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清池79
张仲景为人谦虚谨慎,提倡终身坚持学习。他在序文中说:“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张仲景引用孔子语录,在于说明自己不是天才,只能靠刻苦努力学习来获得知识。他特别表明自己从青少年时期就热爱医学,请允许他扎扎实实地按照孔子的话去做,因为医学没有止境,必须终身坚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张仲景为后人树立了淳朴无华、勤恳踏实的学风。《伤寒杂病论》著述风格朴实简练,毫无浮辞空论,对后世中医著作影响甚大。他诊病和学习时遇到一丝一毫的疑问,即“考校以求验”,绝不放过,一定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张仲景是一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无神论思想的医学家。
电冰箱5
中国的明清两朝,与西方的文艺复兴及资产阶级革命几乎同时代,然而,却上演着截然不同的两幕:一是封建社会日趋退幕,科学文化发展缓慢;二是活力四溅,日见朝气,经济、科学、文化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明、清:中医学的综合和集大成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成熟和渐趋停滞时期,中医学的发展也有与这个时代相近似的特征。这一时期中医学发展的主要特点是:1、“温病学派”形成:温病是的多种外感急性热病的总称,早在,《内经》中就有一些零散的记述。汉代张仲景对温病的初期证候作了特征上的描述,“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伤寒杂病论》)。宋元时,温病开始脱离伤寒学说体系,提出了热病初期应以辛凉解表为治,突破了以往一概辛温解表的治法。明清时,大瘟疫多次流行,医家们在不断探索和经验的总结中,对温病的病因、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诊断、治疗提出不少创见。如“戾气”病因说,“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发展规律的认识,“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的诊断方法,“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需凉血散血”的治疗原则等。正是明清时期的医家总结、革新、探索和理论上的创新发展,促使温病在理、法、方、药上自成体系,形成了较为系统而完整的温病学说,使中医学对外感热病的认识理论、诊断方法、防治措施等方面都更为系统而完善。不少领域出现了深化发展的趋势。如对生命的探讨已深入到生命的起源和原动力,有了“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的重要论断;命门学说有了长足发展;医家们对于某些常见病有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出现了一批治疗虚劳、中风、吐血、郁证、痘疹的专家和专著。 清代出了一位具有革新精神的伟大医学家——王清任,他在《医林改错》中,纠正了以往医书中对人体解剖方面的错误记载,他所创制的活血逐淤方剂,至今仍有实用价值。3、药物学成就辉煌。明代李时珍著成举世闻名的医药学巨著《本草纲目》,书中内容丰富、论述广泛,所载药物多达1800余种,并附有药图1000多幅,药方10000多首,是我国药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他对药物的分类,从无机到有机、从低等到高等、符合进化论的观点,是当时最先进的科学分类法;书中还有对人的生理、病理、疾病症状、卫生预防等内容的正确记述,而且还综合了大量的科学资料,包括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物理学、天文学、气象学等方面的内容,丰富了世界科学宝库,对这些学科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时期还有赵学敏著述的《本草纲目拾遗》、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兰茂的《滇南本草》等也促进了药物学的发展。4、病案格式的建立和医案专集的出版。医案的记载,首见于《史记》。到明代,形成了记录详细、项目固定的病案格式。1522年,《韩氏易通》里提出病案内容应包括望形色、闻声音、问情状、切脉、论病原、治方术六大部分,还有具体项目31项,制定了较为详细的病案格式。1584年,吴昆在其所著《脉语》中,对病案格式又作了修改补充,规定病案内容的7大部分,内容更为详备。这对医疗经验的总结、医疗水平的提高以及理论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举措。明代起,医案专辑大量出现,1552年江瓘的《名医类案》编撰完成,这部医案专辑内容空前丰富,是对历代医家的验案及经史百家文献中所记载的重要医案的收集、总结,并进行了分类编排和评议,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清代魏之琇在《名医类案》的基础上,又写成《续名医类案》。另外,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徐大椿的《洄溪医案》等都流传较广,影响较大。清隆庆二年(1568年),成立了我国医学史上第一个民间医学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十八世纪末,。清代唐大烈主编了中国最早的中医杂志——《吴医汇讲》。这在当时医学交流上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明清时期,由于中外交通的发展,中外医学交流盛况空前。国外来华学习中医的或是我国把中医传到国外的人数和次数都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中医药学传到国外后,在国外继续发展,有不少人翻译著述中医药学著作,并且有些还形成了学派。如《东医宝鉴》把中医学介绍到了朝鲜。1487年日本的田代三喜来华学习中医药学,尤其崇尚李杲和朱丹溪的学说,回国后力倡李、朱学说,著有《捷术大成印可集》、《福药势剪》、《直指篇》、《医案口诀》等书,使李、朱学说在日本广为流传,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派。
留留恋恋
1.1 诊疗模式和主体诊疗模式所谓诊疗模式,是对一种医学在诊断和治疗中主导思想的高度概括,是用精炼的语言对该医学临床思路的扼要表述,并能反映出其学术特色。自古以来,关于中医学的诊疗模式存在多种说法,如治病求本、辨病治疗、辨证论治、察质论治及对症治疗等。在诸诊疗模式中,最重要最常用,且在很大程度上能主导或涵括其它诊疗模式者,称为主体诊疗模式。诊疗模式不同于医学模式,后者是指一种医学认识和处理疾病的基本观点或出发点,比较抽象和理性,如“生物 . 心理 . 社会”,被认为是现代医学模式,而前者则是对一种医学的诊疗规律和临床思路的集中表述,比较具体和实际,如前述的“辨病治疗”之类。1.2 审机定治是《内经》的主体诊疗模式《内经》为中医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诊疗模式当然也不例外。在《内经》中论述过的众多诊疗原则中,最强调者莫过于“治病必求于本”(《素问 . 阴阳应象大论》)。这里,“治”兼诊断和治疗二义,“本”指疾病的本质、根源,此处具体指阴阳失调的病机。而《素问 . 至真要大论》在论及诊治有假象的病例时指出:“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告诫不要被疾病的假象所迷惑,应首先识别其真正的病因病机,然后针对病机而治。该篇还以“有病热者寒之而热,有病寒者热之而寒”为例,说明若只看到疾病表面的热、寒现象,抓不住其阴虚、阳虚的内在本质,必然误治。正是基于审察病机便是 “求”病之“本”这一认识,该篇才反复强调“审察病机,无失气宜”,“谨守病机,各司其属。”对此,元代名医朱震亨曾断言:“考之《内经》曰‘治病必求其本’,《本草》曰‘欲疗病者,先察病机’,此审病机之意也。”“此求其病机之说,与夫求其本,其理一也。”〔1〕对于中医学来说,病机就是对疾病本质的高度概括。而“审察病机”,则是透过疾病的现象——症状、体征等,去探求疾病的本质——病机。可见,《内经》治病求本的诊疗思想可用“审机定治”一词简明地表述之。由《内经》奠基的中医临床工作可分为五个环节或步骤,即四诊、辨证、识机、立法和处方。在中医的诊断过程中,四诊是为辨证收集必要的临床信息(即以症状、体征为主的证候),辨证则是运用中医理论对证候进行思维加工,最后识别病机及病名。而在中医的诊断结论中,病机为主体,病名是次要的。因为确立治疗法则的主要依据是病机而不是病名,因而识机便成了辨证的目的和归宿。《内经》虽无“辨证”一词,但审察病机(审机)以辨析证候为基本手段, “审机”实已概括了辨证和识机的内涵。中医临证时确定治疗法则的要素虽多,但首要的、根本的依据却是从诊断中获得的病机结论,而处方只不过是落实治则的具体方法和措施。由此观之,中医的诊断主要是对病机的求本诊断,中医的治疗首先是针对病机的求本治疗。而“审机定治”一词则切中肯綮地勾画出了中医学基本诊疗规律和临床思路要领。为此,明代大医张介宾极力推崇《内经》所述的“病机十九条”:“此正先圣心传,精妙所在,最为吃紧纲领……夫病机为入门之道,为跬步之法。”〔2〕《灵枢 . 本神》强调:“五脏不安,必审五脏之病形,以知其气之虚实,谨而调之也。”所谓审“病形”、知“虚实”,就是辨证识机,简称“审机”;“谨而调之”,是谓针对五脏的虚实病机,分别采取相应的补泻调治法则。这是《内经》重视并阐述“审机定治”诊疗模式的一个例证。《内经》也论及其它诊疗模式。例如,《灵枢 . 痈疽》用“菱翘饮”治疗“败疵”,属一病一方,乃“辨病治疗”之例;而《灵枢 . 根结》所谓“刺布衣者深以留之,刺大人者微以徐之,此皆因气剽悍滑疾也,”则是“察质(体质类型)论治”之例。然而,这两种诊疗模式在《内经》中仅处于次要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于“审机定治”。可以断言, 把 “审机定治” 看成是《内经》倡导的主体诊疗模式是毋庸置疑的。2 “审机定治”对中医学的深远影响2.1 建立了中医学诊治疾病的主导思想由于《内经》提出并倡导的治病 求本——“审机定治”诊疗模式,概括了中医临床思路的要领,揭示了中医学的基本诊疗规律,能够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两千年来已被历代医家奉为圭臬,成为中医诊治疾病的指导思想和首要原则,即中医学的主体诊疗模式。试举数例为证。东汉医圣张机在《伤寒杂病论 . 自序》中说:“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这里“见病知源”就是辨证识机之意。《伤寒论》126 条:“伤寒有热,少腹满,应小便不利,今反利者,为有血也。当下之,不可余药,宜抵当丸。”前四句属辨证,“有血(瘀血)”为识机,“下之”谓立法,“抵当丸”是处方。全条证、机、法、方一气呵成,充分体现了审机定治的经旨。唐代大医孙思邈指出:“夫欲理病,先察其病源,候其病机。”〔3〕 强调察候病机是医者临证治病的首务。金代名医刘完素亦说:“故察病机之要理,施品味之性用,然后明病之本焉。故治病不求其本,无以去深藏之大患。”〔4〕突出了审机和施治之间的因果联系。明代宿医周子干认为:“见病医病,医家大忌,……若见一证即医一证,必然有失;唯见一证而能求其证之所以然,则本可识矣。”〔5〕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求其证之所以然”,即审机的极端重要性。当代已故名医岳美中也指出:“见症状要进一步追求疾病的本质,不可仅仅停留在寒热虚实的表面上,……务期细密,才能丝丝入扣,恰合病机。”〔6〕要求医生审察病机必须细致、准确,使之同实际病情完全一致,才能获得满意的疗效。2.2 奠定了中医学的主要学术特点和优势人们谈论得很多的中医学特点是“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然而这正是由审机定治的诊疗原则所决定的。因为同病之所以异治,是因其病机不同,异病之所以同治,是因其病机相同。整体失衡的疾病观和整体调节的治疗观是中医学的另一特点和优势。所谓“整体失衡”,是说人之患病,乃一定病因作用下人体内部及体内外的平衡协调状态遭到破坏,即整体失衡或曰“阴阳失调”的结果。具体可表现为寒热盛衰、邪正虚实、气血津液失常等多种类型,而这些都属于病机的范畴。因此,弄清某一患者现阶段整体失衡的具体内容,就是识别其当前的病机。所谓“整体调节”,就是针对患者的具体病机结论,施以或补或泻,或温或清,或固或通等适宜的治疗法则及相应方药,使患者机体达到新的整体平衡协调,从而恢复健康。可见,中医学整体观念在临床上的落实,亦依赖于审机定治这一诊疗模式的贯彻。人、病兼治而以治人为本是中医学的又一特色和优势,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中医不仅辨病治病(包括中医和西医的病种、病名),更要知人治人。每种疾病虽有自己特定的临床表现、病程经过及诊疗规律,然而医生临床上面对的并非抽象或概念的疾病,而是某一患病的个人。每个患者都是具有精、气、神而能自主活动的生物体,因而病人远比疾病复杂而多变。所以治人重于、难于治病。《素问 . 疏五过论》之“从容人事,以明经道”和《灵枢 . 师传》的“便病人”就寓此意。“治人”的重点又在调神。如《素问 . 汤液醪醴论》告诫:“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由于病人精、气、神的状态及变化均可集中反映在经诊断得出的病机结论中,审机定治实为人、病兼治的重要途径和良好形式。其二,治人为本的核心是“因人制宜”的治则,它要求治疗时应充分考虑到病人的年龄、性别、体质类型、职业、爱好、饮食及生活习惯等对病情的影响,而这些影响也程度不等地蕴涵其病机结论之中。例如,幼儿易虚易实,老人气血虚弱滞涩,妇女有余于血而不足于气,体质类型不同者对病邪的易感性和对病性的趋同性亦不同等,这些病理因素全都以一定的形式参与了病机的形成。可以断言,审机定治是构建中医学治人为本特色思想必不可少的基石。2.3 为中医学理论的规范化创造了条件鉴于中医学的流传和教育长期沿袭私相授受的方式,中医理论中不少术语、概念的解释和使用存在着混乱和分歧,这对中医学的现代化发展及走向世界极为不利。而审机定治的诊疗模式可为澄清其中一些重要的词语作出贡献。例如,中医常用的“证”或“证候”,即《内经》所说的“病形”、“病状”,皆指疾病的现象,乃中医诊断的凭证。而治病求本的“本”——病机,才是疾病的本质。因此,有些教科书把“证”释为综合病邪、病性、病位等要素的“病理概括”,实即与病机概念等同,这显然混淆了疾病的现象和本质,是不可取的。又如,所谓“辨证论(施)治” 被视为中医学的基本规律和特点而风行一时,然而如前所述,在中医临床过程中,辨证是为识机服务的,病机才是中医诊断的主体和中医治疗的首要依据。而“辨证论治”一词中缺乏关键词“病机”,则诊断既落不到实处,治疗又失去了依据,中医学的基本规律和临床思路便表达不出来。因此,它的文字构成同它所欲表达的内容差距较大,而“审机定治”却能胜任这一任务。2.4 为中医学的现代化发展提示了方向中医学的历史和现状业已证明,审机定治作为中医学的主体诊疗模式,是推动中医学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强大动力,病机学已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当之无愧的核心。〔7〕目前,中医学正处于现代化及国际化的“前夜”,其发展的突破口便成为中医学界与中西医结合学界关注的焦点。中医学术发展史表明,历代名医成就的取得,各种学术流派的形成,无不来自新的病机观点的创立或原有病机观点的深化。考察中医临床、教学、科研的现状就会看到,病机研究进展缓慢和病机理论的滞后,已成为制约上述诸领域迅速发展的“瓶颈”。用现代科技手段研究中医学的有识之士大多认为,中医学的现代研究应从“证”的实质着手,而这里所谓的“证”是指由某一病机引起并以其命名的证型(证候类型)。如“脾虚证”就是由“脾虚”病机引起的证型,换言之,食少、纳呆、腹胀、泄泻、身倦乏力等一组证候仅是“脾虚证(型)”的外在表现,而“脾虚”这一病机才是其内在实质。因此,从证的实质着手意味着重点研究各种病机的形成、变化机制及其物质基础等。总之,抓住病机研究这个突破口,就能带动整个中医药事业全面、深入的发展。
失踪的第九个梦
论药对与方剂配伍的关系 药对,也称对药,是指临床上常用且相对固定的中药配伍形式,是方剂配伍的一种特殊形式,为方剂的最小配伍单位。药对并非两味药物的随机组合,也并非是两种药效的单纯累积相加,而是历代医家积累临证用药经验的升华。 1药对的沿革 人类在长期的生活与劳动实践中,从简单的用药知识中不断总结归纳,逐步产生了药性理论,继而在临证实践中形成药对理论的雏形。其内容散见于历代文献,如《内经》即有半夏与秫米配伍治疗失眠的记载,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首次提出了“七情”理论,成为药对理论形成的基础。仲景颇得药对使用之心得,《伤寒杂病论》中有许多应用药对治病的经验,成为后人研究药对的基础。早期以药对命名的文献,如《雷公药对》、徐之才《药对》等皆已亡佚,仅能从现存的其它医著中见到部分内容。现代医家施今墨先生善于运用对药,创制了许多现代药对。当代许多医家纷纷著书立说,更促进了药对理论的完善。由此可知,药对的雏形源于生活实践;其理论的形成脱胎于《神农本草经》;而将其灵活运用与发展的是《伤寒杂病论》。药对理论源于一部药学专著,发展于一部方剂专书,注定了药对理论与中药学和方剂学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 2药对的组成方式 药对的组成并非两药的随意组合,而是以中医基本理论为原则,依据一定的病证而选取特定的治法,针对治法选择性地应用与之性味、功用相匹配的两味中药。 2.1药性配对 药性,即中药的性能,它包括四气、五味、归经、升降浮沉、毒性等。①四气配对:如同为寒凉之性的金银花、连翘合用以加强清热解毒之功属于寒凉配对;附子和干姜皆具辛热之性,二药合用属于温热配对。②五味配对:如酸收的白芍与甘缓的甘草合用,酸甘化阴,共奏补虚缓急之功,属酸甘配对;桂枝辛甘而温,常用于表证,甘草甘平健脾益气,二药合用,专行营分而走里,有辛甘养阳之力,属辛甘配对。③升降浮沉配对:如同趋向的升麻和柴胡,二者皆有向上的作用趋势,共奏升阳举陷之功;异向作用趋势的如桔梗与枳壳,一升一降,开宣肺气。④归经配对:如天门冬和麦门冬,天门冬善人肾经,麦门冬善人肺经,二者配对,既可润肺,又可滋肾。⑤毒性配对:如半夏和生姜配对,生姜可杀半夏之毒等。 . 2.2按七情和合配对 七情和合理论是临证用药的一般原则。除单行外,其余六种即相须、相使、相畏、相杀、相恶、相反皆蕴含着药物的配伍关系。此种药对组成方式古今文献书籍论述颇多,故不赘例。 药对的形成及其临证运用,促进了药对理论的发展。而且,其组成的方式也具有多样性,甚至是交叉存在的。如天门冬和麦门冬属于按归经配对,二者皆属寒凉之品,适用于阴虚有热者,故又属按四气配对;若从功用而论,二药合用,共奏润肺滋肾之功,又属相须配对。一般而论,药对的组成方式实际上是两药药性在某种程度上的吻合,进而在临证应用中形成一种较为固定的组合形式。在一首方剂中,较为固定的配伍是药对,而其它药物的组合,则是一种配伍关系,但未必是药对。如麻黄汤中的桂枝和麻黄皆为辛温之品,二药同用,相须而成发汗解表之药对,但麻黄和甘草则不属药对,二药属于一种配伍关系。 3药对的组方及临证价值 药对的临证价值主要是通过组成一定的方剂而实现。如银翘散中的金银花与连翘,五苓散中的泽泻与茯苓;补中益气汤中的黄芪与人参等。而且,药对本身亦可独立成方。如六一散、当归补血汤、枳术丸等。此外,尚有多个药对组成一首方剂。如黄芪与白术药对补肺益卫、健脾利湿;黄芪与防风药对固表祛风;防风与白术药对健脾疏肝,益卫固表。三对药对合而成玉屏风散,共奏益卫固表,祛风止汗之功。又如大承气汤中大黄和芒硝共奏泻下攻积之功,枳实与厚朴合用理气导滞,同时依据配伍规律我们知道行气有助于泻下,泻下又有助于行气,两个药对又是相互促进的。可见,药对可以使方剂的配伍更加合理,功效更加明晰。 药对均具有比较固定的功效,若其作为方中的主要部分,则使方剂的组成更具针对性,重点更突出。但这种固定功效是单纯指两味中药而言。在一首方剂中,药对这种固定功效的发挥,则是以方剂配伍为前提的。如桂枝汤中的桂枝和白芍的功用是调和营卫,但在桂枝茯苓丸中,在大对活血化瘀药作用下,桂枝取其温通经脉而行瘀滞之功,白芍则为和血养血之用,二药在本方中虽然也有一定的调和气血作用,不能仅从药对自身来理解二药在方中的作用。药对在方中发挥何种作用,其作用大小等,是以方剂的配伍为前提的。因此,我们在临证处方时,既要灵活而充分地运用药对,同时又要遵守方剂的配伍规律。 4药对对于方剂配伍研究的引导价值 药对理论的研究,对于理解中药复方的治病原理,进一步开展中药复方研究工作,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药对理论对于方剂配伍研究有着很高的引导价值。以药对为切入点,按方剂配伍规律,将一首方剂分为若干个药对,进行整方拆方的逐层分析,从而更明晰地阐述方剂的配伍规律。值得注意的是,不能随意将方剂中任意两药随机拼凑为药对,应该在遵守方剂配伍规律的基础上,灵活运用。 在中药复方有效成分研究日益兴盛的今天,充分利用药对理论的引导价值,将执简驭繁。单味中药的有效成分比较复杂,而影响中药复方药理作用的因素则更加多样和不确定,这给研究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阻力。如能运用药对理论的引导价值,在所研究方剂中提取出核心配伍部分,进行有效点的成分研究,将化繁为简,成为事半功倍的一条捷径。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其它配伍研究方法,相互促进,最终必将可以阐明中药复方作用的实质。此外,药对理论的形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理论一旦形成,必然反过来指导临床用药。可以针对一些药对在方剂中作为主要成分,而使方剂功效更为突出这一特性,依据不同证候,以此药对为基础,加减变化,归纳出一组类方,以适应同一病症不同证型的病人。 药对理论有其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灵活地将药对理论应用于中药复方的现代研究中,对于理解中药复方治病原理,丰富和发展中药复方的临证应用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与作用。当然,无论是进行何种方剂配伍研究,应用药对时都必须遵循方剂配伍理论的自身规律。药对理论虽然有着自己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它与方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只要存在于方剂之中,就必然遵守方剂的配伍规律。如果违背这种规律,僵化的运用药对理论,这就会成为制约药对理论发展的瓶颈。总之,药对可以说明一定的配伍关系,但它代替不了方剂的配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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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感恩的心,感谢命运,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这首歌使我明白没有阳光,就没有温暖;没有水源,就没有生命;没有
以认为本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时代前进的结论。诚信为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永不褪色的箴言。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合,而诚信是人的根本。 人生在世离不开吃穿用度,安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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