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慵懒安静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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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苇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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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影《第一修正案》看韩国的街头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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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大小姐

电影是一门可以容纳悲喜剧与文学戏剧、摄影、绘画、音乐、舞蹈、文字、雕塑、建筑等多种艺术的现代科技与艺术的综合体。下面是我整理了电影学术论文题目,有兴趣的亲可以来阅读一下! 电影学术论文题目 1略论电视的社会责任 2硝烟中的现代媒体 3记录片 故事 化的不同手段 4旅游节目的定位问题——质疑当前旅游节目“人 文化 ”包装 5电视节目的品牌战略 6从《同一首歌》看电视营销时代的晚会 7解析信息资讯节目的受众倾向 8论体育类谈话节目之体育明星专访 9谈文学 散文 到电视散文的审美空间拓展 10由凤凰卫视的 经验 看电视媒体品牌的塑造 11孤木何时育成林——谈中学生节目的现状与发展 12益智类节目的元素分析 13益智类节目的社会文化意义 14电视栏目包装策略初探 15为天气预报节目把脉 16传统媒体的整合传播策略——从《中国歌曲排行榜》的媒体整合说起 17浅析探索类纪录片对娱乐元素的应用及影响 18从电视电影的传播特性看中国电影频道的竞争策略 19增强“场信息”——提高谈话类节目质量的关键 20电视谈话节目嘉宾选择 21频道节目编排浅论 22人物纪录片的故事化创作——人物纪录片进入电视栏目后的新特点 23浅论历史题材记录片的叙事元素 24浅议谈话节目的话题选择 25论述受众在电视媒介中的主体心理和行为 26试论MTV中国本土化进程中的艺术审美与文化消费 27电视真人秀节目的综合性节目样式 28谈“真人秀” 29浅谈纪录片的主观精神 30关于谈话节目的品牌塑造 31浅论名人访谈节目中的主持人角色 32解析《鲁豫有约》——论谈话节目品牌的成功建立 33从《幸运52》的运营看益智节目的发展 34再现真实——浅谈纪录片中的搬演手法 电影学术论文 化视野下中西方电影的差异 摘要 中西文化差异,究其根源主要与自然环境、民族传统、思维模式、处世态度、宗教信仰、价值观等有关。本文通过对中西方电影的比较分析,可以透视中西文化的差异。 关键词:中西文化 中西电影 差异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电影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自然反映在他们的电影当中。因此,分析电影是了解不同国家文化差异的很好途径。中西电影中的文化差异究其根源,主要与自然环境、民族传统、思维模式、处世态度、宗教信仰、价值观等有关。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分析中西电影中的文化差异。 一 中西电影中的宗教差异 ____是世界最大的宗教之一,公元4世纪时成为罗马帝国的主要教派,中世纪时期欧洲大部分人都成为了基督____同时,基督____中东、北非和印度部分地区成为了少数教派。紧接着地理大发现之后,经过传教士的不断传播和殖民扩张,基督____美洲、澳洲,而后遍布世界各地。因此,基督____方文明的成型有着重大影响作用。 佛教起源于印度,约在公元1世纪开始从古印度经丝绸之路传至中国,并得到了皇室的重视,许多佛经被引入中国,许多印度高僧来华讲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佛教又衍发出许多流派。这些流派大多融入了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或 其它 一些哲学思想,渐渐地中国佛教摒弃了那些不适合中国社会的规则与条例,融入了一些新的教义,成为了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并带有自己的特色。佛教对中国人的思想起着重要作用,影响着我们的美学、政治、文学、哲学和医药等方面,当然也影响着我们的电影。 1 ____对西方电影的影响 ____三大教义分别是三位一体、原罪与救赎。三位一体就是圣父、圣子与圣灵是上帝的三个不同表现。原罪是人类堕落的结果,人类始祖偷吃禁果的行为通常被认为是原罪的起因,只有上帝的恩赐可以解救堕落的人类。救赎就是上帝和其他一些更高的力量,通过赐予人类永恒的生命或来生,来拯救人类精神上的死亡与终身诅咒。基督____人类需要从现状中解脱出来,然而,从长远角度来看,人类要完全得到救赎是不可能的。救赎在基督____一个核心教义,意思是只要人们心中有上帝,也终将被上帝所救。 救赎的理念代表着____的思想。这种思想无疑也影响着西方电影,不仅反映在宗教电影中,如《约翰福音》、《马太福音》、《最后的诱惑》等,也反映在其它一些电影当中,如《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在信仰缺失的年代里有关救赎的故事,救赎的是信仰,被救赎是希望。救赎是一场战斗,希望对绝望,自由对监禁。这也是人类尊严与人性的斗争。安迪救赎了他的狱友,因为他坚定的信仰是对邪恶与绝望最好的武器。不同于其它的宗教电影,《肖》中的救世主不是上帝,而是希望,被救赎的是自由。在安迪入狱之前,肖申克监狱的条件非常恶劣,犯人毫无人权可言。典狱长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基督,把犯人当作廉价劳动力。安迪入狱之后,这位不满现状的银行家虽无力改变,但他的出现至少给犯人们带来了希望和生命之光。至于安迪,他就是现代版的耶稣。他的受难也就验证了“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强者拯救自己,伟人拯救他人。安迪给其他狱友带来希望,也拯救了他们。 2 佛教对中国电影的影响 佛教教义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把灵魂从肉体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是引导众生从痛苦走向快乐。佛教的创立者并不是命运或灾难的创造者,而是引导众生寻求祝福、避免灾难。命运与灾难源于因果循环,与个人的前世今生有关。每个人的想法无论是否付诸行动,都将在脑中留下印记。一个人的言行也将在他人心中留下印记。这些印象无论好坏,都将累积并影响一个人的命运,即所谓的业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无处可逃,无佛可救。 佛教提供了“因果报应”的叙事模式。中国许多古典文学主要采取佛家的因果报应叙事模式,而以曹禺先生的现代剧改编的电影《雷雨》也处处可见佛教意蕴。在第一幕鲁大海刚到周公馆就对四凤说:“刚才我看见一个年轻人,在花园里躺着,脸色发白,闭着眼睛,像是要死的样子,听说这就是周家的大少爷,我们董事长的儿子。啊,报应,报应。”第二幕中周朴园与侍萍相认后,侍萍说:“我伺候你,我的孩子再伺候你生的少爷们。这是我的报应,我的报应。”侍萍得知周萍与四凤之间的关系之后,沉痛地说:“这怪你妈太糊涂了,我早该想到的。可是谁料得到就会有这种事,偏偏又叫我的孩子碰着呢?妈的命苦,可你们的命……”当得知四凤已怀有周萍的孩子时,侍萍痛苦地说道:“啊!天知道谁犯了罪,谁造的这种孽!他们都是可怜的孩子,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天哪,如果要罚,也罚在我一个人身上。罪孽是我造的,苦也就当我一个人尝。”因果报应的思想观念在剧中人物身上很容易显现。 二 中西电影中不同的价值观 价值观左右人们的意见,影响人们的行为和评价,决定人们的言行和 思维方式 。在不同的环境下,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系统,不同的文化价值。“一种文化下的价值观与言行或许得不到另一种文化的理解与接受”。如电影《刮痧》中许爷爷用中国传统的刮痧 方法 给他的孙子丹尼斯治疗轻微的发烧,却被美国当局误认为是虐童事件。因此,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也变得更加复杂。 1 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 个人主义通常被解释为独立、自恃、独断独行、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这些字眼。科本哈瓦却说:“它帮助人们不断向前,是人类本性,身体,感官,心灵,智力的觉醒。”个人主义在西方文化中就是提倡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再者个人主义更重视民主和平等,同时也重视他人的权利。 电影《克莱默夫妇》“用一种间接的方式向人们解释了个人主义”。泰德·克莱默是一位颇具天赋的 广告 策划师,努力赚钱养家,但他的妻子乔安娜却要与他离婚。中国观众或许不能理解乔安娜为何要离开她的丈夫?泰德从未虐待过她和孩子,也没有对她不忠,尽量满足她想要的东西。在中国,像泰德这样的男人通常被看作是一个好丈夫,因为他努力工作都是为了支撑这个家庭。但乔安娜并不这么想,她说,“我的一生,我感觉我是某个人的妻子,某个人的母亲,某个人的女儿,即使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是谁,这就是我为什么离开你的原因”。从她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乔安娜个人意识的觉悟和对个性自我的追求。 2 中国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集体主义是用来描述道德上、政治上的思想或社会观,强调团体中成员间的合作,并且个人利益总要让位于集体利益。集体主义注重集体和社会,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集体主义的精神支柱和整体主义有关,即整体大于部分。集体主义通常与个人主义相对,特别是这些观点经常在系统中相互结合。那些拥有集体主义思想的人认真遵守社会或团体的规则,保护集体、社会、国家的利益,而任何影响集体利益的个人行为都将招来批评。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集体主义的国家。 集体主义在中国电影中有着明显的记号。中国““””之后,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电影,都带有浓厚的集体主义色彩。尤其是由中国第四代导演所导的电影,大部分是以革命为题材,突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他们的电影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眷恋和深思也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中国“集体主义电影”,其中代表作有:《黎明》、《南昌起义》、《西安事变》、《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鸡毛信》等等。 三 中西电影中的人权 人权是人人皆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权,包括公民权和政治权利,如生存权、人身自由权、言论权、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和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权利等等。这里我们将主要讨论中西方电影中表现出的有关隐私权、艾滋病人和同性恋者的权利,从而透视、分析中西方在这方面的文化差异。 1 中西电影中的隐私权 隐私权是个人或集体把他们的私人信息隔离起来的权利,也只有他们自己可以选择性的对外揭露。“隐私权的界限和内容在不同的文化和个人中虽然不同,却有共同的主题。隐私权可以看作是安全的一个方面,由相关利益集体权衡”。隐私的概念通常和西方文化联系在一起,特别是英国和北美国家。这个概念并非全球皆有,有些国家是近些年才有的。中国 传统文化 中并无隐私权一说,所以中国人对自己的隐私既不敏感也不小心保护,相反,美国人更加注重他们的隐私权。这种差异在电影中也有所体现。 美国电影《楚门的世界》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这种权利。主角楚门从出生就一直生活在镜头前面,且一直未发现这个事实。楚门的生活通过成千上万个隐藏的摄像头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向全球直播。制片人克里斯托弗给他制造不同的环境来捕捉楚门的真实表情和行为。为了防止楚门发现这个不真实的世界,克里斯托弗想尽办法遏制他的冒险精神。后来,西尔维亚闯入楚门的虚幻世界,并和楚门坠入爱河。之后,她发起了一个“还楚门自由”的行动,希望楚门能够从电视中走出来。《楚门的世界》向人们展示了隐私权是不可侵犯的权利。它同时警示我们必须尊重保护隐私权。楚门的生活也启示观众,他们的生活只由自己掌控。中国有一部电影《无形杀》说明了隐私权意识的缺乏,讲述了由于人肉搜索导致一个女人的死亡,这个女人在网上被通缉,因为她和别人有外遇。网友们跟随调查她的情人,认识她的路人都不断质问她。后来人们在海滩上发现了她的无头尸体,这部电影涉及到了网络搜索触及隐私的问题。 2 特殊人群的权利 西方国家非常注重特殊人群的权利,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可能享受这些权利,但他们对这些平等的权利却有很强的意识。例如艾滋病患者和同性恋者的权利。 《费城故事》是好莱坞第一部涉及艾滋病、同性恋和同性恋歧视的主流电影,改编自吉尔弗雷·鲍尔斯的真实经历。吉尔弗雷是首个因艾滋病受歧视而状告贝克·麦克肯兹公司的律师。这部电影涉及到难以被公众接受的话题——艾滋病和同性恋,披露了对这些特殊人群的社会隔离和歧视。另一部2008年出品的传记式电影《米尔克》,讲述了第一位公开同性恋身份、后当选为加州议员的政治家哈维·米尔克一生都为同性恋者争取合法权利的故事。这说明西方人强烈的平等意识,无论多艰难,都要为平等奋斗。 中国一部类似主题的电影《喜宴》,反映了中国人对同性恋的否定、拒绝态度。电影讲述高伟同在纽约的生活。他有一个成功的事业,和他的同性恋爱人赛蒙关系很融洽,而他在台湾的父母却不知此事,一直盼着他早日娶妻生子。因此,在赛蒙的同意下,伟同和一个漂亮的中国姑娘薇薇说定假结婚。后来,薇薇引诱醉酒的伟同而怀孕。伟同不得不将真相告诉他母亲。他母亲极为震惊,但坚持不要将此事告诉他的父亲,伟同也不敢告诉他的父亲,因为他父亲刚中风复原,难以接受这样的打击。最后,薇薇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并希望赛蒙留下来做孩子的另一个爸爸。在中国的环境下,人们很难接受同性恋,特别是对于那些传统的父母来说。因此,同性恋者也不敢让周围人知道,怕他们在背后议论纷纷。 四 小结 本文通过对中西方电影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中西方文化都有其独特之处。随着社会的发展,两种文化自身所存在的问题也日益显露出来,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西方文化中的极端个人主义以及无权威的状态,使得社会问题突出;而中国文化中的“无为”思想,也让中国在很多方面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西方向东方取经,东方向西方看齐,东西方民族相互取长补短,这是中西方文化重新获得活力和新生的唯一出路,也是两种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 于杰:《都是刮痧惹的祸——从〈刮痧〉谈中西文化差异》,《山东外语教学》,2003年第4期。 [2] 王俊霞:《美国的个人主义与中国的集体主义》,《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2期。 [3] 刘小晨:《关于女性与自我价值的思考:〈克莱默夫妇〉的启示》,《江西 教育 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2期。 [4] 王国峰:《从影视作品看中西文化差异》,山东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作者简介:周志高,男,1972—,江西樟树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九江学院外语学院。 看了“电影学术论文题目”的人还看: 1. 电影学术论文范文 2. 电影学术论文 3. 大学生学术论文题目 4. 有关电影广告学术论文 5. 电影评论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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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东亚文化圈里,鬼神文化在构成本民族身份与想象方面曾起到重要作用。众所周知,源于祖先崇拜的鬼神文化以严密的系统、逻辑,不仅给原始初民们打上了明晰的地域性烙印,更以缺席而在场的方式为深陷困境的人们许下了一个因果善报的伦理诺言,有效地约束了社会人群的道德规范。法国学者格罗特说:“在中国人那里……似乎死人的鬼魂与活人保持着最密切的接触……当然,在活人与死人之间是划着分界线的,但这个分界线非常模糊……鬼魂实际上支配着活人的命运。”① 所谓“最密切的接触”、“支配”,透露出在敬畏基础上的人鬼相亲。 从现代的人性观来说,以鬼怪片为代表的非理性类型电影,在用超越现实的艺术想象映照现实人性缺陷这一方面上有着显著的优点。对此,胡克归结得好:“如果没有非现实电影类型的开拓,至少还会造成几方面的不足。首先是对于人性的理解会造成偏差,难以充分展示人性恶的方面。其次难以表现人的深层欲望,反文化因素也就缺少更多的表现机会。再有就是在艺术形式方面难以更大地冲破视觉禁忌,造成视觉冲击力,使观众在精神上和艺术上更多地获得解放。”② 在目前国内电影创作中,这三方面都是匮乏的。确切地说,由于鬼神文化与现代文明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传统鬼神因广泛的崇拜基础而具备较为完整的文化知识体系,到了今天却只能龟缩在藏污纳垢的民间,这在相当程度上致使鬼神类型电影的发挥空间日益狭窄;以批判迷信弘扬文明为己任的启蒙思潮彻底解构了鬼神的精神意义,同时也导致传统文化的面目日益模糊。这种情形在当下大陆的鬼神片中比比皆是。 一、中国鬼怪的尴尬:何处是家园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陆鬼怪类型片是缺席的。个中原因在于,鬼怪文化在中国现代社会中难以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即便在目前的接受情境中,唯物论也仍成了鬼怪电影的创作障碍。鬼怪在失去了传统文化所造就的精神家园后,只能是一种无处告白的尴尬;国内鬼怪片摇摆于诸多类型,在凶杀、吸毒、枪战、情色等等类型元素中,鬼怪总是退居次席,仅是刺激感官的视听元素,而与深层次的文化传统无关。如上所说,鬼怪类型片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在当代社会中分崩离析的鬼怪文化已经失去了精神崇拜的意义。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被斥之封建迷信的鬼神文化遭受了多次打击。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播撒了民主与科学,在知识分子群体广泛驱除了作为文化存在的鬼神阴影(在以科学破迷信的启蒙中,国民性批判与鬼神批判始终联系在一起),从知识产生与传播的层面上,截断了鬼神文化承续扩散的可能;那么,文化大革命极端粗暴的非学理形式则在观念形态画上了一条巨大的伤痕,严重亵渎了具有精神崇拜意味的鬼神文化,继而影响到当下社会的集体心理。当人们每每赞美高扬西方式的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或者沉痛控诉给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往往疏漏了标志民族身份的文化传统被迫散落到民间角落的事实。然而很快,鬼怪们寄身的民间这一文化空间又遭致商业文化的鲸吞蚕食。伴随着90年代市场经济迅猛兴起,西方快餐式的大众文化进一步争夺瓜分文化市场,这导致本已独木难支的民间文化空间雪上加霜,毋庸讳言,同质化的全球想象严重威胁到传统鬼怪本已日渐窘迫的存身之地。 在这种情况下,大陆鬼怪类型片呈现的文化症候是复杂的。国内鬼怪类型片处于幼稚不成熟状态,这不能简单归因于电影审查的体制问题。近年出现的如《闪灵凶猛》、《凶宅幽灵》、《七夜》、《午夜惊魂》等鬼怪片在恐怖气氛、血腥场面的营造上,并不逊色于亚洲其他国家的鬼怪片,但是难以叙述一个具备文化意义的鬼故事,这就不得不令人深思。鬼怪类型片作为一种文化工业产品,所面对标准化的观众群体(the mass),在性别意识、知识结构、道德观念等等,与鬼神文化所寄身的民间俗众(the folk)已有较大的区别。与热衷传统鬼怪的香港恐怖片相比,大陆的鬼怪片显然有所不同。专门研究恐怖片的阿甘曾这样说:“我是一个神秘主义者,相信有不可以科学解释的事,但我不喜欢缺乏根据的幻想,比如转世投胎的事,这太玄了,超出了广大观众的生活范围和理解范围。”③ 而事实上,鬼怪、幽灵、凶杀、报应甚至情色等内容恰恰是鬼怪文化的必要构成因素。正如此,困惑于怎样运用传统文化(甚至有些是糟粕的部分)参与现代的文化消费,当下的鬼怪电影难以建立起富有传统文化气质的鬼神叙事逻辑,出现了文化身份的混乱,具体表现为: 1、目前国内的鬼怪片一大难题就是寻找一个鬼怪出没的合理性空间。实际上,这是传统基于血缘相承的家庭向现代横向小家庭转换的结果。在传统观念中,“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鲁迅语),神秘的血缘关系在生死的衔接、容纳鬼怪上存在着广阔空间;而基于现代文明建立起的非血缘关系的小家庭从根本上缺少容纳鬼神的余地。因此,大多鬼怪片或者简单地设置一个偏离现代的边缘的自然空间,以时间停止流动保存了传统文化中鬼怪出没的合理性,如《闪灵凶猛》中探险者盘桓的古寨;或者以“现代人闯入旧家庭”的叙事模式,如《七夜》新婚回来的古宅,但如此绝缘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假想空间难以引起观众的切身感触。 2、国内鬼怪片始终立足于阐释现代文明与传统迷信的启蒙主题,这导致影片内部存在着呈现鬼怪却又否定鬼怪的矛盾。现代性启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不断出现的社会意识,否定鬼怪存在的观念已成为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加之主流意识对鬼怪存在的否认,也使得鬼怪难以真正地扎根于当代社会。因此,国内鬼怪片主体部分虽然充斥着令人惊悚的鬼怪形象与声响,结尾却又回归到现代社会的现实逻辑上来,从根本上消解了整部影片重点渲染的鬼怪,如《闪灵凶猛》最后归结到保护自然生态的问题,而《七夜》中的鬼怪,既不是古代上吊的三姨太太,也不是源自现代冤死的妹妹云袖,这些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装神弄鬼,影片所归结的制毒、贩毒、凶杀等现实社会问题严重羁绊了鬼怪片超现实的想象力,与《午夜惊魂》非常类似。这种否认鬼怪的存在,在一部鬼怪片中可能会用惊悚的视听效果遮掩了负面影响,但很不利于整个鬼怪类型电影形成特有的叙事逻辑。 3、笃信启蒙理性的当下中国以科学为发展大旗,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类终极关怀的兴趣。如果说提炼、契合当下社会心理的热点、难题是类型电影叙事的根本,那么,我们不能不说,科学促使物质财富剧增的同时,也加剧了迷恋现世的享乐主义以及对死亡的恐惧,由此导致肤浅地理解鬼怪。鬼怪与死亡的联系,古已有之,《礼记·祭法》云:“人死曰鬼。”这也是当下国内鬼怪类型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方式,鬼怪把死亡、恐怖勾连起来,但又由于鬼怪存在遭到根本否认,死亡与恐怖也失去了表达的力度。更值得注意的是,以鬼怪表达恐怖绝非传统文化的特征,人鬼相通、相亲同样可能形成最富魅力的文化亮点。《尔雅·释训》云:“鬼之为言归也。”郭璞注引《尸子》云:“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可见鬼怪绝非现代人想象得那么可怖。正如应锦囊先生所说:“中国早期关于鬼怪的叙述文体,虽是以志怪为主,但简单朴质,没有产生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当它们沿着唐代传奇发展成为很完美的小说时,更不以恐怖为审美感情……恐怖必然会破坏那含情脉脉的使人深思的愉悦与哀伤的境界。”④ 鬼怪理解的狭隘化把鬼怪与性爱相连的传统元素也割舍掉了。《七夜》在表现新婚夫妻亲热时的羞涩与犹豫(从演员到镜头语言,都是如此)足以证明。的确,在传统文化的精神格局中,“鬼神世界提供了一个自由的文化空间,一个可以恣意泼洒才情的地方。中国作家可以借助鬼神世界表达自己的带有异端色彩的思想,或在非现实的面罩掩护下,淋漓尽致地表达对现实的挞伐,发泄自己对现实的不满。”⑤ 鬼怪类型片尽管是“曲折的现实倒影”,但毕竟也是表达现实之一种策略,从这个角度说,对现实生存与死亡体验的匮乏,也促使了国内鬼怪类型片的苍白单调。 二、日本鬼怪类型:透视现代人性的曙光 当我国鬼怪片较多地把叙事视点限定在成人的时候,日本鬼怪类型电影则将视点控制在未成年人身上(尤其是中小学生),虚拟的鬼怪世界在学校这样一个传播现代知识的场域中出现,恰恰利用了知识理性在滥觞时虽触及到神秘的生命存在而又充满困惑的矛盾性。《午夜凶铃》中那盘贞子复仇的录像带首先就在学校中流传开来,血腥而诡秘的《情杀》主要叙述学校里那群青春而敏感女生的情爱故事,《学校怪谈》从影名上就标示出学校这一特殊场合。日本鬼怪片把学校设定成鬼怪出没的领域,又把传播知识的老师们排除在外,对深受神秘力量支配的学生无力援助。这表现出日本鬼怪类型片一方面充分利用儿童强烈的好奇心与不堪惊吓的脆弱心灵,迅速地将恐惧害怕传达出来,以极具传染的力量,形成让成年观众恐惧的氛围;另一方面,这种处理将传统鬼怪文化的恐怖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社会关系简化后的孩童们与成人隔离开来,以弱小群体在巨大能量面前的孤立无援构成了一个人类存在的文化隐喻。 尽管日本鬼怪类型片将叙事视点限定在未成年人上,但是又大多将审美诉求拓展开来,延伸到成年的世界。这种矛盾的定位反映了深具传统文化特征的鬼怪文化积极融化现代文明。之所以限定在未成年人的叙事视点,因为孩童思维具有人类早期的混沌特征,能够真实保存与还原传统的鬼神观念,给鬼怪的出现与存在留下颇具说服力的叙事空间;而观众诉求点之所以能够拓展,就在于已成传统的鬼怪类型片持久地刺激、保存散落在当下社会群体中的鬼神崇拜,积极回应传统的鬼文化,体认独具特色的民族身份。我们知道,日本鬼怪借用佛教中牛头马面、罗刹夜叉等形象,狰狞而恐怖,生性尤其残暴,一出现就以吃人为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化的鬼怪存在很大差异。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现代社会中,物质高度发达,科技理性日益昌明,单纯的鬼神恐惧以及承载其上的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传统鬼文化有所淡薄,而形貌狰狞、丑怪的鬼则在现代人心灵深处唤醒了一种原始的淳朴可爱之感。在许多地方民俗中,鬼起到赐福于人,监督行为的作用。显然,在现代科学观念疏离与间隔后,传统鬼文化令人恐怖的一面逐渐置换成祛除功利后的审丑愉悦。日本学者高平鸣海在《鬼》一书中提到,“我其实喜欢鬼,虽说鬼有各种各样,但他们拥有强大无比的力量,即使最后被打败的鬼,其形象也十分纯洁。”⑥ 应该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照此逻辑,日本动画片出现大量的鬼怪内容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千与千寻》就是典型的例子。从类型上说,这部动画片无可争议地属于鬼怪片类型,宫崎骏表现出了令人惊叹的想象力,无论从影像的空间造型上,还是整部影片的叙事逻辑,严格遵照传统文化的鬼怪体系,如以隧道将阴阳世界分割,契合古代洞天的空间观,环绕四周的冥河、高崛的奈何桥、日息夜作的习惯以及父母因贪吃而成为猪,均符合佛教对地狱的设置。与此同时,电影叙事也遵照传统鬼怪逻辑:人类误入鬼神领地触犯禁规、遭致惩罚,而人格亮点最终解除魔法重归人间。影片中拯救父母、突现孝道的传统伦理(从一定程度上说,《千与千寻》与传统鬼戏《目连救母》有着相似之处)在日本现实题材的影视剧中难以见到,而《千与千寻》将之融合在儿童题材,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千寻身处厄境时,善良、坚韧、勤俭、谦敬等传统道德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该说,日本的本土文化借助儿童、鬼怪题材获得了极其生动的表达。当然,这并不是说《千与千寻》就只有传统文化,影片在传统鬼怪叙事的框架中融合了现代人性观,千寻与小白的情感契合冲淡了传统孝道的伦理色彩,主体部分两人的交往过程被编导释读为一段在互助过程中浪漫唯美的爱情,而这打动了无数年轻人的心。 弱化道德观念导致因果报应的传统叙事链条松懈,好人善报的观点已大为改观。如《情杀》中大方热情的田中并未因为良好的道德素养而获得善报的结果,相反她也在众人面前自杀殉情,极为惨烈;而罪魁祸首的柴山武彦与情人在死去后也并未受到恶报,这与传统鬼怪片就完全不同了。再如《午夜凶铃》中冤死的贞子是报怨复仇的恶鬼,然而在报复中完全不顾对象善恶的道德区分,在相当程度上质变成一场鬼与人的战争,因此《午夜凶铃》的第二部就逐渐滑向了科幻类型(贞子的录像带之所以具有杀伤力,是因为带有易于传播的病毒),偏离了传统鬼文化匡正道德、监督行为的功能轨道。而从影像叙事看,利用鬼怪文化的神秘、诡异、恐惧、尊崇等传统的心理惯性,在视觉效果、氛围苦下工夫,这可算是日本鬼怪类型电影历来的一大特点,然而伴随着社会观念的现代改变,也出现了祛除鬼怪恐惧、增强人鬼相亲的倾向,以个人成长的类型来拓展单一审美效果,使之逾越单纯宣泄恐怖、绝望等心理的藩篱,呈现出坚强而自信的现代人性观。《情杀》联系阴阳两界的是绿子与尼之介相约路旁小庙的承诺,由于这承诺使已然发疯的绿子与母亲从病院逃出,与尼之介相会,也才引发学校这一场血腥的恋爱悲剧。《学校怪谈》也以承诺的方式实现故事的逆转。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注重人格尊严、个人独立的现代人性观对日本鬼怪片的改写,具有相当的文化表征意味,从人鬼相斗到人鬼相亲,富有魅力的现代人格在鬼怪类型片中崛起,暗示了西方现代文明在日本强劲增长的态势,积极促进了当下日本大众对本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 三、韩国鬼怪类型:回归传统的现代 众所周知,韩国影视剧自由地穿行于注重传统人伦道德与现代文明之间。这突出表现在以《我的野蛮女友》为代表的青春偶像片,时尚的消费、靓丽的容貌、张扬的个性使之载负着清晰的现代感,而在都市现代的面具下,仁厚、含蓄、专一等传统道德形成最令现代人怦然心动的人格亮点。与电影相对,韩国电视剧尤其是家庭亲情剧,如《澡堂老板家的男人》、《爱情是什么》、《看了又看》、《人鱼小姐》等等,充裕地传达现代家庭中的传统文化品格,以传统家庭的伦理观照现代社会中小家庭的缺陷。应该说,执守本土题材、关注本土道德观念,形成了旗帜鲜明的文化个性,这是韩国影视剧成功的关键,从中可以透视出民族强烈自尊与自信。简单地说,物质繁盛,经济腾飞,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为韩国现实题材的影视剧叙事提供了坚定的本土立场,为观剧者提供了现代的消费想象,而且,现实的成功使影视剧编导们在表现如上信息时无比自信,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⑦。与日本电影一样,韩国影视剧对当下韩国民众体认、增强本土的文化身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伴随着韩国影视剧在整个亚洲文化市场的猛进如潮,韩国本土文化弥散开来,乃至刺激了亚洲的文化自觉。有论者就认为:“韩国电影如今已从单方面的观赏、娱乐,变成东方意识自我认识的桥梁,在亚洲,正担负着更加宽广的文化使命。”⑧ 应该看到,韩国影视艺术的崛起与强化本土的文化身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尽管与青春偶像片相较,韩国鬼怪类型片在观众票房以及艺术成就上有所逊色,但近年来也有了很大的突破。青春偶像片强调容貌靓丽、个性张扬的现代特点,但又以传统儒家中和的美学原则,强行控制激情的迸发:传统与现代出现一种交织复杂的状态。相对说来,鬼怪类型片中的传统与现代交锋则简单得多,它无意表达传统与现代的复杂性,而重在体认鬼怪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在目前韩国类型电影(包括大量的文艺片)积极体认、严格遵循本民族文化身份下,具有悠久传统的鬼怪必将进入电影,鬼怪类型片迟早都会焕发出令人惊悸震颤的审美效果。如近年来就集中出现了如《指甲》、《圈套》、《女校怪谈》、《退魔录》以及《凶咒》等等一批鬼怪类型片。应该说,《红眼》(导演金东斌)更是成熟地运用大光比的布光、低色调、不均衡构图,空洞的车厢对人类的挤压等等黑色电影的影像风格;并且,影片充分发挥了声响效果,如偶然响起令人悚然的火车汽笛声,这显示出韩国鬼怪类型片的导演们已经成熟地运用鬼怪类型的诸多元素,在形成惊悚的视听效果方面,即使与擅长营造恐怖气氛的日本鬼怪片相比也毫不逊色。 与日本鬼怪片不同的是,韩国鬼怪类型片叙事结构更具有强烈的传统鬼怪文化色彩,现实的人与想象的鬼怪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比附关系。如果说日本鬼怪片一方面遵循并强化传统文化中的鬼怪观念(如凶狠的恶鬼形象),另一方面又以日常理性获得了审美距离,形成颇具现代意味的审丑效果;那么,韩国鬼怪片则始终沿循传统鬼怪文化的发展轨道,以作为文化观念而存在的鬼怪监督并规范着人类的思想观念与行为举动。如上所说,日本鬼怪片注重以现代人性观改写传统鬼怪囿于人伦善恶的叙事逻辑,而韩国鬼怪片更强调传统鬼怪文化中的道德因素。 韩国鬼怪类型片注重鬼怪与人类的比照关系,深入挖掘了多重的鬼怪空间。这与我国传统小说颇有相似之处,“开拓或者更确切地说臆造了一个幻想的、虚妄的鬼神世界。这是一个神奇、神秘的世界,是一个想像或幻想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的空间或符号的空间。它与人世构成了相互对立、比照、对抗、互补等多重关系。”⑨ 只有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人才能进入这个臆造的鬼怪空间,并与之交流、解决现实的困境。如《死亡幽灵》中建筑在中央博物馆地下的迷宫,是鬼怪亡灵出没的地方;而故事情节也曲折反映出韩国民众敌视日本军国主义的事实,表达了立足本土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特性。而在发达科技的事实影响下,现代网络的虚拟空间也给传统的鬼怪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如《血瞳》中,玛丽妇科门诊网站成为死亡网站,点入者均死亡。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全然不同的空间是怎样在韩国鬼怪片中叠加在起来,又是凭借什么获得文化黏合力的呢?依靠的就是神秘的时间。如《红眼》中,现实中的列车把凶杀、恋人情感冲突组建在一起,形成了较为清晰的现时叙事;并以阴暗的色调、空荡荡的空间、诡秘的行动,在同一列火车中又划分出另一个臆造的鬼怪空间。现实与鬼怪空间利用时间的相似性叠加在一起,用快速推拉的镜头、闪白等方式模拟主观幻觉,以身体与灵魂分离的传统鬼怪逻辑为依据,挣脱出肉身的灵魂进入了鬼怪的幽灵空间。这在韩国鬼怪片中屡屡可见。混淆人鬼的空间叠加迷惑了观众,增加了观赏的难度,并且也确定了以现实与鬼怪的空间分离而使故事出现了终止的逻辑基础。时间的另一个神秘性表现,就是循环往复的时间倒流,说到底,这种循环时间观是原始初民在四季轮换的时间经验中积淀下来的,给传统鬼怪文化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日常生活经验,也给韩国鬼怪片热衷的生命复活主题提供了叙事逻辑。如《笔仙》中火烧惨死的金仁淑借助同样被烧死的母亲贞英而重获生命;《血瞳》的“以复活代替被爱”的宣言,真切而愤怒地呈现了当下社会的缺陷。如果说前者是铭刻了农村形态对女性的歧视,强烈批判了基于男权意识的学校教育,那么后者揭示了当下社会爱情的脆弱性,尤其表达了对追求事业、而缺乏道德责任感的男性愤怒之情。不仅如此,循环的时间观也被积极吸纳到电影的叙事中。如《死亡幽灵》以鬼怪追踪张德熙的画面循环出现,分点介绍朋友的死亡,新颖而独到地组织了不同时空的画面,一片诡秘的死亡气氛由此扩散开来。 综上所述,韩国鬼怪电影的传统道德烙印在东亚电影群落中是十分清晰的。它既不同于国内仍处于起步阶段的鬼怪片,在失去传统文化的支持后,叙事最终回落到现实社会,鬼怪仅仅成为了确证唯物主义的变相注脚;它也不同于日本鬼怪类型片以传统的鬼怪文化来注解西式的个人主义,以别样的人性风景,窥见西方文明侵蚀的蛛丝马迹。对于我们来说,执守本土意识的韩国鬼怪电影,在体认民族文化身份、呼唤民族自信心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韩国电影之所以如此,与国民道德教育密不可分,正如有学者所说:“纵观各国青少年道德教育,韩国是其中体系最为完整、与本民族文化结合得最为紧密的国家。韩剧的编剧、导演、演员都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和熏陶出来。这也无怪乎作为流行文化产品的韩剧承载了那么多的传统伦理美德,反过来对素以文明大国、礼仪之邦的中国观众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道德教化。”⑩ 从呼唤本土意识的角度上说,这给当下文化身份混乱的中国电影以重要启示。 注释: ①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296-297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②胡克:《中国内地类型电影经验》,《电影艺术》。 ③王迅:《中国恐怖片的“恐怖”极限》,《周末》2004年3月31日。 ④应锦囊:《中国鬼怪文化与小说》,《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 ⑤⑨刘登阁:《中国小说的文化空间和文化格局》,《人文杂志》2003年第3期。 ⑥参见王鑫《中日两国鬼文化差异之探寻》,《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卷增刊。 ⑦相关论述请参见拙文《论当下韩国电视剧的审美悖论》,《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⑧钱有珏:《影坛“韩流”之启示》,《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12月13日。 ⑩赵建华:《韩剧与道德教化》,《现代传播》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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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电影产业的现状如何? 韩国的电影历史可追溯到19世纪末,韩国最初的剧场建于1903年。1920年代和1930年代虽然制作了很多优秀的无声电影,但到光复之前的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韩国电影的导演们受到了日本当局的严格检阅。光复之后,开放和检阅也仍就反复进行。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当时的政治、社会比较开放,于是制作了相当多的好电影,这些电影中还包括历史上最优秀的几部电影。不过,在1973年实施维新宪法之后,加强了政治、社会统制,紧接着韩国的电影产业也陷入了最恶劣的停滞期。进入1980年代,检阅逐渐缓和,韩国电影的水平也得以提高。但可惜的是,这个时期正是好莱坞电影和香港电影的开放时期,结果韩国电影的市场占有率就急剧下降。在1990年代,韩国电影迎来了新的文艺复兴时代。虽然国产电影配额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电影产业的作用,但培育出像朴赞郁、奉俊昊、金基德导演等优秀的电影界人才才是最主要的原因。韩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也开始得到了认可,2004 年朴赞郁导演的老男人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评审团大奖就是其中一例。世界在关注韩国电影,连好莱坞电影界也为翻拍韩国电影而开始抢着购买版权。举世瞩目的韩国电影相当多,从1993年到现在上映的优秀电影如下:西便制(1993): 西便制乃巨匠林权泽导演的作品,到现在为止,是最受国内外评论家好评的电影之一。该电影讲述了板索里说唱者家族的旅程,引发对韩国传统文化全新关心。江原道之力(1998):江原道之力是洪尚秀导演的作品,该作品是受到好评的第二部作品,它讲述了抱着失败爱情后遗症的主人公一生的故事,最为显眼的是以纪实性描写的方式描写了他们之间的朴素关系。生死谍变(1999):生死谍变讲述了镇压潜入韩国的朝鲜军特种部队成员的内容。生死谍变(姜帝圭导演的作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电影名称为“Swiri”)是韩国最首部动作大片,按上映当时判断,生死谍变的制作费用是非常庞大的。处女心经(2000):洪尚秀导演如江原道之力一样,再次展现了坦率描写的技巧,在这部搞笑片中也使用相同的方式描绘了人际关系。 2004年戛纳电影节的“可受关注的视线(Un Certain Regard)”部门上映的处女心经描绘了制片人与画廊主人之间的不正当关系。这部电影是使女演员李恩宙一跃成名的初期作品。韩国电影产业现状分析 ––釜山国际电影节常任主席李庸观先生讲座小记5月22日下午,釜山国际电影节常任主席李庸观先生应电影电视系主任路海波老师之约,在我院东角楼角一教就“韩国电影产业的危机诊断及对策方案”方面的内容与电影电视系教师及2004级学生进行了友好的交流。李庸观先生是釜山国际电影节常任主席及发起人之一,同时也是韩国中央大学艺术学院电影系主任教授,韩国著名的电影评论家和韩国电影评论家协会理事,他曾经荣获首尔文化艺术评论家奖,对韩国电影的产业政策、现状及电影形态方面都有非常深入的研究,而此次讲座的主要内容就是与此相关的问题。李庸观先生以大家所看到的韩国电影数年来的快速发展为开场,运用详尽的事实和数据说明韩国电影产业的现状及蕴藏的危机,并在最后提出了主要对策方案。他首先给大家分析了近年来韩国电影产业的现状。从影片的上映数量、观众数及本土票房的占有量等数据的对比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呈增长状态的趋势,但是李先生从投资回报率、出口数及制作经费等方面作了更进一步的讲解和分析,让同学们更深一步了解了韩国电影产业存在的危机。接着,李先生提到,改善电影产业的不同流通阶段的构造性问题从而形成再投资构造是非常必要的,由此,又谈到了韩国电影产业的构造性问题。李庸观先生对“关于制作资本和剧场资本分离”以及“关于文化电影(艺术·独立电影)配额制”两方面的研究进行了详细的讲解,使同学们对于构造性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之后,李庸观先生提出,既然发现了韩国电影产业所存在的危机,那就有机会在更恶化之前找出相应的对策以化解危机,即“危机就是一个机会”。他从三个方面提出了有效的对策:一是通过改善投资环境、提高投资回报率来打造韩国电影的安全制作环境;二是从投资––制作––发行––上映各阶段引导电影产业的构造合理化;三是进一步进行附加市场的开发以扩大电影市场规模并筹备持续成长基盘。李先生还对这三方面的建议进行了详细的解说,使同学们更容易理解三个对策将对韩国电影产业所产生的影响。讲座的最后,很多老师和同学就釜山国际电影对于年轻创作者的一些计划以及中国电影、电视剧在韩国的上映、播出状况提出了很多问题,李先生都给予了详细的介绍和回答。此次关于韩国电影产业的讲座,使同学们增长了很多关于韩国电影产业的知识,对于韩国电影产业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整个讲座过程中,同学们都非常认真,表现也非常活跃,表现出了对韩国电影产业的关心。李庸观先生最后表示,此次与同学们的交流非常愉快,希望各位同学能加入到釜山国际电影节当中去,为亚洲电影尽一份力。韩国影视业这几年为何能迅猛发展当韩国导演姜帝圭1999年耗资350万美元自编自导《生死谍变》的时候,业内人士普遍为他捏了一把汗。这个时期,亚洲金融危机后遗症仍然留存,以往支撑韩国电影的韩国工业巨头们,出于企业集中产业优势发展的需要,纷纷剥离了下属的电影公司。而韩国电影的市场与票房,也被一系列好莱坞大片所霸占。然而,姜帝圭的这部影片,最后的票房、录像带和出口三项收入竟超过了3500万美元,突破了当时韩国有史以来最高的票房纪录,打破了由《泰坦尼克》保持的票房霸主地位,被韩国人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大片。 《生死谍变》的成功,将韩国人民对本土大片的信心提到高点。2004年,姜帝圭执导的另一部影片《太极旗飘扬》又一次打破纪录,获得了5600万美元的票房收入。 从《生死谍变》到《太极旗飘扬》的这几年间,韩国电影取得了惊人的成长,“韩流”在世界各地迅速风行。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倪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韩国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电影产业大国。 倪震教授说,韩国政府给予电影产业发展在经济、政策等多方面的推动和支持。从早期鼓励国内非电影产业的大企业、大集团,如现代、三星等投产电影业,到后来对中小企业投资和独立制片人的鼓励,使韩国电影人在获取资金方面渠道众多。金大中总统在任时,废除了《电影审查法》,从政策上给韩国电影百花齐放以沃土。 韩国电影走的是一条典型的商业路线。通过投资方、观众、制片方、发行方及院线的反复运作沟通,出产了一批票房价值高的电影。 “韩国电影一般描写的是‘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和典型物件’,没有多余的杂质,构思新颖、取材巧妙,同时给人留下很多的想象空间。”从事媒体工作的张婉怡是韩国电影的忠实拥护者。 倪震教授表示,目前韩国电影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导演群体人数众多,更换很快,给电影产业不断注入新的生机。随之出现的体制现象则是“独立制片人制度”,中小型电影制作公司如雨后春笋般遍地而起。而中小型公司繁荣的背后,一个重要的支撑因素就是融资渠道的多样化。 倪教授介绍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电影投资找到了很多新的办法。特别是民间吸纳资金能力得到了极大增强,中小企业和风险资金投资踊跃。有统计表明,目前韩国每年出产的60部左右的电影,分别由当地30家左右的电影制作公司投产制作。这些制片人早期大多通过销售发行权和版权获取投资。之后则主动向一些风险资金和大企业拉投资,或向银行贷款、抵押版权融资。最近两三年,甚至出现了通过互联网募集社会资金的情况。比如大获成功的电影《我的老婆是大佬》就是通过互联网融资,筹得了280万美元的拍摄资金。这样大胆而活跃的融资方式大大活跃了制片机制,同时推动了国民的电影参与意识。 与此同时,韩国政府也适时开辟了多个投资基金管理机构,比如韩国电影委员会(KOFIC)等,为林林总总投资电影的大小风险投资基金提供系统专业的指导、管理和服务。这些基金为韩国电影业发展打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据了解,目前各种渠道的电影投资基金总额超过了1.5亿美元,充沛的资金让韩国电影有能力引进好莱坞的先进制作技术,同时也大大促进了韩国国内的影院建设。 现在,韩国电影融资又出现了新的趋势,也就是时下最流行的IPO——到证券市场上上市融资。姜帝圭的电影制作公司不久前刚刚在汉城的高斯达克市场上市,为他的下一部影片融资。 与之相比,在融资方面,我国电影行业起步稍晚,1995年以前只有16家国有电影制片厂拥有影片出品权。尽管近年来政策逐步开放,但由于电影市场尚不规范,投资回报率较低,因此制片人在融资拍片方面相对困难较大。社会资金、民间资本的进入明显不足,融资方式相对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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