险.人民币汇率在今后若干年内缓慢升值,也将为汇率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缩短资本专案开放的时间表.人民币在目前已经成为周边地区的硬通货,在放开资本专案管制,成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后,预期人民币将有望成为地区性强势货币.三,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负面效应汇率是一把"双刃剑",其变动所带来的影响往往是双方面的,人民币汇率升值,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一)将对我国外贸出口增长产生严重负面影响.人民币升值将提高我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直接削弱我国出口的价格竞争优势,影响我国在美元贬值期间转移效应和相对比较优势的发挥,增加我国开拓国际市场的难度.从国际分工格局来看,相对於发达国家以研究开发和服务业为主来讲,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以制造业为主,这种贸易结构极易受到汇率水平变动的影响.从生产要素分工来看,相对於发达国家以资本技术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来讲,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以劳动力成本为优势的.作为中国优势企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产品档次不高,附加值含量低,如果人民币升值,出口商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则会相应提高.在国际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利润的下降将严重影响出口商的积极性.人民币升值会对中国的优势产业产生严重损害.(二)不利於吸引外资和加工贸易产业升级.人民币升值将可能使国内投资环境恶化,新增的海外投资则会减少,因为这种投资变得相对昂贵.在华外企的经营目前已逐步进入成熟发展期,外资利润汇出的要求也在逐年增大,人民币升值将提高利润的外汇收益,可能加大资本外流规模,对国际收支平衡产生压力.这都将影响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和利润,以及再投资的规模与产业本土化的进程,不利於我国加工贸易的持续发展和产业升级.(三)人民币升值会使国内企业的风险加大.中国一直实行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如果人民币升值则会加大企业的外汇风险管理成本.从生产,销售角度来讲,汇率的变动引起进口材料,外销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动,从而必然影响企业在市场的竞争力.从财务角度来看,主要是指对受险资产和负债进行调整,改变风险净头寸的强度和币种,从而实现对外汇风险的管理.如果现在人民币升值使其对美元这种硬通货的汇率发生变动,那麽将会给许多进出口企业带来额外的负担,势必增大外汇风险管理成本.(四)将直接导致外汇净资产的权益受损.今年上半年,国家外汇储备增加到3465亿美元.若人民币升值,势必加重美元实际贬值幅度,进而导致我外汇净资产的严重"缩水".此外,人民币升值还将导致中国外汇储备增速放缓,有可能不利於我国金融改革正常推进.另外,人民币升值会使银行现有的不良资产的(以美元衡量的)实际金额进一步上升,对整个银行业的改革和结构调整不利.(五)不利於缓解国内就业压力.当中国需要增加就业时,人民币升值将会在某个阶段影响经济增长的进程并将逐步地抵销由於货币升值所引起的进口增长.一旦中国经济增长由於人民币升值而受挫,而且经济增长大大低於经济增长潜力的话,中国经济终将会出现通货紧缩的压力.目前外经贸行业提供的就业机会超过7000万人,很多新增就业机会也是由本国出口企业和外资企业提供的.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行业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最终将体现在就业上,势必对当前就业环境的改善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六)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可能引起市场预期将会发生进一步的变化,从而可能引起市场的投机行为,导致投机盛行.由於以美元表示的国民财富迅速增加,股市和房地产达到高潮,"泡沫经济"发展,两极分化继续扩大,可能给经济发展造成打击,经济会进一步放缓, 政府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最终由於这些考虑,货币又会贬值.货币升值又贬值,人们就会对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失去信心.可以看出,当前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呈现两大特点,一是范围较为广泛,升值将影响国际贸易,吸引外资,就业,物价以及金融改革的稳定发展;二是力度相对强烈,升值负面影响直接关系国计民生,力度明显强於其正面效应.因此,面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我们更应该保持谨慎,研究周全,并积极加以应对.四,采取措施缓解升值压力面对国内外关於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和压力,中国应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同时,应采取措施缓解升值压力.(一)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基础.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基础应逐步过渡到经常专案为主兼顾其他因素特别是资本流动的情况.改进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应将目前国内企业的强制结售汇制逐渐过渡到意愿结汇制, 建立银行,企业间外汇市场,放开主要外贸企业进入外汇市场,扩大外汇交易主体,提高外汇交易规模,使整个外汇供求有效地出清价格,同时使价格也能灵活地引导和调节供求.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主要包括放宽汇率波动幅度,可以考虑从目前的3‰放宽至1%的固定汇率下的波动幅度,减少中央银行在市场上的干预频率,代以其他的经济方式和手段调整汇率水平.同时,人民币汇率调控目标可由盯住美元转为盯住一篮子货币.篮子中包括美元,日元和欧元三种货币,可根据贸易情况选择适当权数.(二)维持贸易的总量及结构性平衡.在遵守入世承诺,逐步减少对贸易的限制时,更要慎重对待主要贸易夥伴的贸易顺差问题.加强区域内多双边合作,增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大力发展区域经济合作,通过区域内部贸易和投资比重的增加,抵御外部市场波动可能带来的影响;积极推动亚洲区域性的货币合作机制,加强亚洲资金的自我回圈,增强抵抗金融风险能力,为我国在国际经贸关系中争取更大的回旋馀地.(三)改善储备风险,加强经济安全.适当控制外汇储备的过度增长并更好地利用这些储备资源.一是要建立将储备转化为投资,将资金转化为资本的新机制,制定更积极的对外投资战略;二是保持外汇储备资金的流动性,并在保证流动性,保本的基础上寻求长期稳定的收益;三是应尽快改变将外汇储备大都压在美元和美国债券上的状况,增加欧元等币种在中国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四是外汇管理当局应在外汇储备管理过程中建立和完善风险管理框架.针对外汇市场的供求形势,进一步放宽对经常项下的外汇限制.包括逐步取消强制性的银行结售汇制度,放宽对旅游等外汇汇兑限制.(四)提高货币政策调控能力和水平,大力发展金融外汇市场.外汇占款的大幅增长已经影响到我国货币政策的稳健性,央行对冲外汇占款的压力很大.当前,应积极研究央行资产结构调整方案,研究盘活央行某些类别资产的可能性,恢复央行资产结构的弹性,努力将基础货币增长控制在适度水平,防止商业银行贷款过快增长.同时,要著力培育人民币远期和期货交易市场,大力发展汇率风险规避工具,增加企业应对汇率波动的手段,保证对外经济贸易的持续稳定发展.

楼上的拿些论据出来证明是胡扯...

入世：中国开放资本项目的催化剂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学术界和政府决策层对允许资本跨境自由流动的合理性提出质疑。部分人士直言不讳地将不受限制的、动荡的资本流动视作引发和延长危机的主要因素（克鲁格曼1998，斯蒂格利获1998）。亚洲危机及其后的学术争论显然对中国的决策者产生了影响。不仅最初在90年代中期设定的到2000年大幅度取消汇率和资本管制的目标被悄然取消，而且中国政府从此不愿公开谈及整个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问题。许多分析家由此认为中国已经无限期地推迟了资本项目自由化，目标似乎遥遥无期。笔者却认为：尽管没有官方公布的时间表，实现完全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将比目前广泛预期的提早很多。这一目标可能在5年而不是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进程加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发挥的强有力的催化作用。入世对资本项目的影响与入也相关的贸易自由化受到众多关注的同时，入世对资本流动的影响也同样重要。首先，根据一系列双边协议所规定的世贸准入条件，中国已承诺进行大幅度的贸易改革。平均关税税率将由目前的17％左右降低到10％以下。信息技术产品（包括计算机和电信设备）作为中国进口中增长最快的产品，到2005年将享受零关税率。更为重要的是，绝大部分非关税壁垒如限额、执照和许可证将被取消。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七大贸易国。入世所要求的更彻底的贸易自由化将进一步增强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地位，预计到2005年中国的年均贸易额将达到6000亿美元。贸易限制的减少及贸易额的扩大将大大增加实施现有外汇及资本管制的复杂程度，进一步削弱这些管制的有效性。中国于1996年12月1日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尽管资本帐户并未开放，依然对资本流动实行严格管制，资本外逃却成为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原因在于开放的经常帐户使资本管制难于完全有效。贸易瞒报（特别是进口高报和出口低报），不遵守结售汇制度，逃避官方对对外借款的批准和监督（如广国投的破产案例），走私、猖撅的税及贪污等都成为资本外逃的重要渠道。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错误与遗漏项，至少有一部分可归因于资本非法外逃（胡祖六，1998b）。近年来关于完善国际收支统计的努力显然未能减少错误与遗漏的数额。考虑到中国进行资本管制的实际经验，可以十分肯定的是，入世后对外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将进一步削弱这些管制的有效性。一个显而易见的两难境地是，只要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的管制就难以完全实施。贸易体制越开放，资本遗漏和外逃的渠道就越多。笔者认为，这一明显的事实将促使政府决策者更早而不是更确地放宽甚至取消资本项目管制。他们将认识至办此全面的资本管制，不仅难以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而且还会导致大量扭曲和无效的资源分配。其次，作为入世条件的一部分，中国将在今后的5年内大幅度开放其金融服务贸易。外资银行将在入世的两年后获准经营中国企业的人民币业务，五年之后经营中国居民的零售业务。外资保险公司将获准经营中国企业和居民的寿险业务和财险业务，同时现有的地域限制将在入世五年内逐步取消。外国资产管理公司将获准与中国的基金管理公司组建合资公司（外方股权不超过33％）。同样，外国证券公司也将获准同国内的机构组建合资公司（外方股权不超过33％），经营国内人民币证券的发行、销售和交易。这些旨在部分开放金融服务贸易的措施，将对资本项目产生深远的影响。外资金融机构能够向居民如中资企业和家庭，以及非居民如跨国公司提供在岸和离岸的金融服务，将不可避免地促进跨境资本流动，致使现有的管制过时或失效。除了这些开放措施，入世还涉及接受一系列的协议，包括商品贸易多边协议（其中，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h）最为人知）、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以及知识产权中与贸易有关部分的协定（TRIPS）。值得注意的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有关条款禁止成员国对与提供协定中规定的服务有关的资本交易施加限制。尽管这些协定的主要目的是服务贸易自由化，而不是资本自由流动。服务贸易总协定在全球范围内（不同于区域的范围，如经合组织或欧盟），按照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规定，要求取消部分资本管制。服务贸易总协定因而敦促像中国这样的新成员国重新审视并放松那些可能实质性阻碍外资金融机构有效进入市场的资本管制。最后，中国对入世所做的一揽子承诺也要求开放曾～度限制外国投资的行业。这些新开放的行业将包括电信科贸和国内零售及批发。外国投资对其它行业的参与将进一步增加，主要是制造业、农业，也包括商业银行和保险。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领域在开放程度方面已经优于很多国家，入世之后将更加开放。到2005年，年均外商直接投资预测可达到10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如此大幅度的上升将大大增加相应的跨境金融交易，如股本与债务融资、跨国公司为对冲风险要求进行的利率与货币互换，以及盈利、红利、利息收入、资本增值和本金的汇回。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全面渗透，以及跨国公司在其财务计划与风险管理中需要的一系列复杂而又崭新的金融交易的扩展，将对中国现有的汇率与资本管制提出严峻的挑战。资本项目自由化将成为改革进程的自然延伸中国在资本管制方面的已有经验对管制的有效性产生了严重的疑问。中国入世之后，将采取重大措施放开商品及服务，特别是金融服务的贸易。届时，维持资本管制的难度可能越来越大。此外，继续实行资本管制与国内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的目标是不相容的，因为资本管制引起扭曲，诱发资本外逃，降低透明度并因此增加系统的腐败，同时限制了有效的定价及资本配置。因此，资本自由化将成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进程的自然延伸。尽早自由化将促进国内的结构改革，保证中国的企业和银行在入世之后提高效率，以迎接全球竞争的挑战。为迎接入世，中国已加快了国有经济战略重组的步伐，其中民营化是改革战略的核心。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选择了国内最大的国有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市，包括中国移动、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中国石油及中国联通等等。但是，将要民营化的国有企业数量众多，意味着中国不能仅仅依赖国际资本市场，而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发展国内资本市场，以成功地实现民营化目标。民营化带来的是国有企业关停并转与减员增效，由此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及支离破碎的传统社会保障制度产生巨大压力。为了对这些令人痛苦的改革提供社会及政治支持，政府在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金方面进行了改革。长期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资金完全有保证的民营养老体系，辅之以强制性的公共养老金制度，以此为退休人员提供最低的养老金。为了向养老金制度转换提供资金，中国将寻求民营化收入与发行长期公债相结合的策略。因此，重要的一环是发展一个有深度、有流动性的资本市场，以此吸纳新的民营化，并允许政府出售所持上市（即业已部分民营化）公司的股权。中国的股票市场尽管只有10年的发展历史，但其市值已达5900亿美元。中国股市令人惊异的发展得益于个人高储蓄率及公众对持有高风险证券的“好胃口”。不过，中国股市主要为零售投资者驱动，因而流动性差。缺乏深度而且波动性大。国内大规模民营化计划中大量等待发行的股票可能带来市场巨跌甚至崩盘的威胁，并引发政府所担心的社会不安定。解决的办法之一是向市场引入机构投资者，如共同基金。养老金和保险公司。随着国内基金管理行业的发展，政府打算吸引外国投资者通过“合格外国机构投资者”（QFII）的计划进入国内市场。合格外国机构投资者计划有望在今后的18－24个月内引入，这将成为迈向更为自由的资本框架的重要一步。它将首次允许外国资金——尽管是受控制的——进入国内人民币证券市场。外国机构投资者的参与无疑将对国内市场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进而推进若干重大改革，包括民营化和养老金改革。此外，放松资本管制也将帮助中国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进入其刚刚起步、经历了飞跃发展并具有巨大潜力的信息技术产业。同样地，放松资本流动也有助于作为中国政府另一个战略目标的西部大开发。正如在中国沿海省市经济起飞所显示的那样，外国投资将在中国欠发达的西部地区的追赶过程中发挥催化剂的作用。成功的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前提条件如果中国入世将最终削弱其资本管制，同时中国认识到资本自由化将大大有利于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目标，那么唯一剩下的就是可行性的问题，即中国能否在足够短的时间内实现完全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同时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避免可能的风险。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多数分析家持非常怀疑的态度。广泛认同的观点是，中国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作好迎接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的准备。这一观点存在两方面的错误。首先，夸大了封闭的资本项目保护中国免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作用。正如本文曾指出的那样，中国的资本管制实际上远不如广泛认为的那样有效，这有大量的有关资本外逃的文献为证。中国得以避免亚洲金融危机恶性传染的真正原因是中国此前在宏观调控方面的成功。中国政府在1993—1996年实行的紧缩政策有效治理了几乎失控的通货膨胀，同时抑制了经济过热及房地产的投机泡沫。1994年以来的货币紧缩政策及财政整顿恢复了宏观稳定并扭转了外部失衡，经常项目稳步改善，官方外汇储备快速增长。正是这些经济基础性因素，而非资本管制，使中国具备足够的能力在亚洲危机中应对恶劣的外部冲击，并避免了人民币贬值（胡祖六，1998a，1998b）。中国顺利过渡到开放的资本项目需要同样的宏观条件。坚实的基础及良好的经济政策，对于中国充分享受资本自由流动的益处，同时避免自由而多变的资本流动的潜在不稳定效果，至关重要。脆弱的国际收支状况通常是资本项目自由化的主要障碍。但是，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在目前与中期展望均显稳健。尽管经常项目的盈余在中国入世之后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但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及入世之后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涌入的前景，意味着中国在中期内不可能经历大规模的、持续的国际收支失衡。适度的外债规模及充实的外汇储备也为抵御外部冲击提供了保障。中国国际收支状况的实力成为资本项目自由化成功实现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放开资本项目的第二个条件是良好的国内金融体系。这可能是中国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但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了金融改革。中国已经迅速关闭了丧失清偿能力的金融机构，如广国投、海南发展银行和一大批面临困境的“小国投”。中国政府已采取措施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并设立资产管理公司处置这些大银行的坏账。中国政府还为处理大量有问题的农村信用社制定处置预案。此外，中国政府还表明了国有银行民营化的意向，目的是强化其资本基础并改善其经营。中国人民银行也努力完善其审慎监管的能力。中央银行的目标是在今后几年里放开国内利率。入世之后银行部门的逐渐开放将引入竞争和国际经验，促进国内银行系统的重组。尽管要使银行部门恢复健康耗时而费力，但中国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在一段时间（如3－5年）内持续努力改革国内的金融部门将强化其基础，从而大大提高中国放开资本管制的成熟度。最后，为了更好地应对入世之后的外部冲击，中国已经开始从目前事实上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渐过渡。国际经验表明，僵化的汇率制度在资本自由流动的体系下是不可持续的。灵活的汇率及审慎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将大大减少在开放资本帐户条件下货币危机和国际收支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因此，中国采取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将有利于其资本项目的可兑换。结论入世将大幅度推进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对外贸易的自由化，促进贸易和资金流动，并加快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鉴此，入世将对中国目前的资本管制体系产生巨大的压力，明显威胁这些管制的有效性。资本项目可兑换将使提高了的贸易开放度与持续的资本流动限制之间的冲突凸现出来。同时，加速进行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养老制度改革、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及西部大开发，将扩大对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需求，由此对大幅度放开资本管制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资本自由化将成为中国国内改革进程的自然延伸。中国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国内金融体系改革取得的进展以及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的转换，也将促进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进程。由此，本文预测中国有可能在5年，而不是1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不过，资本自由化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可能持续5年的时间内逐步实现。自由化也不意味着各种类型的资本自由流动同时实现，而可能是先放开流入本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其次是逐步开放外商对国内人民币证券投资，再次是本国具备条件的企业对海外直接投资，然后是本国对外借款举债，最后延伸到国内居民的对外证券投资。尽管中国争取入世与资本项目可兑换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中国即将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使资本自由化问题提上了日程。对中国尽早放开资本项目而言，入世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尽管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的领导层对待资本流动更加慎重。考虑到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中国的决策者可能密切关注国内金融部门改革的顺序及资本项目自由化。如果金融改革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实现完全的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时机就不成熟。同时，还应强调有利于资本自由流动的货币和汇兑机制。在这方面，中国已经开始向更为灵活的汇率体制转换，以更好地应对入世之后的外部冲击及变化不定的资本流动。入世之后将实施的大规模的贸易改革和早于一般预期的资本自由化，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利益，推进其经济改革进程，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生产率和经济的长期增长。显然，中国采取一个更为自由化的贸易和投资体制也将会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中国外汇储备已达到1万亿美元。没有说明中国外汇储备是在何时达到1万亿美元的，也没有给出具体的外汇储备数据。外汇储备多，固然意味着国力的增强，但如果外汇储备构成不合理或者增长超过适度区间，就不可避免地降低资源使用效率，甚至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小的挑战。中国外汇管理部门已明确表示出政策取向，要降低外汇储备增速，有效利用外汇资源，改进外汇管理。 中国外汇储备在2002年还不到3,000亿美元，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了日本的8,610亿美元，而后者曾经是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截至9月底，中国外汇储备总额为9,879亿美元，距1万亿美元仅差121亿美元。按照前9个月平均每月增长187.7亿美元的速度，我国外汇储备额跨过1万亿美元的“门槛”其实在市场普遍预料之中。按照季度发布数据的惯例，央行下次披露外汇储备数额的时间将是2007年1月份。但我国目前已经拥有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在金融界内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中国将如何利用其日益膨胀的外汇储备对外汇市场参与者而言意义更为重大。 外汇储备是一国财富的积累和综合国力提高的表现。1万亿美元巨额储备，意味着我国有着充裕的国际支付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彰显了我国足以影响世界的经济实力。自2005年7月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中国在外汇管理方面的任何动作，都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有大的反响。 外汇储备多，固然意味着国力的增强，但长期无限制攀高也并非好事。如果外汇储备构成不合理或者增长超过适度区间，就不可避免地降低资源使用效率，甚至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小的挑战。 国内隐忧一：高额外汇储备加剧了通胀压力，压缩了金融调控的空间。按照我国现行的外汇管理制度，企业和个人手中不允许存有政策允许范围之外的外汇，在国内如需使用，也需要将美元等外币兑换成人民币才能消费。为购买以各种形式（外贸企业的创汇收入，外商投资等）而涌入国内的外汇，央行必须发行债券或多印钞票，从而大量放出基础货币。就是说，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央行买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外汇储备同一家商业银行所管理的资产没有什么不同。而且，为维护现行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央行也必须通过买卖一定数量的美元等外汇资金，使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控制在合理的区间。因此，尽管外汇储备是央行的资产，但这一资产是通过央行的负债形成的。数字显示，今年以来外汇占款月均增长速度约达到30%，到9月底，我国外汇占款余额超过8万亿元。近两年来，因为外汇占款不断增长，已造成国内货币投放量过多，加剧了通胀压力，压缩了金融调控的空间。 国内隐忧二：外汇储备的随意支出，会造成财政向央行透支。 尽管外汇储备是央行的资产，但支撑这一资产的其实是央行的负债。央行如果将外汇储备用于政策性项目，由于央行无法回笼等额的资产，央行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减少，而资产负债表上拥有购买美元等外币的负债依旧未变，其结果相当于央行在举债消费。在实际操作中，如果在国内投放外汇储备进行消费，也会造成外汇二次结汇和货币二次投放的问题：按照现在外汇管理政策，投放出的外汇，要由用汇单位卖给商业银行来换取人民币；而商业银行必须在外汇市场卖出这笔外汇来换取相应的人民币。而为了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等原因，外汇市场上多余的外汇最终还是只能由央行购买收回，这中间只是又多投放了一次人民币而已。这等于央行直接印钞票去消费，这相当于最直接地制造国内通货膨胀。总之，近两年来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持续积累，外汇大量流入导致外汇占款不断增高，货币环境宽松、流动性充裕，给银行扩张信贷提供了资金条件，加大了金融宏观调控的难度。而目前外汇储备的增与减，也密切关系着汇率、贸易等多方政策的调整。国际隐忧一：高额外汇储备面临收益下降与贬值风险。 长期收益率下降，降低了外汇债券投资的收益；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美元汇率持续走低，也增加了外汇储备资产的贬值风险。虽然美联储已经连续多次提高美元利率，但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却并没有相应提高，相反还曾出现了长期债券收益率降低的情况，这甚至一度被称为“格林斯潘之谜”。另外虽然美元加息短期提振了美元，但美国巨额的双赤字的结构性问题，还是会导致美元在国际市场上周期性贬值，加上通货膨胀的因素，大量持有美元资产，将面临外汇储备财富严重缩水的风险。国际隐忧二：高额外汇储备成为贸易摩擦的导火索。与日俱增的中国外汇储备在吸引世界关注的同时，也为一些国家提供了压制中国贸易的口实，可能会造成更多的贸易摩擦。突破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更是容易触动国际上早已绷紧的这根“神经”。银联信分析：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有喜亦有忧。中国外汇管理部门对此问题早就高度重视，并已明确表示出政策取向，要降低外汇储备增速，有效利用外汇资源，改进外汇管理。 药方一：降低外汇储备增速。对于如何把外汇储备这匹脱缰野马拉住，世行曾开出了三道激进的药方。一是允许人民币升值，二是把一部分外汇储备交给企业和公司，新加坡和韩国等国家正是这样做的，三是加快开放资本市场。对于国内来说，目前对叫停外汇储备的重点还停留在“保守疗法”上。今年以来，为了减少贸易顺差这一外汇储备的主要增多来源，政府多次减少出口退税率。央行则瞄准了“开闸泄洪”的方法，在正式启动QDII（合格境内投资者）政策以来，短时间内将投资额度已增加到100多亿美元。央行同时还喊出了“藏汇于民”的外汇管理新口号，通过了多项放开居民持汇的规定。但总的来说，这些措施在短期内都无法立竿见影，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仍然高居不下。人民币加快升值或许是一个办法，而自9月以来，升值速度已空前加快，目前已突破了7.88大关。但出于对国内出口企业竞争力的考虑，政府在短期内允许人民币升值进一步加快可能性仍是不大。专家预测，外汇储备超万亿美元这一指标性变动，会促进新的汇率调整政策出台银联信认为在贸易顺差减少的可能性不大的情况下，中国更应从资本帐户开放入手，加快资本外流的速度，从而以资本帐户的“负”来对冲经常帐户的“正”。但由于中央的考虑一向是“资本帐户开放没有时间表”，短期内也无法指望依靠资本帐户开放减少外汇储备。药方二：有效利用外汇资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最新政策报告显示，目前维持7000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完全能满足国际收支的突发事件。在运用外汇储备问题上，金融所所长夏斌提出了6项建议。夏斌认为，可以参考汇金公司注资国有银行的做法，一次性注资、收购地方高风险中小银行，将银行的地方控股改为中央控股，彻底健全令人担忧的国内金融体系。政府应直接用外汇在海外大量购买用于改善国内教育、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以民生为导向的设备与技术，再以优惠价格卖给国内企事业单位。新华社评论称，现在有的人建议这笔外汇可“海外购物”，购买高技术及设备或相关物资；一些人则建议“国内直补”，或划拨社保基金，或用于改善国内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等。总之这些建议认为，如果将外汇储备用于上述用途，比单纯投资美国国债等更划算。中金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则强烈反对“以花止增”的方法。多方各执一词，今后如何有效利用外汇资源还需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药方三：改进外汇管理。中国的储备结构调整过程将是缓慢和长期的，而且具有政策的隐蔽性。总体上对外汇市场短期走势比较有限。因此，对于外汇储备的管理应遵循“流动性”与“保值性”两大原则。； 1. 优化外汇储备结构优化外汇储备货币结构和资产结构，扩大结构性调整的范围，包括一些其他的以前在外汇储备里通常不用的资产。比如，以前外汇储备主要是用于买债券，如公司债券或是美国国库券，或增加新兴市场债券比重。2. 减少外汇储备中美元所占的比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建议，国际上应该研究国际金融体系的新框架，逐步改变国际贸易、结算和储备资产过度依赖一国主权货币的情况，应加强对各国特别是储备货币国财政纪律的约束，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美元目前的保值性不够，中长期面临贬值压力，减持已势在必行。欧元、日元应是中国增持的优先考虑对象。另外，一些亚太地区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量也较大，可考虑适度增持这些国家的货币，这包括韩圆、澳元、新加坡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