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与义的议论文题目

星星为什么会发光？月亮为什么有阴晴圆缺？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小溪为什么鱼翔浅底？我们面对蓝天高山发问。为什么人有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为什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为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为什么实践出真知？我们面对人类生活追问。问，是一门学问，一门艺术。从屈原穷究天际的“天问”到普天之下莫非“网”土的“网问”，从孔子的“不耻下问”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魂拷问”，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许多现实问题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问路问医问价，“问”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基本内容和形式。不管是国家大问题还是生活小疑问，抑或是人生价值取向、生命意义，都在着力回答人类先哲们始终追问的三个基本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何处去？有问题的人是遇到疑点盲点、不知何去何从、不知如何行动而又需要指向明确、行动正确的人。好问者，善于思考，善于探究；不好问者，思维封闭，不善交流；三思而问者，是问题的发现者也是渴望新知的追寻者；随口而问却是不着边际、难抓要害的思维懒汉者。可见，问，是有思维含量、认知能力和价值判断高下之别的。大凡具有“问题意识”的人，才是具有知行合一素质的人。无问便无知，中国的科学文化创新，不正是由于科学家们具有好问的品格么？我们正处在全球化与地域性、市场化与人文性、信息杂芜与价值选择、竞争激烈与和合共生的时代矛盾漩涡之中，每一个人每天都遇到许许多多新问题。社会迫使我们必须善于向生活发问，向新知求问，向时代求解。努力做一个能问、善问、会问的人，无疑是能够把握机遇，勇于挑战，知道行动方略的智者。只有好问善问，才能实现民族文化的创新，才能实现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飞跃，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败！

学生的一收一据，众人的一贬一赞，孔子的一喜一怒。穿越时空的沉思，跨越千年的警钟：要理智对待利与义。利是义的衡量。道德仿佛是一架天平，义在这头，利在那头，义有了利的衡量，道德的天平才能保持平衡。在危难与道德交锋的那一刻，吴菊萍用她那双脆弱的双手，毫不犹豫的托住了高楼坠落的幼童，她选择了道德，她就选择了义，而那双手也因此骨折。她没有像常人一要把利与义划清界限，她同时选择了利，于是她接受了“最美妈妈”的表彰，更是接受了重金的酬谢。对此人们的看法不拘一格，而我认为利本应是义的衡量，吴菊萍的选择已是毋庸置疑。利与义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的关系仿佛是权力与义务，行了义何畏收利？难不成要像做了坏事那般“息事宁人”？把捡到的贵重物品交到市政府，这在中国实在是件极其平凡的小事。既不需要大张旗鼓的表彰，也不需要失主的酬谢与款待。然而，爱国青年杨立在德国却有这么一段经历：克里斯托小镇的镇长为了让他领回一枚奖章和500欧元的奖金，竟发动了百名警察寻找。镇长曾郑重的告诉杨立，奖金可以不在乎，但必须接受，因为那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认可，也是整个社会对善举的尊重。是啊！行多大义收多大利，利是义的衡量，那衡量的背后不正凝聚了整个社会对善举的认同和尊重吗？利是义的鼓励。道德仿佛是一株鲜花，义是花朵，利是徐徐的微风，义有了利的吹拂，道德的芬芳才得以发扬。千禧之年，袁隆平教授接受了500万元的收购届“最高科学荣誉奖”。我不清楚跨越千年的“接受”是否还会迎来众人的一片唏嘘？只是倘若孔圣人可以再度点评，定还是只褒不贬。因为袁隆平的二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养活了千千万万的华夏子孙，养活了亿万的世界人口，这个奖项对他来说受之无愧。更何况，国家之所以设此重奖是对千千万万个有才之士的鼓励和号召，是对善举的传承和发扬。雅典运动会中国取得历史性突破，赛后国家重奖了获金牌的运动员，这件事引起了众多议论，责难之语充盈于耳。然而重奖效应却在中国与此同时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它不仅激励了更多的运动员创造佳绩，更让“善举”的火炬一再传承——中国女排集体捐款慈善机构，球员明星签名售衣募捐活动等屡见不鲜。这便是对义与利最好的诠释，对道德最好的发扬。跨越千年的沉思，穿越时空的警钟。流水化开春来也，心中自存清澈透明的流水，又哪怕是世间之利。理智对待利与义，让道德之花绽放四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