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皮小暖
《亚洲安全的维护者》
摘 要:随着政治经济全球化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开始活跃在世界大舞台,它们连接着经济,沟通着政治,更将社会生活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国际组织快速扩张,它们不仅数量上数以万计,而且覆盖广泛,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育、卫生、教育、环境、安全、贫穷、人口、妇女儿童等等众多人类生存和发展相关的领域,已成为左右世界局势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了解国际组织的发展与现状,就是了解国际社会的发展与现状。
关键词: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安全
中图分类号:D8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9-0040-02
一、上海合作组织的概况
上海合作组织是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之一,自成立以来,已经由一个空壳发展成为亚洲安全与合作的新力量。上合组织是迄今唯一在我国境内成立、以我国城市命名、并且总部设在我国境内的区域性国际组织。
上合组织成立于2001年6月15日,地点在我国的上海。作为亚洲安全与经济合作最重要的新形式之一,它的前身是由中国发起的上海五国合作机制。上合组织的成员国包括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其覆盖的领土总面积约占欧亚大陆的五分之一,并且拥有数个已经探明储量的大型油田[1],互信的建立和多种形式合作的加强是中国在创造和维持周边环境的和平稳定,集中力量增强自身经济实力,同时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创造良好外部条件上的努力[2]。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旨在加强相互信任和睦邻,友好合作,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会员国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建立。在“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承诺;坚持认为,所有成员国都是平等的,协商解决一切问题;奉行不结盟和开放性原则和不针对第三方;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上海精神”。2007年8月,元首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二、上海合作组织与亚洲安全
1.亚洲安全问题
亚洲现在存在许多安全问题和争端,朝鲜核问题一直在升温,巴以冲突也没停歇,现在日本和菲律宾针对中国领海的争夺也引起国际社会和双方民众的强烈反响,日本与韩国,中国,俄罗斯都存在争端问题。并且亚洲许多小国主权都不能完全自己做主,受到大国强权的控制,安全问题一度令人担忧。
安全困境困扰着整个亚洲。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在亚洲保持安全性将不可避免地要发挥关键作用。美国霸权作为唯一合乎逻辑的行为已经比较清楚,非常自信地挑战着中国,无论是真实的或假想的。另一方面,中国更是精心维护和美国“和平”的关系。在上海合作组织,俄罗斯倾向于强调安全方面,中国重视贸易,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不可以去碰美国安全的神经。在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是主要的经济和贸易关系。与此同时,中国没有显示出任何国家意志和计划,与美国霸权的竞争。现有的机制主要是经济和贸易关系。虽然有一些次区域的安全机制,但这些机制没有任何权力去处理亚洲安全问题。
共同利益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推动其发展。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这是毫无疑问的,否则上海合作组织可能不是现在这样发挥作用。国际组织在上海的利益是不同的,因为它的需求是各不相同的,它的发展的看法和主张是不完全一样,这是很自然和正常的现象,是每一个地区和国际组织的问题。问题是,不同的利益和立场需要协调。还应该看到,协调利益是不是把事情做好一劳永逸,而是一个普通的过程,因为利益的差异,往往伴随着合作开发。
如上所述,这些国家继续保持安全而经济关系的追求,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安全和经济上,这些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的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对这些国家而言,最有效的方法是创建一个可以容纳美国,中国和亚洲,包括他们自己的集体安全机制。
2.上合组织在维护亚洲安全方面的作用
上海合作组织在新形势下的亚洲安全合作,在亚洲保持安全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对相对较弱的政治利益,不仅起到保护作用,也在经济方面发挥巨大的潜力,为成员国寻求共同的福利,并促使大家一起走向好的方向。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在成员国首先需要克服和带给对方神经疼痛,以及在打击三股势力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合作,消除安全威胁,减少了其他安全威胁以拓展空间的经济与安全合作。这种合作以确保该地区的稳定,挖掘自身潜力,帮助这些国家在政治和地缘经济方面。上合组织的结构、合作形式与深度的扩展,该组织在中亚乃至亚洲重要性的加强[3],以及其成员国、观察员国利益的日益上升,都使得该组织的国际地位和目标随着各成员国地缘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而得以巩固和扩大。
上海合作组织拥有巨大的经济潜能,这一点是其成员国和观察员国都深信不疑的。双边贸易、规范化的网络贸易以及其他安排的可能性,能够被相应的合作者代替,如在投资、科学研究、基础设施建设、科技交流、公共投资以及来自地方或私人的用于国家政策支持的公共项目的资金等领域的合作[4]。这造成了大量的西方国家的关注,并鼓励他们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在这个覆盖东南亚,南亚,甚至整个欧洲,包括共同市场,作为主要的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出口竞争对手,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将有助于提高经营效率和成本效益,这将加强在经济和能源布局整个组织的稳定性。因此,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一个代理的能量将加强。
只有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变得强大,才能抵御西方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侵袭,亚洲小国能行使自己主权,用一个声音说话,维护自己应得利益。我们希望上海合作组织能发挥更多层次的作用,不仅在政治经济,也在环境,安全等国际问题上起到应有的效果,这样,一个别样进步的亚洲就会出现在世界舞台。
三、上海合作组织在亚洲的前景和未来
国际社会的虽整体呈现安详平和的气氛,但内部存在着巨大危机,也是凶险万分,上海合作组织,究竟能走多远,这个问题值得各成员国乃至全世界思考。
上海合作组织是由最初没有实质的空壳,在亚洲发展到一个新的安全合作形式。然而,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仍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内部,如何更有效地开展经济合作与开发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潜力已成为发展的当务之急。此外,与中国的关系,俄罗斯与美国和世界其他大的国家或地区的关键是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5]。
上海合作组织是世界上最大的区域性国际组织。虽然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新的,年轻的国际组织,有很多地方很不成熟,不完善,但有活力,是一个很有前途的组织[6]。对上海合作组织的看法,要数多边主义概念在亚洲和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发展的新模式,并注意上合组织的发展和急需解决的问题的前景。这些问题不是哪个会员国,即使是最大的国家,就可以独立解决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承担共同安全的义务,并开展打击恐怖主义更有效的联合行动,同安全威胁做斗争仍是贯穿这一过程始终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总之,国际组织在亚洲安全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上海合作组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希望未来能有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形成,并且可以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所有的一切都有保障,可以顺畅发展的时候,亚洲的安全困境问题的解决就指日可待了。
参考文献:
[1]马振岗.稳步向前的上海合作组织[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2]普京.上海合作组织将促进中亚的和平与稳定[C]//普京文集文章和讲话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胡锦涛.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努力开创上海合作组织事业新局面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Z].2003.
[4]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A]上海合作组织文献选编[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5]米赫耶夫.俄中美的中亚政策及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问题[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惠跳舞的鱼
国际劳工组织 贸易规则 论文内容摘要:WTO制度的调整对象能否扩展到“贸易与劳工”问题至今尚有争议。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对市场份额的占有,积极倡导企业的社会责任,在劳工组织对劳工标准的推行配合下,在WTO体制内提出贸易和劳工议题。从多边贸易体制本身来说,WTO已经为贸易和劳工问题的解决留下了制度空间。从发展态势上看,WTO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都将对WTO贸易和劳工议题的谈判产生重大影响。 世界贸易组织(WTO)及其实体规范对国际经济关系表现出愈来愈广泛的规制,它触及到传统贸易之外的一些领域,而国际福利标准即劳工问题,也是将影响现行WTO法律制度的调整对象之一。WTO内对贸易与劳工问题争论的核心是劳工标准问题。劳工标准本是一国国内劳动法规范的范畴,是一国国内为保护劳工的权益而制定的最低保护标准。1919年成立的国际劳工组织是迄今为止在制定国际劳工标准方面最具权威的组织。 WTO贸易与国际劳工标准的争论 (一)国际劳工标准的内涵 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将国际劳工标准与贸易挂钩,是因为一国劳工标准过低会降低一国生产者产品的生产成本,如果该产品出口,就会在价格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从而影响到国外同类产品的销售。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劳工标准的内涵狭义上应该指与贸易利益相关的劳动条件标准,它包括工人的工资水平、工作时间、工作条件、劳动环境、福利待遇等,广义上还包括废除强迫劳动、结社自由、组织和集体谈判权、消除剥削童工和消除就业歧视等。国际劳工标准属于国际法范畴,常以协议、宣言、宪章、公约等形式为载体。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国际劳工组织的公约和建议书是国际劳工标准的主要来源。当然,联合国和其他组织通过的国际公约、国际劳工组织章程、宣言和决定中的有关规定也是国际劳工标准的内容。 有学者提出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关税已经大幅度下降,一些传统非关税壁垒也在逐步地被消除。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正利用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水平、教育文化和道德标准的差异,构筑一种新型的、更为隐蔽的国际贸易壁垒——称之为“蓝色贸易壁垒”,也称“劳动壁垒”或“社会壁垒”,这种新型的壁垒就是以劳动者待遇、劳工权利、劳动标准为内容。因此,在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中,国际劳工标准也就成为与贸易相关的一个问题,并一直是成员间争论的热点问题。 (二)WTO贸易与国际劳工标准争论的历史与现状 贸易和劳工关系问题的发展历史是同经济全球化进程联系在一起的。从国际层面上来说,美国是最早将劳工问题与贸易挂钩,并一直致力于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确立劳工标准的地位。1947年在美国的推动下,《哈瓦那宪章》第7条引入劳工标准条款,但由于美国没有批准《哈瓦那宪章》,引入的劳工标准条款也因此而徒劳。此外,美国在“肯尼迪回合”、“东京回合”中提出国际劳工标准问题,都因发展中国家的抵制而未能实现。 1993年“乌拉圭回合”的马拉喀什会议,美国等发达国家提出在多边贸易规则中增添“社会条款”,要求将劳工标准问题写进马拉喀什部长会议宣言,试图将这些社会问题与国际贸易挂钩,但也无果而终。不过,马拉喀什部长会议虽然在宣言中没有涉及劳工标准问题,但同意将这一问题交给未来的WTO讨论。 1996年在WTO成立后的首届部长级会议——新加坡会议上,美国再次将以劳工状况和劳工权益为核心内容的劳工标准作为大会的议题,最终在新加坡部长会议宣言中,将“劳工标准”列为其中一项内容,这表明发展中国家认可“劳工标准”是国际贸易中的一个问题,并承诺予以解决。此外,“劳工标准”列入宣言也意味着WTO认可劳工标准,这就为后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劳工问题的争论埋下伏笔。 1999年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第三次部长级会议,由于受会议场外的劳工组织游行示威的压力,美国政府在会议上态度强硬,坚持将劳工问题纳入WTO的管辖,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立场的严重分歧,导致谈判失败。 2000年在联合国贸发会议第10届大会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劳工问题上的矛盾更加尖锐,发展中国家在劳工标准问题上达成共识,一致拒绝将劳工标准纳入多边贸易体制,并强调团结合作,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也强调他们之间立场上的统一,并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 2001年开始新一轮的多哈回合谈判,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坚决抵制,为避免破坏多边谈判,在多哈部长宣言中没有再提劳工标准问题。就此,劳工标准在WTO的争论告一段落。 WTO贸易与劳工标准之争的原因分析 (一)世界市场份额之争 国际劳工标准的提起与WTO的谈判所形成的关税壁垒减少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WTO通过谈判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成员间关税的不断降低,它所带来的世界贸易格局的最大变化就是:虽然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依然占有比较高的比例,但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的比例也大幅度提高。这种变化体现了发展中国家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断增强,在国际市场占有的份额逐步提高。但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以较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客观现实。这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换取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实际上并没有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绝对优势,却反而使发达国家感到不安和焦虑。他们将国内经济的萧条、工厂的破产、失业率的提高归咎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认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冲击了他们的市场。 因此,在WTO的谈判中,发达国家千方百计试图通过多边贸易体制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施加障碍,非关税壁垒得以频繁运用。其中,劳工标准被发达国家作为非关税壁垒的工具之一试图加以运用,其目的是为了对本国市场给予贸易保护,希望通过这种保护手段来解决国内经济和失业问题,并保证自己强势的市场独占地位。 (二)国际劳工组织对贸易规则制定的影响 国际劳工组织于1919年根据凡尔赛和约与国际联盟同时建立。它曾经是国际联盟的一个自主组成部分。二战之后,国际劳工组织于1946年5月同联合国达成协议,接受联合国的领导。国际劳工组织在同年9月举行的第26届国际劳工大会上修改了章程,正式成为联合国所属负责劳工事务的一个专门机构。截至2001年,国际劳工组织已有175个会员国,共制定了184项公约和192项建议书。国际劳工组织宣称在其章程中规定的目标和宗旨,是在社会正义的基础上实现持久和平,从而使“全人类不分种族、信仰或性别都有权在自由和尊严、经济保障和机会均等的条件下谋求物质福利和精神发展”。为此,它主张应采取各种措施,以便达到充分就业和提高劳动与生活标准,使工人享有正当权益。 为实现其目标和宗旨,国际劳工组织的主要活动是从事国际劳工立法,其中劳工公约分为三种:核心劳工标准,共8项公约,包括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1951年《对男女工人同等价值的工作付予同等报酬公约》等;劳动专业类公约,包括促进就业、社会政策、劳动行政、产业关系、社会保障等;针对特定对象的公约,包括关于妇女、童工、未成年工、老年工人、残疾人、移民工人、海员、渔民、码头工人、家庭工等特定人群的公约。 虽然国际劳工组织的立法对国际劳工保护方面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国际劳工公约的制定特别是国际劳工标准的制定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和需要为基础,所以劳工标准偏高,与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很困难,因而公约在发展中国家的实施成为国际劳工组织监督、审查的重点。即使如此,发达国家仍然认为国际劳工组织的劳工标准,对发展中国家的威力不够强大。因为有关劳工标准主要通过建议方式执行劳工公约和建议书,而且只能通过合作而不是强制力来保证实施,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监督方式来检查规则的执行情况,如定期发表报告以对各成员国劳工状况进行评估,调查侵犯劳工行为并发布报告。但是国际劳工组织对成员国的违反规则的行为却无法制裁,所以,发达国家主张将劳工问题纳入WTO,就是为了能够运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来改变国际劳工组织下劳工公约的“软法”特征。 从目前情况来看,虽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劳工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劳工标准迄今也未被正式纳入WTO议题,但是毕竟在劳工和国际贸易的关联性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达成了共识,只是在两者联系的方式和时间上有着极大的分歧。由于劳工标准涉及广泛的社会利益,受许多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而WTO作为一个多边贸易组织,它不可能将国际劳工组织的所有劳工公约都吸纳到条款之中来。但是可以预见的是,未来WTO的贸易与劳工问题的谈判,就劳工标准而言也一定是在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公约基础上,考虑各国社会、经济、法律、历史的各方面因素,建立一个多层次、适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劳工标准。 此外,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来看,国际劳工组织作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而WTO是游离于联合国之外的一个特别组织。但是,在规则的谈判上,WTO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包括其他国际组织已经形成的公约,对WTO规则的制定影响甚大。这一点可以从WTO对知识产权领域的规范中略见一斑。在WTO将国际贸易体制的调整范围扩展到知识产权领域之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一直独家履行着其职责。但是,当WTO的工作范围扩展以后,WTO就将原本由其他国际组织和机构处理的对象纳入到它自己的体系中来。据此,可以预见WTO与国际劳工组织在劳工标准制定中的合作也将存在,合作的方式之一可以像WTO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合组织等的合作那样,国际劳工组织在WTO机构内享有观察员的身份,并对WTO的贸易与劳工的相关规则的制定起到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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