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文学的研究现状论文

我觉得在这一时期的文学是十分出色的，有陶渊明等大诗人，还有王羲之等大书法家，还有南梁太子萧统的文选和刘勰的《文心雕龙》等，还出现了一大批训诂学著作。

文学方面：

三国时期建安七子的代表作有王粲的《七哀诗》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蔡文姬的《悲愤诗》。魏晋之际：阮籍、嵇康。西晋时期：三张、二陆、一左。晋末宋初：陶渊明。南朝时期：谢灵运、鲍照、谢朓的成就较突出（谢祧、沈约等人在诗歌注重对偶雕琢的风尚中，归纳了诗歌声律方面的特点，把平、上、去、入四声运用于诗歌中，并提出诗歌声律应当避免的所谓“八病”。他们开创的这种诗体，被称作永明体，是中国诗歌走向格律他的开端，是古体诗过渡到近体诗的桥梁)。

小说与文学评论有《搜神记》、《世说新语》，《典论·论文》、《文心雕龙》、《诗品》。文集有《文选》、《玉台新咏》。

关于东晋的史书，有臧荣绪《晋书》较为详实，唐初重修《晋书》，即以臧书为蓝本。关于十六国的史书，北魏崔鸿有《十六国春秋》，唐修《晋书》多采《十六国春秋》以为《载记》。

关于南朝和北朝的史书，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和魏收《魏书》尚存。西晋陈寿著《三国志》、刘宋范晔著《后汉书》，质量最高，与《史记》、《汉书》并称“前四史”，为历代正史中之佼佼者。《后汉书》志未完成，梁代刘昭取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补入，并为作注。宋文帝时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裴松之《注》为《三国志》补充了大量史料，保存了诸家三国著作的许多部分，贡献不下于《三国志》。《华阳国志》、《洛阳伽蓝记》、《水经注》、《禹贡地域图》(《地形方丈图》，西晋裴秀著，论制图之体有六，即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其中分率以定比例，准望以正方位，道里以定交通距离，高下、方邪、迂直以正地势。裴秀的制图六体为地图绘制学提供了当时条件下所能提供的科学基础，在世界地图学史和地理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艺术方面：

东汉末年蔡邕以工书著称。汉、魏之际张芝善章草（隶书的草体），被称为草圣，钟繇善真书（即楷书）、行书。魏晋以后楷书、行书流行，逐渐取代了汉朝的隶书。东晋王羲之集此前诸家之大成，后人尊为“书圣”，其代表作《兰亭集序》被称为书法史上的极品。其子王献之亦擅长书法，有“小圣”之称。

随着佛教的流行，十六国北朝的石窟艺术大为发展，其中兼有雕塑、绘画，主要代表有甘肃敦煌莫高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以及平城（大同）云岗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孝文帝开始）。云岗最早的五窟，是北魏文成帝命沙门统昙曜开凿的。

诗歌，从艳丽的辞藻堆砌到酝酿突破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日益摆脱经学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开始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诗歌、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诗歌的地位仍然是最重要的。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背景下面，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陈琳等所谓“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这种共同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较为成功的篇章。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 魏晋之交，随着世风的变易，诗歌创作呈现出与建安时代不同的风貌。阮籍、嵇康的作品，或沉郁艰深，或风调峻切，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西晋太康时期诗歌繁荣，诗人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但多数作品流于华采繁缛，唯左思的诗歌骨力遒劲，承传建安文学的精神。其〈咏史〉诗开启了咏史和咏怀结合的新路子。东晋在玄学的影响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泛滥一时，能够超越流俗的大诗人便是陶渊明。陶渊明的时代，“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他因贫而出仕，目睹官场黑暗，不愿同流合污，决心辞官归隐，保持自我的人格精神。他的田园诗描绘自然风光的美丽，歌颂田园生活的平和，也表现了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喜悦和辛劳。创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统一的艺术境界。《归园田居》、《饮酒》是他的田园诗的代表作。陶诗的风格自然冲淡为主流，但《读山海经》(“精卫填微木”)、《咏荆轲》等也显示了诗人“金刚怒目”的一面。可以看出诗人内心并不静穆，他没有忘怀世事。陶渊明诗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受其直接影响。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辞赋，数量虽不多，却非常出色，著名的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等。 南北朝时期，许多文人专力于文学创作，而主要运用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和骈文。南朝诗歌在谢灵运手上山水诗大放光芒，其后谢眺的山水诗写得清新圆熟，世称“大小谢”。诗人鲍照出身寒微，则擅长用七言古诗体来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他隔句押韵的七言歌行为七言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北方文苑稍嫌荒寂，但散文方面也不乏名篇，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最有成就的是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他的诗赋集南北文学之大成，将南方精美圆熟的艺术技巧和北方刚健爽朗的精神融合，成为唐代诗风的先声。这一时期骈文统治着整个文坛，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芜城赋》、庾信《哀江南赋》是非常优秀的作品。总的来说，南朝作家们对形式声律的追求，为唐代文学、尤其是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和成熟，作了充分的准备。 此外，南北朝乐府民歌也足以与汉乐府诗前后辉映。南朝的吴歌、西曲明丽柔婉，北朝少数民族歌曲则多刚健亢爽，风格各异，但都情意真切。 从我国古代小说体裁的形成和发展来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阶段．出现了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其中晋干宝的《搜神记》和南朝刘宋时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最值得重视。《世说新语》记载了自汉至晋不少上层士族人物的轶事言谈，写人气韵生动，记言简约精妙，实开后世笔记小说之先声。 由于文学意识的渐趋自觉，这一时期出现了探讨文学观念、分析创作过程、批评作家作品的文学论著，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蝾《诗品》。后两部在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堪称划时代的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