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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大刺激市场需求的措施，促进中小企业生产规模的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政府已出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以及实施“家电下乡”刺激农村消费市场等措施。但这些措施要么大多是长期措施，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要么是由于居民收入不高和消费行为习惯等原因，效果并不明显。中小企业仍然由于社会总需求不足而生产萎缩。笔者认为，要在短期内对内需起到大的刺激作用，还必须尽快出台以下措施或政策。第一，扩大范围向民众发行消费券。前段时间成都、杭州等地方政府向民众发放了一些消费券，对拉动消费起到了推进作用。第二，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降低酒类、化妆品等商品的消费税，同时提高进口消费品的关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将释放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力，有利于扩大内需。而酒类和化妆品企业大多是中小企业，降低这些产品的消费税有利于刺激市场的需求，促进中小企业生产。第三，增加农民收入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第四，降低或补贴农民和低收入人群的生活用电用燃费用。第五，完善医疗改革、加快教育改革的进程和保证建立覆盖面宽尤其是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果这些措施出台，农民就少了后顾之忧，农村社区居民的购买力就会提高，内需的市场规模就很大。以平均每年每人增加200元的衣物、300元的食品计，就是4000亿元的市场。以平均每户购买6000元的家用电器消费计，全国就是1.2万亿元的市场。如果农村社区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相当于城市人口的1/2，以2008年计就有6500元，总额就是5.2万亿。因此，这些重要措施出台必定会对中国的市场消费，特别是农村消费将产生积极的效果，“家电下乡”等刺激农村消费市场的措施才能真正产生效果。上述刺激市场需求措施的综合实施，将大大促进中国中小企业生产的持续发展。 （三）进一步减轻中小企业负担 2008年我国作了4次出口退税率的上调，2009年2月4日，国务院原则通过将纺织品服装出口退税率由14%提高至15%。从2009年1月1日起，三项减税政策开始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一是增值税转型改革；二是将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税率统一调低至3%，将矿产品增值税税率恢复到17%；三是调整个体工商户的增值税起征点。通过上调出口退税率和实施减税政策，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小企业负担，加大利润空间，刺激了中小企业生产。由于眼下出口仍然萎缩，企业负担仍然较大。笔者认为，还要在产品范围和退税率的量上加大出口退税政策的力度；减轻对中小企业的各种不必要的行政摊派；加大对各种收费的清理力度；改进政府服务。同时由于现在企业大概要4、5个月才能收到货物回款，因此，笔者建议，在金融危机影响的困难时期，在实施出口退税上调和三项减税政策的同时，政府在增值税的征收方面应该延迟4个月或5个月。或者根据企业收到货物回款的期限来按季度征收企业增值税，这样也能减轻中小企业负担，为企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总之，面对金融危机影响，中小企业需要迎难而上，不断完善自身，在变革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同时，政府也有责任和义务为中小企业渡过难关提供必要的支持。相信在我国政府的政策扶植和中小企业自身自主能力提高的双管努力下，中小企业将很快摆脱困境，并最终实现腾飞。

当前，煤炭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作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中国是世界产煤大国之一，有60多个典型的煤炭资源型城市，煤炭能源是国家的主要能源，因此，煤炭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是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本文的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对比分析，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经济转型的经验，结合山西当前煤炭产业发展的特点，研究探讨山西煤炭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方向和主要措施，以期为山西乃至全国煤炭产业和老工业基地的改造振兴提供参考。 本文结合山西省的实际情况，通过对区域煤炭经济转型的理论研究，分析比较世界煤炭产业转型较为成功地区的一些具体做法，并通过简单的经济数学优化模型，初步探讨出山西煤炭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发展方向和应采取的主要保障措施。最后对山西煤炭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并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

随着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能源需求保持稳步增长，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和需要共同面临的挑战。根据国际环保组织“全球碳计划”的测算，中国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兴国家，能源消费增长迅速，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于2006年超过美国，人均碳排放于2014年超越欧盟。作为碳排放总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碳减排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相继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等行动政策。根据《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我国确定于2030年前碳排放达到峰值，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逐步实现向低碳经济的转型。但长期以来我国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这不仅表现在人均GDP差异巨大，还表现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并进一步产生地区间碳排放转移与碳泄漏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厘清地区发展不平衡对低碳经济转型造成的压力与挑战，明确各地区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为各地区制定差异化的二氧化碳减排政策提供依据。

一、地区发展不平衡与碳排放现状

二氧化碳排放主要由经济活动中的化石能源燃烧产生，因此碳排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能源问题。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表现在经济活动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并会反映到能源系统上，导致碳排放在地区间的不平等。二氧化碳减排是一个涉及时间、空间和行业的复杂系统，政策制定需要地区间的协调与配合，从而减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分解与最终实现[1]。

(一)地区间碳排放差异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资源禀赋、地理条件、国家给予的定位与政策不尽相同，导致各地区发展速度不一致，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发展差异。由于二氧化碳排放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息息相关，最终在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各地区也存在显著的差异。碳排放的核算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一个主题，目前采用最多的是基于能源消费量的计算方法[2]。参考IPCC和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办公室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提出的方法，计算出各种化石能源的碳排放系数。由EPS中国能源数据库获得各省各种能源消费量，计算出各省2013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并进一步计算出碳生产力①(见图1)。

2013年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五个省份从高到低依次是山东、河北、山西、江苏、内蒙古，其排放量均超过80 000万吨;排放最少的三个省份海南、西藏和青海均只有约8 000万吨，前者是后者的10倍以上，可见省份之间碳排放的巨大差异。考虑到省份之间人口数量与碳排放总量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用碳生产力考察省份之间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碳生产力最高的省份是北京市和广东省，两者的碳生产力均超过0.9万元/吨二氧化碳，北京市该指标更是高达1.79万元/吨二氧化碳。山东、山西、内蒙古、辽宁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都位居前十，但其碳生产力比较低，都没有达到0.5万元/吨二氧化碳，不及北京和广东碳生产力的一半。碳排放量和碳生产力的差异揭示出地区间低碳经济转型的差异，而其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地区发展的不均衡。

(二)产业结构差异

由于行业间存在的异质性，导致不同行业的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存在差异。从产业结构上看，第二产业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但在工业内部，不同行业的能耗强度也是不同的，其中炼焦化工和金属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消耗的化石能源数量巨大，其碳排放占工业部门碳排放的80%以上[3]，这些部门就成为减排重点关注的部门，关系到减排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由于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表现在产业结构上就是各产业占比存在较大差异。如图2所示，2013年第二产业占比最高的五个省份是青海、陕西、河南、吉林和辽宁，这些省份或者是处于工业化前期，工业处于扩张阶段，或者是属于传统的工业大省。工业占比最低的两个省份是北京和上海，两个省份都基本完成工业化，产业结构以服务业为主导。其余省份的'第二产业占比基本都在50%左右，能源消耗强度相对较高。鉴于工业部门的能耗强度不同，进一步计算出高耗能行业产出占工业产出的比值②。该比值最高的省份是河北省，其值高达83.63%，这不仅给节能减排造成巨大压力，还给周围省份的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由此可见京津冀建立联合行动机制治理大气污染的必要性。部分中西部省份如甘肃、青海、宁夏等高耗能产业产出占工业产出的比值也比较高，虽然工业化前期或许需要高耗能产业占比提高的过程，但这无疑给碳减排造成一定难度。北京、上海等的高耗能产业占工业比值在30%左右，相对于黑龙江、重庆等省市而言，仍有一定下降空间，应进一步实现工业向低能耗、低污染转型。

(三)能源结构差异

二氧化碳排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含碳的化石能源燃烧引起的，涉及到不同能源的利用问题。由于我国资源分布不均，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煤炭和油气资源比较丰富，而中部和沿海地区在水力发电和核电资源上有优势，地区间的能源结构存在一定差异。我国2013年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的比重超过70%，在山西、陕西等煤炭资源富集地区，煤炭消费的占比更高。另一方面煤炭的碳含量更高，产生相等的能量，煤炭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要多于同样是化石能源的石油和天然气。

在不同地区之间，不仅使用的能源品种占比存在差异，在用途上也存在差异。能源既可以用于生产活动，也可以用于消费活动，也就是生产端和消费端都会有二氧化碳排放[4]。各地区由于产业结构和经济活动分布的差异，在生产端和消费端排放二氧化碳的比例也是不相同的。能源用于消费主要包括家庭取暖、私人交通等，其中城镇和农村的能源消费存在一定差距。各地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一致，能源用于生产和消费的比重也存在差异。以北京和四川为例，根据2014年北京和四川的能源平衡表，2013年北京能源用于生产活动的比例超过70%，其中用于农业和工业生产的比例只占30.37%，而用于服务业的比例达48.62%，剩下的约20%用于消费，而消费部分中90%以上由城镇居民消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13年四川能源用于生产活动的比例约为94%，但其中约82%用于农业和工业的生产，能源用于私人消费的比例不足6%。能源用途的占比的不同对碳减排的隐含意义是不同的，更多的能源被用于生产活动意味着要在生产端着重落实好减排政策，另一方面在消费端需要加强宣传和强化低碳生活的理念，营造节约能源、低碳生活的社会氛围。

二、地区发展不平衡给碳排放造成的挑战

由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在碳排放责任划分上会产生如碳排放转移、碳泄漏等一系列问题，客观上给二氧化碳协同减排造成一定的挑战。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地区间发展水平的差距仍会存在，因此在考察地区间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分配时，需要对这些问题做充分的调查和研究。

(一)碳排放转移问题

由于各省能源富集程度和产业结构不尽相同，在相互之间的经济往来中会产生碳排放转移问题。从碳足迹③的角度观察，我国地区间碳排放转移的规律是碳排放从能源丰裕地区和重化工业基地向经济发达和产业结构不健全的地区转移，并且碳排放在转移规模、层次上都存在一定区别[5]。此外各省处于一个经济体中，各省的需求不仅会拉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还会通过省际间的贸易对其他省份有相互的驱动作用，对碳排放有转入或转出的作用，即贸易隐含碳问题[6]。碳排放转移的规律显示，山西、陕西等能源和重化工业富集区域是碳排放净调出地区，表明这些地区是碳排放的受益者，因此一定程度上需要承担更多的碳减排责任。

地区间的产业转移是减小地区间差距的一种途径，但该过程可能会导致碳排放转移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和沿海地区利用政策优势实现率先发展，其产业逐步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同时由于高劳动力成本、高地价等趋势，东部地区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成为明显的趋势。在地区间产业转移过程中，相应的产业排放的二氧化碳也会随之转移[7]。如果不注意产业转移过程中碳排放转移的问题，就可能导致局部地区碳排放量下降、而另一些地区碳排放量上升的情况，最终全国的碳排放可能不降反升。

(二)碳泄漏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间的贸易往来密切。西方国家由于技术较为先进和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中国长期以来在世界价值链低端生产、出口高能耗产品，由此产生碳泄漏问题。碳泄漏是全球范围内的外部性问题，部分发展中国家宽松的环境政策，发达国家的高能耗产品生产被转移到该国，二氧化碳排放也在国家间转移。由于中国各省发展程度不一致，出口所占比重也不尽相同。中国的碳泄漏问题最严重的地区包括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省份，这些地区都是制造业大省，主要出口金属及非金属制品、化工产品等高能耗产品，诸如此类的碳泄漏问题也是发达国家要求对我国征收碳关税的一个重要依据[8]。

(三)地区间碳减排政策的协调

我国是个负责任的世界性大国，在二氧化碳减排方面做出了自主贡献和承诺。目前我国碳减排措施主要分为行政手段和市场化机制，自2013年以来，中国陆续启动了深圳、北京、上海、广东、天津、重庆七个省市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并计划于2017年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引入碳排放权交易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截至2015年，七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共纳入控排企业一千多家，累计交易额突破十亿元。已有研究表明，碳排放交易相比于行政命令减排，由于碳减排造成的产出和福利损失都是更小的[9]，成本节约也更加明显[10]。

在有序建立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同时，需要注意到地区间发展的差异，在控制全国排放总量的基础上，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有区别地将减排指标分解下去。另一方面需要设计合理的制度和措施，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节能减排，活跃碳排放权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地区间的政策协调成为一个关键，关系到全国碳减排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三、地区碳排放驱动因素的LMDI分解与碳减排路径分析

(一)双层LMDI分解法

由于地区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都存在差异，为考察各省二氧化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将碳排放量做双层分解。参考Wu et al(2005)的思路[11]，各省碳排放总量可以表示为：

Ci=■■■■■■Yi

=■■CIijkESijkEIijYSijYi，i=1，…，30(1)

式(1)中，C表示二氧化碳排放量，E表示能源消耗量，Y表示产出。对应地，CI表示碳排放强度，ES表示能源结构，EI表示能源强度，YS表示产业结构。下标i表示省份，j表示部门，四个部门分别是农业部门、工业部门、服务业部门和私人消费部门，把私人消费剥离出来是为了考察生产端和消费端对碳排放的影响。k表示能源，8种能源分别是煤炭、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因为西藏缺失数据，因此只使用剩余30个省市的数据做实证分析。

利用LMDI分解法[12]，碳排放增量的变化可以分解为：

ΔCi=CiT-Ci0=■ΔCl，l=CI，ES，EI，YS，Y(2)

ΔCl=■■■ln■，l=CI，ES，EI，YS，Y(3)

式(2)将碳排放增量(ΔCi)分解为碳排放强度效应(ΔCCI)、能源结构效应(ΔCES)、能源强度效应(ΔCEI)、产业结构效应(ΔCYS)、经济规模效应(ΔCY)。式(3)进一步给出了各种效应的计算方法。通过定量分析各省在给定时间段中二氧化碳排放的变化和增量的构成部分，可以比较得出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为碳减排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碳排放变化的分解结果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年份为2003年和2013年，数据来源于2004年和2014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出碳排放强度、能源结构、能源强度、产业结构等变量，按照式(2)和式(3)进行分解，分解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各省份二氧化碳排放在该时间段都是上升的，并且上升的幅度不同，其中山东、内蒙古、河北三个省份增加量最大，都超过了5亿吨。进一步观察分解结果，促使各省碳排放增加的各效应的构成是不同的。仍以山东、内蒙古和河北为例，虽然三个省份碳排放增加最多，但驱动因素不同，其中山东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能源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而内蒙古和河北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则是能源结构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值得指出的是北京和上海的产业结构效应为负，说明北京和上海产业结构变化减少了碳排放，原因在于北京和上海近十年来工业占比不断下降而服务业占比上升，而服务业的碳排放强度明显小于工业的碳排放强度。

碳排放分解的五个因素中，碳排放强度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是无法直接控制的，因为碳排放强度与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和能源结构有关，最终仍落实到改善能源结构和能源使用效率。在新常态下，可以预见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仍会保持稳步增长，重点在于经济增长的质量，即需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效应。以河北和贵州为例，河北碳排放的三个控制因素中，能源结构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远大于产业结构效应，因此河北在碳减排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需要着重考虑改善能源结构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而贵州产业结构效应明显大于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效应，因此对贵州而言，尽快完成工业化前期和中期阶段，促进经济结构向服务型转变是完成碳减排目标的一个主要途径。

(三)碳减排路径分析

我国各地发展水平不一致，碳排放变化的趋势也不尽一致，碳减排的责任和压力也会有所区别。LMDI分解结果表明各地区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有自己的特点，因此在碳减排路径上需要因地制宜，针对碳排放的主要贡献因素制定相应的政策目标，争取碳减排目标的顺利实现。

具体而言，碳排放的减排路径如图3所示。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和改善产业结构三个主要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往往能源方面的调整也涉及到产业结构的调整。三个方面的最终目标都是发展低碳经济，其中改善能源结构可以通过减少煤炭，增加天然气、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来实现。另外发展新能源不仅可以增加替代能源的使用，还可以提高能源效率。关于能源使用效率，合理的城镇化模式和技术进步是两个主要选择途径：合理的城镇化应是结合城市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引导人口向适宜开发的区域集中，推动主体功能区建设，促进城市的集约化发展;技术进步可以通过研发和自主创新来实现，在能源的开发、使用环节减少损失量。在产业结构方面，高耗能产业占比降低是未来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另外发展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将是未来碳减排的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

因此各省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碳减排路径，并做好协调工作，争取顺利完成碳减排目标。以北京和河北为例，北京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改善明显，2013年北京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降至20%，服务业占比77.9%，在碳减排方面效果显著。未来北京在碳减排政策方面应该注重提高能源效率，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推广新能源的使用。河北作为经济大省，在环境压力下能源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2013年河北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66%，根据2014年国家发改委出台的《重点地区煤炭消费减量替代管理暂行办法》，2017年河北将比2012年压缩煤炭消费4 000万吨，占京津冀控煤指标约60%。同时河北需要着力改变高能耗、高排放的传统产业，包括钢铁、水泥、电力和玻璃四个治理重点，建立绿色、低碳的现代产业体系。

四、地区碳减排的对策建议

鉴于我国地区间发展差距较大，不同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对协调碳减排政策带来一定挑战。在做好区域规划，缩小地区发展水平差距的同时，需要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碳减排路径，打破体制机制壁垒，推动区域减排政策的协调与配合，明确各地区碳排放的责任和减排目标在地区间的分解，做好统筹规划和协调行动。

1. 加快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现有的七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的经验基础上，总结各试点地区在实际运行中的不足与缺陷，充分做好试点向全国推广的前期研究和验证工作。进一步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顶层设计工作，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体制机制，创新财税、价格、金融等一系列政策和市场化机制，最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现实操作层面，需要采取一套激励措施，提高企业参与碳排放交易的积极性，引导民间资本广泛投入到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活跃碳排放交易市场。

2. 发展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各地区应结合自己的优势，选择发展可替代的能源，以减少煤和其他化石能源的使用。天然气无疑是替代煤炭的一种现实选择。已有勘探结果表明，我国天然气资源潜力大于石油，并且天然气是相对最为清洁的化石能源，未来减煤增气将势在必行。此外，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优势开发新能源，如日照充足的新疆等地区可以加大扶持光伏发电的力度，风力资源最丰富的内蒙古可以选择大力发展风力发电项目，其他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选择发展潮汐发电、水力发电、核电等项目，推动新能源行业的发展，逐步减少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的使用。

3. 完善能源品种价格形成机制。加快改革电价、气价等价格体系，充分发挥价格成本的倒逼机制作用，引导企业积极改善能源消费结构。理顺能源价格机制，完善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政策，推进天然气价格和电力改革的深入推进。积极疏导价格矛盾，逐步放开与居民生活没有直接联系的专业服务价格，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相关领域。

4. 限制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建立严格的高耗能行业准入机制，避免高耗能行业盲目建设和重复投资造成的产业同构化问题。针对传统行业占比高的地区，需要建立一个合理的、有效的高耗能产品淘汰制度，限制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发展空间。加强对重点高耗能企业能耗的统计监测工作，为限制高耗能产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进一步增加对自主研发和创新的投入，加大对节能技术的支持力度，促进节能技术向企业实践的转化和推广。

5. 发展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是未来产业发展的趋势，相比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能耗更低，污染更小。各地区在制定产业战略时，应注意差异化和错位发展，如有较好工业基础的东北地区可以推动发展装备制造业以及相应的服务业，有资源禀赋条件的中西部地区可以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食品加工业和配套的服务业。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地区间产业的协调发展，防止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同构化，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自由流动。

金融危机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椒江区审计局课题组内容摘要：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区中小企业面临困境。主要表现在：市场需求不足，出口形势严峻；宏观经济波动剧烈，企业经营难以适从；灵活用工受限制，劳动成本大幅上升；四大银行偏好“龙头”，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政府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创建企业服务平台，优化企业发展环境；完善服务体系，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企业则要树立信心，炼好“内功”。 关键词：金融危机 中小企业 影响 对策 一、提出问题的背景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逐步演变为金融危机，并向全球实体经济蔓延，世界经济形势日趋严峻，国内经济运行困难明显增加，对中小企业的影响不断加剧。我区作为浙江省东南沿海的“制造业重点区”，受2008年10月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较大，据统计部门资料反映，2009年2月全区482家规模上工业企业中，工业总产值低于上年同期40%的企业有68家，占14.1%，其中：已停产企业10家。我们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调查、召开座谈会以及访谈等多种方式，向我区规模以上企业发放调查问卷58份，其中工业27家、非工业5家调查企业填报了2007年至2009年2月期间有关生产经营数据。 二、对问题的分析 根据调查情况及对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我们认为金融危机对我区中小企业的各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市场需求明显不足，出口形势依然严峻 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市场需求明显不足。问卷调查表明，金融危机影响下，企业存在多种突出困难，其中占首位是订单减少。58家企业中签订内贸订单的企业39家，2009年1-2月与上年同期相比订单增加的3家占7.7%，持平的17家占43%，减少的19家占49%；签订外贸订单的企业36家，订单增加的2家占5.5%，持平的14家占39%，减少的20家占55.5%。32家调查企业统计显示， 2008年外贸订单总额211674万元，为2007年的93%，同比下降了7个百分点。尤其是10月份开始同比下降了30个百分点以上，2009年2月份有所回升，但同比仍下降19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缝纫设备行业影响最大，2008年同比下降了39个百分点，目前还在继续下降，2009年2月比上年同期下降69个百分点。 出口额明显下降。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区及台州开发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08年外贸出口交货值111.2亿元，比2007年减少15.3亿元，减幅为12.1%。区外经贸局数据反映，2008年度我区（不含开发区）出口额10.99亿美元，月平均额为9158万美元，比上年增13%，但增速减低，尤其是2008年10月开始，出现大幅度下降，第四季度各月出口额明显低于年平均数，其中10月份出口8175万美元，11月份6570万美元，12月份6964万美元，2009年1月份9453万美元，2月份3544万美元。影响较大的是缝纫机等专用设备及节日灯等，2008年缝制设备同比下降22%，节日灯下降24%。调查企业数据反映，2008年产品出口额305478万元，比2007年的287994万元增加17484万元，但2008年第四季度出口57500万元，比上年同期的74335万元减少16835万元，减幅为22.6%。库存剧增。32家调查企业2007年底、2008年底期末存货分别为107021万元、155551万元，2008年底比2007年底增48530万元，增长率为45.3%。 （二）宏观经济波动剧烈，企业经营难以适从 由于目前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我区中小企业对市场经济认识不足，对市场经济规律掌握不够，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依赖程度仍然较高。因此，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家相应的宏观调控双重影响下，面对国际、国内出现的剧烈波动的市场环境，显得难以适从。 一是原材料价格大起大落。受国际市场原油及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影响，2008年上半年，石油产品、煤炭、钢铁等主要原材料价格一路攀升，但下半年尤其是进入8月份以来，原材料价格急转直下，主要原材料价格的剧烈波动使企业的生产经营受到很大影响，超出了企业正常经营下应对市场价格波动的范围，导致企业库存原料大幅贬值和产品价格、销售收入下降。 二是人民币对美元等主要货币升值幅度大且波动剧烈。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与上年同期相比升值均在6%以上，尤其3至9月的升值均在9%以上；人民币对欧元虽然在2008年7月前处于贬值，但波动幅度大，从6月的贬值5.83个百分点到10月的升值19.08个百分点，四个月波动近25个百分点；人民币对英镑升值从2008年11月起都在30个百分点以上。企业普遍感到出口利润空间减少，致使出口萎缩。 三是出口退税率大幅下调。《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自2007年7月1日起实施，大幅降低了出口退税率，大部分商品的退税率下调了4个百分点以上，如缝纫机产品出口退税率从13%降为9%，降幅达30%以上，而这些出口商品目前仍属中低档劳动密集型，科技附加值较低，很多企业通过打价格战与国外同类企业竞争，最终导致企业销量不断增加，利润却不断下降,大幅降低出品商品退税率后企业难以消化利润压力,也失去了竞争优势。2008年10月起，国家虽然陆续出台了多个提高商品出口退税率的规定并实施，目前我区主要出口商品的退税率已与2007年7月1日前相当，但政策实施后的效果，仍需一段时间后才可以显现出来。 四是从紧的货币政策。2008年10月份以前国家紧缩银根，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存款准备金率在2007年14.5%的基础上经四次上调至17.5%，一年期贷款利率在2007年连续六次上调基准利率后的年7.47%基础上高位运行。中小企业受金融机构紧缩银根的影响首当其冲，融资难且成本高的问题突出。 （三）灵活用工受到限制，劳动成本大幅上升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区政府在贯彻落实各项扶持措施的同时，要求中小企业努力承担社会责任，尽量保开工、稳就业、少减员。企业在目前生产经营萎缩、资金回笼困难、利润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市场萎缩用工减少与少减员稳就业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调查中了解到，按照2008年1月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及最低工资制度等有关规定，企业用工成本已处于高位运行，特别是一些连续生产的企业日常用工排班受到制约，节假日在岗工人薪酬支出是原来的数倍。金融危机的到来，导致这一矛盾更加突出，不少中小企业只得采取“养工人、压库存、垫资金”，勉强经营渡难关，有些经营者感到企业已经难以支撑下去。 企业用工减幅不大。统计数据反映，我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08年底劳动用工人数为80964人，比2007年底减少856人，减幅为1.05%。调查企业数据反映，2009年2月底劳动就业人数14827人，比2008年底的15317人减少490人，减幅为3.2%；比2007年底的16448人减少1621人，减幅为9.8%。 用工成本不断上升。32家调查企业在免缴一个月社会保险费后，2008年、2008年第四季度的人均劳动用工成本仍分别比上年同期增加9.9%、10.24%。其中工资津补贴比上年同期增加11.5%、15.2%，社会保险费也有较大幅度增加。《劳动合同法》对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有了较好的保障，但同时也提高了企业的用工成本。据了解，实行《劳动合同法》后，缴纳五项社保及加班费等使用工成本大约增加了20-30%，对企业冲击较大，尤其是我区大部分中小企业是劳动密集型的微利企业，受用工成本影响更大，大幅度提高的用工成本使得企业难以承受。 （四）四大银行偏好“龙头”，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家采取了适度从宽的金融政策，贷款规模虽然有所扩大，但是由于中小企业可抵押资产不多、财务透明度不够、资信程度不高等自身因素，以及银行机构控制风险的考虑，国有银行对中小企业，特别是规模偏小企业的贷款仍然较少。 32家调查企业2008年底融资余额195327万元，其中：四大国有银行贷款149612万元，占76.6%，国有银行在中小企业的融资份额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国有银行的贷款主要集中在几家“龙头”大企业，6家亿元以上企业贷款余额为125631万元，占83.97%，每家平均在20900万元以上，其余16家企业从国有银行仅取得贷款23981万元，每家平均为1499万元，另有10家企业在国有银行无贷款。从上述两类企业吸纳社会劳动就业人员、实现利润、上交税收等社会贡献方面看，也与取得的贷款不相对称，6家企业的劳动就业人数仅占调查企业的43.2%，利润总额占53.1%，税收占64.4%。座谈时部分中小企业反映:银行往往是锦上添花,很少雪中送炭,有时甚至雨中收伞，给企业生产经营造成不良影响。 （五）产业层次普遍不高，企业转型困难重重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区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制造业起步较晚，企业规模小、档次低，产业层次普遍不高。根据统计数据反映，按行业划分，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纺织业、塑料制品业等四大行业占规模上工业企业比例2007年为40.5%，2008年为39.9%，2009年2月为39.8%，这些行业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产品技术含量不高。2008年底，我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1家，省级29家，市级23家（按不重复口径计算），合计63家，占规模上工业企业的14%，占中小工业企业的0.57%。 企业从业人员高学历、高职称比例低。据经贸部门报表反映，2008年乡镇企业职工总人数为159316人，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11384人占7%，中专及技校学历25979人占16%，其余121953人占77%均为无专业学历人员；取得专业技术职称者更为稀少，全部职工中取得高、中、初级职称者合计只占4.8%，其余的95.2%均无职称。低素质的劳动力和经营者结构，影响了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导致产品技术含量低，抗风险能力弱。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主动应对能力低下，转型升级困难。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政府应加强扶持政策，中小企业也应自主创新，积极应对危机。通过调查分析，我们认为： （一）政府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当前我区中小企业正处于一个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政府应通过政策扶持，努力拓展企业发展空间，促进企业平稳健康发展。一是加大财政扶持力度，财政资金的支持重点和扶持方式应从传统的支持具体企业和项目为主向搭建公共服务平台、提供公共服务、为中小企业成长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转变；整合现有的科技、技改、贴息等财政资金，重点支持成长型中小企业培育、担保机构奖励和企业服务平台建设；发挥财政资金导向作用，推进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二是加大出口扶持力度，用足用活各项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商品出口，涉外部门要积极为中小企业出口提供指导和各种服务，帮助中小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努力推动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三是拓展企业发展空间，在编制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和工业用地出让时要给中小企业的发展留些空间，对零用地技改企业给予一定的扶持政策，鼓励企业租用闲置厂房、仓库和场地，进一步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四是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高办事效率，规范收费行为，清理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涉及中小企业的收费文件，特别是要修订对中小企业有歧视性的注册登记费等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指导和管理，杜绝以罚代管的简单管理行为，切实减轻中小企业的负担。 （二）政府应创建企业服务平台，优化企业发展环境 重视创建各类公共服务平台，优化企业发展环境，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自身无法解决的实际问题。一是建立和完善科技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与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牵线搭桥，帮助中小企业引进项目和技术，分行业建立研发基地,帮助中小企业解决生产和管理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二是建立市场信息平台，及时搜集国际国内的市场信息，编制主要贸易国家的风险预警报告和行业发展的趋势预测报告，引导企业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经营决策。三是建立人才培养平台，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制订人才培养计划，以企业的需求为导向，开展上岗、在岗提高和专业技术职称等不同类型的培训，杜绝为了应付完成考核指标的无效培训。四是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服务平台，由政府部门、金融机构、银监部门组建三位合一的中小企业信用服务平台，借助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化信用等级评价，建立企业信用档案，为金融机构和担保机构提供企业贷款资信依据，发挥信用信息效能。五是完善和加强行业协会平台，建立一支真正有权威性、公信力、严格约束力的行业协会，发挥行业协会在规范市场规则、杜绝恶性竞争、协调内部矛盾、沟通各方关系等方面的作用。 （三）政府应完善金融服务体系，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完善服务体系。一是各级政府要在发挥国有银行融资主渠道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地方商业银行和小额贷款机构，促进民间借贷的合法化，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二是重视政府起主导作用的担保机构的建设，加强对民营担保机构的监督和管理，规范担保市场。筹建再担保机构，努力控制担保风险。财政每年可安排适当的资金用于担保风险补偿金，促进和引导担保市场健康发展，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更好的服务。三是金融机构要以发展的眼光对待中小企业，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简化贷款流程，增加贷款品种。对企业的贷款审查要考虑中小企业成长性和财务核算的不完善性，准确全面评估中小企业资信。五是银监部门要牵头建立中小企业贷款协调机制，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帮助解决贷款困难，避免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而不顾实际地抽贷。同时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防止无真实商品交易的承兑汇票和应付规模考核的期末放贷等现象的发生，使国家扶持中小企业的金融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四）企业要树立信心，炼好“内功” 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区中小企业造成较大影响，究其原因，既有来自外部的因素，同时也有企业自身产业结构和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原因。企业应炼好“内功”，渡过难关，实现新的发展。一是重视技改投入、加快自主创新，实现产品更新换代，增强市场竞争力。有条件的企业要努力创建自己的产品研发机构，目前尚不具备条件的，也应加强厂校、产研联合，搞好借脑开发，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提升产品档次和品牌影响力，提高产品的盈利能力和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二是加强市场调研，扩大产品的市场份额。加强对国内市场的培育，巩固和开拓国外市场，实现两个市场互补发展。建立和完善点、面结合的销售网络，提高产品的市场覆盖率。根据国家产业规划，确定本企业发展的方向，制定好中期、长期发展计划，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和思考企业定位、企业战略。三是强化企业内部管理，规范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引入先进管理模式，实现管理重心下移，推动企业从生产型向经营型转变。注重人才培养，加强一线工人培训，提高管理人员的能力。坚持诚信经营，加强信用建设，强化财务管理，完善会计核算。采取多种措施开展节能降耗增效活动，使企业发展有强大的后劲，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