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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深刻的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并由于当时社会动荡，统治阶级矛盾突出，政权不稳定。当他认为自己的抱负无法施展时，老庄思想和隐逸风气影响他愤而与仕途决裂，积极地投入到所期羡以久的田园生活之中，“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归去来兮辞》）。他认为自己过去出仕是错误的，虽难以挽回，但未来的事还可以补救。可见他与仕途世俗决裂的决心之深。他还积极地参与劳动自力更生，这在当时与统治阶级倡导的“耻农”思想是背离的，正因为他不被世俗所接受，他才歌唱劳动者，赞美劳动。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两不营，何经求自安。”（《于西田获早稻》）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隐居，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他在诗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如“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以视为他坚定自己决心的一种方法。在后期他并非没有再度出仕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晋朝末年曾征他为著作佐郎，不就。刘裕篡晋建立宋朝，他更厌倦了政治，在《饮酒》诗里隐晦地表达了他对此事的想法。陶渊明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少年时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便是那里生活的写照。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就透露了这一消息。陶渊明29岁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辞职。后来江州召为主簿，他未就任。到了晚年，他贫病交加，“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写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后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这成为他的绝笔。死后，朋友们给他以谥号曰“靖节先生”。他的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了诔文，这篇诔文是研究陶渊明的重要资料。《宋书》、《晋书》、《南史》都有他的传记。他的很多诗中充满了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鄙视和憎恶，如《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诗人把仕途看作尘网樊笼，把自由的田园生活比作羁鸟返归旧林，池鱼游于故渊，所赞美的自然风光与世事的多变形成强烈对比，诗人所要求的“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显然是针对当时统治阶层达官显贵奢侈生活的无言对抗，诗人愿意冲出尘网，返归旧林，在悠然自得的田园中呼吸自由的气息，陶公这种极力逃避现实的态度是与当时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和他的切身经历密切相关的。诗人晚年写的《桃花源记》中提出了一个“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社会模式，反映了广大人民用自己的劳动实现和平幸福的一个美好愿望。启发人们认识封建社会黑暗的思想，是他的田园诗作之中表现的进步之处，但诗人幻想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消极避世“心为形役”的消极思想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