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社会学婚俗研究论文目录

苗家婚俗<一> 多数苗族地区婚姻自主程度较高，各地苗族青年都有以择偶为主要目的的传统的自由社交活动形式。湘西叫做“赶边边场”或“会姑娘”，黔东南苗族则称为“游方”，广西融水叫“坐妹”或“走寨”，黔西北称为“踩月亮”，黔中及一些西部苗族称为“跳花”、“跳场”等等。在这类社交活动中，青年男女可以三五成群地或者单独地、公开地或悄悄地对歌和交谈。以对歌的形式谈恋爱是苗族婚俗文化中最具代表性和富于民族色彩的风俗。一些苗族社区还有专供青年们谈恋爱的场所，如黔东南的游方坪、滇东北的姑娘房等。苗族青年择偶不重财产和家境，更看重个人才华和品性。找到合适的恋人后双方即可交换定情物。结婚，一般情况下需征得父母的同意。在大多数苗族地区，青年自主婚姻与父母包办婚姻并存，这两种情况不一定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只看哪种倾向更重。一般来说，父母和子女都互相尊重和征求意见，强迫成婚的很少。而且社会习俗允许并维护青年人的自由选择。因此更多的情况是自由恋爱后由父母主持婚姻。具体步骤是，青年人谈好了，男方征求父母的意见后请媒人到女方家说亲。正常情况，女方父母不会反对，有时须用鸡卜来决定婚姻是否可行。一经说媒定亲，双方即商谈结婚日期和聘礼。结婚前，男方必须为女孩的舅家送一笔钱或其他财物，称“舅爷钱”。如果父母不同意，青年男女可以私奔，寻求亲属或社会力量的支持，时间长了，父母也就承认既成事实了。当然也有听从父母之命的，也有少数因父母包办酿成感情悲剧的。还有一种形式就是抢婚或类似抢婚的形式。青年男女通过自由恋爱，愿作终身伴侣的，男方在某天夜里，邀约几个朋友或兄弟把女方带到或“抢”到家里来，即成婚姻。三天之后，才请个“全福”的老人带只鸡去给女方父母“报亲”，请他们认可这门婚事。然后双方商定“回门”(回娘家)办婚礼的日期和具体事宜。苗家婚俗<二> 苗族青年结婚的年龄一般在16-20岁之间，也有早婚的现象，大约在十四五岁，早婚夫妻通常要到双方成年方能同居。在婚姻选择上，同宗族(同姓氏)不婚，姑舅表婚优先，不同辈份不相通婚。不同民族甚至苗族不同支系间也基本上不通婚。许多地区苗族有结婚当日夫妻不同房的习俗，新娘与送亲的陪娘及新郎的姐妹共度第一夜。有的地方办婚礼是主要在女方家。黔东南苗族有“不落夫家”(坐家)的习俗，即新娘回门后即长住娘家，仅在逢年过节或农忙时经召唤才回夫家小住，直到怀孕后才长住夫家。坐家时间长达一两年至四五年不等。婚后因感情不合等原因可以离婚。一般地，提出离婚方须向对方赔礼赔钱。寡妇可以改嫁，也有地方有转房习俗，一般是同辈转房，但不带有强制性。苗族均为一夫一妻制家庭。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为苗族社会主要的家庭结构。女子与男子不管婚前婚后地位比较平等，在家庭事务中妇女有一定的发言权，但总体上还是男权社会。子女的血统从父，世系依父系计算，家庭财产按父系继承。苗族有父子连名制，现以黔东南为典型，其他地区多已不存。苗族有自己民族的姓氏，但是现在大多已通用汉姓。

恨无绝期日，身不由己时 ——试论典卖妻婚俗明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二十二卷《木棉庵郑虎臣报冤》（以下简称《木》）中记述：小官吏贾涉携家童到杭州钱塘，途经王小四门，因行路饥渴想歇脚，便在门外喊道“有人吗?”，这一喊出来个妇人(王小四之妻)，虽荆钗布裙，却一副妖饶模样，长得是“随他呆子也消魂，况是客边情易动。”贾涉看得发呆，又思量自己尚无子嗣，便欲买之为妾。家童去打探，穷困的王小四竟一口应承，贾涉大喜，讲明身价四十两银子，马上请来村里的教书先生，写了卖妻文契，双方在上面落了十字花押，王小四就把娇妻卖给了贾涉。这是反映“典卖妻”婚俗的典型故事。这种习俗曾广泛分布于我国各地，而以浙江省最为严重。因时间、区域或具体形式的不同，典妻又有租妻、借妻、租肚皮、招夫养夫、贴夫、拉帮套、搭伙、押帐、挂帐、典赡、典子、僦妻、捆妓和穙妻等多种名称。“卖妻”与“典妻”虽然存在着一定区别（可否被赎回），但就其本质来说是相通的：它们都是买卖婚姻的一种形式，丈夫将妻子出典或出卖，而女性在整个过程中多处于被任意处置的地位。因此，本文将二者归纳成“典卖妻”来阐述。 从汉代开始孕育、南北朝萌芽，典卖妻这一特殊婚俗至唐朝成形、宋代成熟，历经元朝的立行期和明朝的盛行期，至清朝恶性发展，延续到民国逐渐衰落。它蔓延中国大地千百年之久，历代对其都设有禁律，却又都禁而不止。可见，这并不是偶然，其背后必然存在着一定的政治、经济、思想等社会根源。 总体来说，典卖妻妾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男尊女卑而决定的夫尊妻卑的体现，是在“君臣、父子、夫妻”三纲权力结构之下形成的特殊婚姻形态，即男子使用夫权把妻子或妾有偿地出卖或出租给他人。它是封建社会竭力强化男权，把男权引入封建家族之中，形成至尊至贵的父权的封建伦理秩序的综合反映。具体而言，有学者总结，典卖妻的出现和长期存在基于以下三点原因：第一，妇女地位低下；第二，山村贫穷落后；第三，传宗接代的观念。 我们可以在《木》中找到相应的例证： 首先，王小四之妻胡氏和贾涉谈及“别谋婚娶”时说：“既尊官有意见怜，待丈夫归时，尊官自与他说，妾不敢擅许。”足见地位之低，虽反抗过丈夫的几次“卖”欲，但是终究不能为自己做主。这说明，妇女在父权社会，没有地位可言，大多只能依附丈夫；没有经济权利，只能依靠男子生存，缺乏自立能力。 其次，王小四“因连年种田折本，家贫无奈”，作为卖方的他没有不舍得妻子的意思，在“一日不识修，三日不忍饿”的现实条件下，只得将作为“私有财产”的妻子卖予他人。这也是典卖妻多发生在经济落后、土地贫瘠的穷乡僻壤，而少见于上层社会达官贵族之家的原因。 第三，贾涉作为买方，除了为胡氏的容貌身段倾倒外，促使他买“妾”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子嗣。“壮年无子”，是涉及到以后无法“事宗庙”、延续家族的大事，无后更是对祖先最大的不孝。这种根植于心底的封建宗法制度观念，使得典卖妻有了确实的正当理由和理论根据。且不论《木》记述得是否真实、是否存在着文学记述的“虚构”，但它确实反映了社会民俗真实的一面，并为我们理解和掌握史实提供了一定的线索和依据。 另外，考察近世社会的婚姻与家庭，可以发现典卖妻作为一种婚姻形式，自宋代始也渐渐有了一整套约定俗成的必办手续和习惯做法。例如，典妻须订立契约，亦称“典婚书”、“合同”，一式两份由原夫和典夫收执，还阐明出典原因，期限、典价、子女抚养及归属等具体条款；典妻所生子女归属典夫，典子有继承财产权，并可列入宗谱；典租妻都需有媒证等。另外许多地方也行迎娶风俗，在夜间抬便轿迎娶，以薄酒谢媒，宴请长老相亲等。这些在《木》中有一定体现，典卖妻契约也常见于各种史料记载。 可见，在所有典卖妻过程中，钱财始终是中间最重要的一环。金钱的诱惑总是大于女子的意志而存在，买卖（典）方出于各自的目的，将妇女当作物品转让。女人成了商品，只是拥有者有着不固定性罢了。所以，大张旗鼓地迎娶典卖而来的妻妾，更是一种伤害。买方无非是想为后代留一个正名，而决不是想要给这个用来生育的女人一个名分，也不是想肯定她的地位——她本就无地位而言。 悲哀至此，悲悯无用。 虽然冯梦龙用“夫妻配偶是前缘，千里红绳暗自牵。况是荣华封两国，村农岂得伴终年？”这首诗来说明胡氏与贾涉的结合“你情我愿”，并无不妥或悖理之处，而且似有支持、鼓励之意，但是我们看到，被典卖的妻子到了买方家中，受到不公待遇仍是不可避免的，苦痛也来得更深。文中，贾的正妻唐氏乃悍妒之人，她害怕地位动摇便百般折磨胡氏，贾涉用计使胡氏搬离才得以生下一子，然而辗转儿子过继给贾的表哥，胡也被卖给他人，导致骨肉分离。 其实，在现代作家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中，我们也能看到妇女被典卖的凄惨与无奈，它从一个侧面展现了这一特殊婚俗给妇女身心带来的巨大伤害。春宝娘因家贫被丈夫典给有两百多亩财产的秀才，在正妻的威势下，当牛做马，像仆人一样过活。她夜夜想念春宝，为秀才生下一子后便起名秋宝，刚疼上秋宝却被赶回原家，此时春宝已病得不轻，不太认识她这个娘了。就这样，她生了两个孩子，却总被剥夺做母亲的资格，她被当成工具、财产，甚至没有名字，在奴隶的身份下，苟延残喘，痛苦一生。 读这两篇文章时，我脑海里盘旋的总是鲁迅先生那一句：救救妇女和孩子！《诗经》有曰：“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又曰：“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规，宜其室家。”然而，千百年来，两情相悦地立家、天长地久地安家，似都成了虚幻的梦想。 历史缓缓地走向远方，在婚姻家庭的围城内，留下了依稀佝偻沉重的背影。而近年来，这种曾一度消失的婚姻陋俗又以不同面目悄然复活，更要求当下的我们学会反思。 那些不曾自由的女性，那些被视作鸿毛的人格和灵魂，值得后人祭奠志哀。 嫁娶不由己，生死托于天。存在即合理？我不敢贸然肯定。 毕竟，“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并非一句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