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制度毕业论文

（3）从总体上看大部分律师认同“国庆60周年特赦”，特赦是一个技术层面上的问题，也是一个公众性的价值取向问题，两者需有机结合。四、对特赦问题的再思考 “任何研究都必须接受某种程度的偏差，拒绝偏差的结果是拒绝任何研究。” 同样，我们的调查报告不可否认的存在一定误差，但基本上是客观真实可靠的，并不影响本调查的科学性和价值性。基于调查过程中的种种反映和调查结果，我个人认为，这也是大众的普遍认为：今年国庆60周年可以实行特赦，在条件趋于成熟的情况下至少可以考虑特赦；但要慎之又慎。必须是在特赦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的基础上；必须是在科学权衡，充分预测特赦产生的各种影响以及及时采取各种有效救济措施的前提下；必须是在深厚的民意基础和完善有力的监督保障中实施，切不可盲从。（一）、可以实行特赦的原因： 之所以认为今年国庆60周年可以实行特赦，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1、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调查显示，特赦是在公民的心理承受范围内的，大多数人认为今年国庆60周年实行特赦至少可以考虑，民众对特赦对象有一个确定合乎情理的标准与尺度，大多数人认为实行特赦是利大于弊，特赦后积极的影响远远超过消极影响，而且调查也显示出大众都能以宽容的心态接受被特赦的服刑人员，不会产生畏惧心理，社会也完全能够容纳他们；2、国庆特赦有宪法法律的规定，实行特赦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十七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决定特赦”。第八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有权根据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发布特赦令。此外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对特赦也有规定。3、国庆60周年特赦具有深厚的法律渊源，国外特赦范例具有可借鉴作用，赦免制度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源远流长，其法律渊源之深居世界之最。古代各朝各代都有赦免的事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共实行过七次特赦，其中有一次是针对普通刑事犯，其它都是战争犯和政治犯。国外的赦免范例对国庆60周年特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特别是韩国近几年实行过的几次特赦，以及法国、越南等。4、特赦有限定的范围和特定的对象以及规定的时间，有法定的程序，严格的执行，大众的监督，特赦的范围应是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的普通刑事犯；特赦的对象，以杨金柱律师的观点，主要包含六大类：（1）、对年满75周岁以上的在押罪犯一律特赦；（2）、对犯罪时未满18周岁，服刑时间过半，确已悔罪，被赦免后对社会不具有危害性的在押罪犯一律特赦；（3）、对年满60岁以上，身体确实有病或残疾，确已悔罪且被赦免后对社会不具有危害性的在押老弱病残罪犯一律特赦；（4）、对已获假释的各类假释犯人一律特赦；（5）、对被判处三年以下(含三年)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确已悔罪且被赦免后对社会不具有危害性的轻罪犯一律特赦；（6）、对各类被判处三年以上至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服刑时间过半，确已悔罪且被特赦后对社会不具有危害性的过失犯罪的罪犯一律特赦。 时间最好是在国庆节，这样可以展现国家的成就和形象。特赦实行前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合法程序，执法机关必须依法办事，严禁徇私舞弊，积极地接受法律和社会广大民众的监督。（二）、特赦的社会意义： 国庆六十周年特赦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表现在：1、符合我国现阶段“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和施政基础，符合科学发展观。2、体现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3、有利于彰显国家博大胸怀，树立国家的良好形象。4、以今年国庆特赦为契机，打开尘封三十多年的特赦之门；完善特赦制度，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赦法》的制定，使特赦成为我国法治的常态。5、被特赦的服刑人员及家属，对国家的恩宥多存感恩之心，以他们的努力报效国家。6、特赦后将激励一百多万在押犯人弃恶从善，加快改造进程，使其早日回归社会。7、有利于节省司法成本，减轻国家财政负担，经济发展。8、特赦是对“尊重和保障人权”之宪政精神的体现，也是政治文明进步的一种具体表现。特赦能充分彰显出国家的“人道主义”能有力地驳斥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的攻击。②（三）、特赦后的解决措施 关于特赦，不仅是一个是否实行的问题，更是一个实施了之后如何应对的问题。要知道特赦实行后对社会将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就需要谨慎处理与防范，遂可采取如下一系列措施来有效地解决实施之后的问题：1、政府各机关要相互配合，各尽其责；新闻媒体等要做好舆论宣传工作，提高公众的特赦知识水平，引导好民众情绪，做好心理准备。2、对将释放的囚犯，释放前进行劳动上岗培训，提高工作技能。3、大力倡导和鼓励支持各企事业单位接收和容纳被特赦的服刑人员。4、对于老、病、残囚犯，由民政部门妥善安置。5、从节省的司法资源中拨付一定份额用于被特赦囚犯的上岗劳动培训、生活补助、创业资金。6、设立“特赦基金委员会”接受海内外个人和组织的捐款捐物，用于解决特赦后的一系列问题。7、公安机关、民政等部门，应对每一个被特赦的囚犯设立档案，进行定期跟踪教育，并给与帮助。 有学者认为实行特赦会滋生腐败现象，加剧国家的反腐形势。的确，从某些角度来说是会滋生腐败现象，但是“任何事都不能绝对化，可以通过外部监督机制来实现公平”。 吴刚也认为：“说到会成为腐败的温床，就是执行层面的事，是另外一回事；正如不能因为买刀杀了人，就怪卖刀的人一样，要相信只要制度设计合理，就能避免和杜绝腐败。”③ 中国的腐败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制度的问题，是监管不力导致而成。 当然，特赦的决定权归全国人大常委会，特赦是否应作为中国法制建设的常态制度，这是一个需要广大法学专家，社会学者，以及社会各个阶层广泛人士共同探研，最终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后才能颁布实行的复杂立法问题。我们所做的仅仅是反映民意和简略的讨论而已；现在谁都无法确定今年到底是否会实行特赦。假如今年不实行特赦，我认为那也应该为我国的特赦、特赦制度，以及罪犯的人权做出一些目前能够做到的先期性的研究和准备工作，进一步推进我国法治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结语：在竭诚推进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今天，以特赦为核心的现代赦免制度代表了刑罚轻缓化之方向，是重型桎梏中宽容精神的有力突围，顺应了刑事法治发展的基本规律。它在遵从依法治国之宪政理念的同时，突出了以德治国的仁政思想，集中凸显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结合，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拓展了新的领地。现代赦免制度的存在，不仅是对“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之宪政精神的充分印证，而且也正与我国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宏伟目标相契合。伴随着中国宪政与法治建设的进程，亟待重构合乎宪政与法治要求的以特赦为核心的现代赦免制度。 更好更快地实现和谐法治共追求的共同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