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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经济发展政治论文2500字,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摘 要]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但是,强调经济发展绝不能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社会本身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在这里,人是根本、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属于人,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 文化 、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为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

[关键词]发展理念;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B03;D6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 编号]1672-2426(2013)09-0004-05

实现中国人及其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当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未来理想和根本目标,本身蕴含着并首先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它始终是当代中国发展所面临和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同时包含着如何处理和解决社会发展中人与物、理论与实践、生活与观念、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矛盾和问题,以及经济、政治、科技、 教育 、文化、国防等方面的相互关系。不言而喻,所有这些矛盾、问题和关系都需要也都应该得到正确处理与合理解决。问题在于: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些矛盾关系的内在规律与客观要求是什么?在全球化背景下,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和怎样的解决办法才是正确的与合理的?在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发展基础上,在中国经济总量已处于世界第二位情况下,我们应当确立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发展要求、发展原则和发展理念?本文拟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现实及其未来发展要求,主要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做一理论探讨。

一、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二战”结束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经济发展曾成为许多国家发展所追求的首选目标。然而,将“经济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所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及其严重后果,使其本身受到了新的发展实践的严峻挑战和新的发展理论的严厉批判。以至于今天人们谈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往往还心存疑虑或心有余悸。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和看待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仍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深入 反思 的理论课题。

正如人的生存是人的发展的前提一样,经济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发展,而且最终取决于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就失去了基本的前提和必要的基础,因而也就根本谈不到社会其他方面发展。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穿住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正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1]

正因为如此,当发展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时代课题时,许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的主题是经济发展。而在“二战”之后新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不约而同地将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增长)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不可否认,这种做法和观念在后来的发展实践中显露出其本身的某些片面性和历史局限性。但是,我们不应该脱离历史实际简单地将其仅仅视为发展实践的失误,实际上它本身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它也不能仅仅被指责为发展理念上的简单化和片面化,其实它有其自身理论上的某种合理性;它更不能被视为缺乏根据的主观决策和长官意志,事实上它是面对各自现实需要所做出的一种现实抉择和理性选择。以我国发展为例,中国曾经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旧中国遗留下“一穷二白”的旧家底,新中国领导人一开始就将经济恢复、生产力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作为自己的关注重点。但遗憾的是这一正确的决策由于后来指导思想上出现失误而未能坚持下去,以至于改革开放之前我们连起码的温饱问题甚至是生存问题也不能完全解决。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才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发展为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把经济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由此,我们才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不仅在世纪之交顺利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提前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而且在2010年使“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2]这是了不起的历史性成就,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而这本身正是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巨大成果。

如果说经济发展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于任何国家和民族及其不同发展阶段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话,那么,它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来说,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基础地位和前提意义。其根据和理由,主要在于我国社会发展在新世纪新阶段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复杂矛盾: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升,但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特别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但同时影响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改革开放使我国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生活水平不高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缩小城乡发展差别、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仍然艰巨;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国防、卫生、社会福利等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然相对落后,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也日益增多;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日益深化,中国开始走向世界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但与此同时各种复杂的国际矛盾也日益凸显,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心存疑虑,甚至仍然采用冷战思维而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围堵与遏制,这不仅使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而且使我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困难。不可否认,这些问题并不都是经济问题,它涉及我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但是,应当看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那就是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当前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很难真正解决,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会缺乏基础,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也就难以如期实现。 不仅如此,把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的更深刻理由和根据还在于,我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3]以此分析和判断为基础,显而易见,“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4]正因为如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5]而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而言,不言而喻,经济发展仍然处于首要地位并具有决定意义。只要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还未建成,只要我国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还未完全达到,只要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还未真正实现,我们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把经济发展放在首要地位,就必须把经济发展作为重点任务来对待。这也许正是当年邓小平反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6]的重大而深远意义,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强调“第一要务是发展”[7]的真实意义和实质内涵。

二、中国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发展

毫无疑问,任何发展都不能忽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但是,强调经济发展并不排除社会其他方面发展。事实上,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本身就意味着,社会发展还要有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自身也表明,发展本身是一个具有多种目标和多重任务的复杂系统。我们必须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及其各方面的协调性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否则,如果仅仅强调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而忽视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只看到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而看不到其他目标和其他任务,那么,发展本身就是片面的、不完整的。由此,将可能导致社会畸形发展,甚至会重蹈“二战”之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其他方面发展的覆辙,从而使自身陷入各种社会矛盾的困境而难以自拔。

这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不仅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而且经济发展也不等于经济增长。通常把经济增长理解为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而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又被视为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毋庸置疑,GDP的增长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是,经济发展绝不单纯等同于经济增长。由于社会发展的理论、观念和政策的不同,经济增长本身完全可能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观念,不仅注重经济发展,而且能自觉地将经济发展成果用于解决贫困、失业、生态、体制、教育、文化和不平等等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而不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和政策,仅仅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甚至为增长而发展,把经济增长视为发展的最终目的,其结果往往导致社会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贫困加剧、生态恶化、社会腐败等问题,导致社会的片面畸形发展。20世纪60-70年代,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与社会安定同时并举,受到世人普遍肯定;而同期巴西、阿根廷、伊朗、巴基斯坦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令人羡慕,但其产生的农民贫困、两极分化、社会动荡等严重社会问题[8]却也令人失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将社会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不仅会使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累积和集中爆发,而且会导致人们陷入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从而使社会发展甚至经济增长本身陷入长期停滞乃至出现倒退现象。

正因为如此,许多发展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是一个全面范畴,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必须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例如,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主任杜德利·西尔斯就指出:“调查一国发展情况应提出的问题是:贫困状况怎么样?失业状况怎么样?不平等现象又是怎么样?……一个没有包含减少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现象诸目标的‘计划’,难以被认为是‘发展计划’”。[9]美国波士顿大学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保罗·P·斯特里登教授也指出:“发展必须重新下定义,应叫做向当今世界主要‘敌人’:营养不良、疾病、文盲、贫民窟、失业和不平等开战。”[10]西尔斯和斯特里登还明确区分了发展和增长的不同,并强调指出:“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的方面。因此,应当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发展是集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即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11]此外,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谬尔·亨廷顿也强调指出:发展应当包括“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主”五大目标。因为,“落后社会是贫穷的、不公平的、压制性的、粗暴的、依附于人的。发展就是从后者转变为前者的过程。”[12]所有这些都表明: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更不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处于首要的、前提的和基础的地位,但社会发展必须是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制度、法律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发展才可能是合理的与健康的。

然而,当代社会发展,不仅应当是全面的,而且必须是协调的。这是因为,所谓社会,并非机械装置,也不是人口堆积,而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它绝不是其本身各种构成要素的简单集合或机械拼凑,而是其人和物、存在和意识、实践和观念、经济和政治、科技和教育、生存和发展、生活与安全等各种矛盾及其相互关系有机统一所构成的系统整体。而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中的各要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系统中处于一定地位并发挥某种特定功能且与其他要素发生相互作用的系统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整体性及其各要素的相互关联,是系统本身的根本特征。因而,对于系统中的任何一种要素都要从它与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来理解,并要从它在系统整体中所处地位和所发挥功能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系统整体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社会系统也同样如此并且更为复杂。在这里,人是根本,物则是属于人的。因此,必须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这意味着:人是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人们的生活和实践决定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而思想和观念则是人们生活和实践本身的内在构成要素;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文化、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人创造社会生活并推动历史发展,社会生活和历史条件也制约着人的生存和发展。由此来看,没有各方面要素的彼此协调,也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的正常而健康的发展。 坚持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主张。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经济与教育、科学、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13]党的十四大指出:“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14]党的十五大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15]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强调:“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16]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17]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 面相 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18]所有这些论述,既是对世界各国发展 经验 教训的科学 总结 ,同时也是对我国社会发展提出的新的要求。

然而,理论的自觉与观念的合理,并不能保证社会发展实践本身就没有矛盾和不出现问题,关键在于以自觉的理论与合理的观念为指导正确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事实上,在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大台阶之后,我国社会发展本身虽然解决了某些旧矛盾和旧问题,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矛盾和新问题。对此,党的 报告 指出:“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 安全生产 、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19]显而易见,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的实质,主要是社会各领域和各方面及其发展过程各环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问题。如果这些矛盾和问题得不到正确处理和有效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就可能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它本身则意味着,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社会发展的关注点和着力点将需要努力解决好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熏1995:78-79.

[2][3][5][19]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15,15,5.

[4][7][18]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4,14,15.

[6]邓小平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0-371.

[8]高清海等著:社会发展哲学——中国现代化的理性思考[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83-184.

[9][12](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51,333.

[10](美)迈克尔·P·托达罗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50.

[1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著:发展的新战略[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0:4.

[13]邓小平文选(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49-250,367.

[14]江泽民文选(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24.

[15]江泽民文选(2)[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8.

[16]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8.

[17]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0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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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来,中国M2增长率平均为17%,但GDP平均增速不及10%,两者之差高达7%;美国M2增长率为6.24%,GDP增速约为 3.55%,两者之差不及2.7%。7%与2.7%两个数字表明,将人民币与美元发行量对比,剔除了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后,人民币相对美元而言,超发了4.3%。这4.3%就是人民币自2005年以来应当对美元贬值的幅度。(其中,4.3%=7%-2.7%。计算依据:费雪货币方程式PY=MV; 购买力平价理论et=(pt/p0)*e0. )从货币超发的角度,运用购买力平价理论来计算,最后得出,从2005至2014年底,人民币兑美元应当贬值4.3%至8.64,这里保守假定自2005年至2015年底人民币兑美元的理论贬值幅度也为4.3%。但事实上,人民币2005年前兑美元汇率约为8.28,2015年底汇率收至6.5左右,这十年中人民币汇率不仅没有贬值4.3%至8.64,反而升值了逾20%至6.69。自2015年下半年始,外汇占款持续下跌,尤以7、8两月下跌幅度最为显著。也就是说,央行用于收购外汇资产而投放的人民币大大减少,预示了人民币需求低迷,有着明显的贬值压力。“811汇改”国家首次放开人民币中间价,就是对贬值压力的首次妥协。2016年开市的人民币暴跌,人民币中间价随之大幅下调。面对此轮人民币暴跌,显然,资本管制这只手的运用空间有限,汇率干预那只手使起来又有点力不从心。外汇储备在过去的一年半内缩水近7000亿美元,去年12月更是在一个月内缩水1079亿美元。我们一向引以为豪的充足的外汇储备,真的还够用吗? 汇率干预可以有,但干预的空间已经遇到很大瓶颈了。贬值势不可挡,干预只能调控速度与节奏——如果市场形成一致预期,速度与节奏甚至也无法调控。 以前说我国外汇储备充足,说的是外储绝对额高,与进口额、短期外债总额相比外储规模仍然远远超过充足额度。然而,若以外汇储备与因超发货币而飞速增长的M2相比,外汇储备未必够用。使用外汇储备与M2比率衡量外汇储备充足度时,固定汇率国家的比率需达到10%-20%,浮动汇率国家需达到5%-10%。中国目前的该比例约为16%,目前是较为充足的。但是,一旦为了稳定汇率而大量使用外汇储备,消耗储备超过1.27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就不充足了。对比过去1年半缩水6000亿的速度,消耗掉1.27万亿美元的外储不过也就是两年的时间。更何况,为解决过剩产能与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预计我国在一带一路的国家上还会花掉更多的外储。 如果中国还在走过去的老路子,不断地用外储来持续干预人民币汇率,且不说是否能守住汇率,光是如今的外汇储备就已经捉襟见肘了。用外储来填补资本出逃的漏洞,用资本管制堵住资本外流的孔,无异于饮鸩止渴。现在的人民币面临的处境与23年前英镑的处境有着惊人的相似,如果中国不计后果地动用外汇储备来干预市场,那么结果可能也会如1992年英镑的那一场滑铁卢。英国在应对索罗斯出击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动用33亿英镑和在国际上拆借资金来干预市场,但相对于市场投机的波澜壮阔,这点外汇储备只能是杯水车薪,最终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如果此时,中国还固守目前的汇率,不停地用外汇储备来填补资本外流的漏洞,那么最终的后果可能会与英镑类似,既损失了外汇储备,又没能守住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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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现状及对策摘 要:全球气候变暖是当前世界各国广泛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世界经济的发展对能源需求量的持续增加,使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温室气体排放所带来的环境和生态问题将进一步加剧。而且我国能源紧张、人均资源占有量低、环境污染严重也使我国面临着较大的国际转移排放压力。倡导发展低碳经济,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也有利于现代能源服务的普及、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提高能源效率、改善能源结构和加强能源安全。关键词:低碳经济;现状政策选择一、低碳经济的内涵低碳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理念,低碳经济的提法最早源于英国在2003年发布的能源白皮书“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认识,低碳经济是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从技术角度认识,低碳经济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在制度框架和政策措施的作用下,利用提高能效技术、节约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等各种低碳技术,促进整个社会经济朝着高能效、低能耗和低碳排放的模式转型。综上所述,广义的低碳经济是以低排放、低能耗、低污染为标志的绿色生态经济模式。目标是控制碳排放,维持生物圈碳平衡;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创建清洁能源结构;核心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观的转变。可以说,发展低碳经济是一场涉及价值观念、国家权益、生产生活方式的全球性革命。二、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现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把环境保护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制定低碳经济政策,积极推动低碳绿色增长。尤其是为了应对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一些国家更是把开发新能源、发展低碳产业作为重振经济的重要动力。德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重点是发展生态工业。德国的生态工业政策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严格执行环保政策;制定各行业能源有效利用战略;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范围;可持续利用生物智能;推出刺激汽车业改革创新措施以及实行环保教育、资格认证等方面的措施。为了实现从传统经济向绿色经济转轨,德国除了注重加强与欧盟工业政策的协调和国际合作之外,还计划增加政府对环保技术创新的投资,并通过各种政策措施,鼓励私人投资。德国政府希望通过筹集公共和私人资金,建立环保和创新基金,以此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法国的低碳经济政策重点是发展核能和可再生能源。2008年12月,法国环境部公布了一揽子旨在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计划,这一计划有50项措施,涵盖了生物能源、风能、地热能、太阳能以及水力发电等多个领域。除了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之外,2009年,法国政府还投资4亿欧元,用于研发清洁能源汽车和“低碳汽车”。此外,核能一直是法国能源政策的支柱,也是法国低碳经济的一个重点。美国选择以开发新能源、发展绿色经济作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重新振兴美国经济的主要动力。美国政府低碳经济政策可以进一步分为节能增效、开发新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等多个方面。其中,新能源的开发是核心。2009年2月15 日,美国出台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投资总额达到7870亿美元,该法案将发展新能源列为重要内容,包括发展高效电池、智能电网、碳储存和碳捕获、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和太阳能等)。在节能方面最主要的是汽车节能。此外,为应对气候变暖,美国力求通过一系列节能环保措施大力发展低碳经济。三、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实践在低碳经济的实践上,英国作为低碳经济的先行国,在2006年通过了全球第一个有关低碳经济的法案一《气候变化法草案》,制定了到2020年减少碳排放30% ,到2050年减少碳排放60%的目标。日本、丹麦和挪威等国的低碳经济和低碳技术也取得了迅速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果。国内对低碳经济的实践则主要集中于碳交易和创建低碳城市。(1)碳交易。2006年,世界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总额达280亿美元,交易的二氧化碳量达到了13亿吨。目前全球有四个交易所专门从事碳金融的交易,包括欧盟的EU ETS、澳大利亚的New South Wales、美国的Chicago Climate Exchange和英国的UK Errs等。此外,还有很多知名金融机构活跃在这些市场上,包括荷兰银行(ABN AMRO)、巴克利(BarclaysCapita1)、高盛(Goldman Sachs)、Morgan Stanley和UBS等。美国的Chicago Climate Exchange是全球第一个也是北美唯一自愿性参与温室气体减排量交易,并对减排量承担法律约束力的组织和市场交易平台,它也是全球唯一同时开展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物、六氟化硫6种温室气体减排交易的市场。在中国,2006年兴业银行基于品牌和市场价值与IFC合作签署了《能源效率融资项目(CHUEE)合作协议》(即《损失分担协议》),成为国内首家推出“能效贷款”产品的商业银行。根据该协议,IFC向兴业银行提供2亿元人民币的本金损失分担,以支持最高可达4.6亿元人民币的贷款组合,兴业银行则以IFC认定的节能、环保型企业和项目为基础发放贷款,IFC则为贷款项目提供相关的技术援助和业绩激励,而中国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则分别推出了“挂钩海外二氧化碳排放额度期货价格”的理财产品。(2)低碳城市的创建。低碳城市是由新能源利用、清洁技术、绿色规划、绿色建筑和绿色消费等一系列要素构成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模式。2008年,国家发改委与联合国自然基金会开始“低碳城市发展”的全面推广,上海和保定成为首批试点城市,由国家发改委、建设部、科技部、环保总局、商务部等专家组成的项目技术顾问组也正式亮相。同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了《保定:全球可持续能源生产的“电谷”》,肯定了“保定模式”在发展可再生能源方面做出的贡献。广东省珠海市也在2008年邀请专家研究低碳经济,欲申报国家低碳经济区。四、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选择低碳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然而,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发展阶段,发展经济、减少贫困和满足就业等仍是实现现代化的最大任务,向低碳经济转型还面临着许多现实条件的制约。为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适时适度地创新公共政策,根据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的新要求,创立一种具有积极价值的、适宜的政策安排。(一)、调整产业结构,限制高碳产业的市场准入,倡导产业低碳化产业结构对碳排放会产生较大影响,同等规模或总量的经济,如果技术水平相同而产业结构不同,则会导致碳排放量相差较大。以工业制造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则是能源大户,需要大量消耗能源。我国正处在工业化高速发展时期,第二产业在一定的时期内还会显示强劲的势头,这也是发展的客观需要。所以,根据国情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倡导产业低碳化,这是我们当前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二)、增大陆海碳汇森林可以吸收大量CO2 .相当于减少了CO2 排放,是良好的碳汇。据研究,我国人工造林的固碳率为1.4吨碳/(公顷?年),相当于每公顷林地每年可平均吸收5.1吨CO2 。2005年.我国森林面积达到17491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13.92%。增加到18.21%,为促进全球碳汇建设和温室气体减排做出了巨大贡献。根据国家《林业发展“十一五”和中长期规划》,到2020年我国森林覆盖率将达到23% 按照我国国土面积约960万km (合96000万hm )计算,相当于2020年比2005年新增森林面积4600万公顷,每年可新增碳汇430.1万吨,相当于减排1578.4万吨CO22005.2020年间累计新增加碳汇5.2亿吨,相当于累计减排18.9亿吨CO2。另外,海洋也是重要的碳汇之一有研究表明,过去200年中人类燃烧化石燃料和制造水泥过程中释放的CO2 .被海洋吸收了近一半。我国在东海进行的大洋碳通量研究也表明,东海是CO2 的汇。因此,通过加大力度开展研究,尽早比较准确地确定我国邻近海域的碳汇结构和强度.有望进一步增大我国的碳汇规模。(三)、创新文化政策,倡导生态文化生态文明是党在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紧要关头所形成的又一重要思想创新,并提出了文化“软实力” 的概念。文化是基础国民教育,它奠定国民的品味教养;文化是生活,它决定我们所见、所感、所思的整体环境的真善美或假恶丑;文化是经济,文化产业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已不言而喻。低碳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全民普遍共识的、绿色的生态文化的构建。生态文化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文化,是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体系,是人们最优化的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所反映出来的思想观念的总和,体现在人类为解决所面临的种种生态问题环境问题,与自然和谐相处,求得人类更好地生存与发展的种种措施和手段上。创新文化政策就是要形成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为核心的生态文化,在生活中坚决抵制铺张浪费的奢侈文化,生态的观念深入人心。五、结束语目前,我国正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进行创新型国家建设和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这与发展低碳经济的目标基本上是一致的。从经济的角度讲,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与其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模式:工业化初级阶段,经济发展依赖的是原始生产要素的高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工业化中级阶段,经济发展以投资和科技进步为主要带动力量;工业化高级阶段则以信息和现代服务业为主要发展方向。中国的经济转型摒弃了传统的“高投入、高污染、低产出”的经济发展模式,走出一条“低投入、低污染、高产出”的路子。公共政策的创新使我们主动融入到低碳经济的实践和世界发展的潮流中,获得更多的可持续发展的资金和技术,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新模式。参考文献:[1]冯之浚,金涌,牛文元,徐锭明.关于推行低碳经济促进科学发展的若干思考[N].光明日报理论版,2009-04—21.夏垫堡.发展低碳经济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J].环境保护,2008 (7A):33—35.陈晓春,张喜辉.浅谈低碳经济下的消费引导[J].消费经济,2009 (4): 71—74.邹骥等,低碳道路的技术转让和资金机制,200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探索中国特色的低碳道路[M],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陈晓春,谭娟,陈文婕.论低碳消费方式[N].光明日报理论版,2009—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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