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色列反恐启示的毕业论文

摘要：产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现象已经成为许多学科领域研究关注的焦点，从一般经济学理论、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管理学到空间经济学理论都有从各自领域对产业在地理空间上集聚有所解释。我们从江苏沿江产业集聚现象的形成和发展着手研究，试图以地理集中度为衡量指标，以制造业为例，根据各学科的相关理论对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进行剖析，指出影响江苏沿江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因素。实证结果说明，本地市场规模、产业关联和FDI是影响江苏沿江产业集聚形成的显著因素。关键词：产业集聚；经济地理；因素分析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for Jiangsu industries. Using industries as observations, we regress the LQ measure of spatial concentration on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that proxy for the presence of market scale, labor market pooling, input sharing, product shipping costs, natural advantage, FDI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proxies for market scale, input sharing and FDI have the most robust effect, positively influencing agglomeration.Key words：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distribution； important factor产业集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伴随着地区工业快速发展的结果，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和集中体现。从著名的美国硅谷、波士顿128公路到英国的剑桥工业园，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地区等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竞争力很强的产业集聚区域。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对外开放、市场化取向的体制改革推动下，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形成了一些制造业集聚的中心、一批高集聚、高度专业化的产业集群。代表我国产业空间集聚最迅速的珠江三角洲区域、长江三角洲区域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产业在空间的分布趋向于在一些地区集聚，在其他地方分散。那存在这种产业分布的空间上的集聚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本文在前人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试图结合江苏沿江制造业产业集聚的模式，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找出集聚形成的原因。文章第一部分回顾现有文献，介绍对于制造业产业集聚的研究方法、相关理论；第二部分介绍本文的对产业集聚的分析框架；第三部分对中国制造业的集聚现状描述；第四部分是产业空间集聚与相关因素的计量分析及结果；第五部分是文章的结论和政策建议。一、产业集聚及相关理论对于制造业产业在空间集聚的因素研究很多，国外很多研究从不同的理论角度都曾给过解释。从早先马歇尔从外部规模经济的角度阐述了产业集聚的原因，韦伯从集聚带来成本节约的角度解释集聚的产生，到现在的新产业区位论、新贸易理论、新地理经济学等等都对产业集聚做出解释。（一）产业集聚的定义产业在空间上聚集的现象已经是很多学科的共同关注的焦点。但对产业聚集的定义、产生原因、甚至产业聚集的衡量方法，都没有一致的认定。本文将对产业聚集的定义综合现有的研究成果，在不同领域的共性的基础上，总结出几个方面的定义。1.从空间角度看，产业聚集是发生在某一特定地理区域内的经济过程或现象。2.从产业角度看，产业聚集区域内的企业是属于某几种产业或具有直接上下游产业关联或具有其他密切联系的相关产业的企业。3.从相互关系角度看，产业聚集区域内的企业彼此之间必须以各种可能的方式产生互动，使聚集区域内厂商表现较其他非聚集区域的厂商更好。波特（Porter 1990，1998，2002）的定义是：“产业集群指一群特定产业领域内相关联的企业、生产供应商、服务供应商、相关产业厂商及相关机构（如大学、制定标准化的机构、金融机构、贸易协会等）以彼此既竞争又合作的方式在某一地理区内集中的现象”。（二）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影响我国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1.资源要素资源要素包括区位要素和生产要素。区位要素指的是具体产业相关的或必须的自然区位、交通区位、经济区位。从理论上看，企业一般倾向于选择聚集再交通要塞，以降低运输成本。生产要素就包含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产业集聚的的形成表现为区域专业化生产，根据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区域专业化生产的主要原因是自然资源禀赋。早期的产业集聚形成过程中，自然资源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后来的研究证实，相对于早期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的作用在后期产业集聚的形成中，具有更大的作用。包括技术、人才、社会网络、文化、制度等社会资源具有不可量化和无限性，已经成为产业集聚形成的关键因素。2.需求条件靠近特定的市场也是产业集聚形成的重要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市场有利于厂商掌握客户偏好，有利于厂商掌握新产品信息与走向，这个过程同时也能够促进厂商对产品或服务的升级，增强自己产业的竞争力。市场需求是产生集聚的动力，同时，市场需求也促使着产业的专业化分工过程。根据斯杨定理，专业化分工会提高效率，企业可以获得递增报酬，但由于其受到市场容量的制约，只有市场容量达到最初的临界点才有可能触发专业化分工自我强化的过程。产业集聚才可能持续良性发展。3.外部经济环境“自发性”是产业集聚形成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而这样自发形成的基础是市场机制。市场自由度越高，外向化程度越高，政府的不合理管制程度越低，产业集聚的效应就越能发挥出来。我国对产业集聚的研究中，经济体制因素是我国特色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产业集聚在我国形成的外部经济环境已经越来越好。实践证明，产业集聚在生产、流通两方面都离不开开放的市场环境。产业集聚的形成和经济开放存在这样的关系：凡是经济开放程度高、市场竞争力量强的地区，产业集群的特征就比较突出；凡是经济相对封闭、市场竞争力量弱的地区，产业集群现象就比较弱（徐康宁，2001）。4.产业特征反映产业特征的很多因素如技术溢出因素、产业规模等都是产业集聚形成的重要因素。在产业集聚的形成过程中，通过技术溢出，以带动整个集聚群内部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技术水平的提高使得区域内的企业特别是学习型企业得到发展的动力，促进与区域内其他企业的合作，推动技术创新的良性循环，推动技术水平的整体提高。技术进步也是实现集聚区企业升级可持续发展的动力。5.政府政府对产业集聚发展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政府通过对某个地域或某个产业制定的种种优惠措施，对产业集聚形成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这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此外，政府的教育、文化、税收等政策都可能影响到生产要素，从而影响产业的集聚的形成、发展。（三）地理集中度的衡量指标衡量区域内企业集中度有很多指标，地理经济学上是地理集中度衡量指标，此处借用区位商（Location Quotient）来衡量产业集聚。区位商是产业效率与效益分析的定量工作，是较普遍的识别地区制造业专业化的方法，是衡量某一产业的某一方面，在特定区域专业化程度的方法，也可以说明各地区各产业的相对集聚程度。起计算公式如下：二、对产业集聚的分析与变量的选取近几年，江苏的产业集群发展迅速，苏州工业园区和高新区、南京江宁开发区、昆山高新区等初具规模。产业集群效益在江苏已经凸显。以沿江高新技术产业带为例，据统计，2004年，高新技术产业带实现产值超过2 000亿元。该产业带创造了江苏八成以上的信息产业产值和15%的工业总产值。总的看来江苏省产业集群这些年的发展前景令人鼓舞：一是有一定的规模，目前江苏成型的产业集群约有一百多个；二是行业分布比较广，几乎涉及了纺织、服装、金属制品、电器、建材、轻工等传统行业，也有IT、环保等新兴产业；三是分布比较广泛，苏南、苏中、苏北三大板块都在各个经济领域都有分布；四是已经形成一批品牌，在全国有一定的知名度和比较高的市场占有率。产业集群已成为江苏经济发展的强劲支撑。影响产业集聚形成的因素很多，从前文的叙述和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我们假设的与产业集聚形成有关是资源要素、需求条件、产业特征、外部经济环境、政府等。本文选取数个相关指标来分析产业空间集聚的决定设立以下联立方程：EDU为该地区的大专以上学历人口所占比例。TEC为该地区的技术市场合同交易金额，用来说明地区的技术创新。NUM为该地区企业数量，用以说明区域产业规模。FDI为外商直接投资，用以说明外资对产业集聚的影响。SPHWY是该地区在总公路里程数的份额。IM指本地市场效应，用以反映的就是本地市场规模的大小，各地区人均GDP与全国人均GDP的比值来衡量。某地区该比值越大那就意味着某地区越接近本地市场。TER第三产业所占比例，用以描述产业集聚的配套设施。LINK指产业关联系数，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投入产出会影响产业的区位集中。但投入产出数据缺乏，采用王业强、魏后凯（2007）的方法，用工业产值中制造业产值所占比例来估算产业关联效应。所用的数据都出自于2006年、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三、结果分析运用SPSS统计软件11.5版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下表。EDU，TEC，NUM，SPHWY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应从模型中删去，其余变量如下页表。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模型修正后，可以从需求条件、产业特征、外部环境等几个方面对产业集聚效应影响因素进行了说明。市场容量有利于产业集聚的形成，根据波特的理论，产业集聚与市场需求有很大的联系。而第三产业的配套设施的显著影响为负，这是一个与常理相违背的地方，笔者对此的解释是目前沿江地区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严重落后于制造业的发展，还未能体现对产业集聚形成有利的促进效应。产业关联，产业集聚之所以形成，是由于上下游产业的聚集形成的。而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也在于通过产业链影响其他产业。产业关联越是紧密，越是广泛，越是有可能通过聚集效应和乘数效应的作用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FDI对江苏沿江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发展有着较为显著的推动作用，从实际情况来看，江苏的产业集聚的形成，尤其是苏南的集聚现象很多都是由外资带动的。预期的产业规模没有对产业集聚形成有显著影响，并不代表没有影响，而说明沿江制造业产业集聚并没有以简单的数量的累积，可以解释为重在质量的集约式发展。四、结论和政策含义本文通过对江苏沿江制造业产业集聚的统计描述，并对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决定因素建立了一个基于地理经济学分析的理论框架，最终得出一些启示性结论：江苏沿江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形成主要由产业关联、市场规模和外商投资等因素推动，地理因素、人口因素、规模经济等特征的作用效果不明显。根据本文的结论，针对目前江苏沿江制造业产业集聚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可以认为，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制造业集聚趋势也在不断加强，江苏沿江的制造业产业集聚也会不断加强。这种加强体现在资源的优化配置，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核心竞争力的不断提高。对于沿江制造业的发展有以下启示：一、重视服务支持对产业集聚效应的巨大促进作用，加快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不断完善配套服务；二、适当扩大产业规模，促进龙头企业和大量中小企业共同发展，形成以小促大，以大助小共同发展的局面；三、外部环境方面继续推进国有企业、三资企业的共同发展，寻求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积极吸引外资；四、提高区域企业创新能力，鼓励专利发明和企业间的技术溢出。参考文献：[1]段小梅.台湾制造业投资大陆的产业集群分析[J].台湾研究集刊，2007，（2）：40-49.[2]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3]徐康宁，陈奇.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集群形成中的作用[J].现代经济探讨，2003，（12）：3-7.[4]杨树旺，易明.彭响产业集群的因素分析[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6，（6）：49-53.[5]王业强，魏后凯.产业特征、空间竞争与制造业地理集中[J].管理世界，2007，（4）：68-77.[6]魏守华.集群竞争力的动力机制及其实证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2，（10）.[7]文玫.中国工业在区域上的重新定位和聚集[J].经济研究，2004，（2）：84-94.参考下吧

就读于希伯来大学的我国留学生黄文礼摄

跟着我国和以色列在多个范畴协作日益严密，在以色列的高校中，我国年青人的脸庞也不断增加。

依据以色列基地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5年，以色列教学开销约合264亿美元，占GDP的8%，仅次于军费，高于大多数国家，其人均教学开销更是我国的8倍

那么，在以色列读书是一种如何的体会呢？

不断提问和勇于质疑

以色列有句谚语：两个犹太人在一同，历来不会赞同对方。

因而，以色列孩子从小就被请求学会提问，这是犹太教学中的一个基本原则。

“以色列学生长于提问。”在希伯来大学攻读核算神经生物学博士的吴宗泽对此深有感触，“假如你首次触摸以色列人，也许会觉得他们不太礼貌。他们有时分说话声响很大，乃至会直接打断他人的话。”

课堂上，以色列学生会不断提问，尽管教师课前预备充分，但有时分仍是会被问倒。“这种做法在我国好像有点得罪教师，但在以色列，教师反倒会觉得自个预备得不行足够。”吴宗泽说。

以色列理工学院土木与环境专业学生陈彦祺最大的感触则是，“以色列人说话不喜爱借题发挥，也不会由于利害关系粉饰自个的主意。不管是对教师仍是同辈，他们都直抒己见。”

在希伯来大学做病原微生物研讨的博士后董杨阳观察到，“不管上课仍是在公司会议室里，以色列人上一秒还面红耳赤地在争持，下一秒我们就开心肠像没事发作相同。”

“在国内，课堂上是教师讲学生听，教师讲啥就做啥；而在以色列，学生和教师是对等的，学生随时能够应战教师，不管啥主意都斗胆说出来，哪怕多么不切实际。”董杨阳说，受到了这种精力的传染，他变得自傲了许多。

以色列理工学院教授在讲堂给学生授课张姝泓摄

一门课的作业相当于国内三四门课

在陈彦祺看来，在以色列能够得到更详尽的教导。

他曾在广州和深圳上过几门大学的专业课，发如今国内的大班制教学环境下，教师很难一对一地对学生进行辅导，“而在以色列，每个班学生人数通常不超越20人，假如是在讲堂上课，最多40人。”

吴宗泽则天天被各种课程和试验组织得满满当当。除了平时上课，他还要阅览许多课外书本来弥补了解课本里的常识，“每门课都有考试，考试难度很高，决不也许蒙混过关。”

他发现，以色列教授通常会花许多精力来规划课程，每门课作业量十分大，“一门课的作业量相当于国内3~4门课，有时分20多页的论文要写一个星期。”

在希伯来大学就读一年后，吴宗泽对其教学环境感到很满足，“教学质量十分高，教师水平不比美国差。”

尽管如此，他仍是对校园国际化程度不行高感到遗憾。

以色列的母语是希伯来语。在以色列，公车播送、路途标识、超市货品，乃至大学图书馆里的绝大有些书本，运用的都是希伯来语。

“许多课程都是用希伯来语讲，没办法听懂，这致使许多极好的课程都无法上。”吴宗泽说。

可是，以色列理工学院土木匠程系的学生高正擎却以为：“尽管不明白希伯来语，不能彻底融入这儿的日子，但却少了引诱，能够愈加专心地投入学习。”

在实习中学习

高正擎说，在以色列，教师会带领学生观赏水泥厂。在工厂，教师帮学生回忆已学的理论常识，工厂的作业人员介绍各种类型的水泥和详细生产流程，“这种外出课程每年一次，教师在现场给学生解说，像导游，但比导游更专业。”

不只是理工科，人文前史类的课程也会组织学生外出学习。在以色列理工修读化学工程的我国学生李松林说：“教以色列前史课的教师会带学生到博物馆、前史遗址或主要地标进行调查，例如红海、戈兰高地等。”

以色列理工学院教授、国际闻名立异创业专家夏罗默·麦特尔(Shlomo Maital)建议“举动学习”。麦特尔以为，经过阅览尽管能够获取常识，可是要想取得技能，例如创业才干，则需求在实习中学习，“就像游水需求下水才干学会相同。”

以色列孩子从小承受实习教学，中小学有手工课，男生做木匠或金属制品，女孩则触摸与家庭日子和农业有关的手工。

到了高中，学生每年要参与60小时的自愿活动，均匀每周70分钟。教师会依据学生的体现给出评语，完不成社会活动的学生没资历上大学，假如体现很差则很难被好大学选取。

高校“牵手”公司

以色列高校和公司之间坚持严密的协作关系，不只是在教学范畴，更多是在科技转化层面。高校与公司的“牵手”，变成以色列立异的源泉。

以色列理工学院的核算机科学系是该校最大的系，2012年在全球排第18位。该系和全球多家闻名公司都有协作，包含Google、IBM、苹果、英特尔等。

有些协作公司陈唯欣摄

该系的教授塔莫·萨尔曼(Tamer Salman)介绍，协作公司人员会到校园授课，给学生介绍职业最新开展。有些公司则挑选与教授一同协作完结研讨项目。

别的，学生能够依据爱好，选修与课程协作公司供给的项目，在授课教授和公司专业人员的辅导下完结项目。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将常识应用到实习，公司则充分发挥人才优势推进项目。

希伯来大学科技转化基地则支撑教授和研讨人员对接公司，将成功研制的商品推行到商场。公司和校园构成良性互动，校园推进立异取得收益，公司也具有连绵不断的人才和财富。

如今该校转化基地已取得超越880项技能专利，商业化商品每年在全球规模发明超越20亿美元的销售额。

特别兵役教学

在以色列，年满18岁的男性有必要服兵役3年，女人则为2年（阿拉伯裔公民在外）。

戎行就像一个大熔炉，将不相同布景、不相同文明、不相同性情的人会集起来。在作业和练习中，年青人树立自个的社交圈，一同协作处理问题，共度难关。研讨团队协作的以色列理工学院工程办理系副教授埃拉·米隆·斯科佩尔（Ella Miron-Spektor）称，戎行是以色列人学习团队协作的共同方法。

在这种特别教学下，许多年青人在完毕兵役后，不管是创建公司仍是回到校园读书，都比没有服兵役的同龄人体现得愈加老练、有决断力和责任感。

以色列青年在兵役完毕后通常不会立刻回到校园。大有些人挑选到南美或亚洲等地玩耍，不只开释压力，也开阔视野，一路打工挣盘缠，还能触摸不相同的人和事。

21岁的阿米特·贝尔曼（Amit Bermon）如今以色列航空公司做空乘。他喜爱旅行，这份作业让他有时机看到全球不相同城市的景色。他很喜爱香港，“香港充溢各种色彩，全部都很吸引人，不像特拉维夫相同简直只要一种色彩。”

以色列作家索尔·辛格（SauI Singer）在《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观的启示》中写道：“在以色列，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人在学术上的阅历比不上其在戎行的阅历主要。”

历史经验表明，无论就本国或外部世界而言，“大国崛起”未必总是好事，不可不分青红皂白。“大国崛起”怎样成为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大吉大利，而非一场表面轰轰烈烈，带来绵绵人祸，赔上千百万条性命，了无进步意义的人类浩劫？诚为不容闪避的大哉问。“崛起”者，就是不甘平庸低下，争得既富且强，出人头地。人类出乎利己的生物本能，多要运用天赋特秉灵性创造能力，雄心勃勃追求“崛起”。个人、家庭、族群、集团以至社会、民族、国家，人同此心，心同此意。孔丘一言蔽之：“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古往今来，“大国崛起”有正道（良性）、偏锋（恶性）之大别，分属两类不同性质的历史范畴。其一为难能可贵的循正道以行。体现“万物之灵”悟性觉醒和优化抉择成功，遵循“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肯定利己私心（Private Interest）为天经地义的进取原动力（立足“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仁者爱己”也。），善于领悟、培植和弘扬利他爱心或公心（Love, Public Interest）以调谐利己私心（“仁者爱人”；道德观念的滥觞。），造就一种“合作比不合作好”、视“利他”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两心调谐” 型“心态文化” 境界（“仁者使人爱己”），藉以防范自私（Selfishness）犯罪的破坏作用，产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社会性效应，人类天赋特秉的灵性创造能力得以顺畅发挥，制度革新、科技发明纷至沓来，驱动社会持续发展进步，其一流前卫发明创造成果理所当然地为广大寻常百姓普天共享，而非特权统治阶层所能垄断；从而建成一个相对公正、安定和谐、繁荣富强，影响力举足轻重，泽惠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崛起大国”。“当行之路”一旦走通，成为可持续的良性、上升型“崛起”，愈行愈宽，渐入佳境，前程似锦，堪以引导人类世界和平理性创新发展的历史进步潮流，好望“大同”，“与天地叁”焉。上述“当行之路”并非凭空臆想生造，是基于人性，善用灵性，率性问道，优化选择，领悟“两心调谐”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公理常识性结论，合乎“中庸”原理的人间正道，可从孔子的“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基督教教义等得到解释和印证。但是“中庸之难，难于上青天”，“大国崛起”循正道难，一以贯之循正道更是难上加难。其二：走偏锋所谓偏锋，主要指利己私心趋于损人利己的自私极端，与人类天赋特秉灵性能力相结合，构成伦理意义上的犯罪倾向。回顾世界上漫长农业社会时期不同地域的大国崛起，几乎都是这类偏锋较量话本故事。十九世纪中期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接着出现了一种将生物界丛林法则延伸至万物之灵的人际关系的“社会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人类以强凌弱、侵略掠夺为天然合理、理所当然，成为近代史上支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肆无忌惮走偏锋的返祖型自私极端意识形态。另一种表面上看来型态相反的偏锋，奉行极端利他的“至善”理想，以否定个人本位、标榜“大公无私”为能事，其实无我无私也就无爱无公，爱心或公心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乌托邦式的“不可能任务” ，一种假性理想主义，以至欺世愚民自肥手段而已。结果一方面社会成员的私心进取积极性被扼杀，或畸变，灵性创造能力无法循正道顺畅发挥；另一方面，特权统治阶层借虚矫伪善的极端利他外衣掩蔽，自私掠夺恶性犯罪为害尤烈。豪情万丈的空泛口号，挡不住社会性道德沦丧、活力不继、对抗性矛盾深化。这种背景下，即便崛起逞强，总是徒有其表、外强中干、画虎不成。借用现代惯用政治术语，这两种偏锋形式分别叫做极右或极左，但“形左”而“实右”也。偏锋“崛起”，无论如何自我美化、大言不惭，甚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某些歪打正着的副作用，可为史家反复玩味、津津乐道，本质上总是返祖兽性丛林法则的延伸，弱肉强食惨烈决胜的结果；受益者只是代表特权统治阶层利益的少数群体，到头来不免自食其果，逃不脱历史的无情惩罚和讽刺。君不见西秦赢政虎狼之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王国、成吉斯汗的蒙古帝国、希特勒的大日尔曼第三帝国等古今中外多少偏锋佼佼者，穷兵黩武，叱咤风云，辉煌崛起，扩张版图，广聚财富，雄霸天下，不旋踵烟飞灰灭，而今安在哉？这类“崛起”此起彼落，总是不可持续、预后不良的恶性、平面型“功业”，一番番亵渎着“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没有为人类生活带来什么进步，却把一部世界史涂抹成了腥风血雨的“相砍书” ，概属“史前史”而非真正人类史的篇章。孔子如是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论语：里仁》）最早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处欧洲南端，难于置喙分羹陆上，遂致力海外开发，拓展海上航路，促进了地理大发现，成为横跨新旧大陆的空前规模殖民大国，威风了百余年。但因不脱自私掠夺偏锋的历史局限性，终至一蹶不振，跻身西欧后进末座。九国中得成正果的，当属美利坚合众国、大英帝国以及小小荷兰。它们在历史性的探索中，曾经不同程度地陷于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窠臼，甚至走得很远，但终于转进正道，沿着“当行之路”发展不止。它们以史无前例的创造力带动人类社会飞跃发展，由农业社会转进第一次工业化（蒸汽动力）、第二次工业化（电气化），第三次工业化（自动化），以至当今讯息化社会，成为引领世界进步潮流的主导。它们的成功，是人间正道亦即中庸之道极高明的鉴证，大不同于走偏锋崛起的“盛极必衰”宿命，其稳定性、持续性和旺盛创造活力已让许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预言家大跌眼镜不止。法国、德国、日本走了很多弯路；特别是一度成为法西斯轴心的德国和日本，其崛起给人类世界带来了大灾难，也招致自身蒙受严惩。二次大战后，它们一起转进“当行之路”的轨道，实现了浴火重生般的重新崛起。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工业化西方列强纷纷偏离中道，走上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鱼肉弱势劳苦大众，瓜分全球势力范围，几将世界推进自我毁灭的战祸深渊。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催生了社会主义苏联，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试图建立一种理想化的公正社会，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行武装革命，造成雷霆万钧般的政治压力，迫使西方列强主流良性演变回归“中道”，是一场前无古人扭转乾坤的的伟大成功实践。以俄罗斯为主的苏联的崛起，曾被期许为人间正道的至善楷模。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就，与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并列为超级大国。可惜执政党一开始选择了绝对权力和极左偏锋相结合的不归路，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陷进体制僵化和绝对腐化的泥淖。半个多世纪冷战对峙的结果，苏联及其追随国家普遍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日深、民心丧失殆尽，政权合法性不继，终于分崩离析，脱胎换骨，重归“中道”。可以说，苏联的兴起，成全了西方，拯救了世界；苏联的覆亡、转型，为绝对权力导向偏锋的悲剧性恶果提供了又一铁证，也反证了“中道”无与伦比的优化抉择特性。下一步让我们聚焦三个得成正果的大国，看看凭什么得天独厚，能够循正道以进，走在进步人类的最前列？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类。一切正常人的“硬件”是一样的，天生的七情六欲是一样的；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面对的自然环境考验也大同小异。那么为什么各自的发展道路会有极大差别？有的混混噩噩，怎么也崛起不了；有的崛起了，慧星般耀眼，焰火般灿烂，可是稍纵即逝，一蹶不振，沦为平庸末流，或开除球籍、消失无踪；有的居然幸运地找对了“当行之路”，万变不离其“中”，好景常在，日新月异，蒸蒸日上。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大国崛起”是政治、经济、教育、人文、科技、军事和价值观等多方面成就的综合体现，也与外部历史时机和环境条件息息相关；但无论如何，本国的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欲循正道而起，究其内因，根本要素有二：一，具备一种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社会性思想信仰，成为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心态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为人之道”或“人际相处之道”，说到底就是关于利己私心和利他爱心（公心）这一双操控天赋特秉灵性活动的“无形的手”的协同关系了。“两心调谐”、“两心相悦”的“当行之路”，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或即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可以造就伟大国家的伟大人民必备的高素质“软实力”，成为民族、国家“循正道”崛起的大本大源。中国人对于导向“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本来不陌生。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倡导儒家学说，就是这番见地。可惜孔子的理性“仁学”超前了民智未开的上古时代，既难普及大众，也走不通上层路线，“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孔子以后五百年，西方诞生基督教。神性的基督教，以入世的人本主义、始祖犯罪、因信称义、爱心金律、末日审判等救赎之道引导世人走上“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藉基督献身、复活、升天，和种种灵异奇迹的感人力量，以及“天国说”激发的私心动力，循草根群众路线由下而上发展起来，披荆斩棘征服了罗马帝国，在上古社会取得了孔子理性上层路线不能企及的真性胜利。罗马政治中心东迁后，基督教分为东西两大派。东部基督教自命正宗，称为东正教。东部地区一开始就是皇权高于教权，教会依附政府，皇帝直接干预和掌控教会事务，以至有权任免教会牧首，召开主教会议批准宗教会议决定、解释教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特徵，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没有象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所起过的那种独立于王权的作用。东部基督教在帝国君权的控制下，实际上陷入了“政教合一”的窠臼，成为服务帝国政府的精神支柱；基督教的“两心调谐”精神在君主专制政治的压抑下不觉转入隐性状态。东正教地区的封建化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整个社会死气沉沉，长期处于滞进状态。西部基督教称为天主教，政教之间不是合而为一，而是互相制衡的关系，极大地有利于发挥“心态文化”的引导作用，促进了蛮族国家的文明进步。但罗马教廷“神权”无限膨胀，专横跋扈、腐化堕落、箝制思想，背离基督教“两心调谐”本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度陷西部基督教文化区于精神蒙昧状态，几乎中断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势头。西部基督教地区不同于“政教合一”的东正教地区以及伪儒当道的神州中华，14－16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教崛起、旧教革新，带动了“心态文化”返本开新的伟大转折。基督教世俗化人本主义精神，救赎“原罪”的爱心教义，经历罗马教会的反人性扭曲变形之馀，得以重振神威，正本清源，与时俱进，调谐“两心”，驱使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跟上了时代进步的需要。八国中最为成功，引领潮流的美国、英国，加上佳境常在的荷兰，皆以新教为主，世称新教国家。德国是新教主流派路德宗（Lutheran Church）的发源地，法国是新教重要教派加尔文宗（Calvinists）的故乡，但旧教势力较大；这两个国家走了不少荆棘路，直到战后才跟了上来。葡萄牙、西班牙，坚守旧教阵容，自外于宗教改革，不免让出领先地位，敬陪末坐。信奉东正教的俄国长期拉在后面，上世纪闯新路，立功勋，摔跟斗，绕了个大弯子，现在还没有缓过气来。这一切难道都是事出偶然？新教文化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形成，有一种怎么样的促成作用呢？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被称为人文主义社会学的鼻祖。他富有创见地诠释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文化、信仰深层原因，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有巨大建树。韦伯精辟地指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精神杠杆”对於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尤其是对於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他以为新教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关键在於宗教原则与适合於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宗教改革、新教崛起，使得基督教早期的正统的入世观念——“道成肉身”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韦伯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称赏基督教新教中产生的这种以宗教热忱改造现实生活的心理转变，他写道：正因为这种从“离世修行”转到“现实生活实践”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会才能发展成功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社会。有人指称韦伯理论为“文化决定论”，其实不然。韦伯和马克思一样以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韦伯强调指出：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路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仍是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为。这样的观念暗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动力观，但又“弥补”了经济动力观鞭长莫及之端，对於诠释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自有发蒙振聩的意义。韦伯在回答“为什么中国不能自力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时，认为只凭借物质上的因素，不足以说明原因，唯有加入“儒教”（应为伪儒——作者注）的生活态度这项变量，方得以成功地解释其如此演变的进程。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同韦伯想到了一起，一直在批判传统思想抑制社会发展进步的负面作用。只是“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传世糊涂帐，至今扑朔迷离，云雾缭绕呢。二，常葆“正道”金身不坏，“权力制衡”必不可缺。有了经济动力。有了正道共识的“转辙器”导向作用，是不是走定正道了？非也。“自私加灵性”好比天生“原罪”，撒旦的诱惑无处不在。人们一旦拥有为所欲为的决策权力，很容易走上损人利己的偏锋邪道。历史证明，权力导致腐化，无制衡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为不可颠破的人世铁律。防范权力腐化的有效保障手段或最高组织形式，就是对付国家政权机关的严格和周密的“权力制衡”了。权力只能用权力来约束。“权力制衡”本身必须是一种“权力”，具有强行制止其认为不妥的决策或行为的功能。“权力制衡”是人性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爱心（公心）或道德律令的最后守护神。在充斥“原罪”冲动的社会实践中，有了可靠的“权力制衡”机制，人类历史进程就大大减少了因为人性“原罪”或认识范畴的错误一发难收、一蹶不振或陷於大反复的后顾之忧。统观世界历史，王权国家如果不存在某种形式的“权力制衡”功能，那领导一切的绝对权力可以把善愿、决心、戒律，以至巨细无遗的法规制度，包括看去强大严密的自我监督官僚系统，一概踩在脚下，视同粪土。这样的政权一个个越过了自己辉煌的顶峰，宿命地衰落了，灭绝了，绝无例外切中了当年商王太甲的传世谶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尚书：太甲中》如果说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形成神权与王权互相制衡的格局出于谁也想不到的历史偶然性，那么十三世纪英国世俗政权历经反复，得以“大宪章”限制君权，形成互相可以说“不”的雏形“权力制衡”机制，就是万物之灵由自发到自觉，实现自我超越的非凡成就。十七世纪末，深受“宗教改革”正面影响的英国，进而实行具有共和性质的现代“君主立宪”制度；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少数贵族和有钱缴税的上层阶层，还说不上什么民主，但有了明确的分权制衡制度。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为弘扬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先进“心态文化”提供了广阔空间，催生了空前有利于人类灵性创造性思维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社会大环境。英国由一个后进蕞尔岛国，取代海上霸主西班牙，迅速晋身世界先进前列，作为“君主立宪“先驱和工业革命策源地，带头开创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科学技术进步新纪元，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发达社会，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内稳居世界第一超强，决非历史的偶然。英国君主和各界志士仁人当年带头发展形成“权力制衡”体系跨出的一小步，其实是英国和整个人类历史开始突飞猛进的了不起的一大步。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法国进步思想家提出了三权分立型“权力制衡”理论和设计，对现代国家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青出于蓝的美国，在1787年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权力制衡”是它的重点。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宪法中规定的防范暴政的钳制办法比人类迄今为止所制订的任何体制都多，而且按其性质来说，也更难逾越，这至少是这部拟议中的宪法的重大优点。”这恐怕是是美国终于发展成为民主典范和第一超强的必要因素。在“权力制衡”机制的保障下，一种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得以可靠发挥“转辙器”的导向作用，引领人类社会在经济动力驱使下循正道发展进步，产生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公平竞争等合理化政治经济制度，建立启人心智、确凿有效的教育体系，导致科技发明创造硕果累累，发挥增进人生福祉的实效。循正道崛起，水到渠成乎？综上所述，“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和具有“权力制衡”内涵的政治制度，是国家循正道崛起的两大决定性内因、不可或缺的根本要素。上世纪攸关民生的二十项重大实用发明创造，包括电气化、自动化、电子化、航空、航天、现代供水系统、无线电和电视、电话、电脑、激光和光纤、照相、农业机械化、空调和制冷、高速公路、互联网、家用电器、医疗技术、石油化工、核能利用和高性能新材料等，几乎全在美国创始和发扬光大。根据历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1985到2005年的20年间：52位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有34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居住者，占64％；47位化学奖获得者中有28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研究工作者，占59.6％；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46位中，有28位美国人，占46％；33位经济学奖获得者中，有23.5位美国人（其中一人为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占71.2％。美国人不但“垄断”了近20年来的诺贝尔奖，而且进入21世纪以来的6年中，除2005年的生理或医学奖为两名澳大利亚学者分享之外，其他历年所有奖项中，都有美国人分享或独享。2006年的诺贝尔科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又全部被美国人包揽。应当说，任何不带政治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个奇迹般的事实无可置疑地印证了美国的超强科技实力。科技进步，是循正道“大国崛起”成功的第一实证，没有这个第一实证，不论怎样大话连篇，总是镜花水月，自欺欺人罢了。循正道“崛起”的大国，决策绝非当然正确，常有错误发生，有时会犯大错误，但是它的“权力制衡”机制，提供了“自动”纠正的能力。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特别高明吗？非也。关键在於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自我完善，回归“中道”。美国作为当今循正道“大国崛起”之最、世界唯一超强，常被指责为霸权，但其本质迥异于往日偏锋崛起的恶霸。美国认定自身安全和繁荣的最大保障，绝非武力征服和占领外部世界，而是建立在共同循正道发展进步的全球化大趋势之上；因此不是打压、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却乐于提携后进甚至昨天战场上落败的敌人共存共荣、正道崛起。二战以后美国实行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支持日本重建繁荣，乐见德国统一重光，主导、参与各种国际援助、开发、排难解纷计划，一以贯之，堪以为证。美国责无旁贷担起了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特别是防范偏锋崛起的重任，充当着非常不易讨好的“善霸”角色。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领导全球反恐斗争，运用“先发制人”打击手段，公开谴责和施压“流氓国家”，特别是2003年3月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倒萨战争以来，显然犯了许多决策错误，并且在伊拉克陷入了苦无良策、进退两难的困境。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改变了参众两院的两党阵容格局，已然出现了政策大幅检讨和调整的态势，尽管不免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美国有理由抵制中国崛起吗？就人文关怀而言，美国对于中国的善意，不会亚于对日本、德国；但是美国断然担忧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走偏锋崛起。担忧的根据来自一党主政的绝对权力体制，因为绝对权力体制从来不能保障循正道良性崛起，却是偏锋恶性崛起的温床；而非因为这个国家是“中国”。由于中国当局“韬光养晦”、避免同美国对抗的外交策略极为成功，这种担忧已在对话和合作中得到缓解；说现时中美关系处于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好时期，当不为过。主政者的明智和善意，构建和谐社会，承诺永不称霸、和平崛起，以及提倡和谐世界理念等作为，固有助改善国际观瞻，但并不意味着绝对权力体制的危险性质变得无关紧要了。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势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为世界各国追求发展进步，包括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旷古未有的优越机遇，以及循正道崛起的有利外部形势；否则根本不可想象战后欧洲、日本、四小龙以及许多原殖民地国家的巨大成功，前苏联及其东方集团和平顺利转型，以至中国今天获得的经济腾飞奇迹。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仍然存在两类不同性质“大国崛起” 的较量。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实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体系的存在，任何国家走偏锋崛起越来越难实现，但循正道崛起的道路空前畅通宽广。可以说，中国遇上了有史以来循正道崛起最为有利的外部条件。中国改革开放大见成效，就总体经济实力而言，国民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等已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引擎，并且继续维持强劲增长的势头；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义务和影响力相应地与日俱增。无疑中国已经处于整体意义上的“大国崛起”路口，但是中国迄今具备了循正道崛起的上述两大必要的内部条件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国面临严重道德衰败、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贪渎腐败、假冒伪劣，以及种种爆发性潜在危机。其中制度性官场腐化如火如荼而起，几乎药石罔效；经济发展仍然极大地依赖外贸出口、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贸易壁垒政策，市场和金融自由化路途遥远；自主创新能力欲振乏力，先进科技不脱“拿来主义”格局，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持的低附加值出口加工业升级转型也难；军事现代化谈何容易。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缺乏上述两大必要内部条件。21世纪中国循正道崛起，关键在于落实创造自身两大必要条件。如果见不及此，怕是难逃偏锋致命吸引力的诱惑，民族主义抬头搅和，走火入魔，事与愿违；福兮祸之所伏焉。为了克服信仰真空，建立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或共同价值观，中国现代社会不可能开历史倒车重复古代西方倚托神性宗教载体的旧路。实际上现代西方社会已然遭遇宗教信仰危机（911事件起了缓解西方信仰危机的副作用），面对神性信仰的历史局限性，迫切需要适当的理性思想体系支持。中国得天独厚，本来拥有人类思想库中有关“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至珍至贵理性大全宝典――真版孔子儒家学说。夫子当年“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奈，应为今日高科技讯息化时代“知其大可而为之”的大觉醒取代。一旦分清真假孔子，拨乱反正、重新解说、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应能以宏大的包容性融合马克思主义、基督教教义和一切具有真理内涵的人类思想精华，构建基于传统、超越传统、适合国情、接轨国际、拥抱现代、历久弥坚的“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不仅在母国中华神州发扬光大，并因其“普世伦理”性质，将能成为整个人类大家庭享用不尽的优化理性“心态文化”系统。建立“权力制衡”机制，是中国改革大业的当务之急、急中之急，早已成为朝野共识，但为何迟迟吾行，举步维艰呢？最大难度该在于一党主政与“权力制衡”交集之难。中国经济发展辉煌成果来之不易，和谐稳定、渐进改革乃人心所向。如果西方发达国家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双议会制、普遍选举等贯彻“权力制衡”的传统制度，可能引发政权更替、国势动乱而遭排除；切莫就此判定中国政治与“权力制衡”冰炭不容，无计可施了。勇于挑战“哥德巴赫猜想”、“庞加莱猜想”的中国人，何不大胆“猜想”、挑战“不可能的任务”，最大限度集思广益，尝试设计推出中国特色安全受控型“权力制衡”方案，争取突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重重阻抗，在一党主政的大环境中，进行试点，开辟新途，与时俱进，寻求实效；而非长期踌躇踯躅，蹉跎似水流年，误了天缘佳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