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主题论文1000字左右

红楼梦赏析： 《红楼梦》的文字善于腾挪跌宕，波澜起伏，不但大的故事情节的发展是如此，在许多局部描写中也处处表现出这种特色来。在描写了王熙凤出场后，贾母即命“带黛玉去见两个舅舅去”，而结果是贾赦说：“连日身上不好，见了姑娘彼此伤心，暂且不忍相见。”贾政也因今天“斋戒”去了，故都没见着。在礼规上，两位舅父大人是必须见的，但在文章上如果一个个见面伺候，叙说一番，则不但文字枯燥，而且这两次舅甥的暗谈，文字上也是很不好写的，结果作者采用避难就易，避实就虚的方法，既做到了理之所必见，又避免了实见时描叙的困难。而且这里的虚见又和前后必须要有的实见相互配合，使文章的气势显得抑扬顿挫，波澜起伏。 此后，作者用了相当多的文字写黛玉从宁府回到荣府的一路所见，回荣府后王夫人与黛玉的谈话，黛玉与贾母一起进餐，等等。贾府的面貌与生活习惯也都一一写来，作者的笔锋似乎已从写人物出场转向对贾府其他方面的描绘去了。然而这一切的描写，恰恰是作者在为另一个更高潮的人物出场作铺垫，因此，当吃完饭，贾母命令其他人“你们去吧”，只剩下她和黛玉二人之后，刚要说几句话时，“只听见外面一阵脚步响，丫鬟来报道：‘宝玉来了’。”这样，小说掀起了这次人物出场的最高潮。作者这样安排宝玉的出场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在一般情况下，整天在“内帏厮混”的贾宝玉，当林黛玉一进贾府时，是马上就会碰面的，然而作者却偏偏打发他今天“往庙里还愿去”了，一直拖到晚饭后其他人都不在场了，才让他回家。这种安排，有两点用意，一是要让宝、黛二人单独相会（唯一的贾母在场是当时条件下所不可避免的）。宝、黛最后才相见，就可以把其他该写的人和事都写了，然后集中笔墨来写此二人的相会，以掀起最后的高潮；遣散的人，是为了不发生其他干扰，避免分散读者的注意力，以突击这书中的二位主角，这有如舞台上为突出主要人物而时常使用的“净场”手法一样。这样做的结果，就能有力地加强二人的形象，在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收到强烈的艺术效果。 贾宝玉的出场，还有一个独特之处是，他刚一露面，“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之后，又进去换了另一副装束打扮出来。除衣饰的不同外，第一次主要描写了他的面、色、鬓、眉、鼻、睛等外貌特征。第二次则写到了他“转盼多情，语言若笑；天然一段风韵，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完全是传神之笔了。在古代小说中，使其主人公只这样出场亮相的，可说是十分少有的。贾宝玉这个艺术形象给读者的印象如此深刻，是和作者对他初次上场时运用的这种着意刻划的独特手法分不开的。 从以上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作者写这些人物的出场，有的先，有的后，有的是本来在场的，有的是贾母叫人去“请”出来的，有的是黛玉去拜见的，有的是自己赶来的，有的是单个到来，有的是多人出来，有的写得详，有的写得略。有实写，有虚写，文章变化多姿，而又合情合理，都体现了作者精密的艺术匠心。 第二，作者对第一次出场的人物，善于用简洁的笔墨准确描绘其形态外貌，又深刻揭示其性格特征，给人以不可磨灭的印象，使人物的基本特性在第一次露面时，就深深扎在读者的脑海中。 如迎春、探春、惜春、虽然“其钗环裙袄，三人皆是一样的装束”，可是迎春的“温柔沉默，观之可亲”，探春的“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采精华，见之忘俗”，寥寥数语，就已概括出这二人的整个性格特征。 至于其他主要人物就更是这样了。文中王熙凤的出场，描写的非常出色。作者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她的外貌。先总写她“彩镑辉煌”，“恍若神妃仙子”，而后细写她头上戴的，绾的；项上带的，裙边系的；上身穿的，下身着的及外面罩的。真是满身珠光宝气，阔绰绝伦；遍体花团锦簇，艳丽无比。这身穿戴，配上她那“丹凤三角眼”，“柳叶吊梢眉”的俏丽相貌，风骚、苗调的体态，威而不露的神情，再加上丫头、婆子，众星捧月似地前呼后拥，这位年轻、风流、得势、有权的主儿，就从文中活脱脱地站了出来。 再看她的言谈举止，一声“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人未到，笑先闻，已初步展示了她放任的性格。这王熙凤，不出则已，一出则“喧宾夺主”，看她，携了黛玉的手，就那么细细打量起来，故作惊叹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象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三句话，于夸赞黛玉娇美容颜，同情黛玉不幸身世之中，蕴含着对贾母不失时机的阿谀逢迎。这王熙风不仅会说，还很会做。她感情极丰富，而目变化迅速，说着、哭着，贾母一制止，立刻就“转悲为喜”，自我解嘲，说自己勾起老祖宗伤心，该打。作品通过这样很精炼的外形描写和一件小事，就把王熙凤这个人物由表到里的主要特点十分精确地勾画出来了。 贾宝玉的出场，不仅排在最后，而且事先作过一番渲染，主要是王夫人对黛玉的交底，说贾宝玉是一个“孽根祸胎”，是家里的“混世魔王”，他的嘴里“有天没日，疯疯傻傻”。加上黛玉幼时听母亲说过，这个宝玉“顽劣异常，不喜读书，最喜在内帏厮混”等等。这样，读者也就和黛玉一起，事先对贾宝玉形成了一个先入之见：“这个宝玉不知是怎样个惫懒人呢。”当作者完成了这样一番铺垫之后，送到黛玉和读者面前的宝玉却完全是另外一个青年公子的形象，尤其是使宝玉接连两次亮相，由形到神的描绘，不仅使黛玉见了吃一大惊，就是读者也因前后截然不同的对照，而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此外，作者还托用后人的两首“西江月”词，从另一侧面揭示了他的性格特点，点破他以后的身世遭遇。从表面看，这里句句都显示着对宝玉其人的嘲讽；但透过字面，却又处处看到作者对宝玉性格的赞美。这种欲赞还讽，寓褒于贬的新颖手法，在这里是显得十分别开生面的。它也是《红楼梦》刻划人物的重要手法之一。所谓“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这常常是贾宝玉外形特征的表现，而“行为偏僻性乖张”，“古今不肖无双”，“于国于家无望”，却是贾宝玉内在性格的核心所在。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作者所要写的主要人物主要是封建社会的叛臣逆子，而不是一个风月场中的情痴情种。 作者在描写林黛玉时，笔触深入到这位少女的心灵深处，多次直接、间接地描写黛玉的内心活动，细腻地刻划了黛玉的精神世界。 作者概述她初到贾府时的心理，说她抱定：“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意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的主意。在这种心情支配下，她处处仔细地观察，事事认真地思考，时时谨慎地行动。作者极写了她如履薄冰的心理状态，及反映这种心理的细微表情。 黛玉初到贾府，她人地生疏，需要正确地分析，敏捷地判断，并且迅速地反映到行动上来。这一点在人物描写上，势必表现为精炼扼要的心理描写和人物言行的紧密结合。黛玉几次选择座位的情景，就表现了这一特点。黛玉选择座位时，总要先“度其位次”，然后选择适合自己身份的位置就坐。文中四处用“一一”修饰黛玉的行动。从这许多的“一一”中，我们看到了黛玉那唯恐性子有不当之处，“被人耻笑了去”的要强性子。 林黛玉虽是出身贵族家庭，但她不是“四大家族”的成员，她寄人篱下，孤苦伶仃。宁、荣二府的赫赫声势，这钟鸣鼎食之家的封建宗法、封建礼教，使林黛玉一踏进贾府大门，就感到一种具大的压力，她一系列的心理活动，就是这种压力的反映。作者要与黛玉这个处在特殊地位的“心较比干多一窍”的少女，突出地描写她的心理，是再好不过的表现方法了。 第三，写人物出场与介绍两府环境交插进行，配合自然，相得益彰。 在写黛玉与众人会面时，作者还穿插写了不少黛玉所见贾府房舍的结构，豪华的陈设，贵族家庭的礼规家法以及生活习惯等等。安排这样的穿插，即使人物的出场能够有波澜起伏，文章可以做得变化多姿，同时这些穿插内容的本身又是不可少的，因为通过第十七回“试才题对额”后面有对大观园的系统介绍，而两府的环境这样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则主要是从这里的穿插来反映的，因此这些穿插又不是处于一种附属的地位，而是有其独立的重要意义。同时这里所写的一切，又很符合林黛玉的身份地位和文化修养。因此对贾府环境的描绘，实际也是从一个特定的侧面表现了刚刚进入这个环境的人物林黛玉。从这里也可看到，《红楼梦》的文字不但没有一处闲笔，而且任何一个人，一件事的写法都不是随意写出来的，其中的关联和脉络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学习。

红楼梦》是一部“说不尽”的奇书。它那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无比丰厚的艺术涵蕴，值得我们永远探求。 《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以毕生的血泪写就的。脂砚斋说：“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曹雪芹也说：“满纸荒唐言，一把心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红楼梦》第一回）显然，《红楼梦》的主题内容是蕴涵着深意的，决非简单可解，。 《红楼梦》中究竟写了多少人物，清朝嘉庆年间姜祺统计共四百四十八人。 民国初年兰上星白编了一部《红楼梦人物谱》，共收七百二十一人，人各有传，字数长短不一，此书中又收《红楼梦》所述及的古代帝王二十三人，古人一百一十五人，后妃十八人，列女二十二人，仙女二十四人，神佛四十七人，故事人物十三人，共二百六十二人，每人略考其生平及传说。连上二者合计，共收九百八十三人。 尽管《红楼梦》具有丰厚的人文内涵、诗化的艺术情境乃至复杂的思想意义，在文化和审美价值上确实比《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高出一层，但它仍然是小说，是一般文人可以随意谈论的对象。胡适开创的新红学要求对与小说有关的一切进行历史考证，而像曹家故实、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脂批等等都是相当专门的的课题，不是任何学人都可以轻易问津的。新红学提升了红学的地位和水准，却也使红学越来越精英化了。无论如何，红学只是一门专业学术，谈红容易，研究红学却不容易。但49年后，《红楼梦》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一度还出现了不少业余红学家、“工农兵红学家”。 红学与20世纪之间的“与”不是一般的连接词，因为红学不是一般意义上对《红楼梦》的研究、评论，而是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气氛中建构之“学”。不但19世纪红没有红学，21世纪有关《红楼梦》的研究也不会是20世纪式的“红学”。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20世纪的开始。80年来，有关“五四”的解释，使它本来的多声复义及幽微隐蔽愈益清楚地呈现出来。但无论如何，“科学”与“民主”作为“五四”的公开旗帜和实际主题，迄今仍得到充分肯定。当然，两大主题的命运是不同的，简单地说，科学高歌猛进而民主仍有待努力，民主的曲折无疑是因为政治斗争被置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上

还行，挺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